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

                                                                        廖亦武近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发表“这个帝国必须分裂”演讲。声称“我在这里发布这个帝国的死讯。因为它屠杀孩子，所以必须分裂。这是中国的传统。”我与廖君曾两面之交。一次在重庆，他先在电话中要我为他与重庆公安局疏通关系办理出国护照，答之太高估也错判本人能量。然后廖君莅临陋室，我以酒肉款待。来回穿肠数小时，尽其“江湖”逸闻杂事，入耳如风过，未留痕印。我也流落多年，略知江湖浅深，但觉此君有稽、阮遗风，狂放自任，因不以为意。唯其引吭鼓舌，令人动容。第二次在京，有包遵信刘曉波余世存余杰二三十人，因北明奔母丧滞京而聚，在周忠陵川菜馆。夜晚月下，廖君特为北明（他尊北明为嫂子，后来汶川大地震余震中，曾驱车冒险，为北明将一千美金亲自送到绵阳安县桑枣中学校长、抗震英雄叶志平先生手中）吹箫长啸至予汗流浃背涕泗交加。诗酒歌哭，其胸中郁积，排遣无遗，一派道家真人行状。在座诸公，报以掌声，似对行吟诗人。 遁国以降，廖君在西方如法炮制，赢得广声喧哗，多少男女为之一掬热泪，影响又在高行健挟禅宗高僧以摘诺奖桂冠之上，为此末世平添风彩。 控诉专制，域中代不乏人，廖君可列当代反抗受难者之属；其放诞不羁特立独行，也为江湖常景。今次在德国国家元首出席世所瞩目盛会上，廖君宣判帝国死刑，慷慨雄肆，发河西狮吼，其声頓压诺奖莫言之蛙噪。 语不惊人死不休，东西狂者皆有此好。生物进化论者称人类不过阿米巴虫一堆，尼采惊世駭俗谓上帝已死，毛泽东眼里世界只是几个苍蝇碰撞的小小寰球（天体物理学家虽非狂徒，却早知地球不过沧海一粟，而愈謙卑敬畏如仪）。廖君固然有权表达其任何主张，甚而代中国立言，却不宜危言耸听，——似不合老庄柔性之道，更非孔儒风尚。 廖君“分裂”帝国的理据，偏颇而随意。杀人是极大罪恶，杀害妇孺是令人发指的罪恶，毛邓动用国家机器镇压中国人，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必将受到天谴人罚，自不待言。但是，其罪切不可归罪于国家统一。专制帝国与个人自由当然不相容，但人类追求“合众为一”，却是真正超越各种帝国达致所有人幸福的正道。孔子、耶稣、释迦摩尼以及柏拉图但丁康德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康有为孙中山蒋中正古今中外所有圣贤无数仁人志士良善男女都遵循其天赋人性、神性，筚路蓝缕，朝向人类的相通圆满。国家统一民族大义是通向天下一家的必由之路。否则，美国不必进行一场损失60万生命而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统一的内战，蒋公不必领导中国北伐东征八年抗战，死伤3000万生命以维护金瓯整完，欧州各国不必在两次大战后走转上联合统一之道。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盟，其授奖词：这告诉我们，通过目标明确的努力和建立互信，宿敌都能成为密友。在很大的范围内结束了东、西方分裂，开创了欧盟历史的新纪元。欧盟理事会主席巴罗索闻讯立即表示：“这是整个欧盟五亿人民的光荣”；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表示，欧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以和平替代战争，以团结替代仇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这个多事之秋表现出历史性的眼光，对欧洲从对抗走向合解，从分裂走向团结的艰难历程中发现了人类和睦相处的伟大本性终于超越了数千年间彼此征伐自相残杀的丛林法则。这是欧洲的光荣，也是人类文明新记录，它具有划时代的启示：全球化时代，文明将获得前所未有的综合，多元、开放、个人自由、广泛民主不是疏远而是拉近了人类大家庭，传统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可以让渡给更大文明共同体时，保留自己的特色并得以丰富和升华。再过一代人，一个欧洲合众国宣告诞生，英国和俄国这样看重自己的特殊性的国家加人其中，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图景。这就神意般地凸显出人类历史从“老死不相往来”走向“天下一家”的伟大历程，——它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宇宙精神，万物都在彼此依存、影响和融合的永恒联系中善尽自身的使命。