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金融时报 | 与弗朗西斯•福山共进午餐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迟到了。我们约好在Roast餐厅见面,那是位于巴腊鲜货市场(Borough Market)的一个典型的英国餐厅,离英国《金融时报》伦敦办公室仅5分钟路程。中午12:30,我准时到达,而后被引到一个较为安静的位置上。10分钟后,我开始紧张起来。也许福山以为我们要在办公室见面?我给英国《金融时报》前台打了个电话,得知他没有在那里等我,才松了一口气,一边喝着水,一边等待。 20分钟后,福山来了。他纤弱、瘦小,穿着一件得体的灰西装,打着领带,口中连连道歉,说他的公关人员没有意识到来餐厅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位美国作家兼学者来伦敦,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这本书讲述的是古往今来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这个话题太大了,福山分了两卷来讲,第一卷的时间范围是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福山现年58岁,我认识他有些年头了。2006年,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我为他客串讲过一系列课程。那时,他是那里的国际政策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cy Economy)教授。去年,他去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我们就放弃葡萄酒和头盘达成了一致,他选了鸡肉培根派,而我已经点了当日特供——去骨全烤小羔羊肉。 我们的谈话从刚刚爆出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捕的新闻开始。福山说:“这个故事真不可思议,不是吗?即便真如他本人回应所暗示的,是某种陷阱,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真实性,那就是不可想象的。” 菜上得很快,我埋头大吃我点的美味羔羊肉,而福山吃得很慢,边吃边思考怎么回答问题。(后来,我吃完很久以后,他面前还有食物,但当服务员过来想撤盘时,他挥挥手阻止了。) 福山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他在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他对民主的支持,有着比以往严苛得多的前提条件。 他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更容易维持,这恰恰是因为制约与平衡允许(制度进行)调整。你可以摆脱一个不好的领袖。” “然后,我又想到,引入规范的维度,是因为威权国家没有认可其公民的尊严。这让我厌恶这种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这是这种制度的弱点——因为人民对于受到如此待遇的怒火,会在某个时点爆发。” 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在许多方面,亚洲的政府——不仅是中国,也包括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和韩国,看上去更像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因为它们丝毫不需要向下负责。你不需要应付选民……你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一个国家,而我认为这在现阶段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话题转到中国,福山说:“中国威权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他们在毛泽东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绝不再允许任何个人对制度握有如此的主宰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任期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是集体决策。但是,最终,那种制度也会失去效率。”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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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乱删 岂有此理!

(2011-06-14 16:07:42)转载请大家查查6月14日是谁当班,竟删我博客日志11篇,扣除其中两篇重复的也还有9篇!这些文章大多是早前发表的,也就是说已经过了许多其他当班的管理员的审查。这些文章都是揭露美帝阴谋和害华、反华或反对农业部转基因的。从删去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可知删文章的是什么样的人!6月14日本博被删文章如下: [通知] 亲爱的新浪博友:201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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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皇帝吃“特供”吗?

