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崔卫平 , 文革 , 知识分子 文/崔卫平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革命传统曾经用「封资修」来称呼所有过去的人类文明成果，认为它们是「大毒草」，弃之不顾。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点。 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甚至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喝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能够理解。 这个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从中又发展出了别样东西。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种将心比心的悲悯，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觉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权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现在「老百姓」当中的他们，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彷佛质地不同的两个物种。 而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长时间之内，「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体制之内」对立面的存在，因而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整个民族的目标替换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民族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国家部门本来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今成了这个国家最成问题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成了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最终将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最终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我们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的专制，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如何不让那样的悲剧再度上演。的确，我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在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 哪里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谓「天翻地覆」的某个戏剧性的日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而实际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缭乱，问题是往何处去变。 前面提到关于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欢使用「必须」、「只有」这样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维尔是将昆德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作为一个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当中。而且哈维尔反复强调，他与朋友们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发言权(支配权)，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这样去做。余杰的说法，让我想起曾经流行的那种高音及个人道德制高点的意味。 最初的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的工作起点：比较起来，我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更为敏感，对于人们在言论和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思维定势更为敏感，尤其是当我看到某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强烈反对的声音，但其背后，却拖着一条浓重的过去的阴影，是在复制对方的思维方式，这种时刻我就会感到特别不安。比如2006年余杰与王怡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临时抛开本来说好一起见面的郭飞雄，理由是他不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我看来，作为「民主的反对派」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反对当权者容不得异己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要重复同样的错误呢？ 事情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所谓「后极权主义社会」，允许人们有吃有喝，用哈维尔的话来说，即仅仅拥有选择电冰箱与电视机牌子的自由，而不能自由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某些政治性的话题被禁止公开谈论，在网络上也不行。比如「六•四」，比如「刘晓波」、「艾未未」，还有许多被监禁的人们，他们的名字随同他们的身影一同消失在公共光线之下。人们也不能就这个国家的去向、就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提出不同的方案，以供讨论和参考，比如08宪章。谁要是想「突破禁区」，罚单很快就会到来，遭到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能量便越是选择阻力较小的地方去释放。因此，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扩展公共话题，尤其是不去回避那些不能回避的公共话题包括政治话题，是十分需要的。 另一方面——它十分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除了建设我们的公共生活，还要同时建设我们的「个人」，这里指的是有责任感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个人。