分裂、解体、崩溃、碎片化只是世界重构的衍生现象，正如飘零在天宇中的流云残渣。 中国当下最危险事像之一，是在东方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红色黄种人大帝国的前景，廖君凭其底层直觉敏感到这种危险。然而他所宣称的“分裂”，却只会导致与这个大帝国另成极端的巨劫畸变。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之类道家乌托邦，正是秦帝国精神的另面期待（却非其对立面。君不见，法家精神始祖乃黄老之学，秦始皇和毛泽东都只焚书坑儒而绝不拒绝个人长生不老逍遥优游江山千秋万代），完全背逆人性与文明历史，在人类众多乌托邦幻觉中，最是无稽之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者，乃孔子念兹在兹的“三代”世范。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孟子追随先圣大同理想：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屈原《离骚》开篇自认“帝高阳之苗裔”，称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明明向往“天下为公”；司马迁“上明三王之道……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癈，王道之大者也！”更是“四海一家”历史精神的托命人。廖君称中国之“分裂传统”，除老子“小国寡民”（愤激调侃之言耳，勿需当真，老子自己从不致力于此，骑牛而去）外，皆是各种欺世盗名之徒占山为王拥兵自重以逞一己私欲的大小政权，如洪秀全毛泽东之流。廖君所谓分裂传统，没有中国正史可作凭据。 二十世纪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后虚无主义几乎难以避免地风行全球，廖君不自觉卷入这一潮流。在他之前，高行健們已将东方神秘虚无主义的代表禅宗与奥斯维辛后的西方虚无主义打成一片（1989后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精神都在弥漫东西方的世界性虚无主义中茫无头绪……，不展开）。虚无主义最深错謬，正在对人性的绝望，对人之价值、意义和使命的否定。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正是用铁血和谎言，为虚无主义对世界的佂服作证，并惩罚人类天性的神圣愿望：通过自由、信仰、希望和爱走向亲善团结友爱的人间天堂。 统一抑或分裂，不在形式。揆诸史乘，世界主要历史，均为帝国。近代以来，文明才由帝国转向共和，而民族共同体贯穿其中。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终结于战争，但是日尔曼与大和民族在美国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以直报怨、以善报恶”的古老慈悲情怀以及他们民族从未泯灭的天性之善中，获得新生和统一。苏俄解体，并不意味这个欧亚帝国不会东山再起（苏俄经由解体告别专制和大俄罗斯主义，中国通过现代统一实现宪政共和，欧亚两大传统帝国以不同形式转上现代文明，也许是历史的最大启示。） 全球化时代已然来临，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必须对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时代作出回答。中国的使命，决不在因为中共的罪错而遭受分裂之痛；正相反，消解帝国梦魇，抵御帝国诱惑，反对帝制复辟，最好和强大的力量，是中国在现代复兴统一过程里摒弃中央大一统集权统治，以东西方普世价值替换专制之局，以民主共和超越一党独大，恢复中华再造共和，一劳永逸地终结秦帝国到毛帝国的可悲历史，再与西方文明携手共建人类新纪元。 中国决不是从头起步，历史留给我们中华民国的不朽法统，天赐我们台湾和香港两块自由民主的迦南之地，亿兆国人同胞正在新启蒙新觉醒（薄熙来政治破产表明，共产党内开明派不愿步武毛帝国覆辙），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容忍又一个邪恶帝国崛起。希望犹在，使命未竟，怎么就中道而癈，怎么可轻谈小国寡民？分裂云云，不自廖君起。以任何緣由名义分裂中国，都既不顺天更不应人，徒逞口舌之快。大雅君子断难附和，匹夫匹妇也不会称是。至于西方资本家与中共做生意，罔顾中国人权，索翁半世前就严词批评过。西方人解读中国不易，其局限昭然在史，当由他们自己了却。 亭林先生有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儒道两家，皆是中国智慧所钟，彼此论辩批判，于今犹然。