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 “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 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 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 “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 “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 ”（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 ——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军队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 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黄章晋，凤凰周刊主笔，先后担任华夏时报评论员、青年参考副主编、网易新闻中心副总监。原文链接： http://www.bullogger.com/ 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 304978.aspx ）    

2008年3月的拉萨暴力冲突和2009年7月乌鲁木齐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再次推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心，而这两桩事件也就成为从“奥运之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欢乐大联奏中最强烈的不和谐音符。中国政府在平息事件之后所给出的官方定性，都强调两起事件绝不是民族矛盾及/或宗教矛盾；而是境内外以达赖喇嘛和热比娅为首的分裂分子利用国际、国内机会（北京奥运和韶关工厂斗殴事件），里外勾结，煽风点火，所引起的两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相应地，各派反共或反华力量对于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自然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和反对意见。 就学术界而言，努力从政治性、策略性的争论中跳脱出来，给予两起事件尽量冷静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反照各派政治论述，或许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事发地区的普通人们）来说并不是无益的。限于篇幅，本文将着重探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则容后再议。 本文首先对乌鲁木齐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进行解读，并认为该次事件事实上说明了“疆独”分裂主义的式微而不是强大。进而论之，官方对该事件的定性恐怕有南辕北辙之嫌。文章然后对“疆独”的起源问题进行简单地探讨，并认为“疆独”分离势力的国家想象和建国欲望事实上来自苏联在新疆持久而独特的影响力，特别是苏式民族政策的启发和示范作用。而随着苏联的崩溃及其后续民族国家的不完美表现，以及同期中国国家实力的显著相对上升，“疆独”建国梦想的现实可能性和它在广大维族公民中的可欲性都急剧下降。最后，文章对现在中国政府以“统一与分裂”的视角持续应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做法提出了疑问和担忧。   一、 乌鲁木齐事件中缺席的 “ 疆独 ” 因素   此次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之直接起因是前此发生于广东韶关某工厂的维汉工人之间的殴斗，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韶关事件本身的起因，事发之后粤、新两地政府的措置，以及各路境外势力少不得的借题发挥，当然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尤其是两起事件之间的传导机制）。但是，就本文目的而言，值得特别重视的却是7月5日和随后数天里，乌鲁木齐街头的暴力冲突本身的一些特点。由于事情本身的敏感性、严重性以及尚处于司法处理过程之中的事实，作者尚未看到海内外任何的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对于“7•5”事件过程的叙述。不过，从事发之后充斥各个网站的视频，以及作者本人同一些身处乌市的师友的交流来看，此次暴力冲突除了规模和血腥程度超越以往之外，令人惊奇的是一些标志性的“疆独”因素的缺失。比如，暴力分子并未喊出诸如“东突建国”或者“黑大爷（对汉人的一种歧视性称呼）滚回去”等几十年来为当地居民耳熟能详的“疆独”口号，暴力分子也没有明显的有组织的冲击政权机关（随机性的攻击派出所、交警队等则不少见）的举动。这一点的一个反面例证是，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的文宣攻势中，虽然矛头直指热比娅等境外分裂势力，但却并未以乌市街头证据中具有鲜明分裂主义特点的口号、旗帜等等作为指责的依据。如果我们能够有理由地假定，中国政府绝不会放过类似的口号和旗帜作为指责热比娅等的证据，那么此类证据在政府文宣中的缺失，至少给此类“疆独”标志性因素在整个“7•5”事件中的缺失提供了部分支持。 当然，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7•5”事件的具体过程外界仍然是了解的不够详细。甚至对于身处乌市的广大居民来说，其每个人的所闻所见也都是局部和片段的。因此，上述分析也就可能是被证伪的。不过，综而论之，就目前可得的、真实但未必全面的信息研判，作者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7•5”事件的过程“疆独”特色很不明显，至少没有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确证的“疆独”事件中那么明显。而如果“疆独”因素在“7•5”这样的重大暴力事件中缺席，至少可以部分地推论说，“疆独”正在和广大的维族公民的政治意识渐行渐远。 如果上述推论能够成立，那么中国政府事后“不是民族和宗教矛盾，而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的定性就值得商榷了。事实上，作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疆独”分裂势力当然是由来已久且仍然存在的，但是“疆独”理念已经根本性地和结构性地在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中国公民中失去了吸引力。与官方的判断相反，此次“7•5”事件反映的不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而恰恰是维汉之间复杂纠结的族际矛盾。   二、 “ 疆独 ” 运动中的苏联影子   为了较深入地论说上述基本判断，我们有必要先从“疆独”的渊源盛衰及其相关的理论解释谈起。 