特供

今天看到李承鹏的一句话： “ 这个国家真是奇怪，既希望民众在临沂时默不作声，又希望民众在佛山挺身而出。 ” 很是精彩，仅凭这一句话，就胜过了这个国家今年评出的所有写作奖项。 其实，说奇怪又不奇怪，因为这个国家历来如此，有一首红歌不是这样唱的嘛： “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 ，这就是这个国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听话。 但是，这个国家既要求百姓 “ 听话 ” ，又要求百姓 “ 见义勇为 ” ，真是够难为人的。山东临沂的盲人陈先生倒是见义勇为了，义务帮助农民跟当地政府打官司，结果被罗织罪名关了四年，放出来之后全家都被当地政府软禁，当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雇佣二三十名大汉日夜监视，去探望的人均遭到这些 “ 政府雇员 ” 的辱骂殴打。陈先生全家的悲惨处境是需要大家见义勇为的，但是政府不允许。不仅不允许，连说也不允许说，看也不允许看。广东佛山小悦悦的惨剧由于不牵涉政府的直接责任，便允许高调讨论并谴责起来。两相比较，李承鹏先生名之为 “ 这个国家真是奇怪 ” ，可谓一语中的。 我出生那一年 “ 反右 ” ，几十万人仅仅因为对 “ 党 ” 提出了批评意见便被这个国家肆意迫害。于是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耳朵里不断被家长训诫：要听话，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 …… 总之是谁有权力就听谁的话，当然最终要听毛主席的话，其实所谓的 “ 文革 ” 造反，不也是听毛主席的话才 “ 造反 ” 嘛，所以听到有人说 “ 文革 ” 如何如何 “ 民主 ” 、人民如何 “ 当家作主 ” 之类的昏话，我就只有咧嘴一笑。 在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是主人，不需要听话，更不需要 “ 遵纪 ” ，只要守法就可以了，因为法律是被公民投票选出来的立法机构建立并维护的。公民社会的整个选举过程和立法过程都要遵循严格和公开的程序，否则就是 “ 非法 ” 。 在非公民社会，普通老百姓经常政府官员被指责为 “ 非法 ” ；而在公民社会，被指责为 “ 非法 ” 的却常常是那些平时出头露面的政府官员。这就看出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了。 最近中国大陆发生了一系列的 “ 不道德 ” 事件，引起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于是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产生了重建道德体系的诉求。但问题是，要重建的这个道德体系究竟是个神马？ 从 1980 年代开始，大陆官方就开始检讨自己在道德教育上出现了失误，邓小平那句名言 “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其中的 “ 一手 ” ，指的就是道德教育，当然官方的文字定义要复杂一些： “ 社会主义理想道德教育 ” 云云。也是在 1980 年代，大陆官方为此还发动过两次运动，一曰 “ 清除精神污染 ” ，二曰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而且，广受尊敬、公正而廉洁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老人们联手赶下台，最大的罪名就是 “ 反自由化不力 ” 。再往后的 1990 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十多年里，大陆官方 “ 思想文化战线 ” 用力最多的就是 “ 社会主义理想道德教育 ” ，几乎是 “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所以，如果说大陆官方 “ 忽视了社会主义理想道德教育 ” ，那真是天大的冤枉。相比 “ 自由化 ” 的公民社会（西欧、北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等），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大陆这样整天把 “ 理想道德教育 ” 喊得这样震天响，抓得这样 “ 硬 ” 。但就是这样，人家的社会道德倒是安安稳稳的，咱们的社会道德却在不断 “ 滑坡 ” ，这个 “ 奇怪 ” 可就大了去啦！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把公民社会与非公民社会的诸种因素逐一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大的不说，说点小的： 公民社会是公民监督政府，非公民社会是政府监督百姓； 公民社会是公民教育官员，非公民社会是官员教育百姓； 公民社会的政府主要成员要公布私人财产，非公民社会 “ 政府官员公布私人财产条件还不成熟 ” ； 公民社会的公民不须 “ 遵纪 ” 、只要守法，政府更要守法；非公民社会百姓不但要守法还要 “ 遵纪 ” （听话），政府却可以不守法； 公民社会司法独立，非公民社会司法要接受 “ 党委领导 ” ； 公民社会的政府家必修课是被监督、被讥讽、被辱骂；非公民社会的政治家必修课是被歌颂、被特供、被学习； 公民社会的辩护律师天职是帮助委托人脱罪；非公民社会的辩护律师要配合政府 “ 打击犯罪 ” ，如果被发现帮助委托人脱罪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 公民社会的所有政党不能也无法花纳税人的钱；非公民社会的所有政党（包括被允许存在的所谓 “ 民主党派 ” ）都花纳税人的钱并且无须解释； 公民社会的文化是公民社会本身，没有所谓的 “ 文化体制 ” ；非公民社会要由中央政府领导 “ 文化体制 ” ； 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高于法律体系之上的人类良知；非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是 “ 听话 ” （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响应党的号召，遵守党和政府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纪律）； …… 好了，不再列举了。 如果要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还是在建立公民社会上下点功夫吧。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2011年11月09日 10:45:58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心”   　　    　　□  鄢烈山（杂文家、资深媒体人）   　　 历史的惯性   　　     　　2011年中秋节前夕，在《新快报》上读到殷海光的名篇《赶快收拾人心》之节选。我的湖北老乡殷海光（1919~1969），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介绍其简历的文章，一般都会提到这篇1948年11月4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文章，以及1957年发表于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后一篇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敢于讲真话。   　　写《赶快收拾人心》时，殷海光是《中央日报》主笔，当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急。他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当然是出于对政治现状的痛心疾首。他写道：“享有特权的人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他提出“希望在哪里呢？”至于如何“赶快收拾人心”，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即改弦易辙抑制豪强与特权，还权于民。但就像贾府里的焦大被塞了满嘴的马粪，殷海光因写此文遭到蒋介石的怒斥，差点丢了饭碗。国民党政权随后也就只有“转进”台湾了。   　　这似乎应了一句俗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然而，蒋介石当时真的不急吗？