极简而论，道家只承认人之自然本性，不相信人皆可成尧舜，世界终不可救，宁与鸟兽同群（当众一起撒尿）；儒者与道家高人一样，深知世事不易为，但怀不忍之心，坚信人性本善，推己及人，天下事毕竟可为。此与基督耶稣独上十字架精神遥相呼应，乃是人类终究不同于禽兽之根本大异所在。廖君在德国所言，可作道家当下版观。 廖君当知，中国国民党人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完整，收复失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抗战八年，中国是站在世界自由、文明、人道一边的唯一东方大国。这一历史并没有因为中共向苏联“一边倒”而被完全中断。若廖言成谶，中国果然分裂，人民将玉石俱焚，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文明历史全盘溃退。廖谓，强化大一统帝国，以维持其专制统治，是共产当局乃至所有独裁者恐吓人民的统治法术。我则断言，红色政权若拒绝改弦更张而走上帝国扩张征服之危途死路，列祖列宗垦植生息缔造的中华国族绝不会奉陪，中国人绝不会作其殉葬，我们将首先在自己国土上展开一场反抗帝国暴政的斗争，——事实上，中华儿女一直在为文明人道民主自由而战。索尔仁尼琴20年前致书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指出，常言道，生在哪里，就关心那里的事。我们都是俄罗斯人，都关心俄罗斯的命运。在人类没有实现大同以前，中国的使命是避免滑向帝国深渊（索翁：建立大帝国的民族注定要遭殃，建立大帝国的愿望与一个高尚民族的理想是不相容的），即使中国真正成为又一个大帝国，也决不能以分裂战胜它，分裂后的中国只能是又一轮以暴易暴强人蜂起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局面。我甚至担心，中国能否如俄国人一样，不把灾难引向世界，能否控制好它的核武器。在饱经分裂之苦的德国人面前宣讲分裂之论，廖君恐怕错选了话题。即使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一个神智清醒的德国人（包括施道芬堡伯爵、朋霍费尔教士等密谋刺杀希特勒的纯种德国人有过分裂德国的念头！）中国曾经创造过包括道家在内的伟大文明，怎么就不能缔造现代宪政共和国。请记住，这是中国不可忤逆的正道：帝国必亡，中华不可分裂。 一名承受过迫害反抗过专制的人士，一旦获得自由，他的责任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走出黑暗，并不意味光明罩顶，受苦遭害也不意味真理在手。我与廖君仅存见面之交，他今既可畅言无碍，我希望他更珍重。中国有才有德有胆有识且蒙受大苦大难者，遍布天下。廖君在镁光灯和花团簇拥下，若能超越怨怼狂放，增益悲悯謙善，不仅感动他人，而且变法自我，我等江湖人士当刮目相看。作政治斗士易，为圣徒殉道者难，身无拘囿而口无遮拦者痛快，深察苦难浩叹沉吟者高贵。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胜己者强。在自我超越上，苏俄有索尔仁尼琴，中国有刘晓波。谨为廖君多言。 2012，10，22 重庆 

   薄熙来的亲信公认薄熙来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人。他眼中，冷战结束之后，欧美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大政治家，所以乱象环生。重庆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薄熙来当商务部长时，跟随温家宝访问英国，英国下院邀请他们演讲，温家宝讲了半个小时，一半是翻译时间。薄熙来用英语讲了20分钟，赢得的掌声比温家宝多得多。      　　有人问，薄熙来是真正相信毛泽东的一套吗？薄熙来一位朋友回答：“真正相信，他对毛的崇拜、赞赏是发自内心的。”用学者陈子明的评价：“红卫兵的东西根深蒂固，知青的东西没什么分量。”      　薄熙来是真正相信毛泽东的一套吗？     　80年代初，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请来四个太子党，给手下一批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人物作报告，这四个人是刘源、习近平、薄熙来、和万里的一个儿子。别的太子党，都争相出国搞洋插队，他们四个下基层当了农村干部。四个人走的路是一样的。2011年张木生新着《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版，刘源写序。4月24日，刘源率几位将军，几位大校，出席该书的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其气势和发言惊骇了学者钱理群。