近十余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对于1980年代之后新疆西藏民族问题频仍的一种解释，就是“阶级/民族替代论”。以笔者所见，王力雄先生的相关论述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概括说来，王力雄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政府，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基本上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一种以阶级观念替代民族观念的路线方针；现实生活中出现于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矛盾，被解释成为是各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捣乱或余毒；因此民族矛盾被解释为本质上是阶级矛盾。而只要消灭了（统治）阶级，民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述来说就是：“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循此逻辑，改革开放之后阶级斗争话语的退场，则使原来被阶级化的民族矛盾再次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而这就是1980年代以来，疆藏地区民族矛盾相较此前（特别是文革期间）有所激化，甚至上升为分裂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 应该说，“阶级/民族替代论”具有相当的解释能力，该理论的逻辑同它要解释的现象的历时变化有高度的契合性。不过，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也许是并不意在解释）何以1980年代之后的民族矛盾会上升到统一和分裂之争的程度。可以说，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闹分裂是民族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矛盾都一定会上升到这个层次。“阶级/民族替代论”可以解释何以少数民族地区会在一个变化了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出现社会矛盾并且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却不能解释这种矛盾的激化过程。换言之，该理论给出了1980年代之后疆藏地区民族矛盾的发生机制，却没有给出这些矛盾的演进机制。我们有理由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矛盾重新抬头的原因之一，但却没有理由认为不讲阶级斗争少数民族就要闹独立了。  事实上，“疆独”思潮和运动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存在已逾百年。将视界局限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内政局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很难全面而切实地把握其起伏脉络的。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就“疆独”运动的具体过程而言，俄罗斯/苏联的实力影响和示范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从“疆独”运动的兴起到最近的式微，乃至它在“7•5”事件这样的“良机”中的缺席，俄/苏的影响以及该国同中国实力对比的情况都是具有极大的影响的。 从19世纪末叶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沙俄/苏联一直是在新疆拥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除了没有名义上的主权之外，它的实质影响力事实上超过了这一期间一直处于各种内忧外患之间的中国历届中央政权。新疆是沙皇俄国东扩路上的重要一站。在沙俄吞并了今天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之后，它就加紧了对清廷治下的新疆的渗透。虽然沙俄的这种努力，在左宗棠击败阿古柏伪政权、收复新疆并建省之后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它仍然从积弱的清政府那里逐步获得了在新疆的种种贸易和领事特权。民国建立之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溺于中国内地的种种纷争之中，新疆则先后处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遥奉正朔、实际半独立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治下。对杨、金、盛而言，应对沙俄以及1917年之后苏俄势力在新疆的现实存在，并在中国中央政权、俄/苏、疆内各民族势力之间维持平衡，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忙于内战的苏俄在新疆的势力曾有一个短暂衰落期（这恰恰也是杨增新经营新疆的黄金期），但是在内战结束、苏联成立并日渐稳定强大之后，苏俄在新疆的影响力就重回上升轨道了。其直接后果就是盛世才在1930年代的公开亲苏，以对抗同样在内地统治日渐稳固并试图将统治力延伸进入边疆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盛世才亲苏的后果自然是苏联在新疆地区的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部分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苏联的势力事实上已经半公开地进入了当时的新疆地方政府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军队战略性地大量撤至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一方面是苏联在新疆地区的渗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伤害了盛本人的稳固统治，盛世才在重庆和莫斯科之间的平衡开始倾向前者。在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一度岌岌可危之际，盛遂积极反苏，并终赴重庆任职。不过苏联在新疆的多年经营已经不是一个土皇帝的反复所能改变的了。在抗战之后的国共内战期间，苏联甚至在新疆策划和导演了著名的“三区革命”，直接同中国合法政府作对。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以上概述了俄/苏势力在新疆的政治性存在。同时，在这种政治情势的影响之下，整整三代人期间，新疆经济同俄/苏的联系开始大大超过同中国内地的联系。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新疆少数民族精英人士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大量进入俄/苏境内寻求教育或开展贸易。