我们国家从前很长一个时期之内，「个人」被视为危险的和罪大恶极的一个词汇，任何个人的要求、利益、想法，都被认为是腐朽的西方思想，是需要铲除的。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缺失，同时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那就是将一切都向外推，碰到任何不顺心都是国家不好、社会不好。在食堂饭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的问题。有些事情比如生产安全，是同时需要当事人本身也要警觉和负起责任来的，而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当我读到哈维尔以个人良心作为立足点，感到这既是一个道德的立场，也是一个个人的立场——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身份、个人的起点、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责任感。在我们这样有着长期屏蔽「个人」的地方，提倡一种「个人的特立独行」，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有「个人」在先，才会有「平等地尊重每个个人」在后。当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不同意见，他才有可能慢慢去学会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认为它们也同样重要。 比较起来，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带有更多知识分子的色彩；而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则扎进广大社会之中，与工人阶级的要求齐头并进。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库隆(J. Kuron)、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提出的「重建社会」，同样切中了这种制度的要害。在这里，「社会主义」分成两个互不相干且互相对立的词汇：「社会」与「主义」。结果是要「主义」不要「社会」，尽可能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平行联系，将这种联系当做一种挑衅，不管是行业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大学联盟，都被视为有潜在危险，从而把人们陷入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前面说过，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不信任社会。最近最高当局正在试图用「社会治理」一词代替被诟病的「维稳」，然而在其表述中，「社会」仍然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学习、听取的主体。在他们看来，政府是老师，社会是学生。甚至「公民社会」一词，从2010年10月份也开始从报纸上消失。 在种种箝制之下，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发育、自我建设的过程。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一样重要。尤其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得由自己动手，来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符咒。如果不是曾经举行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手续」或者「仪式」，哪怕到了美国、英国、瑞典、墨西哥，这个人仍有可能保留很多那样的东西，比如恐惧、冷漠症、抢夺道德制高点、患了关节炎的病态自尊心，以及不善于与那些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共事等。因此，在今天关注民主、人权的人们，包括那些被官方视为敏感的人们，他们实际上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们一样，并不拥有某种天生的免疫力，并不拥有任何特权，称自己不需要警惕和剔除自身专制的阴影。他们并不会因为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受到官方压制，就免除了学习民主以及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免除了听取不同意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我在那篇〈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方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我们不能是一批新的「天兵天将」，不能再来一次——怀揣着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从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相反，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和公众中去。在接受种种限制的条件之下，拓展思路和开辟工作。 在这篇奉命作文的题目是「我们到底要什么？」的文章中，我最后想说的是，当然我们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但是面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公众，我不想回答「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是如何「非要什么不可」，或者我(与我的朋友们)设想中国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不是这样的。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说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充分的讨论，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体现。至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及各种具体的政策，则需要允许不同立场、意见冲突的人们来讨论，让大家来选择，而不会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而遭遇牢狱之灾。言辞是行动的引导，没有身处其中人们的充分讨论，谁能够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非常赞同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的这个表达，钱先生本人经历了台湾民主转型，有着许多切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极具警醒意义。