进入2012年，钱理群写了篇博文《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钱理群说：“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针对刘源讲的：“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钱教授提醒人们：“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王康对刘源为张木生作的序，做了同样的批判：“刘源那篇序，就是法西斯宣言，歌颂国家、鼓吹战争、征服、军人、流血、死亡。多少年来，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毛那个时代都没有这个样子，毛虽说鼓吹世界革命，但至少没有直截了当地鼓吹这种东西。刘源可是六、七次来重庆。公开的文章都到这种份上，私下里会聊到哪种田地？”      生活在薄熙来治下的王康，认为薄熙来的倒台，使得中国避免一劫。薄对于方方面面中国问题的解决，是要从重建中国的新秩序入手，要用毛的东西统帅邓的盲目的物质力量。这预示毛的意识形态的复辟。王康认为，薄解决中国危机的方法是强有力的，是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所以能够得到党内党外的唿应。他的办法对改变社会治安和城市面貌有非常大的效果，重庆变得非常漂亮，说明有一定合理性。所以重庆人民说他好的多，怀念他的多。但是他是极其危险的，这些喝狼奶长大的太子党真正上了台，一点不会含煳，比毛泽东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由派学者陈子明分析，坚决拥薄的“乌有之乡”代表的力量是很大的，是代表民粹的。其内部分成两派，一派是中共高干李成瑞代表的彻底反体制派，从左边来的反帝反修派。“修”就是指现政权。要坚持毛的路线，胡温都不可信任，要彻底地反对走资派。他们是“乌有之乡”的少数派。多数是张宏良代表的要结合薄熙来，抓住胡锦涛，使得自己上昇为社会主流力量。但是薄的倒台，使得多数派发表声明，要和现政权彻底决裂，坚决支持薄，反对台上的胡，就不可能成为潜在的上台力量了。以薄倒台为标帜，左翼民粹力量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反政府力量了。      　陈子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达成左中右的共识。      　去年在重庆圈子里，并不看好王岐山，很少提到。认为习薄是十八大最好的权力结构，比江李、江朱、胡温都要好。今年2月习访美期间，华盛顿时报发表的戈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王立军掌握的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情况极其珍贵，涉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还有薄熙来这些强硬派如何想整垮习近平，不让他顺利接班。”立刻搅动世界舆论的漩涡。但是重庆圈子的看法仍旧十分另类。      　美国大使骆家辉访问重庆，薄熙来一口气讲了40分钟，大侃美军参谋团在重庆，史迪威啊，陈纳德啊，一一道来。以薄熙来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不会不知道第一政治盟友的重要性，做孤家寡人，衹能身败名裂。      王康认为，从年龄段，习与薄肯定是哥们关系。王康谈了重庆圈子里的一个说法，就像威廉二世和俾斯麦，或是詹姆斯二世和克伦威尔，重庆一直在说习薄是最好的二人配。一个是象徵意义上的道德光环，有乃父习仲勛的正资产，为人比较憨厚、比较笃实、比较可靠；另一个是非常有才华，锋芒毕露，敢作敢为。两者衹要互相支橕，搞成一个体制，是十八大最理想班子，共产党的江山就在这个二人配里边，得到最好的一种安排。      　　对于薄熙来是否会在意屈尊于习近平之下，王康说，如果薄熙来认为他真正改变了历史，俾斯麦的影响肯定比威廉二世大呀，未必一定要那个虚名，当然上天给他这个虚名他肯定不会拒绝。强烈地要改变历史，留下自己烙印，是薄性格中最强烈的一面，为此可以放弃许多，包括家庭生活，薄熙来与谷开来已经长期分居，谷开来精神苦闷得甚至吸毒。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系辭傳》                                                                         一   野夫此生，命定詩酒作伴，歌哭行吟澤畔，江海一世，遍交天下遺民野老，我亦忝列其間。   