这种潮流的后果之一就是俄/苏在中国新疆地区培养了数代利益和情感倾向俄/苏中亚地区而不是中国本身的地方性政治、文化、经济精英。这一文化和人脉上的影响可以说比政治、经济的影响别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和作用机制。 我们知道，作为新疆地区的近代以来的主体民族的维吾尔族有悠久的族源历史。但是，维族并没有在其大致形成之后拥有任何意义上的覆盖整个或大部民族人口的独立国家（state）建制或国家体验。 如果我们循盖尔纳的经典定义将民族主义(nationalism)理解为一个人群追求建立自己的国家(state)的运动或思潮，并且在拥有了国家之后才可称为国族(nation)的话；那么，维吾尔族本身应该被定义为族群(ethnic group)，同时她现在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分享着中国国家体验下的中国国族身份。当然，必须得承认，并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同意或满足于这样一个状态，而这就是“疆独”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终极起源。 本文作者认为，作为一个历史上没有国家体验的族群，普通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欲望主要来自他们在近代以来同俄/苏的交往，并且以后者为榜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有中国特色的自治区还是追随苏式的“加盟共和国”的问题上，新疆地方精英的本来是更钟意于后者的。的确，在苏联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都拥有各自的宪法、国家机构、首都等一切现代国家的形式要件，同时苏联1924、1936、1977三部宪法也都明确宣布各加盟共和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并且拥有最终退出苏联的绝对自由。易言之，苏式的加盟共和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国家，也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在长期受苏联影响并且主要从苏联获得政治文化和政治知识的维族精英人士心中，更喜欢加盟共和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一番折冲之后，1955年最终成立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不是有些人向往的“维吾尔斯坦”或“东突厥斯坦”加盟共和国，那么，在一部分新疆民族人士中对此有所不满也在所难免。 在中苏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之后，以1962年的伊塔事件为标志，中苏两个大国在新疆地区的公开角力重新开始。而苏联方面猛烈攻击中国的论点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原则，以自治区来“糊弄”国内少数民族，也就是没有真正贯彻民族平等，而是奉行了大民族沙文主义。这场中苏论争的是非不是本文关心的，重要的是这种政治话语上的争斗对新疆地区本身的精英人士乃至一般民众来说，无疑是有作用的。毕竟直到不久之前，他们还是更受苏联而不是中国的影响的。那么，以常理度之，想“加盟”而只给“自治”，那么干脆我就要“独立”了，这样的想法成为部分崇苏精英的政治意识是毫不奇怪的。 不过，正如王力雄等所言，整个六、七十年代恰是中国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阶级对民族问题的部分/暂时替代，加之中国在冷战环境下在新疆的严密部署，使得这一时期的“疆独”势力是相对沉寂的。 1980年代之后，形势丕变。一方面中苏之间坚冰开始缓缓融化，中国国内的情势也不再是谈苏（谈外）色变。新疆同苏联的联系有所恢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好是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开始快速上升、急剧恶化的时期。在部分新疆人士看来，苏联境内非俄罗斯各民族的行动无疑是具有示范性的。在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很多同新疆少数民族有着族群和文化联系的中亚民族纷纷独立，更是给了部分“疆独”势力更大的刺激和一定的口实。反映在现实中的就是，八、九十年代的“疆独”势力一度异军突起，活动频率、级别都大大上升。并且在后冷战的具体情势下，成为具有相当国际可见度的政治运动。 然而物极必反，由苏联解体、新民族国家诞生所引起的“疆独”运动高潮也随着这些国家的糟糕境遇而渐趋低落。同中国国力在1990年代以来的迅速上升相比，前苏联地区不能不说是黯然失色：经济凋敝，政局不稳，内乱不断，国际影响力大幅跌落。虽然本世纪以来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说，在近二百年中，最近二十年乃是中国第一次在整体上具有了比俄/苏地区国家更大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的时期。俄/苏的魅力，包括“加盟共和国”和“独立”的神话和可欲性，在新疆民族人士中的减退乃至消逝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在这样一个大局下，加之中国政府自1990年代末以来大大加强了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打击，“疆独”在广大维族公民心中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渐趋下降，长期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如前所述，在我看来，它甚至在“7•5”事件这样的重要、大规模的族际冲突事件中基本缺席了。   三、几点讨论和澄清   前一部分主要意在历史地勾画俄罗斯/苏联，特别是苏联的民族政策体系和实践，对新疆维族精英人士及“疆独”运动的重大影响。对此，一些理论上的讨论和澄清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本文并不认为俄/苏影响就是“疆独”运动的惟一原因。例如，如果研究者将视界延展至近代以来的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北起高加索山区，南至东非，西起马格里布地区，东至中国西北边疆的巨大地区，大致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开始，就成为英、俄（苏）、美、中等大国角逐的一个场域。作为对大国意志的反动，在这一广大区域内，既诞生了凯莫尔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倾向世俗化、现代化的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也诞生了各色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带有复古保守和反现代化色彩的思潮和帝国重建运动。