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颜昌海 | 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1942 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失败,数万名远征军穿越原始莽荒的“野人山”回国,因为疾病流行,缺医少食,再加上瘴气弥漫,这短短数百里的丛林之路,竟变成了吞噬至少一万五千名远征军将士的死亡之路,由此也写下世界军事史上最悲惨的—幕。而当仅存的这寥寥无几的官兵奇迹般走出“野人山”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人们此时无比惊讶地发现,这其中竟然还有一位女性,在所有生还者的名单当中,他们第一次在性别那一栏里填下了一个女字。 这位奇迹般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叫刘桂英。 这位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英雄,却在“反右”开始以后,因为有随远征军出国打仗的“历史问题”,被当作“黑五类”、“国民党女特务”揪了出来。 1962 年,她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而遭受长达 30 年的迫害。 1920 年,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区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她 3 岁那年,长沙久旱无雨,因为家里的农田颗粒无收,家人实在养不起她了,只好忍痛把她送给长沙一户姓刘的人家当养女。在她 10 岁那年,养父和养母相继病逝了,养父的好朋友韩叔叔把她送到长沙贫女院安身。 1937 年,在贫女院里面学习了 7 年的刘桂英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长沙市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学习护理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桂英和几名热血青年一起报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野战医院,成为了一名护士。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新加坡、香港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无条件投降, 13 万英联邦军队向三万日军挂出了白旗,日军势如破竹,兵锋直指缅甸。 应英国邀请,为保卫西南大后方,保卫当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 1942 年 1 月,中国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及第二百师十万精锐,组成“中国远征军”。 1942 年 3 月,十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浴血奋战,转战 1500 余公里,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英军屡次临阵脱逃, 5 月 1 日,日军进占曼德勒,中英联军全面溃败。 1942 年 5 月 9 日,日军攻克密支那,切断了远征军回国的所有通道,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听从史迪威将军的劝告,率部向印度退却。而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官杜聿明,因为英美方面要求中国军队以难民身份撤入印度,而断然拒绝了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这个命令,他电请蒋介石同意之后,选择绕道密支那北部的“野人山”辗转回国。 “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临界地带,是一条长达 400 公里的狭长河谷,这里山岭纵横、河流密布,传说有“野人”出没,当地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胡康河谷。所谓胡康,在缅语当中就是“魔鬼出没的地方”。进到“野人山”,刘桂英看到这个原始森林无边无际,像海一样看不到边,四周的山峰高得插到云上,像个天柱一样,那些低矮的山丘就像海浪一样,身边的古树,枝叶搭起来了,根本连阳光都透不过,黑洞洞的,灰濛濛的,空气特别闷。 进入“野人山”不久,远征军将士即迎来了热带原始丛林肆虐无常、危机四伏的雨季,将士们的衣服就没干过。不时发生的山洪冲走不少人,甚至有时整个班被冲走。大家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和外界的联系也随即中断。数周后,部队全面断粮,从杜聿明到士兵都只能靠树皮草根维系生命。越来越多的远征军将士掉队、倒下,部队所有的建制已不复存在,三三两两的士兵各自结伴而行。不到 1 米 5 、身材瘦小的刘桂英,和护士班的四个女战友走在了一起。 一天,女护士小孙在寻找食物时,突然被毒蛇咬伤,经过姐妹及时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身体已极度虚弱,跟在队伍后面走。突然,刘桂英听到小孙一点嘶哑的救命声,回头一看,竟然狼把她叼跑了,有人开枪吓走了狼,可小孙的食管已经被咬断了,无法救活了。活泼好动的女护士王平,也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 每天大批将士因饥饿、疾病或食物中毒死亡,蚁蝗吸血侵蚀,大雨冲刷下,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远征军回家的路,白骨累累,前后相继。在最绝望的时候,刘桂英也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希望,那甚至不是用什么信念、理想可解释得了的东西,那恐怕就是一种很本能的求生欲,那是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的一口气,那也是潜藏在这个弱小女子心裹,连她自己也没有发现,可是在这个时候却突然爆发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神奇的生命的勇气。她曾大声呼唤战友,给他们鼓劲,让大家坚定生的信念和勇气。 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刘桂英和掉队的几个远征军士兵艰难地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大家看见一些红的、绿的、黄的棚子,一片广阔,蓝蓝的天,阳光也特别的灿烂,就这样,刘桂英和最后走出“野人山”的一批战友被送抵中国远征军位于印度朗姆茄的基地。刘桂英是唯一活看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整个朗姆茄基地只有刘桂英—个中国女兵,大家都很照顾她。新二十二师的师长廖耀湘和他的夫人黄伯容热情地请她到家里做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过来为她画像,并且送给她一张作为纪念。刘桂英一直珍藏着那幅画像,奉为至爱。几个月以后,她和男朋友在朗姆茄基地举行了婚礼。 1943 年,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1945 年 1 月,中国远征军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十八师团进行反击战斗,取得了胜利。随后,刘桂英夫妇抱着女儿回到了阔别 3 年的祖国,在安徽怀宁安家。后来,刘桂英在当地一所小学谋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她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1958 年,“反右”运动中,因为有随远征军出国打仗的“历史问题”,刘桂英被当作“黑五类”、“国民党女特务”揪了出来。 