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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1951年的黄宗英 黄宗英(上左一)和赵丹(上左二)坐在毛泽东后面,罗稷南(下方左三)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那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那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秘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侬笨?!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 病中) (作者黄宗英系著名作家和影星)2105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02年第12期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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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这世间是谁TMD缺德创造了你

当法官集体去嫖娼,得到的结论是敌对势力破坏!当恶警当街摔婴儿,得到的处罚是禁闭十天!当将军的儿子轮奸可以变成娱乐新闻的时候,谁能告诉我正义在哪里??当官僚机构高新养腐拒不公开财产通过却要劳动者延长退休拼命纳税,当人大代表开会睡觉举手通过却要人民拥护政府,当高官特供官商勾结强拆家园却要百姓承受家破人亡吃着化学食品的时候 ,谁能告诉我公平在哪里?? 你告诉我们要做个好梦,大大的中国梦!!每天准时用新闻联播鸟语花香来催眠国人!是的 ! 人有时是需要梦想来激励前进的步伐!但不是对现实充耳不闻!!几十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告诉我们你的先进无比,好吧你是很先进都能上天探月,下海逐蛟,可是依然要靠将军豪语,海带御敌、水下国旗宣扬国威!你告诉我们建了很多先进的工程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地质灾害,可是你却让下游湖泊成了滩涂草原!你是建造了举世高楼雄伟的新城,却让农民从唐朝种地到现在都买不起的只有70年的房子! 你是有宽阔的胸襟援助了、免除了第三世界,却让我们的孩子被校长开房,住在豆腐房子里等着地震火灾让领导先走!! 为什么你们那么先进去还要留恋我们这肮脏的国土?为什么你们这么先进却不敢和我们公平选举?为什么你们这么先进却要我们建立道德档案?? 这世间是谁TMD缺德创造了你。。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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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土地:中国城镇化道路上的血泪故事

中国成都——当她开车行驶在老家附近一条繁忙的四车道公路上时,唐慧青指了指一片空地,她已故妹妹的工厂曾屹立在那里。虽然现在一片荒凉,但对唐慧青来说,那里的一切仍栩栩如生。 4年前,政府官员告诉她妹妹,成都正在往乡下扩建,她所在的村子要为扩建让路。她妹妹原来是农民,后与丈夫一起建了一座小工厂。现在,官员说要将工厂拆除。 唐慧青说,“于是我妹妹爬到屋顶上说,‘如果要拆,就拆吧。’” 回忆起妹妹时,唐慧青的声音变低了,她说妹妹将汽油泼到自己身上,在恳求拆迁人员离开后,将自己点燃。16天后,妹妹离开了人世。 过去5年里,至少有39个农民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从中文新闻报道和人权组织收集来的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地提醒着人们,中国城市化的新浪潮有时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和固执的农民之间的暴力斗争,这一自上而下的工程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十年间农民大部分是自愿的迁徙完全不同。 除了自焚外,农民还用其他方式自杀,以抗议征地。中国非政府组织民生观察报告表示,去年除了6起自焚事件外,还有15名农民自杀。有的人是因拒绝离开房屋而死的:去年南方城市长沙的一名拒绝妥协的农民被一台压路机轧死。上周三,福建省一个4岁女孩在家人试图阻止土地被征用时,被推土机撞倒轧死。 面对这种动荡,政府正在讨论推进城镇化的新政策。一个加快城镇化的计划原本在今年初出炉,但由于担心向城市转移的计划已经在加剧社会紧张状态而被推迟了。政府也正在考虑出台新措施以加强农村居民的物产权。 过去,很多农民曾选择离开土地,去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虽然很多人仍在这样做,但是在官员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农民越来越多地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这种紧张状态在中国的大城市边缘尤其明显。在中国很多城市,官员们在拆除了历史的市中心区、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之后,现在开始瞄准像成都这样城市的郊区农村。 但这些计划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对。