明孝宗朱祐樘 明 清 两代,皇家从民间索来的贡品和采办的食品,其品质比一般老百姓吃的好一些,但产地和老百姓吃的也没什么区别。那时候,不用说皇家,即使多数百姓,似乎不需要对食品安全担心。 作者:十年砍柴,选自:南方都市报 我大学时,听教民间文学的老师讲过一笑话,说两位陕北老农在闲谈皇帝怎样过日子。一位老农说,皇帝坐在屋里,肯定前面一油锅后面一油锅,想吃油条炸油条,想吃麻花炸麻花。 老师用这个笑话来证 明 想象力受生活的局限。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老农想象人生奢华的享受无非如此,不必嘲笑。不过,“皇帝吃什么”,确实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天子富有四海,所吃的食品品种之丰富、质地之优良,超过一般百姓应属正常。但皇帝也是肉身凡胎,生理结构与常人无异,其日常所食和一般人不会有太大差别。 明 末 清 初的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南京贡船”所载上贡皇宫的货物种类和数量,其中以食品为主,有: “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樨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薹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饯、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樨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 这些贡品送到北京供大内享用,每年南京一地的贡品就如此繁多,以大明朝之广阔疆域,各地进贡食品之多,可想而知。但大内不仅仅是皇帝一张口,嫔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所食,再加上经办官员的贪污克扣,全国各地每年进贡的食品还远远不够。进贡,仅仅是皇宫食物的来源之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 明朝皇宫食品另外一大来源是“上林苑”所产,上林苑就是专为皇宫生产食品的“皇家农场”,同为《枣林杂俎》所载: “上林苑蕃育署畜养户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顷三十四亩,鹅八千四百七十只,鸭二千六百二十四只,鸡五千五百四十只。光禄寺取孳生鹅一万八千只,鸭八千只,鸡五千只,线鸡二十只,鸡子十二万。太常寺荐新奉先殿新雁十二只,雉嫩鸡各十三只,鸭子二百四十,鸡子二百八十。本监岁进贡鹅六十五只,鸭黄七十五只,鸡黄五十只,大雌鸡十五只,鹅子九百五十,鸭子二万五千。内府供应鸭子三万。 嘉蔬署栽种地一百十八顷九十九亩,岁造宫菜十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三斤。又光禄寺青菜二十四万七千五百斤,芥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牧户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场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顷十三亩,牛九百二十九只,牯牛九十七只,牸牛八百三十三只,羊二千五百六十九只,绵羊二千三百九十六只,公羊二百四十八只,母羊一百五十七只,儿猪六十六只,母猪千只。光禄寺岁取孳生牛八百只,羊五百只,羊羔二十只,腌猪二千口。正旦、冬至节肉猪千口。内府丁字库岁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两。太常寺荐新活兔八十一只。” 可见皇家农场里,豢养着各类家禽家畜,栽种着各类蔬菜。全部的牧场和菜地,加起来4000多顷,看起来数字惊人,但对一个统治着当时星球上最富饶的帝国的皇家来说,也不算太过分。 各地贡品加上皇家农场所产,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宫廷需要,那么不足的部分则由负责皇家饮食的光禄寺向民间采办。采办是一种商业活动,按道理说比皇家自己办农场更节省成本,比向各地官府索贡更仁慈,但由于在权力通吃一切的体制下,皇家采办和卖东西的商户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一方面,采办的光禄寺官员勾结中介,虚报价格,所吃的回扣惊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言:“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 清 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宫廷修房子如此,采办食品亦是如此,这是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下一切政府采购的通病。而另一方面,又如白居易《卖炭翁》所描写的那样,把持这一买卖的官商欺压那些小供货商,先拿货后给钱,而且给钱时七扣八减。明朝皇帝中最为体恤民情的孝宗曾下令:“买办供应,即宜给价,不许行头用强赊买。今后但有指称报头等名目,强赊害人,所司严以法治之。” 