1962 年,她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再一次把刘桂英推向了绝境。 刘桂英说:我想我那个时候不如一只狗,狗主人打了它,还“汪汪”地叫两声。你不能作声,低着头,批斗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想到“野人山”,他们死了,死得好,不然他们也要受这个苦。我现在生不如死,在“野人山”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过要死,但是在批斗的时候想到过。 1988 年,刘桂英二女儿申霞无意间看到远征军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在北京受到表彰的消息,她马上告诉一直生活在怀宁石牌镇的妈妈。于是,刘桂英就写信和中国美协的叶浅予先生联系。在叶先生帮助下, 1990 年,蒙辱受难 30 多年的刘桂英才获得平反,恢复了教师身份,按照退休教师的待遇领取退休金。 作为远征军抗日的“活档案”和“活化石”的刘桂英老人,前几年,她和远在美国的廖耀湘夫人取得了联系,她俩经常通信,谈谈远征军的往事。 远征军的往事可歌可泣,但在中国大陆却蒙尘数十年,无人知晓。比如,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政权于 1938 年 8 月成立的情报机构组织。 1949 年后拍摄的许多反映国共内战的影视作品中,都有军统女特务出场的镜头,但那基本上是作为反面角色的坏人。其实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情报机关,军统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其中在缅甸战场,就有军统七位姐妹花为免被俘受辱,宁拉手雷跳崖而为国捐躯的事迹。 日本 1940 年 9 月入侵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威胁中国国际交通要道——滇缅公路的安全,并且把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英属殖民 地。美国、英国两国政府协商决定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拨归中国战区指挥,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 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 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为免被俘受辱,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三十八师是远征军中损失最小的部队,其他部队沿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三十八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 军统在当年的 4 月 1 日的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缫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浴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这场始于 1944 年 5 月的密支那攻防战,是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最为激烈艰苦的一战,也是日本在亚洲战场的三次“玉碎战”之一,中华民国政府远征军历时两月 80 多天,以伤亡 6600 余人的代价,攻下了缅甸这座战略重镇。数十年年后的今天,缅甸当地居民还说:“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 据《瞭望东方周刊》 2011 年 18 期题为《密支那:战争的轮回》的采访报道,在缅甸密支那的一个墓地附近的住户多比由透露说,即使是现在,周围的住户修建房子还能挖出尸骨,“以前的话更多,除过尸骨,还有炮弹,药瓶,注射器,有些尸骨,手里还握着刺刀,尸骨一碰就碎了。” “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多比由激动地说。 多比由的多个邻居,也都提到同样的说法,“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或者请和尚为他们念经。” 有很多年长的当地华侨,还清楚地记得中国远征军第 50 师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师长潘裕昆的题词: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第 50 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缅族校长海开努说, 1990 年,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位于密支那三公里的密支那第二中学,曾是新 30 师阵亡将士的墓地。校园的门卫同样说,以前建学校时,发现很多尸骨。老华侨艾元昌说,上个世纪 60 年代,密支那最少有三个中国远征军的墓地,分别是第 14 师、新 30 师、第 50 师,但后来因为败退缅甸的国军打败了缅甸正规军,一气之下,缅甸当局捣毁了这些墓地,“推土机把墓地夷为平地,尸骨到处都是。” “几年前在这里种菜时,还挖出过骨头和子弹。”李光钿指着自家院子里面种满了玫瑰花的花园说。李光钿是中国远征军 71 军 28 师的一位炮兵排排长,曾驻守怒江。抗战结束后,流落缅甸密支那至今,期间他听说了很多中国远征军英勇抗日的详情。居住在缅甸九谷的蔡振基,曾是第 50 师 150 团的译报员,有一天午夜, 150 团接到上级总攻命令,包围密支那,“上面有我们的战机向敌人轰炸,后面有炮兵支援,打得非常激烈。当时是雨季,坑道里都是水,战士们就泡在水里和敌人打仗,日军的工事相当坚固,且暗堡多,非常难攻。” “从印度雷多反攻开始,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一路就没有打过败仗。”蔡振基说,当时中国远征军在前面打,后面就是美国的筑路队和油管敷设工程队,紧随其后一步步往前推进。蔡振基所说的这条新修的路,就是后来被称作的史迪威公路。此外,密支那又是缅北滇缅公路上的重镇,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国陆路对外通道全部失去,国际援华物资只能绕道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通过危险且运输成本巨大的“驼峰航线”。时任《武汉日报》随军记者的戴广德,在回忆文章中说, 1944 年 5 月 17 日,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成群结队地飞临密支那上空,炸弹像冰雹似地倾落在密支那,日军狼狈逃命。下午一点钟,中国远征军占领了整个机场。 18 日,新 30 师 89 团降落在飞机场上,“从此后,敌我展开了主力战,我军使用火焰喷射器对市区进行猛烈的‘火攻’。” 四川省金堂县的老兵杨耀胜,曾是新 30 师第 90 团的一位士兵。他说当时都是美式装备,“飞机在密支那机场一降落,我们就抱着枪开始打了。”密支那一役,杨耀胜屁股被打进一颗弹头。 2008 年,伤口又开始发炎,他就自己用钳子和一把小刀把弹头挖出来。至今,疤痕仍然十分明显。 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广西人钟云清,抗战爆发后,按“三抽一”的规定,他毅然报名参军。 1943 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钟云清被编入新 38 师,乘坐飞机抵达印度受训,任上士班长。钟云清记忆最深的是大反攻时,他所在的班新补充了 5 名战士,这 5 名战士刚上战场就全部牺牲了,掩埋好他们的遗体,钟云清才想起来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随即失声痛哭。