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土地,他们认为种地能挣到比在工厂打工得来的更多的钱。在成都郊区,离唐福珍自杀的作坊不远的农民说,他们每个月能轻松赚到好几千块钱,比政府提供的补偿高很多。有些人与唐福珍一样,已经从农业转行到工业。 唐福珍被拆除的工厂以北1英里(约1.6公里)的地方是祝国寺村,这里的村民从2010年以来,多次与警察陷入紧张的对峙。这个村子要为建设成都的新金融区而拆除。村子所在的地区紧邻成都市奢侈的新政府大厦,大厦仿照香港滨水会展中心和被称为“鸟巢”的北京奥体中心而建。 过去8个月来的每天晚上,这里的居民会绕着村子巡逻以防拆迁队前来拆房。虽然有些房子已被拆掉,但有些房屋还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有牛在吃草,这与新政府大楼的背景构成了一幅超现实的景象。 31岁的韩亮是参加夜间巡逻的八、九十个农民之一,他说,“如果我们不抵制,那我们就一无所有。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与成都周边的其他征地案的情况一样,政府官员拒绝对此进行评论。但根据村民提供的房契和信函,大多数人的补偿金在每亩地1500美元(约合9200元人民币)左右,这在他们看来远远不够,因为补偿金只相当于他们几年的收入而已。 尽管祝国寺村的居民中还没有人自杀,但他们陷入了与政府的对持。警察曾将村民包围起来,将他们带走,一些照片显示还有人被打过。 根据跟踪基层抗议活动的 天网网站 ,成都郊区每天都会发生几起暴力冲突。据政府估计,全国每年会发生几万起类似的冲突。 自杀的人数虽然和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却反映出很多农民在土地被征时的愤怒。早在公元前3世纪,诗人兼政治家屈原投河自尽以示抗议,至少从那时起,自杀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抗议形式。在历史上,自焚更多地是佛教徒和道教人士的所为,后被其他人模仿,作为抗议的方式。 上海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Shanghai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主任迈克尔·R·菲利普斯( Michae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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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江亚平:印度媒体――社会的良心

说到印度式民主,有一样东西我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当地的媒体。 作为一名驻外记者,我的很多信息都是靠通过当地媒体获得的,读报因此成为我了解印度的基本功。每天早上一起来,我都迫不及待地把一大堆报纸从门房那里拿回办公室,然后或细或粗地把七、八份英文主流报纸一页一页地看完,并将一些评论和思辨性的文章裁剪下来,以备后用。 印度虽然经济和社会不甚发达,但媒体却很发达。印度有5,600种以上的报纸每天用100种以上的语言发行,其中有150种是大型报刊。印度还发行近40,000种期刊。许多报纸都有100多年的历史。譬如《印度时报》就是1838年创立的,一直出版到今天。报纸全部为私营,但电视台分为国营、私营和合资3种类型。 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而自豪,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己任。他们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印度三权分立后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监督政治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和报道社会的阴暗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因为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此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在网络和电视日益发达、纸质媒体逐渐没落的今天,印度的报纸却依然欣欣向荣,风景这边独好。 譬如印度号称发行量世界第一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就有300万份的发行量。其他一些大报也都有100到200万份的发行量。而印度地方语言、例如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和马拉提语等报纸的发行量也很可观,有的报纸的发行量甚至超过英文报纸。 在我的印象种,印度记者也很活跃,无论是电视台的还是报刊杂志的记者都一样。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的提问往往像连珠炮一样,经常弄得发言人下不了台。印度记者也以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难倒发言人而自豪,有的时候,一个问题要说上十几分钟,简直是喧宾夺主,由此也可见印度人喜欢辩论。印度人能跑,当地人脉又广,因此西方驻印度的媒体一般都雇佣当地人做一线记者替他们跑新闻,因此在印度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很少能看到外国面孔。 