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光谦表示：“三峡工程影响生态，大坝建成后地震增加。三峡的害处都让来百姓承受了，三峡的好处都让个别人拿了！” 从“固若金汤”到“不能指望” 2006年建成的三峡大坝，其工程质量一直受到质疑。而官媒在这近21年中连续报导的文章也从最初的“固若金汤”到“不能指望”。 2003年6月1日，大陆官媒《新快报》报导的文章题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到了2007年5月，《文汇报》刊文题为《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新华网报导题为《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而到2010年，中共CCTV新闻转述长江水利委官员的话说，今年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大坝上。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 王维洛博士： 最近一个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先是50年不遇的大旱，旱得长江成了一条水沟，航运中断；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底裸露，可以走汽车，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还可以放牧牛羊。紧接着这两天暴雨、洪水成灾，许多地区直接从大旱转变成大涝，就跟按了个电钮一样。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指向三峡大坝，认为正是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了这些生态灾难。面对舆论压力，三峡工程主要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先生公开宣称：“不能一遇到极端气候，就怪罪三峡工程。”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的民怨鼎沸，并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怪罪，而是有具体内容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只有河患，而鲜有江患”，是说黄河历来灾害频发，而长江则好得多。这是因为长江有洞庭湖、鄱阳湖等一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现在好了，拦腰建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坝，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以鄱阳湖为例，每年十月是三峡大坝蓄水期，而那个时候呢，正是江西省的枯水季节，鄱阳湖急需将水补充；三峡大坝截住了水，长江干流水位过低，鄱阳湖非但得不到补充，仅有的一点儿水反而要流入长江，最后就会形成湖泊干涸的严重灾难。 这种局面在建坝之前的争议中，早就有人提到。有人说洞庭湖自古就有吞吐长江洪水、调节洪峰的功能，现在建的三峡大坝无非就是把洞庭湖搬到上游去了。要真是这样，倒也就算了。现在的问题是把长江沿线的湖泊都毁了，连长江本身也变成了一条大水沟。 最早和黄万里先生一起反对三峡工程的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先生，最近指出：“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问题，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这是泥沙淤积的问题了，导致河床抬高了、水浅了，轮船进不去了。下游水浅、影响航运，比我们原来估计还要厉害。不但上游影响航运，下游也要影响，反正问题多得很。原来我们是认为防洪不起作用，现在干旱的问题它又解决不了，所以问题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一些。”简而言之，专家们曾经预言的灾难后果，现在一一都出来了，都捂不住了。好处现在看来只剩下一个，就是发电。但是发电的收入全都被李鹏等权贵家族所垄断，而比这个发电效益巨大到无法比拟的灾难，却是都由无辜的百姓承担了。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想拆可能也不行了。他说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他预言道，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他是黄万里之后、反对三峡工程的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将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但愿我看不到那一天，中国实在是在劫难逃。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当朝权贵们所选择的，每一次一定是对中华民族最沉痛、最无可拯救的。对他们是近期就得到名利双收的最大效益。实行实现让自己先富起来的目的。太可怕了。我至今难忘孙越崎脖子上缠着纱布，声泪俱下地在政协会上呐喊，极力阻止上三峡工程。后人只知黄万里反对三峡，谁知孙越崎？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元老，提也没人提啊。老爷子他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数百人联名反对此工程，反对意见就是16开本的厚厚一大部书，各个方面的论证。决策人听不进这些意见，对子孙后代造孽啊。。 —–白衬衫

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已经成了道道地地的“公地的悲剧”。 先简单介绍何谓“公地的悲剧”。1968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定 （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指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尽管有人对哈定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源矛盾难以解决的结论很不满，但不幸的是，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正好验证了哈定的理论。 　　 经过2011年10-11月间国内微博上一番讨论，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大家再也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国人还真不太清楚。我费了不少功夫，大概可以说明饮水安全恶化到什么程度： 一、中国饮水的卫生标准远低于国际社会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中国的自来水却不行，这点中国官方也承认，原因是中国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较低。 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饮水标准与发达国家经过处理的污水标准接近。2009年2月，旅德华人学者王维洛曾在BBC上发表文章“中国饮用水=德国处理污水”，该文列举详细资料，将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与德国的饮水标准做过对比。中国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版国家标准，其中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将三类水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的生化需氧量为20毫克／升，这正好是德国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等于德国处理过的污水标准。 王维洛同时还告诉读者：2002版中国饮用水标准是经过调整的。此前执行的1988年版中国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是：四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另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15毫克／升。