这时,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没想到,连长在后来抢夺密支那机场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二战史研究专家晏伟权说,“在密支那,中国驻印军打得非常辛苦,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晏伟权的岳父潘裕昆就是攻打密支那时的第 50 师师长,“密支那攻防战到了最后时刻,日军负隅顽抗,强攻损失过大,师长潘裕昆少将决定组织敢死队智取,感人的是,应募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名额, 150 团少尉排长崔复生没报上名,放声大哭,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添加进去。” “ 8 月 5 日,我军完全占领密支那及附近区域,终于结束了 80 多天的激战,敢死队功不可没。”晏伟权说。 战后流落缅甸的老兵王子安曾是新 38 师野战医院的一名少尉,他认为自己能活下来,就是因为自己是军医,在后方工作,“真正在一线打仗的人,能活下来的不多。”即使如此,在反攻密支那的战斗中,他和 5 名医疗兵到前方的救伤所准备工作时,突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他的 5 位医疗兵全部牺牲。 参加此战役的美国第 236 工兵营号兵 RaymondKappila 回忆说,他所在的连队,当年有 36 个兄弟战死在这里。“当时运输任务紧,晚上就在跑道两边点燃篝火引导飞机起降,但总有些家伙开着 P-40 战斗机从南端冲出跑道,掉到江里。” 缅甸密支那战役,连同发生在中国滇西的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并称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战场的三次“玉碎战”。日军当时的战报也称密支那战役“全员英勇玉碎”。原新 30 师 90 团二少校翻译官卢少忱回忆,密支那收复当日,他随部队进入市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全城几乎没有一处房屋完整,原本茂盛的树木已枝叶无存,日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腐烂臭气冲天。 在云南腾冲被国军俘虏的日本老兵吉野孝公写回忆录披露,日军在密支那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当年最后被逼至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 资料显示,在密支那战斗的最后关头,日本 33 军司令部向密支那守军发来电报,命令“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在最后时刻,水上少将命令残部突围,而他本人则以自杀来执行了“死守”的命令。 密支那战役中的幸存日本老兵板口睦,晚年时重返旧战场,在水上自杀不远的地方,捐建了一个卧佛寺,随同卧佛寺竣工的还有大门东侧的“招魂之碑”,碑文上说,在密支那, 3400 名士兵像樱花凋落那样英勇地战死了,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 密支那华侨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来他家门前的慰灵塔鞠躬,祭祀亡灵。陈国胜心里时常会有些酸酸的味道,“密支那当年有很多远征军的墓地和纪念碑,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去扫墓。” 缅甸战役结束后,原新 30 师老兵杨耀胜返回中国,随后参加内战,最后参加了中共解放军。但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印迹依然跟随了一生,即使他多次改名:黄万成、黄良、杨朋 。 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杨耀胜时,躺在床上的他时而大笑,时而大哭。“我们没有战死,但我们活得很痛苦。”居住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建达说。在两次采访中,杨建达手里都拿着一份 2005 年的《联合早报》,报纸已经泛黄,但被一张塑料纸精心地包裹着。这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谈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文章,也提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反思和救赎。这篇文章结尾说:在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看到一些城市用彩车欢迎八路军老兵的动人情景,但若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欣悦。…… 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曾是新 38 师喷火排的战士,他时常梦到死去的兄弟。 1995 年,杨子臣联合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联名向缅甸国家秩序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重建远征军烈士墓,“吾辈亲历战斗,幸而生存者亦垂垂老矣,实不忍令维护国际正义保卫人类和平之神圣史绩就此湮没,浴血奋战壮烈捐躯之忠魂无所归依。” 杨子臣的家在密支那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不远处,就是日本人修建的大佛寺,每年,他都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来到这里,这个在密支那打败了日本人的中国驻印军老兵,难掩内心的失落,“你说,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英国每年的 4 月份复活节之前 , 都有一战二战老兵的大型活动,连首相和所有政府官员都带着纪念标志罂粟花,这是对曾经为国流血和捐躯的人的最起码的尊重。再想想我国,现在还有好多老兵靠着低保生活住在棚户区,心里有种莫名的感伤。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到缅甸慰祭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死在异国的英灵?有钱买美国国债,有钱捐给倭寇,没钱迎民族英雄回家?难道就是因为是国军?!日本侵略者有名有姓,有许许多多后人在不断地悼念,保家卫国的国军烈士却无名无姓,被当朝当局选择性地遗忘! 毛泽东不是说蒋介石国民党躲在峨眉山,胜利后才下山摘桃子吗?! 数万为国远征的将士长眠他乡,活着回来的女英雄在她的余生却遭遇贫苦困顿和批斗漫骂攻击。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付出了难以想像的巨大牺牲,遭遇失败,败退“野人山”, 1000 多伤兵带不走,伤兵员说:“师长给我们留一点汽油吧!”结果全部自焚殉国,爬过“野人山”也是付出了沉重惨烈的代价,山洪野兽饥饿疾病夺走多少中华儿女,永远长眠“野人山”。 我们已经很难再详细的知道他们当年的战争故事,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事情传播歌颂下去,让后代子孙知道要纪念他们。 向他们致敬,祖国的英雄,以前只知道有远征军这回事,没想到当年的他们活的那么艰难那么英勇,看了‘中国远征军’的片子。他们脚上的草鞋让我哭了好几次,向抗日战争中所有的中国英雄敬礼。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后代人的心里。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英雄儿女,每一个为了国家民族而牺牲的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现在。 历史的真相不会永远被埋没,千万不能让我们的年轻一辈忘记这段历史,忘记那些为了民族兴旺而流血牺牲的老一辈!   阅读推荐(点击 标题):1 ) 现在,我知道孔庆东为什么“人气旺”了   2) 反思中国的“苏联病” 3) 俄罗斯被中国大陆惯成未来沙皇 4) 当身陷灾劫,自救是我们的出路 5) 金正恩怎样用血腥铺就世袭路? 6) 西方专家是如何“唱衰”中国经济的? 