印度言论之开放,可以说很少有禁区。2002年2月27日,一些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发生冲突,一辆列车里的50多名印度教徒被大火烧死。结果,极端的印度教徒认定是穆斯林干的,于是开始对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持续几周的暴力活动中,大约2000名穆斯林被杀,两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成为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起事件中,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当地的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表现得十分理智和正义。印刷报纸和电视台没有被民族和宗教情绪所左右,而是一直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这起事件的原因和过程进行深入和中立的调查性报道,揭露印度教派的某些极端和残暴行为,主持社会公道,并对事后进行的司法调查提供证据,施加压力,确保最后对事件得出公正的结论。 还有一个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执政党国大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帕蒂尔在2007年7月中旬顺利当选为新一任总统,也是印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当选不久后顺理成章地搬进了总统府。几天后,也就是7月27日,第一大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却在评论版发表评论说,帕蒂尔不应该住进总统府。 为何?评论说,既然帕蒂尔在当选后自称是”人民的第一公仆”,就应该像个公仆的样子。如何像个公仆的样子?那就应该搬出总统府。 可是总统府是专门让总统住的地方呀。为何帕蒂尔就不能住在总统府呢?评论接着指出,既然总统是人民的”首席公仆”,具有了公仆意识,那就不应该住进如此巨大的宫殿里。首先这是殖民地时代英国总督住的地方,这些总督就在这里统治和剥削印度人,我们的总统继续住在这个殖民时代的象征性建筑里实在很不合适。其次,总统住的地方比世界上大多数总统住的地方都要大,甚至比美国总统的白宫还要大,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感到羞愧而不是自豪。如果总统真的要成为第一公仆,那就应该搬迁出去。 如此巨大的宫殿如何处理呢?评论建议把它变成大学学府或博物馆,或让一些政府部门搬进来办公。 我对印度媒体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媒体对印美核协议的报道。从2005年7月两国领导人签署协议草案以来,媒体的各种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各媒体的记者编辑,还有官员、科学家、学者和政客等纷纷发表文章,就印美核协议对印度国家利益带来的利弊进行讨论和争辩。发表的文章不下数百篇。正是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经过了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机构和知识分子在媒体上的充分论证,该协议在国内最后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政府07年7月23日终于通过了该协议,并在08年得到议会的正式批准。 印度媒体为何能如此独立、如此大胆、如此活跃、如此具有公信力?我想,根本原因有四点。一是宪法规定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设框框和禁区,没有什么主管部门来进行限制和干涉,基本上做到了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二是竞争使然。印度的报业发达,竞争自然激烈。而且因为竞争激烈,因此十分活跃,大家都深入采访,努力挖掘独家新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快,于是有了百花齐放的传媒世界。 三是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比较高,可以不卑躬屈膝地为某些给好处的团体或个人涂脂抹粉,也不需要琢磨着去拿好处费、封口费和版面费。据我的了解,在以拿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群中,军队的收入最高,其次就是媒体。我在孟买为新华社招聘写金融消息的当地雇员时了解到,一个在当地媒体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一般月薪为2.5万卢比(当时1元人民币相当于5卢比),而从事5年以上新闻工作的有一定经验的记者,月薪则在5万卢比以上。有一次我与路透社孟买分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聊天,他告诉我他曾想挖一位在《经济时报》工作的记者,开价8.5万卢比,可这位有10年从事金融报道经验的印度记者却拒绝了路透社的邀请,因为他在《经济时报》已经能拿到8.5万卢比一个月,而且工作也比较轻松,为何要去工作更为紧张的路透社?至于在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外国媒体机构工作的雇员,工资的起薪就有月薪6万卢比,高的可达13万卢比。