清代的皇室,相比较明朝节俭得多,康熙朝的一年宫廷用度,不到晚明的十分之一。这当然是前期,到了后期,政治腐败导致皇室和官僚腐化惊人,这也是一种历史规律。 清朝相比较明朝,疆域更为广阔,各地进贡皇室的食品更为丰富,如皇帝的主食有:东北的黏高粱米粉,散高粱米粉,山西的飞罗白面,宝鸡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山东的耿饼,安徽的青饼。在北京郊区有玉泉山下产的稻米。但满清时期的“上林苑”似乎已成为皇家郊游的“农家乐”,其专司皇家食品生产的功能相比明朝已弱化,清朝皇宫的食品向民间采购的比例更大。和明朝不一样,清朝有个特殊的机构内务府,专司皇宫日常生活的用品采购和管理,是一大肥缺。而光禄寺便边缘化了,沦落为仅仅负责朝廷节庆、典礼等大型政治活动的饮食。这类“国宴”并不常有,所以光禄寺的油水比起内务府差多了。因此清代民谣中,“光禄寺的茶汤”居“十大可笑”之首,说它完全是摆设,中看不中吃——— 好不容易有机会揩油,光禄寺官员连茶汤也不会放过。 明清两代,皇家从民间索来的贡品和采办的食品,其品质比一般老百姓吃的好一些,但产地和老百姓吃的也没什么区别。那时候,不用说皇家,即使多数百姓,似乎不需要对食品安全担心,腐烂变质的食品凭肉眼和鼻子就能察觉,而化工技术很落后,再聪明的人也造不出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吊白块米粉。那时候连农药、化肥都没有,皇帝和老百姓一样,除了吃纯天然的食品外别无选择。那么,皇家的食品来源渠道,也不必太“特殊”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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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全耀 | 毛泽东时代百姓天天吃窝头一年一回“带饼国”(图)

唱红歌种红树的一家老板问我,推销全红杨生态种植该不该联系政治全国山河一片红?老秦不加思索地答道:唱红歌,种红树,穷得百姓吃窝头。种红树,唱红歌,一年一回“带饼国”。本博不解,你们好端端的种红树利民工程,为什么非要去裹唱红歌? 毛泽东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饥寒交迫。 当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吃窝头,就咸菜,我们是毛主席的好二代。 为什么吃窝头呢? 那时计划经济的粮食供应,粗粮占了七八成,吃不上大米白面。 没辙,到了冬天,不吃窝头就咸菜吃啥呀。 尽管生活饥苦,老百姓混身浮肿,但还是唯唯诺诺,连敢怒不敢言都提不上,从心里头还是拥护毛主席,他们太善良了,始终相信是天灾和苏联人逼着还债才造成了生活的贫困。 谁说毛泽东时代没有特权? 本博秦全耀从小就生长在被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管辖的地区。 所以用不了十分钟就会走到东华门三十四号的“特供处”。 每到周末,“特供处”门口车水马龙,高官太太家属们纷纷来此采购。 当时老秦只有十几岁,虽然亲眼目睹,却又不敢多想。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时东单公园西侧的北京医院,根本不对外门诊,人们只能从门口过过眼瘾,那可是个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看病的神奇的地方。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 当官的有特权,老百姓只能自谋出路打点零杂来糊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只有十岁的我检过烂纸卖废品抓过土鳖卖药铺,东四摆过小人书摊挨过轰,隆福寺卖蟀率被抓捕。 虽然衣食无着,但还是充满阳光,吃张糖饼都灿烂。 每年四月份学校组织的春游尽管只有一天,但让人们能暂时告别咸菜窝头。 每到那一天,家里都会给去春游的孩子煮两个鸡蛋,烙一张糖饼改善伙食。 因此,忆苦思甜有感受,毛泽东时代是平时吃窝头,春游才是“带饼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主政中央党政工作期间,曾一度提出“清除封建主义遗毒”,就包括了取消中央高层的特供制,阻力一直很大。到了1990年,由于民怨沸腾,东华门三十四号的特供商店才不得不对外关闭。 “物资 特供处”的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 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只不过是寻常之物。 这里的国产名优特新产品也是应有尽有,餐饮部宴会需要的茅台酒、五粮液都从这里采购。这里的黄花鱼,一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8分钱一斤!个个像篮球那么大。 当时北京百货大楼对老百姓开放的只是一至三层。高高在上的四层也是个十分神秘的北京官员 “ 特供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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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仰在哪里