7) 古老而神秘的灵魂 8) 这是一个信息与沟通胜过拳头的年代   9) 从叙利亚看暴力“错”在哪里? 10) 中国的跨国公司真的跨国吗?   11) 中国的幸福从哪里来? 12) 房价高企与中国经济灾难 13) 中国,请等一等你的人民 14) “托梦”是另外空间的讯息传递 15) 延迟退休体现自利型官场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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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本期导读:41岁的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家境困难,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涉嫌私刻公章、伪造医院收费单据,四年内让医院为妻子免费透析500多次,骗取医疗费17.2万余元。7月11日,廖丹因涉嫌诈骗罪在东城法院受审,检方建议法庭在3年到10年间对其量刑。本期说法讲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私刻公章的廖丹,应当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还是可以因救妻情有可原,而得到法外开恩?     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这是一个北京爷们的爱情故事:他不帅她不美,却一见钟情;他没钱她失业,却相濡以沫;她患上严重尿毒症,好几年来倾家荡产为妻子透析治病,不离不弃;她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医保,他豁出去刻了假章,用假收费单让医院为她透析4年,骗取医疗费17万,后来他被抓受审,他说做这一切只为让她能不先死。”@范炜 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真实的故事。 在庭审的法庭上,还没等公诉人出示证据,被告人廖丹就痛快地对公诉人表示:“您不用念了,我都承认就完了。”针对检方的指控和量刑建议,廖丹也毫不犹豫的表示“没意见”,自己知道这样“骗钱”的后果,但这样做至少能有一个结果。在庭审中,廖丹流着眼泪,平静地说道:“被逼的没办法了,我这么做只为妻子能先不死。” 一时间,所有的网媒和纸媒都迅速将视线投向了廖丹和他的妻子,而这样一个虽犯法但合情的故事也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微博上、门户网站上、论坛上,数以万计的人讨论着案情,讨论着他的刑期,讨论着他的未来,讨论着情与法的关系。  廖丹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廖丹的刑期会是多少?廖丹的罪行能否适用缓刑? 这是所有人争论的焦点,也是足以影响廖丹一家生活的判决。   毫无疑问的诈骗罪   尽管廖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妻子,为了维护这个行将破碎的家庭,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爱人,但他还是违法了。根据现有的起诉材料显示,廖丹的确使用自己私刻的假章制作了假收费单,使得医院为其妻子免费透析,骗取了医疗费用17.2万余元。而其本人对于上述罪行,都予以承认。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四点: 1、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 2、采取的方式是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3、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4、犯罪主体为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18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廖丹私刻印章、伪造交费单,就是采用欺诈的行为使医院陷入认识错误,“免费”对廖妻进行透析治疗,被害人医院损失近17.2万余元的大额财产。 许多网友提出:欺诈所得的医疗费用并非用于廖丹自身,而是给妻子治病,对定罪没有影响吗? 但根据构成要件可知,只要是有非法占有该财物的目的就构成犯罪,无论诈骗财务如何使用,是归自己挥霍享用,还是转归第三人,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廖丹的行为的确触犯了刑法,属于诈骗犯。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廖丹所诈骗的医疗费金额高达17.2万余元,已经符合了“数额巨大”的规定,刑法266规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 ,检方建议法庭在 3年到10年间对其量刑是完全正确的。 无关乎爱情,也无关乎金额的最终使用目的,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罪名和刑罚,不会因为简单的同情和眼泪就能够逃避的了。   法外开恩还是法内有情?   社会各界人士都被廖丹救妻的举动感动,纷纷捐款希望他能退赔以获得轻判。广东企业家陈利浩为他汇款17.2万元,廖丹已经于7月16日到东城法院退赔了全部涉案款项。此前,廖丹已将网友捐赠的3.5万元交到东城法院退赔。尽管法院尚未最后宣判,但廖丹能否获判缓刑已在网上引起国内司法界的激烈辩论。包括众多律师和检察官在内的法律从业人士,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反对方以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为代表。 他认为,从法理角度而言,即使为救助患病妻子,廖丹也应寻求合法的途径解决,比如呼吁社会捐款,寻求政府救助,而不是私刻公章,铤而走险犯罪。17.2万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应量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以及情理的成分,法官也只能在3至7年进行量刑,最低不得低于3年。而缓刑只适用于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法理上讲,本案没有适用缓刑的法定理由。 同时李伟民律师还表示:“ 我本人对廖丹遭遇也很同情,而且也认为救助体制需要完善,但廖丹案件不能突破法律量刑的基准。 ”李伟民认为,廖丹的司法判处和妻子的救助是两码事。廖丹被判入狱,相关部门应承担救助责任,不能因妻子需要救助而选择对廖丹适用缓刑。 支持缓刑的法律人士则认为此案不算“法外开恩”,依照法律本来就可以判处缓刑。 上海市新文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富敏荣律师分析案件后认为:廖丹并未将诈骗的赃款用于个人挥霍,而且他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确有悔改表现。既然公诉人认为应在3至10年间量刑,(法条中的以上以下均含本数),如果17.2万诈骗款全部退赔,又取得受害医院的谅解,可以判处3年。从目前情况看,廖丹不关押也不至于再危害社会(当前对廖丹取保候审即证明了这点),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这并不算是“法外用刑”。     仅通过目前公开报告的信息, 笔者认为判处缓刑是符合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和法治精神的。 缓刑是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罪危险以及对居住社区的影响,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执行的制度。 在这里尤为要注意两点: 1、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王平老师在《刑法学》一书中曾经专门表述过这一内容:检方所提出的刑期建议往往是按照法定刑的规定,而最终是否适用于缓刑,应当依照最终的宣告刑决定。