野夫懵懂於楚水巴山之際，我正躬耕在雲台之南，巫峽西嶺。每當日暮收工時分，夕照穿透雲海直射崇巘群巔，其時雲夢之臺、高丘之阻、桑林之浦……江間滄浪直上萬丈絕壁，滿目絢爛霞光。側身東望，但見峽江千里，蕭森氣息彌漫天地，嫋嫋秋風搖落山山黃葉。弱冠如我，初諳國事蜩螗否塞，更為眼前滄海桑田般鬼斧神工式的自然勝景陶醉。雖略知這片與《神女賦》、《高塘賦》生氣相吹、中國性靈雲集的萬古堂奧，曾是無數歌手、詩人、高僧、禪師、遊俠、君王、隱者、漁者、樵夫以及瑤姬、宓妃、娥皇、女英、昭君、帝女、巫兒們神人交合男女野遇之墟，幾多顛沛、離亂、遷命、羈旅、歸隱、流徙、相忘的氤氳天地，卻不知山窮水複處，有一土家少年正在霜重水凝間兀自成長。百十里外，我與野夫共擁浩茫長江天塹，歷時兩載，渾然睽違於國破族亡年頭。   野夫蜷偎冷牆、憑欄鐵窗之際，我也望門投止於亡途。那場發端於天安門廣場，輻輳九洲並波及寰球的自由運動，一代人的命運為之改觀。我和野夫偕有榮焉。未曾躋身時代風雲中心的詩人野夫，卻為他人自由而身陷囹圄。從此掙得自由鬥士資質，平添一副鐵血風骨，凜然化成好漢一條。我則蒙通受緝十年，從此以“8964”四個阿拉伯數字臧否人世，辨識忠佞。   野夫慈母獨自徘徊江畔之際，我的老母也決意撒手濁世。兩位母親同在決絕瞬息帶走最後的母愛。野夫嚴父覆蓋於刀斧赤旗之下，接受囚徒兒子千里奔喪之際，我也以待罪之身送老父最後一程。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夢得先生在夔、朗二州謫居十數年間所寫舊句，似專為野夫與我而作。二十三年，正是家國天下翻成生離死別之域。野夫以《父親的戰爭》和《江上的母親》為慈嚴祭悼，讀者無不感同身受，涕泗長流。我也寫下《詠而歸》，略述喪親之悲。   直到野夫名滿天下，我才在京城一隅與他相遇。那是一個黯澹、蕭索的秋夜。如同赫爾岑當年在彼得堡沙龍打量恰達耶夫一樣，我也在望京著名的黃門宴上發現了野夫。   他幾乎一年四季穿一身牛仔服，傲岸挺拔的身影，少年苦讀的近視眼，永遠的平頭（興許是囚徒身份的再三確認），濃重的鄂西口音，使他在精英雲集的京城顯得與眾不同，像一個憂鬱的感嘆號。置身於那些穿金戴銀的時尚男女、高談闊論的侃爺和及時行樂的當代廢物們中間，他那蒼涼渾厚的嗓音如同低音鼓琴，在陣陣眾生喧嘩後留下沉潛的迴響。沉默不語時，他那“頭蓋骨式的前額”下，蒼白、刻石般的面龐猶如大理石雕塑一樣。當他抱著雙手，張開薄嘴唇發言時，卻散發出孩子式的笑聲。他與以一紙《哲學書簡》劃破俄國尼古拉一世三十年漫漫長夜的作者一樣，與社交界格格不入，又離不開它。他時常把激情深藏於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斂在黑夜後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後再度沉默。他那面無表情的臉龐，直射過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諷的憂鬱神情，使所有在場者都在心裡告訴自己，這就是野夫，可以調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漢。   2009年冬，我在京都度過花甲生日。野夫與北明、世存、喻源等人里外張羅，現場致辭，並賜“六十年必有王者興”賀文，將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縮減440年。我在惶恐之餘，對其幽默心領不敏。   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野夫提瓶好酒敲開我重慶的陋室。兩小時前，我剛剛被自家小狗咬得右掌紅腫如血饅頭，卻不礙左手蒸臘肉油酥花生米煎雞蛋煮麵條。野夫突然造訪，根本緩解我大年初一的傷痛和困惑。我們煮酒話天下，直到日西沉。   不久，野夫獲台北亞洲圖書大獎，華文世界嶄獲新命。   是年七月，抗戰巨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在台北首展，冠蓋如雲，十萬觀眾先後來去如儀。我比誰都清楚，在諸多鼎助者中，野夫居功厥殊。若無他與台灣詩人、民主化推手楊渡的深交，此展幾無可能。2010年春初，他專程從北京飛抵抗戰陪都重慶，全程陪奉楊渡、子華夫婦，成為《浩》畫臺展不二“觸媒”。在國父紀念館恢宏殿堂，一盆石楠花靜插一隅。野夫不能親往，他以如此方式致賀。一個歷經喪亂的土家漢子，這般悉心周被，讓我花前駐足良久。   野夫沒有為我兩肋插刀，那套江湖古風似已不合時宜。他為素昧平生的重慶幾十位畫家五年半心血之作插花，勝似插刀。                                                                       二   惟楚有才，於斯為甚。   我曾經在岳麓書院躑躅多時，凝神那攪動過無數湖相人士心潮的八字匾牌，並不以為然。   