(一个半月前写的东西,给凤凰网博报“寻找中国人信仰”配的一个评论,最后没用) “中国连幸福的猪都没有了”,看到双汇瘦肉精事件,朋友不无感慨的跟我说。 这种感慨,让我们的“寻找中国人的信仰”变得有些苍白。如果做一个幸福猪的权利都没有可能,还能奢求什么呢? 做“寻找中国人信仰”时,五六个人,在亿万个甲醛分子侵入肌体的空间里,争论什么是信仰,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多少有些黑色幽默。在只有甲醛信仰的空气里,我们确认了一个公理:每个人都有信仰。简单说,就是不能因为空气里甲醛味道太浓,就说只有甲醛,没有空气。信仰与人性相仿,每个人都有,但它是复杂的综合体。有的人身上展现的是善,有的人身上你只能看到恶。 信仰也是,有对神灵的崇敬与敬畏,我们称为宗教信仰,比如上帝;有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诉求,我们称为政治信仰,比如共产主义;有对追求自我利益的不择手段,我们称之为实用主义信仰,比如瘦肉精。 当“我爸是李刚”横空出世时,媒体关注公权力的滥用,网民宣泄着“没有人性”的声音。这个时刻,媒体关注的是公权力的恶,网民关注的是人性的恶。人性尚可有完善的制度来规范,让恶没有可施展的空间,公权力的恶就很难去监督。这就涉及一个信仰的衍生,公权力有信仰吗?有,那就是权力制衡,所谓的民主只有,三权分立,就是公权力应有的信仰。 我们在信仰上迷路了。从有历史记载的那一天,中国人就没有缺过信仰,但一直在迷失。商周的联邦制、礼仪,春秋战国的外儒内法,汉朝的独尊儒术……实际上,从秦王嬴政开始,中国已经开始用法家的实用主义信仰攻城略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又一次有了突出的表象。 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让中国人慢慢陷入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人死活的境界。从三聚氰胺的三鹿到瘦肉精的双汇,从竞价排名的百度到罔顾版权的百度文库,都只有一个目标:自己的利益。 中国人的信仰,现在就只剩下利益。纵有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绝望的呐喊,有见识的社会学者鼓与呼,公权力与权贵眼里只有利益。这也是强拆无处不在,上访屡禁不绝的根源。有了你的利益,就没了我的利益,在利益上的你死我活里,信仰的表象是一种恶的状态。 找关系、托门子已经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找关系、托门子就是一种对潜规则非常坚定不移的信仰。而公权力的执行人,对关系、门子的信仰更为深入骨髓。看过一个段子:看过一个段子:交警队长酒桌上对朋友说,咱地界上你随便开,出了事算对方责任。晚上分手后果然接到朋友电话说出事了,是自己的责任。队长说,不,是对方的责任。朋友说,对方是树。 每个人都有信仰,有的人身体力行坚忍不拔;有的人在生活中践行却浑然不知。在凤凰网“寻找中国人信仰”的策划里,我们力图让每个人都明白,信仰不是蓝天上的白云,高不可及。信仰也不是茅房里的石头,不忍卒闻。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里,她是一群人在一个阶段较为稳定的价值观。 争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会很无聊。对一个存在的东西,讨论其有无,则有些无耻。凤凰网“寻找中国人信仰”的策划,想要说明的事实很简单:你有信仰!但这个信仰是什么,取决于你内心的选择。 除却政治信仰,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信仰的信徒,“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道长”李一,被养生学忽悠的大部分民众。所谓的信仰迷失,就是被私利蒙住了眼睛,只看得到眼前,看不到五米外的陷阱。 实用主义信仰也不丢人。如果13亿人都信仰实用主义,大家就是平等的。无非是你给我吃苏丹红鸭蛋,我卖你避孕药喂的鳝鱼,每个人都害人,每个人也被人害。如果你是被特供的特权人物,不用关心这个话题。 以前我们谈信仰,都说崇高理想;现在我们谈信仰,只能说利益。以前我们有精神信仰,有底线;现在我们有实用信仰,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其他人死活。 只能期待未来,实用主义信仰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崇高理想信仰的人越来越多。而这,要靠制度及对公权力的约束。只有公权力和权贵被关在笼子里,人们失去了找关系、托门子的机会,公权力没有了寻租空间,权贵们为笼子所困不能飞扬跋扈,实用主义信仰就会无法生存,崇高理想的信仰才会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就不再是人人都信仰实用主义的的丛林社会,而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社会。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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