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虽然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 如果最后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则可以适用缓刑。 2、《刑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这说明,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也可以适用缓刑 ,而以廖丹的犯罪数额判断,最低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而且根据诈骗罪以前的判例来看,有许多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或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 所以,如果对廖丹适用缓刑,是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之内。并非像李伟民律师所言,突破法律量刑的基准。 因此可知,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两个: 一是适用缓刑的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特定的犯罪分子 。这些人所犯的罪行比较轻,如果犯罪较重或者是累犯,都不能适用缓刑。 二是所犯罪行情节较轻,并且有悔改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就本案而言,廖丹符合适用缓刑第二点条件,即“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只有不予关押不会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缓刑。就本案而言,廖丹的确私刻了公章、伪造了医院收费单据,从而骗取了医院高额的透析费。但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救人的无奈之举,其主观恶性不大。在今年年初,政府对特困人员救助报销费的比例提高了,从每年3万元调整到了每年8万元,于是廖丹决定停止逃费,开始用合法的钱正常交款;在案发后,包括庭上的询问和媒体对他的采访中,廖丹对自己的行为也多次表示后悔;还在社会人士的关心帮助下筹集了钱来退赔, 这表明他已经有了悔改表现。而且,廖丹再重新进行此类犯罪的可能性极低。 那么只要廖丹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节,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就应该可以适用缓刑。但是,东城区法院的法官曾表示,“廖丹并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依法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基准的3-10年的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的刑期。” 除法定减轻处罚以外,刑法还规定了“法定刑以下判刑” :《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类似于许霆案中,因普通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的不公平,法院根据第63条,在法定刑以下进行判决。因此, 如果审理案件的司法人员报请最高院进行减轻处罚的决定并得到最高院核准,也可能判处廖丹3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于本案尚未判决,案情也无法掌握完全,因此笔者在此不能做任何判断或呼吁,只是从一般常理上认为, 他家里有病妻和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所以对他适用缓刑具有法律基础和人性关怀的要求 。最终如何判决仍然应当由法院合议庭决定,不受舆论、民意、政府部门的干涉和影响。    礼帽和法律   “一个女人偷了你五千块钱,你会恨她吗?” “当然!” “如果她是下岗职工呢?” “依然如此,贫困不能成为她偷盗的理由。” “如果她实在没有其他出路,偷你的钱只是为了她的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呢?” “我不知道,或许恨意会减淡很多。” “如果她因为这件事情,被送进监狱,而她的孩子会因此而无人照料,甚至会送命呢?” “……” 在面对廖丹的故事时,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代入到了法官的地位,这是天然的局外人的优越感。 上面描述的一段对话,当然也可以成为廖丹案中的一种可能。 所有人都知道,廖丹不该将自己推向犯罪者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不要走我的弯路、绝路”。然而,他也说,“被逼得没有办法”。廖丹的妻子杜金领患尿毒症已5年,每月需4000至5000元不等的透析费用,因没有办理医保,只能自付。 有人说,当今中国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已经实现医疗保障覆盖城乡居民13亿人口了,况且尿毒症也已经被纳入医保,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还是北京的医保,都应该能给予救济,可是为什么廖某只能自费就医,最终走上违法的道路? 然而,事实却是,三种保险对廖丹的妻子而言犹如一纸空文。 20年前,杜金领便从河北农村到北京打工,但直到患病前,她就职的所有单位无一为其办理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杜金领虽嫁给北京人廖丹,但入户北京要满足“结婚满10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的条件,39岁的杜金领不满足条件,没有北京户口,就办不了北京城镇居民医保; 杜金领没有去河北老家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以下原因, 首先,办理“新农合”手续极其繁琐, 登记程序繁琐,报销程序也很繁琐,不像城镇居民可以持卡报销,新农合的就诊患者是完全自费后拿着医院开具的发票去所在辖区政府机关申请报销;其次,像廖丹妻子这样的群体——这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无法因参与了“新农合”而得到真正的医疗保障。因为, 新型合作医疗要求在限定医保定点医院治疗、不能异地就诊结算、病人要先垫付治疗费用、统筹层次低下、报销比例不高 。目前,中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率大约为70%,城镇居民医保报销率约为5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率则仅为30%左右。 医保制度的城乡分割、群体分割和管理与经办分割等碎片化问题,使得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根本无法获得任何一种医疗保险。所谓的医疗保险全民覆盖不过是官方之辞。     廖丹说他们曾尝试申请,但要拖上数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而且即便能通过申请,还要河北当地医院开转院证明,当地医院治疗不了才能到北京治疗。廖丹在河北省并没有房子,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长时间的居住在河北省内。而尿毒症的透析费用,更大的可能是只有在当地治疗才容易报销。但廖丹妻子身体经不起折腾,儿子在北京上学,杜金领最终放弃了回到农村老家办理新农合医保的机会。 为了给妻子治病,这对已经下岗、靠低保和打零工为生的夫妻已经花光了积蓄并负债累累。廖丹值钱的东西也只有房子,可是是小产权房,能不能卖出去是个问题,即使房子卖了,廖丹他们又去哪里安身? 这样的困境,其实能让廖丹选择仅剩下一道选择题:要么放弃治疗,要么铤而走险。 最终他选择触犯法律,也要救自己妻子一条命。 