我承認，把老聃莊周（這個河南人不啻先秦南面稱孤的精神王者）算上，從屈原到熊十力，荊楚三湘兩千五百年間，英才如江漢密布，窮思曠文如垂天之雲。在天道地誼、人神大化乃至古今嬗演歷史更始的體察穎悟上，不輸於北國中原垂法天下、世代高仰的大一統威儀，而為中華另辟逍遙世界、隱逸人生與自由之途。  但是，自王夫之以降，湖湘士人漸趨經世致用，移心於理，垂器離道。近代更逐勢謀術，與其大本大原漸行漸遠，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松燾、王闿運等皆趨鶩“馭夷之道”與“富國強兵”之法，終至毛澤東輩斜空出世，天下道術為之裂，演成曠古荒唐。烈焰所過，生靈塗炭，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幾亡天下。余風所被，唯“風流”是逐、“英雄”是瞻，“鬥爭”是檀，“無法無天”是詡。古今中外，狂妄囂張殘暴無恥，莫之為甚。   當然，現代中國宿命式浩劫，絕非船山先生“勢相激而理隨以易”的“理勢合一”論能負其責，然毛氏一生行事，確以“務實經世”為其哲學底蘊。為達其目的，不惜陰謀陽謀并用。其文痞俗以號集痞民，其詩詞隳蕩虛驕以激發黨徒，莊、屈遺風盡失。正值西來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人民拜物教（為歷代統治者不曾動用之強大工具）和領袖崇拜等世界性思潮與運動，終於釀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慘禍。湖湘人當深長思之。    野夫以一筆之力，開始抗衡籠罩楚天湘水並殃蔓於神州全境的成王敗寇史觀：     若干年來，我背負着這樣的恥辱行走在母土之上，怒見山河不平，　磨損萬古長刀。大地呻吟，入耳錐心；豪霜擲罷，眼哭天寒。這是怎樣一個末法世道啊，作惡者肆意弄權，平民被愚弄踐踏。剷平 的遍野荒墳上傷痛被抹去，碑碣粉碎風化於黃昏；整整幾代人的喋血苦難，至今還聽不見晚禱的鐘聲響起。     野夫筆下，一掃中國六十年桂冠簪纓華袞炫耀的無形文人諛頌攀附的頹靡風尚，棄絕一代文痞犬儒腐鼠式的巧偽油滑，不慕二十三年來湖湘文壇韓少功、劉索拉、李少君諸人魔幻苦難，規避邪惡的遊戲人生。野夫遙承屈原，直追莊子，專事憑弔，譏刺，祭祀，只為孤寡寒門傷慟，為獨立特行、畸幽苦獨請命，與隱者酒徒詩人為伍，再拱手健兒烈士所有反抗強權的現代豪傑。   與莊周不同，野夫不忍齊是非泯恩仇等善惡。正相反，他從己家三代生死呼吸之命，推己及人及天下，廓然煉就百鋼文字應對惡世。在壘壘白骨之上，睥睨矗然聳立的亞細亞紅色帝國。野夫盡發正聲悲咒，捶胸頓足，椎心泣血，歌哭為蒼生，幽憤指暴政。他以墮落時代反動者自居，戮力查正邪性紀元的來路去向，無畏戡破千年盛世萬般藻飾的滔天原罪，以忍辱負仇者卜辭爻言式的刻削筆法，追訴惡徒罪愆，葆藏民族曾經的史乘、祈禱和希望，表彰死去與存活的善良正義，以重修信史，旨在上達為民族宗教性的莊嚴不朽。   某次宴飲，滿座勝友高朋，我的思緒只在燈火闌珊處的野夫一人。心想，退回100年前，這名柔腸似水的傲岸漢子，當是泰坦尼克號傾覆之際的提琴手，借驚濤駭浪演奏著最后的探戈。又想，他更像一位船工，有朝一日將將打撈我們民族的百年沉船，為中國打造末世方舟。    唯楚有德，古有屈原，今有野夫。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我在心底為野夫祝福。 三 2010年是野夫寫作生涯中的里程碑。他先後獲得亞洲圖書大獎和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並公示自己的寫作使命：         我的寫作在本質上傳承的正是中國民間修史的偉大傳統，是歷朝歷代那些冒著株連九族的風險，在梟首流放的長路上排隊仍不肯擲筆的先烈們。 他引用雨果的名言預表，每一個十字架下都埋藏著一部長篇小說。野夫紀念父親、母親的文字，自覺而清醒地置諸於二十世紀中國巨大的悲劇性宿命，與俄蘇文學頓成呼應。 布羅斯基指出，既然俄國無以寄託對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他道路全都行不通，那麼文學就成為俄羅斯民族唯一的道德保險。它是殘害同類原則的矯正劑，它為抵擋暴政提供了最後的壁壘。這既是俄國十九世紀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的不朽傳統，也是二十世紀俄國特殊劫難對文學提出的莊嚴律令。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更像野夫的俄國同行和先驅。前者在臨近完成《日瓦格醫生》時曾對一位美國詩人說：“當我寫作這部長篇時，我感覺對俄國欠有一筆巨債，這種負債感在寫作過程中變得日益不可遏制。