他可不是明代那个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觉得天下太平自己怎么骄奢淫逸胡闹都不碍事。1948年底，辽沈、平津和淮海（国民党称“徐埠”）三大会战失败，“钟山风雨起苍黄”，中共军队渡江在即，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焉能不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蒋更相信自己才是掌控时局的政治家，比殷海光这些书生更有大局意识，危难时期劲可鼓而不可泄呀！   　　讨论60多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想分析的是有历史惯性的政情世态。   　　历代统治者即便没有饱读诗书，对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理论也根本无知无觉或无信仰，起码他们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听父兄师长诤友念过“得民心者得天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之类治国古训。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信念和算盘：或者自信满满，觉得“人莫予毒”，根本就不相信天下有自己摆不平的力量；或者极端自私，我行我素，怀着南朝梁武帝萧衍“（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心思。若在上者怀着 “击鼓传花”的心态对待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下者则多怀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想法，不管不顾地享受着“有权的幸福”；而社会矛盾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掌权者可能不敢变法，足将进而趑趄，生怕产生“多米诺骨牌反应”或“溃坝效应”，宁肯听天由命。当然，更一般的认知是，既得利益者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黄炎培的回答，要走出治乱相循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只有依靠人民监督政府。     　　 宝贵的“公民心”   　　     　　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强权、特权和腐败深恶痛绝。观世情察民心，只要上一上微博，对这种情绪就一目了然。论事实，说强权，只要看一看强拆强征的恶性案件，在相关条例修改颁行后并没有消失，自焚案和群体事件仍时有发生；说特权，“特供菜”之类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说腐败，近日惹得舆论大哗的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贫困县秭归的账单（13人在20余天内开销80多万元），无论怎么开脱都是腐败行为。还有财政税收高增长，贫富两极分化的炫富欺贫，真凶出现6年，而被冤死的河北青年聂树斌至今得不到昭雪，等等，令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接受。应该说，当下民众“人心思变”的程度，绝不亚于奥巴马三年前竞选美国总统提出“变革”口号之时，更遑论喜欢谈论时政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吁推进政改。   　　那么，当下的政改是什么状况？   　　在2011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2011年9月14日下午，在大连承办的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与企业家代表对话，温总理又就政改谈了5点看法，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维护司法公正，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坚决反对腐败。可是，不必讳言，温总理讲政改已不是一次两次，“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命，在人心”并没有成为掌权者的共识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丑闻怪事层出不穷，刺激民众神经了。   　　普通公民该做些什么？这使我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国家政权的更替是皇帝与食君之禄的臣僚们的事，普通百姓不必瞎操心；而保持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则是每个卑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的。顾炎武这番话有其“先进”的一面，即将国家政权的兴替与社会实体的存亡和民众的责任脱钩，而强调文明的传承和个体的道德自律，这对至今把国家、民族与政权、政府混为一谈的人有启蒙意义，对将社会责任完全推卸给当权者的论调也是有力的反驳。但顾炎武的话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不仅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只有“天下”观念），也完全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所谓现代公民意识，核心当然是“主权在民”的思想，不承认“家天下”，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由此，派生出两点：   　　一是与顾说相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意识到每个人的言行都影响“天下”的文明程度，行仁义，守礼法，重诚信。从这个角度理解“国之命，在人心”，我们现在的人心之败坏（有学者叫“社会溃败”）难道还需多说吗？那么多伪劣食品从种养到加工再到消费者手上，难道全怪官方监管不严才让有关人员的良心喂狗了吗？动辄把人往死里揍的城管队员或公司保安，怎么就甘当打手还下手那么狠？那几个诬赖救人者是撞人者的老太太又是怎么回事，官方不至于教唆她们恩将仇报吧？大多数人都对天地良心负责，都有公共道德，这个社会才是有药可医的。   　　二是对公权力和政府的监督意识。公民要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忍气吞声“算了算了”；要敢于当“出头的椽子”，挑战不合法不合理的公权力滥用，而不是只想等别人出头了，自己搭便车。这是宝贵的“公民心”，也是可贵的公益心。   　　有现代公民心（公民意识），就不会寄希望于明主、贤臣、青天大老爷；就不会坐等开明的权威来解放自己的思想；就不会坐等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而是会反求诸己，与掌权者进行良性互动，依法依规循名责实，要求掌权者兑现自己的承诺，带头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并对不公正的社会规则提出质疑，推动“变法”。   　　在这方面，比如，深圳多年来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杨剑昌，督促政府部门公开预算的吴君亮，广州抗议地铁公司乱花钱装修的中学生“举牌哥”，不怕打击报复而监督公车私用的区伯，还有“口罩男”、“拇指妹”等人，都是好公民，是大家的好榜样。近年网络上官民良性互动，促成社会进步的事例更是不少——当然，还要在推动制度性解决上下更大的功夫。   　　与只知怨天尤上的中国传统思维不同，承认“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就将人民摆在主体地位了。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每个人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不恨恨而死，更不用官员的堕落做自己作恶行非的借口，努力建设公民社会，努力推动改革前行——国之命，就系于这样的民心，我想。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 “组织”不是国中国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