他说：「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的说理方式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分子做的。」(〈略谈「公共型」知识分子〉) 崔卫平，原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研究和写作的兴趣在于公共文化、反对文化、电影及诗歌等。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上） / 2011-10-22 09:33 / 评论数( 0 )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6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确立一个理想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但真的想赢得一些自己认可的东西可能需要很久，甚至一生的时间，这之间可能不断有亲人朋友姑娘抛弃你，亲人抛弃你，如果能解释就尽量的解释清楚，然后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喜欢看结果，虽然当初阻碍你的可能有他们，但是你最终的结果如果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也就放心了，虽然他们此时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当初的阻止和放弃是多么的愚蠢。     我是怎样走出困惑的   文 / 王猛（北斗撰稿人）     曾是集体里的一员 离开义务教育已经5年半了，我已经记不清中国足球队又连续几年叉腰肌不好了，曾经暗恋的姑娘也在我的记忆中变模糊了，但有一件事情却非常难忘：高二因为上课指出老师的用词错误而被班主任和学生们投票，罪名是“接话茬”，全班70多个人，我以50多票胜出，更神奇的是第二名和第三名票加起来都没有我多。下课后几个和我平时不错的同学“安慰”我，算了，谁还没有过做错的事情……在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像那些官员开会一样总结了两点：第一，出来混，难免有踩到朋友大便的时候；第二，在某些学生的眼中，老师做的事情永远是正确的。 初中那会儿我还不曾怀疑一些东西，学校、教师、恋爱、语文、作文，英语等等，我和班上的孩子一样，是集体的一员，傻呵呵的听老师傻讲、傻呵呵地做看似有用的笔记、很用心在背诵老师说应该背诵的课文，却不曾问为什么一定要背过一篇课文、学校不让做的事情就一定有合理的地方、老师交代的事情一定要做好、被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是被老师重视，都是好好学习的孩子、被安排到最后一排的学生都是不学习的，很愉快的生活在这样的集体中，小学生守则到现在都背诵的很流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来才知道，原来热爱一个人或者事物是不需要背的，也不需要让别人说了算的，要热爱什么，不要热爱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热爱或者不热爱，是个人的意愿，不能强加给任何人一定要喜欢什么，就像你热爱橘子，我热爱梨子，大家各有各的热爱，更不能说你热爱橘子比我热爱梨子要高尚。 高一以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优秀”的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以及团员，这个优秀的标准是：要么在班里的考试名次靠前、要么是班干部、要么会拍老师马屁、要么会帮老师做事儿、要么父母有在本校当老师的。或者干脆是主任或者校长。这个优秀无关你的人格，无关你的人品，也无关你有没有思想。我一直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做集体里最好的那个，尽管成绩不怎么样，但我总是认为：只要能和老师，同学们处理好关系，我就很牛了。只要能认真做好老师安排的每一项任务，一步一步的走，没准到大学就能成为学生会主席，将来当个优秀的管理者，这样的目标一直伴随到我高一。     翻开初中写的日记，首页这样写道“新的学期新的打算，这一学期的学习，估计我要拼了，真的，该放下的始终要放下，这个阶段不是我谈恋爱，应该懂得怎么去奋斗，怎么去努力，这样别人才能让别人看得起我，才能有所作为。”后来我用王朔的话总结这段日记要阐述的观点，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挣点钱，让傻逼们知道，并且热衷于让别人知道我是在努力，整段日记都透着钱的味道，这是我初中对“成功”的理解。   独立意识的形成 上高一的时候我问一个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热爱中国共产党呢？那个老师一脸的不耐烦“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还吃不上饭呢，你也不会有学上，明白吗？”我当时并没有想别的，因为很多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后来才开始思考，难道中国人都是傻子？连基本的种地养家糊口都不会？一定要让共产党人来指挥？ 在没有严谨的启蒙书籍之前，我上过一年的广播电视编导课，这一年对我很重要，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土鳖，本来只有老老实实学教科书考大学的命，但当我把学编导这件事告诉我父母的时候，他们竟然同意了，这在一个处处都不尊重孩子意愿的国度里已经算是奇迹了，与之对比，我经常能听到很多父母对孩子说出类似“学这个没前途”、“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原来，在这些“成熟”的大人眼里，一个人懂什么是用年龄来衡量，一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成熟”，只是因为年龄比别人大，而成熟和年龄大是否能划等号，还有待商榷，而他们眼中的前途，竟然和我初中写的日记中对“成功”的定义颇有几分相似，在他们眼中，有前途和是否成功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有钱。 高三那一年算是我被启蒙的开始，这一年的重要性就像一个从来不做身体检查并且得了早期肿瘤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检查出了肿瘤并顺利的做了手术。那一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然后看影评，写影评……在胡乱看了几十部电影和一些影评后隐约感觉这个社会并不像老师和周围长辈说的那样，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很明显，将信将疑，要知道，独立意识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里面，对那些思想已经僵化的，任何启蒙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因为这种人深信爱国主义是对的，是高尚的，深信“一个男人不抽烟，他就不像男人。” 