時間不饒人，我有責任通過《日瓦格醫生》這部小說，讚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歲月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已長眠不醒。但在百花盛開的時候，我可以預見，他們的價值觀一定會復甦。”後者則與托爾斯泰一樣，毫無個人目的，把文學變成俄羅斯和人類的共同事業。《古拉格群島》就是獻給那些“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俄國的歷史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他引用索羅維約夫的話，＂我深知自己責任沉重。讓我們手挽手圍成一圈，完成我們沉痛的使命。＂ 俄國作家完全有理由因為斯大林在精神上對俄國人民造成的毒害，降低或取締自己的使命，或者如西方詩人一樣，發出“奧斯威辛後詩還有嗎？”一類末世之問。但是，在除了灰燼還是灰燼的歷史骷髏地，俄國作家的成就與其精神自治和悲劇命運成正比例發展。茨維塔耶娃、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們組成了俄國二十世紀文學騎士團。他們不僅抗衡並最終凌駕於邪惡帝國，而且清醒、堅決地抵禦了西方現代虛無主義。蘇俄帝國得以壽終正寢，世界從冷戰和共產極權主義夢魘下得以拯救，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自由浪潮得以席捲全球，俄國作家詩人們居功厥偉。 中國不是沒有追求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從而為天下最大生命－文明共同體保留一線生機的志士仁人，在通往歷史破曉十分的漫長路途上，劉賓雁、方勵之、李慎之、顧準、何家棟們以及來自民國時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們，都竭盡心力於中國精神的再造重建。鄭義、北明、一平、趙越勝、高爾品、陳奎德、孫乃修、胡平們的流亡寫作已構成當代中文寫作的海外陣線。野夫的出現，則是當下中國文壇格外令人欣慰的事象。 “每一個人的記憶都會有個起點，就像每一幅潑墨寫意的巨畫，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筆一樣。”野夫的寫作始於中國現代最英勇悲壯、最浩大自覺的自由運動，是從他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裡呼嘯而出的。這樣的起點，對野夫，正在而立之年；對其寫作，如同猶太割禮一樣神聖。 野夫絕非輕狂之士，他的性格偏於沉郁孤高，人生意趣趨於逍遙隱逸詩性。普希金在野夫文學起點年齡上，也經歷十二月黨人注定流芳百世的悲劇，在他拒往希臘和英倫的礁石上曾刻有幾行詩句，似可引為野夫彼時心緒的寫照：   當阿波羅還沒有向詩人／要求莊嚴犧牲的時候／詩人怯懦而虛 榮／也許他是最空虛的孩子／然而，詩人敏銳的耳朵／剛一接觸到 神的聲音／他的靈魂立刻顫動起來／象一頭警醒的鷲鷹。   野夫正迎來知天命之年。生命之書既已被歷史狂飆翻到這一頁，人們就有理由期待新的篇章接踵而至。“你看，時代的流逝象寓言，在流逝中化為火焰。我走進墳墓，三天後復活，所有的時代將從黑暗中湧出，象木排，象船隊的旗幡，依次擁來，接受我的審判”（帕斯基爾納克“《日瓦戈詩：客西馬花園》）。無容置疑的一點是，中國1949年后的宿命亦屬以蘇俄為首的世界共產極權浩劫的一部份，其文學命運與蘇俄文學命運也有特殊淵源。當中國朝野從惡俗性現代轉瞏的巨大紅利中爭相墮落時，當中國文學藝術界浮蕩如一團污泥濁水時，野夫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姿態，走向荒原。無人能預測野夫的終點，他正穿行於中國的“弗拉基米爾大道”。在屈原之前，早有人輕聲感嘆：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任重而道遠，不亦樂乎！在中國之外，也早有人躬身撫慰：你的軛是容易的，你的擔子是輕省的。野夫，在你通向中國歷史破曉的大荒之途上，沙礫要變成金玉，鐵蒺藜會綻放成鮮花，腐惡不堪的大地將出落成一個萬象更新的世界……          2012,4,4  清明節 重慶