我解释一下，另类水是不能饮用之水，但现在都成了三类水，中国饮用水的主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降低饮用水卫生标准呢？其实是种“与时俱进”。由于中国的水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调低饮用水标准，否则无水可饮。原来不符合标准的另类水，经过“调整”标准，全成了可饮用的三类水。至于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水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政府似乎顾不上考虑了。 二、不靠谱的政绩：喝不上干净水的人从3.2亿减至1亿多 中国的环境总体上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但保证中国人民能够饮用上干净水也列入水利、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的政绩，怎么办呢？“天大的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员”。就在江河湖海几乎全部变黑的同时，国家水利部公布的数据却显示：中国饮用不卫生的水的人数从2005年3.2亿减少至2010年的1 亿多。 以下是报道摘要：“2005年水利部农水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2006年至2010年 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但目前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 人口喝不上干净水。” （“水利部报告称超一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够干净”，网易，2010年10月21日）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1、我将来自水利部的另一条消息与这个数据比照分析，发现此数据有数字“大跃进”之嫌。中国日报网消息：2009年11月20日，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主任李仰斌指出，中国仍有约2.7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 假定水利部李仰斌主任没有撒谎，有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中国饮水不安全人数从2.7亿一下减少至1亿多，等于锐减了1.7亿。由于2006-2010年间总共“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此前2006年-2009年10月，总共只减少了5000万人，而此后一年不到解决1.7亿人。这一年中国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看来是发起了又一轮“大跃进”，否则如何完成？ 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6年的“环评风暴”，主要是因严重的水危机而起。国家环保局当时公布，从2005年年底松花江事件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的突发事故中（全年约为180件），70%是水污染事故。但这些年情况还在恶化，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2012年五年间两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这段时期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7年，水污染事故每年1000多起（2007年12月3日：“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近年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每年有1700多起（2012年4月13日：“水污染危机成为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不可能设想，在水污染如此高密度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喝不上干净水的人数能够急剧减少。只能说国家水利部又在玩数据游戏，忽悠中国人。 中国的水污染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其中既有政府发展战略的失误 （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而过度透支环境），有政府放弃监管责任（让环境评估与环保监管形成了一道粗大的食物链）；但溯源至根，还是“公地的悲剧”。中国的水污染展现的是一幅企业、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社会成员为个人的利益而算计，在一番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竭泽而渔。

中国云南的严重干旱持续，全省有319万人饮水困难，部分企业、厂矿已停产停工，旱区学校可能因缺水而整体搬迁。有专家认为，云南大旱有人为因素。 图片：云南省旱情持续加重。图为村民收集饮用水（法新社） 北京出版的《新京报》2月28号报道，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森林防火和抗旱救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随着旱情的发展和蓄水消耗，在雨季来临之前，云南抗旱保供水形势可能更为严峻。 目前，云南省许多地区已出现气象干旱，旱情呈现加快加重发展态势。 云南副省长孔垂柱在会上说，受三年连旱和降雨严重不足影响，目前全省已有273条中小河流断流、413座小型水库干涸。当前全省农作物受旱面积达822万亩，小春作物、优势特色作物和经济林缺乏足够水源浇灌，长势不容乐观。 美国民间机构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主任詹妮弗-特纳尔女士认为，导致中国云南大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包括自然因素，也有人为的原因。 “干旱是很复杂的。这可能是与当地的气候变化有关。这种气候变化有可能是因为大气中的黑炭气溶胶浓度上升而引发的。黑炭气溶胶是一种温室气体，是由燃烧柴油和燃烧农业废物而导致的。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中国的西南部和印度的一部分地区有气温上升的现象。这有可能是云南大旱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在中国冰川融化这些年来也相当快速。而这当然会影响气候的变化。” 马来西亚出版的中文报纸《光华日报》2月28号发表文章说，云南连续3年大旱是人祸，因为有中国专家指出，每年雨季到来时正植烟草生长季节，云南省政府为保护省内主要经济支柱烟草业，保障烟草产量和质量，在过去二十年，每年都在梅雨季节发射防雹弹，使天不下雨，导致连年干旱。虽然烟草保住了，但民众生活及其他农作物却遭了殃。 许多中国网民批评当局破坏自然规律，并呼吁抵制云南出产的香烟。 旅居德国的环保专家王维洛先生也认为，云南多年大量发射防雹弹和种植吸收很多水源的桉树，是导致严重干旱的两个因素。 “中国的人工影响天气，他们看到有云就打，一方面是催雨，还一方面是打冰雹。因为云南现在种的经济作物很多。它种的烤烟怕冰雹，它看见云了来了就给打掉了，不让它下冰雹，就把积雨云给打掉了。雨就下不来了。还有云南种的经济作物有引进外来的桉树，桉树是一个蓄水量很大的植物。从生态来说的话是不适合这个地区种植的。它需要很多的水，而且它把地下水水位全部都往下降，并且它蒸发又很快，那么它和人抢水。” 《广州日报》日前报道说，有中国网民对云南大旱给出4种解释： 一是近20年来每到雨季，为保证烟草产量和质量而大量发射防雹弹，导致雨水减少。 二是野蛮开矿导致地下水枯竭，以及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 三是大量种植被称作“抽水机” 的桉树，导致林地寸草不生。 四是畸形的库塘安全管理导致蓄水严重不足。 云南省水利厅的资料显示，云南境内河流众多，年平均雨量1258毫米，水资源总量位居中国第三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近5000立方米。但这个水源丰沛的省份自2010年来却连续三年遭受大旱之灾。连民众饮水都成了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