后者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流布，已经为很多中国学者所注意和研究，并被广泛认为是“疆独”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不过，本文想指出的是，这种地区性的伊斯兰和突厥思潮是一种持续的和背景性的影响。在这个广大受影响地区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却是具有巨大的差异性的，而这种差异性的东西必须要有背景性因素之外的中层因素来解释。本文提出的俄罗斯/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民族分离运动的影响就是这样一种中层因素。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9/11之后伊斯兰极端思想更加甚嚣尘上的时期，中国的“疆独”运动的影响力却在下降。 其次，如何理解本文所宣称的“疆独”式微和人们日常所见的似乎是日渐上升的维汉矛盾？ 不是所有的族际矛盾都必然会上升到政治分离的高度，事实上绝大部分族际矛盾都没有或不会上升到政治分离的层次。同时，也并不是说族际矛盾的量的上升，就一定会最终引发政治分离问题。正如本文前边所隐含的，任何一个族群想要进行政治分离，必须要具有国家意识。对于维吾尔族这样历史上并没有国家体验的族群来说，她的国家意识是外来或外生的。而这个外部来源，历史地就是苏联，特别是苏联民族理论中关于“平等、主权的加盟共和国”的论述。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苏式的民族实践趋向失败以及相应的民族国家实践成果不令人满意的时候，维吾尔族的源于苏联的国家想象也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虽然总有很少部分人铁杆地进行“疆独”活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维族公民来说，他们的国家想象，长期来也看会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实际对比中渐渐趋向中国国家认同，而不再是源自苏联的“维吾尔/东突国”的认同。当然这不会是一个非常平顺和容易的过程。此外，任何具有现实感的人也都会承认，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力量稳固而强大，并且中国比较成功地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组成反对“三股势力”的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追随少数人进行分离主义运动的成功可能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挑战不可能的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当“疆独”理念失去了本民族多数人的现实支持，其渐趋式微也就不可避免了。本文认为，我们已经可以从“7•5”事件中窥得端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疆族际矛盾也就不太可能再会向着统一和分裂的维度去发展。维汉之间的矛盾更可能变成类似我国部分地区的回汉矛盾或者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那种矛盾。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部分地区的回汉矛盾曾经非常激烈，回汉之间的互相残杀也绝不亚于我们所见于“7•5”事件中的乌市街头者，但是除了极少数情形（如云南的杜文秀起义），我国回汉矛盾却并未引发什么“回独”运动。类似的，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长期以来也是相当激烈和血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见到印度内部有重要的穆斯林分离运动。抽象来说就是，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隔阂很大，积怨甚深，但是冲突中的少数一方并不把政治分离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通道。本文认为，中国“疆独”趋向式微就是一种维汉族际冲突“去分裂化”的表现，而这并不和一定时空、一定条件下族际矛盾可能继续上升乃至激化相冲突。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有理由推测，“7•5”事件中暴力血腥程度的空前，有可能是那种分离主义可能性被身处少数地位的人群所自我否定之后的一种愤懑、失望的爆发和发泄。   四、余论：谨防预言的自我实现   中国政府反对将发生于其治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一定规模的骚乱或动乱定性为民族和宗教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官方一般将此类事件解释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无论是疆、藏地区还是西南山区的诸多武装事变，都被政府指称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上层牧主、地主或奴隶主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为大多数下层民众谋福祉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敌视行动。八十年代以来至今，此类事件的官方定性则一边倒地变成分裂主义。这其中的理论原因，当值得专门分析。 但是更具有紧迫性的是，如果本文关于新疆分离主义势力事实上已经式微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中国政府持续地以“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来处理新疆等地的族际矛盾就很值得担忧了。作为处于强势一方的政府力量，如果不能体察社情、民情中的细微而重要的变化，一味从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出发，又辅之以强大的专政力量，则本已转变的民情社情可能再次转向反面。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不懈努力而赢得的相对周边一些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吸引力也就可能被再次浪费。用中国传统的政治词汇来说，要想使边疆地区倾心内附，必须恩威并用。而恩的一方面，事实上并不主要是物质利益的输送，而是给予边疆地区一种能让当地人满足的政治安排并对这种政治安排提供足够的保证。在这样的政治安排下，长治久安才可能实现，而内地和边疆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才可能日渐频密，并由此慢慢生发出互不可分的中华民族情感。      （张健。原文链接： http://www.21bcr.com/a/shiye/lishiguan/2011/0116/22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