本周一，重庆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在市党代会上讲话，其中谈到”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给党和国家形象带来很大损害，但他同时表示，要将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与之”严格区别开来”。 （德国之声中文网）作为薄熙来的继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上谈到薄熙来时依然称之为”同志”。新加坡《联合早报》解读说，”这说明薄熙来目前继续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调查结论仍未作出，他的党籍仍然被保留。” 警惕功过论 在重庆学者，薄熙来事件中被冠以”消息人士”的王康看来，张德江一方面称””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给党和国家形象带来很大损害”，一方面要求将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与”王立军事件、尼尔·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严格区别开来”仍然是延续共产党一贯的功过论思维： “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多年习惯的所谓功和过的问题。过就是过，讲你的过时该怎么处理，怎么定性，就怎么做，为什么一定要把什么变化和发展带进来呢？薄熙来是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的损害，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党和国家的问题，而是他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为所欲为-这种专制主义的东西是本质上的问题。仅仅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看，跟温家宝所说的要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不太一样。我不是官场中人，称之为同志我觉得有点滑稽。” 前国务院副总理、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 大事化小，拒绝反思 最近几周来，中国官方媒体几乎已经不再提及王立军、薄熙来或谷开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保证十八大能够风平浪静地开幕，届时重新向国人和全世界展示党内团结一致的和谐姿态。而所谓肯定”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正是将大事化小，拒绝对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一套正面进行反思和否定的表现。谈到重庆近几年的问题，王康说： “一是重庆的民营企业受了严重打击。二是所谓打黑的过程中严重违背了国家哪怕还不健全的法制。第三就是唱红不能回避，唱红是意识形态至上，毛和文革的东西重新卷土重来，没有深刻的总结，没有反思。” 民间不知真相就无法作出判断 王康尤其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等问题已被薄熙来利用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但如果为了顾忌党的形象而进行粉饰，不让民众了解到事实的真相，那么，民间就只能”窃窃私语”，甚至会使有的人产生”怀薄”情结： “现在怀念薄熙来的人多得很，我问过几次出租车司机，他们怀念薄熙来得很。又种了树，又设了交巡警平台，又把那些所谓的黑老大绳之以法了。老百姓普通的心态很自然，很正常。问题是薄熙来究竟做了损害党和国家的什么事情？难道就不能公之于众吗？不能公之于众，那么老百姓就找不到真相，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从功利主义出发，从国家的稳定，重庆的稳定或者从政治智慧，甚至是权力交易而看，这是一个棘手的事儿。我当然知道这一点，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是把真相告诉社会、告诉人民。” 作者：乐然 责编：洪沙

多年以來，我腦海裡我心中確實有一個重慶……姑且叫重慶模式，我所希望、我所主張的那個重慶模式，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是不一樣的。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是一個紅色概念，我的重慶模式的核心，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在中華民族危難的時候，重慶成了中國的首都，成了中國的耶路撒冷，成了中國精神的象徵。（應當）把這種歷史的遺產，在現代情況下加以發掘，加以研究、宏揚和光大。（本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