一个社会需要秩序,法律的权威也需要维护。但问题是,如果不判处他缓刑,那么他患尿毒症的妻子该怎么办?他们的孩子又该怎么办?依靠亲戚,社会救济?这些如果真的有用的话,他又何必被逼得走上现在的道路呢? 笔者在写廖丹案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一个故事——拉古迪亚的故事。 1935年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 审判刚结束,在人们还没散去的时候,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区。”大家听了神情肃然,每个人都默默地往拉古迪亚的礼帽中放入50美分。 而如今,在法律冰冷的条文内,可以做到增添一丝温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廖丹适用缓刑呢?只有这个结果才能摆脱情与法内在的激烈冲突,才能让普通人感受到正义。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中,说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定有所居是当今社会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的社会的保障机制对于像廖丹这样的家庭,只有守法而放弃妻子的性命或者违法而救活妻子两种选择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保障机制是不是有了很大的问题呢 ?此刻我们还将一个家庭推向深渊?让个人来承担社会的责任,岂不是更加可怕? 我们只能期盼最终的判决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让更多伸出自己的手,高举着自己的礼帽,去承接整个社会都应当付出的愧疚和责任。     【深度阅读】     刻章救妻:呼唤社会救助机制 沈彬:诈骗救妻案“法外开恩”并不反法治 男子刻章救妻续:廖丹向法院退还17.2万赃款     (编辑:戴正阳,陈蓉)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百科>第三十二期:第三十三期:功利主义 <七星说法>第三十六期:如何将群体性事件转变为法律事件 <七星百科>第三十五期:中国官员晋升制度(修改版) <天璇>爱情故事 <独立影像>第二十五期:三位女性的德国史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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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转载:汇总最近几年天朝的雷人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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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2011-03/04/content_22204284.htm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原创: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 723动车追尾事故后,王勇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关于掩埋车头,后来他们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相关链接: http://tv.sohu.com/20110725/n314468330.shtml ◇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原创: 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 这是郭局长在环保局大会上的讲话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05/26/c_121459173.htm ◇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 原创: 全国政协委员王平 相关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11-03-09/010522076938.shtml ◇中国基本做到没有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 原创: 教育部长袁贵仁 摘自袁贵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12/28/c_122497709.htm ◇德国人上网非常难 层层审批费用很高 原创: 厦门副市长臧杰斌 这是臧副市长在某次大会上的讲话 相关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oZF21O5FwY http://gcontent.oeeee.com/6/9a/69a5b5995110b36a/Blog/4ed/e352d3.html ★2010年 ◇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 原创: 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6日的社论 点评: 《日人民报》的论据是: 据统计,目前我国境内网站已达279万个,网民人数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各家网站都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我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31亿个博客用户,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表达思想观点。 其中亮点在于算术: 稍微懂点四则运算的网友自己可以算一下。按《日人民报》所说,有66%的网民经常发表言论(每星期至少发一条,才算”经常”吧)。那每天的言论远远不止300多万条。这恰恰说明了大部分网民的言论被河蟹吃掉了。 相关链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3045945.html ◇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 原创: 2010年9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原文如下: 在那场威武雄壮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最根本的原因, 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点评: 为了驳斥该谬论,俺2年前写过一篇博文: 《 关于抗日战争——谈谈真理部对抗战历史的篡改 》 相关链接: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12621508.html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原创: 宜黄某官员 相关链接: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3034295.html ◇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上访三次就劳教! 原创: 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 相关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1/03/c_12732461.htm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3131639.html ◇我不贪污 当官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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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副刊与储安平、梁实秋