独立意识的培养只对那些思想处在游离状态的人管用，因为思想没有被固定，还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但一时又不清楚到底哪边是对的，这一点很重要，我高三思想就处在这种游离状态，这个时候绝对需要一些文字的东西帮忙解答一些疑问，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刚好碰上了，读了第一本书，韩寒的《通稿2003》，这本书给了我一些帮助，产生的那些无法总结的，半信半疑的疑问都解答了，高三，我毕竟不曾接触过太多事儿，又没有阅历，问题都是关乎我周围的，学校里的那些琐事，所以这本书可以解决我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一个普遍“你这是叛逆期，很正常，过了这个时期就不这样了。”的环境中，我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怎么了，其实这是折磨精神的，因为当意识到自己可能和别人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又无法自我判断是对是错，真是折磨的，于是开始问那些大人们，问那些长者，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直，“你这是叛逆。”长期在没有理性可言的环境中成长导致的结果是，我到16岁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对错意识，更不要谈理性的看待一件事情，甚至对什么是“叛逆”，什么是“批判”都无法分辨。记得高三玩手机，外边下雪了，我在学校的贴吧发了一个帖子，写的是“今年第一场雪，你想起了谁？”，结果不到30分钟班主任就气哄哄的直冲我的座位，让我把手机交出来，我当然不承认自己带了手机，要知道高中是严禁带手机的，然后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贴吧，问这个有你头像的号是不是你？我有个“坏”习惯，填写很多网站资料都用真名和真头像，这个“坏”习惯到现在我都没有改掉。结果手机被没收，我被押送到年级主任那里接受教育改造。这样的经历迫使我想知道学校政教处是怎么知道我上贴吧和学校凭什么不让学生带手机的，其实说白了最初的独立意识是跟自己利益有关的，就这样查了几个小时的相关内容，其实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已经形成了，当然，不是查了一次就形成的，而是对那些你发生在你身边并且认为对自己不公平的事情的不断自问和查阅。 高三下学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逃课，上网，找自己想要的资料。现在每当有弟弟妹妹问我高三是怎么学习的时候，我都努力在这些逃课记录中搜索一些我认为在努力学习，并且他们也在认为我努力学习的桥段说给他们听。上学和学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没有确定他们的确能分清楚它们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第一是不掉面，第二总不能告诉他们我在逃课，上网，在高三这么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些词汇在他们眼里就跟“不务正业”“不学习”，甚至“坏孩子”挂钩，而当他们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又会觉得你不可能是这样度过的，这会让他们更加矛盾，而父母经常又会在这么一个“重要”时期里不断的提醒他们，“你想多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别的都不要想。”实在不想让这个事情的弟弟妹妹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宁愿他们顺利结束了高中生活，再花时间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对我而言，高三下学期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独立意识的开始，这个意识的出现很重要，没有这个意识，也便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虽然那时我不清楚这是独立思考意识，更不清楚什么是批判性思维。这段时间主要就是看一些文章，我记得我上百度查的第一个词就是“叛逆”，什么是叛逆？然后把这个词的解释放到自己身上对比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叛逆，发现有点像，但也有点不像，像的地方是都有反叛的思想和行为……但不同的地方是我并没有强烈的表现欲，也不想标新立异，我开始怀疑那些长辈们告诉我的那句“你是叛逆。”     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18周岁，来到北京，进入了所谓的大学，不断有长辈告诉我“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你要懂得适应，这样到了社会中你才不会吃亏。多和老师同学们搞好关系，他们都是你以后的关系网。”就在这几句话不断在我耳边环绕的时候，无意中在网上知道到了罗永浩，那是大一上学期，看了他的演讲视频，听他讲自己的经历，我就把他演讲过程中看过的书名都记下来，我记得他推荐过王怡老师的书单，于是也开始找那些书，却发现很难看懂，那些难以下咽的文字总让我犯困，干一件事情总是处在“硬着头皮”总不是好办法，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文字里的东西热爱程度并不强烈，只是认为牛人都是多读书的结果，并幻想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牛人，后来同样是在罗永浩的演讲视频里知道了牛博网，这个网站都是一些精短的文字，篇幅都不长，却很精髓，那些牛逼的作者，那种感觉会让我感觉非常过瘾，读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很庆幸自己在没有读过成功学，言情小说的前提下就读了那些优秀的文章，少走了很多冤枉路，这个时候我再反过来去看一些成功学大师写的成功学书籍已经很难下咽了，那些穿越小说，那些内容空洞的风花雪月，着实让我难受。越是看那些文章，越是容易对一些问题提出疑问，而有一些问题总不能让我顺利想通，并且不断有人在你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打击你，这些人多数是一些有一定阅历的长者，在理想破灭之后转而打击有理想的人，“中国的现状就这样，你改变不了的，你看国外就一定好吗？，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要不然你会吃大亏的，像你这样愤世嫉俗的人，走到哪都不会成功的。”而胡平的《犬儒病》却是一个例外，这是为数不多的让我能突然就明白了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感觉，就好好像有人给了我一个耳光，而我又不想躲。 