这是什么概念呢?政府部门一个处级官员的月薪也就是1万多卢比。一位有15年教龄的尼赫鲁大学的副教授告诉我,他一个月的收入是2.5万卢比,算起来正好是孟买一位刚入行的记者的薪水。新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记者的收入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一般的记者月薪也都有2万多卢比,拿4、5万卢比的记者不在少数。 最后一点,印度媒体基本上都是私立的,除了有两家政府资助的电视台和电台外。有的是股份制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譬如发行量第一的《印度时报》,就完全是个家族统治的报纸。我曾问过该报的主编,老板如何管理他们。他笑笑说,老板一年有8个月在北部山区修行,2个月去世界各地旅行,管报纸的时间只有2个月,能管什么?而且老板对下属很信任,除了大政方针,一般的报道基本上让总编辑管理,不过问不干涉。 连老板都不干涉,更不要说政府了。上级机关的审查、监管、下指示、打招呼的事情基本没有,有的话也会被媒体捅出来,因此印度的媒体可以按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则来运作,相互竞争,共同提高,雅俗共赏,让读者受益。那种千篇一律的通用稿在报纸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其实,在法律范围内,新闻越开放越自由,对社会越有益。媒体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很大,完全可以通过提供真实情况来揭露时弊,揭示真理,让读者和受众根据这些事实对问题和事件作出理性的判断,不至于让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且也帮助充分享受各种信息的各级决策者作出更加明智与合理的决定,利国利民。 印度的媒体大体上可以称作为社会的良心,当然也有在竞争的压力下自由过了头的时候,使得有些媒体不时作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通过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的报道来吸引读者观众。但虚假和不实报道做多了,信誉没了,也就离关门不远了,因为读者不傻,市场无情。 推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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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张林两女儿成功离开中国 抵达旧金山

安徽民主人士张林为失学的女儿呼吁遭到逮捕。张林的两个女儿,9月7号成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旧金山。协助他们的姚诚被公安拘留。在美国帮助他们获得签证的朋友、《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张林1989年就因为支持民运被判刑两年,后两次被劳教三年。2005年因为参加赵紫阳追悼会入狱四年。一直是国保监控的对象。 张林的大女儿儒莉在合肥上大学。今年4月,他为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为小女儿安妮在合肥办好入学手续。但是10岁的小女儿上了三天学就被国保带走,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关了三个多小时,又和他爸爸一起关了20多小时,引起网友愤怒。各地律师和网友围观声援,演讲、绝食、烛光晚会活动沸沸扬扬,最后遭公安清场、抓人。 7月张林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介绍,当局要把他的小女儿送往福利院。 张菁:“他们这样对孩子的目地在于威胁大人,威胁伸张正义的人。你们要搞民主、搞维权,那可能会威胁到你们孩子的利益。你们的孩子也可能就是这种下场。最后送福利院啊,或者怎么样的。” 张菁联系了美国《妇权无国界》创办人瑞吉(Reggie Littlejohn),后者愿意做安妮的监护人。她们又联络议员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要求给安妮签证到美国读书。8月22号,张林刚写完委托书就被正式逮捕。. 两个女儿到南京与母亲会合,三人把自己的手机放在朋友家,然后悄悄去了上海。朋友带着这些手机逛街,让合肥公安以为女儿们是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大女儿在上海发了两个邮件给她的朋友,公安追踪到他们待的旅馆。一直为《中国妇权》在中国做义工的姚诚是张林的朋友,因为协助母女三人被公安带走。帮助开旅馆的人都受到盘问。好在他们的护照已经委托朋友先藏起来。通过张菁的联系又取回护照。 张菁:“表送上去后,第二天,领馆的人带她们进入领事馆,把手续全部办好,给了她们签证。昨天,送她们上飞机。确定她们上了飞机、离开了中国,才走。这两姐妹从此以后改变了命运。” 大女儿过些时候将来到纽约与亲戚团聚。安妮将留在旧金山跟瑞吉在一起。 张菁:“今天早上瑞吉告诉我,她已经帮她们两个买了健康保险,有什么不适应要看医生的话,她们已经有了保险,不用担心。都安排的非常好的。瑞吉还会带他们去买衣服。” 张菁感慨的说,姚诚用他的自由换来两个孩子命运的转折、一辈子的自由。他们会继续为姚诚和张林呼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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