发布人: 冷眼 | 发布时间:2012-06-26,星期二 | 阅读:6 作者:韩戍 |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24日 在以往的报刊史研究中,《中央日报》并不为人重视。因为在一般的印象中,它是国民党的党报,负责宣传党纲党义,带有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诚然,我们翻阅《中央日报》,发现其正刊部分的意识形态色彩,与《申报》、《大公报》相比的确较重(也并未到离谱的程度),不过其副刊却未必如此。以1934年为例,周一至周日为社会调查、戏剧、农光、文学、科学、教育、医学周刊,编者分别为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言心哲,齐鲁大学戏剧学教授马彦祥,金陵大学农光社、储安平、孟广照,江苏镇江教育学会,南京丙寅医学社。每天出版的《中央公园》和《中央日报副刊》则由储安平总括其事。因此,完全以先入为主的“党化”二字将此报纸一笔抹杀,无疑是一种误解。 赵丽华的《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是国内第一本研究《中央日报》的著作。由于《中央日报》卷帙浩繁,副刊种类极多,该研究回避以往全景式线性梳理报刊发展史的方式,新辟路径,以“戏剧运动”、“民族话语”、“党外编者”、“国都书写”等四个专题,分门别类收集资料,研究副刊中的话语生态。相对于其他专题,最值得一谈的是“党外编者”部分。我们看到,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党报,大部分副刊编辑竟然是党外编者。这些党外编者在大方面认同于现行政治体制,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负有直接宣传党义的责任。《中央日报》各个副刊在他们的主导下,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与正刊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无疑是储安平和他编辑的三种副刊。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字至少有七年和《中央日报》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在1933—1936三年的时间里,他担任了《中央公园》、《中央日报副刊》和《文学周刊》的编辑,可谓直接塑造了《中央日报》副刊的话语生态。从中可见,储安平以一种严肃、负责、公正的态度经营副刊,发表了大量文化批评、社会评论和文学方面的文章,发起过对诸多文化事件颇具声势的讨论。尽管他也刊发了不少批评鲁迅和左翼文学的文章,但这和他本人不认同左翼文学有关,而非迎合国民党的文艺策略。他尽可能将副刊打造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论场地,在编读互动方面非常热烈,广泛吸纳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参与。即使限于党报性质,不能进行真正的政治批评,但还是做到了以建设性的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成为当时国内报纸副刊的典范。 在副刊的党外编者群中,还有著名作家梁实秋,在《新月》时代,他曾是国民党的坚决反对者。在《中央日报》时期,他编辑《平明》副刊,宣传“抗战无关论”,否定被民族主义和左翼作家绑架的抗战文学;孙伏园则将副刊当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园地,在言论上对左右翼文人都予以一定的接纳。即使如党内编者王平陵,虽然肩负着捍卫三民主义文学的重任,却也表现出一种官方文人的探索气质,持一种软性的编辑策略。总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大多具有一定的独立权限,不同的人对副刊有着不同的影响,但基本都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各类言说复杂多样,话语之间多有张力,随处可见开放、丰富和多元的色彩。甚至,副刊言论有时展现出一种开阔博大、兼容并包的特色,如果忽略其报刊名头,很难将其与“党报”二字联系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日报》在给编者以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之外,更多的是其在当时的知识、学术传播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不过,由于篇幅限制,以及讨论主题有限,作者在书中甚少提及这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日报》的大多数副刊都以介绍新知和传播学术为主。比如前面提到的几种文学、科学和学术周刊,在《中央日报》中一直存在成为常态,而非昙花一现。除此之外,主事者还探索性地开辟了电影周刊、防疫周刊、市政周刊、建筑周刊、文史周刊、民风周刊、妇女周刊等板块,编辑者也多为北大、中大的教授们。许多周刊为同时代的《申报》、《大公报》所无,而且质量并不次于上述两份报纸的副刊。其中介绍的现代科学、文学、农业知识,就深度和水平来看,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由于其属中央党报,不刊载市井琐碎新闻,发行可达全国多数偏远地区,因此其对三四十年代中国民众的启蒙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不注重批判,而注重一点一滴建设的理性态度,实际非常值得报刊研究者重新审视。 《中央日报》副刊虽属党报副刊,但并未完全成为宣传党义的传声筒。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执政党缺乏文艺和学术人才,不得不借助党外势力,根本上是其对知识分子和言论还是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中央党报的副刊如此,其他非官方背景的报刊杂志更是自由言论的场地。正因为这样,才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舆论的黄金时代。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不过,这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种“不幸”,正因为其缺乏“警惕性”,借助党外知识分子担任编辑,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文化策略,导致在其喉舌之内都没有真正建立起系统的意识形态文艺和文化。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未必和文艺和文化上的“失败”没有关系。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中央日报》副刊与储安平、梁实秋 文章链接: http://www.cdig.info/18142.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 多向思维 . 标签: 中央日报 , 储安平 , 媒体 , 梁实秋 相关文章: 2012 年 6 月 25 日 — 《大清报律》保证革命党言论自由 (0) 2012 年 5 月 20 日 — 若揭丑是错,愿媒体一错再错! (0) 2012 年 5 月 13 日 — 谷歌新闻主管:iPad救不了传统纸媒 (0) 2012 年 5 月 9 日 — “思享时间”贺卫方谈:转型时期的司法与传媒 (0) 2012 年 2 月 14 日 — 主流媒體把我們當傻瓜一樣愚弄,我們就把主流媒體當垃圾一樣扔掉 (0) 2011 年 6 月 26 日 — 多说民主的好处 (0) 2011 年 5 月 9 日 — 媒体影响司法是自明之理 (0) 2011 年 1 月 23 日 — 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 (0) 2010 年 12 月 23 日 — 台湾媒体的价值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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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九龙共治”下北京权力斗争的高开低走