神奇的国度，总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而总有一些疑问困扰着自己，强制拆迁，城管施暴等等，梁文道的《常识》帮我解决了一些疑问，《常识》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一个优秀的时事评论员总会给我意外的收获，在看了众多的评论员写的时政评论后，然后由自己来分辨哪个是合乎理性的，这样默默的关注了一年多,这个时候再去翻阅一些系统的书籍就容易的多了，因为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因为文字写的有却而喜欢，而是文字里的思想和那些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和最求，最先接触的就是王小波，最先读的就是《黄金时代》，在一个人性受压抑的时代里，处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不断的盘问“性爱”的本质，一层一层的盘问下去，然后开始读王小波全集…… 在不知不觉中，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已经形成了，已经不再是独立思考的意识有没有的问题了，只是这种能力非常小，独立思考能力多数是被我们的教育剥夺没了，或者就没想让你有这种能力，如果想用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要看看央视的新闻联播，有多少是你觉得很假的，就能基本判断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了。 后来，当我想了解美国的制度，美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和易中天的《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又给了我新的启示，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华盛顿打跑了英国殖民者又跑回了种植园，3年后才回来当了总统，这才是那句“不是我想当总统，是大家选我当总统。”真正的解释，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运行，一件刑事案件的诉讼和审判过程，然后又是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一些介绍美国的书，和教科书里的说法截然不同，甚至是颠覆性的。 我俗称是文科毕业的，在充满谎言和广告的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中，实在不敢称呼自己真是文科生，即便这样，学文的也应该都知道，高中历史教科书里关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笔带过的，只给出了两个人名，两个书名，殊不知，这两本书里的内容才是值得阅读和学习的，即便是国人翻译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在阅读一些有关“主义”的书的时候，出现大量的关于“主义”的词汇，这个时候，维基百科就派上用场了，帮助我提前了解各种主义的基本定义和特征，我高中那会是用百度百科的，但在做了很多搜索后发现百度百科是给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使用的，维基百科才是世界性的百科。前面说了，我对于这种怀疑的意识已经形成了，只是并不知道有批判性思维，反正知道这不是“叛逆”，在查了大量有关“主义”的词汇后，逐步开始分辨他们的区别，这个过程同样很重要，不用担心，你在搜索维基百科有关“自由主义”这个词汇的时候，下面会有各种别的“主义”的链接，什么“保守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是成串出现的，为了弄清楚这些东西，我曾经痛苦了很久，这个时候再去王怡老师推荐的书单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因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导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对于类似“批判性”伴有生理上的反感，只要一提“批判”就自动跟“愤青”、“愤世嫉俗”联系起来，当我提到“批判”一词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在皱眉头，足可以看出他们对“批判”一词的误解程度。这逼迫我不得不换了另外一个相通词性的词，我们也可以称这种思维方式为“明辨性思维”，或者叫“严谨的思考”，当对方真的理解并且看过了这本书后再回来使用“批判性思维”效果要好很多。很多父母经常给孩子说，“你要听话。”这里有个疑问，难道只要是父母说的话就一定要听？我们到底是要听父母的话，还是要听从父母口中说出的正确的话？《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这本书就是在培养这种分辨能力。而“要孝顺”这句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孝怎么理解？顺又怎么理解？难道孝就一定要顺着父母？不顺着他们就一定是不孝吗？ 虽然有时候父母总是不能理解我在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他们喜欢让你按照他们认为“幸福”的路走，回家考公务员，做一个为高墙填瓦和小人有关的人，我一直都在努力用通俗的济南方言让他们明白人们对“幸福”定义不同，路应该怎么走要问我，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利，在努力做了很多次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隐约明白，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做主了，虽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由年龄说了算的，但总比他们整天逼迫我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要好一些。 确立一个理想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但真的想赢得一些自己认可的东西可能需要很久，甚至一生的时间，这之间可能不断有亲人朋友姑娘抛弃你，亲人抛弃你，如果能解释就尽量的解释清楚，然后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喜欢看结果，虽然当初阻碍你的可能有他们，但是你最终的结果如果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也就放心了，虽然他们此时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当初的阻止和放弃是多么的愚蠢。 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才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做成了，你爱看不看。 努力实现自己认为正确的理想，朋友抛弃你，可能他们本就不是有理想的人，也理解不了你在做的事情，但我相信总是会有有理想的人愿意跟你顺路，做你的朋友，一起去实现理想。 当我坚持不下一件事情了，就会看看上面的话，理性并且激情的为理想活着。 做不了陈光诚，但也不做为高墙添瓦的小人，这就是底线。     （采编：徐毅磊   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你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故乡民俗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