自今年2月以来,北京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制造与传播中心,进入5月以后,由北京授意传播的内部人放料日渐稀少,但观察者还是可以看出趋势渐渐有利于拥薄一派。 在有限的几条信息当中,最重要的是路透社5月25日发布的内部人消息。据称,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约有200人参加的会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表示,薄熙来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属于“个案”,并要求中共高层官员团结一致,防止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后出现进一步的紧张势态。路透社表示,放料者是“与会议关系密切的三位消息人士”。这条消息如果可靠,表明温家宝在薄案发生之后预留的以“路线斗争”入罪这一方案已被放弃。 如果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央A最后决定以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这一刑事犯罪定谳,那么薄熙来的结局则有如下几种可能:1、最严重的罪名,是薄谷同谋共犯杀人。但要坐实此罪,除了不择手段逼谷开来攀咬,要找到薄共犯的直接证据未必容易;2、比较严重,即以薄知情不报、有意袒护,再加上涉嫌贪污腐败;3、薄对谷的犯罪处于完全不知情状态。 按第2、3两条定罪的可能性较大。处理的尺度则只能是中央A与以周永康等为代表的中央B博弈后决定。处理过重,与罪名不符;处理过轻,则薄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也是中央A的最后防守底线。 上述消息证实了一点:在制度资源上居于弱势的薄派(背后是中央B)与中央A在这一轮斗争中打了个平手。有些观察人士因此比较着急,认为胡温给了薄熙来免死牌就是给自己脖子上套绞索,因此多方提醒。笔者以为,如今这结局倒不是胡温(尤其是温家宝)想要的,乃是形格势禁,不得已罢了。 根据公开信息分析,胡锦涛最后为何会选择这一打击力度最小的方案,哪些因素迫使他只能如此? 第一,胡锦涛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对军队的掌控力很弱。 《华尔街日报》5月17日发表一篇“薄熙来案背后的军方因素”, 其中提到,据听取过薄熙来案吹风的政府官员、外交人士和军事官员说,因与薄熙来的关系而接受讯问的两位高级将领分别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军中元老张震之子)。如果说刘源在军中势力不大,那么张氏一门在军中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现在对薄熙来舍“路线斗争”这一政治罪而以刑事罪入罪,说明刘、张等人已经安然渡过难关。 胡锦涛贵为军委主席,但在军队内却似乎处于被架空状态,这一点上他甚至无法与其前任江泽民相比。江胡两人在军队都无渊源与基础,但面临的局面却不一样。江执政时,军队内太子党、红二代等大多还在校级军官这一阶梯上。到了胡锦涛执政时,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已经升为将军,尤其是军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的重要岗位基本上由太子党与红二代掌控;他们干政并左右外交的欲望也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最惊世骇俗的当属朱成虎的“牺牲大半个中国与美国打核大战”之言论,而最有系统的则是近年来刘源通过各种渠道表达的“新民主主义论”(意在崇其父亲刘少奇并彰显自身政治合法性)。对胡锦涛的无用与不满,他们也从不讳言。 5月23日,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他用一件亲身经历之事说明胡无法掌控军队。2011年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正在中国访问时,中国的军方突然安排了歼20战斗机试飞(作者注:中国歼-20试飞机的设计制造被认为使用了窃自美国的技术),盖茨对此表示震怒,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美国的直接侮辱,想中断这次访问。洪博培建议盖茨在第二天会谈时就此事直接询问胡锦涛,结果发现胡锦涛对此毫不知情。这次事件让洪博培意识到,中国“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之间明显是割裂开的”,军队的重要事情居然对国家首脑隐瞒。 第二,胡锦涛的权威不足以让所有政治局常委听命于他。 所谓“集体领导”指政治局常委共同行使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是为了防范毛式独裁出现而采取的寡头共治模式。中共本届共有九常委,可称之为“九龙共治”。在针对薄熙来的支持者——同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起削弱其权力地位的攻势时,胡锦涛明显没有得到所有常委的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13日发布的“内部人”消息,周已在政治局常委做出内部检讨并移交权力,但因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因此不会被公开剥夺其权力。但另一个信号却表明周并未完全失势,5月17日,本应在河北当选十八大党代表的周永康虽然未在河北当选,却在新疆全票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从这一不寻常的政治安排中可以看出,中央A未能如愿地将周挤出十八大,而这一结果反映出周及其高层支持者的势力。 此外,在现任常委中,只有温家宝与习近平就薄熙来之事公开表过态。主管人大常委会的吴邦国与主管文化宣传教育的李长春等人态度一直暧昧不明。最有意思的是,李长春治下的作家出版社于5月隆重推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人民日报更是于5月24日发表署名评论,“从来就没有普世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明显针对一直在口头提倡普世价值及民主政治的总理温家宝;5月21日,左派的言论大本营乌有之乡通过电子邮件向各大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称薄熙来王立军案实属构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政治冤案,呼吁中共当局尽速为薄王平反,严惩冤案制造者,最后还宣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 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可以说,这场震动全世界的中南海权力斗争已经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它以路线斗争、贪污腐败与刑事犯罪这三个预留的罪名开局,最后却以对政治上的对立势力伤害最小的亲属“刑事犯罪”收尾。居总书记之位的胡锦涛,不仅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掣肘,未来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变得更加晦暗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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