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 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 ‘ 主义 ’ 可以框定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活，别人也要活。…我建议加上 ‘ 尊重多元 ’ 。 ” 说得痛切一点，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未必一定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极可能是在长期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法呢？什么又是社会主义音乐？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因为崇尚自由、反抗压迫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好，但我会讲真话。 近日到湖南，看到一种新酒，说是黄永玉取的名字，名叫“内参”。是说酒后之言可为内参吗？不得而知。但目前确有两个语言系统。一是文件语言、会议语言、表态语言，即“套话”；一是酒后之言、饭桌之言。两种语言系统并行不悖，习以为常，这也是一种文化。 我主张，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应该真诚，没必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更没必要说假话。 说得痛切一点：我总感到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或者刚刚举行了开幕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未必一定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极可能是在长期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 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法呢？再要“传染”开去，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音乐，岂不更麻烦？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活，别人也要活。你说这样好，别人说那样好，奈何？唯一的方法是和谐共生，不能老想压迫谁，更不能老琢磨灭了谁！ “文革”期间，我国政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可那个年代还产生了《我爱你，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哪个人不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因为崇尚自由、反抗压迫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指导思想比文化体制改革更重要   执政党“十七大”提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文化上论英雄，不看数量，主要看质量。看有多少大作，出了几个大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短短几年，能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作家有一大片！ 改革开放30年，再往前数30年，能数出几个大家，几件能称为大作的作品？“十七大”说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小发展小繁荣，也不是中发展中繁荣，我只能说，还没有出现预期的景象或势头。去年在宁波镇海开会，我与王蒙同志谈到文学评奖。我说这些年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学样式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手机短信，精彩。 影响、制约、束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的看法，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还不够解放。“解放思想”，主要发生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如：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移，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等。 改革没多久，有些老干部到深圳特区一看，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多大的思想震荡！文化领域有这么大的震荡吗？思想有这样的变革吗？我认为没有。说得痛切一点：我总感到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或者刚刚举行了开幕式。 我认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要务，是转变指导思想，转变文化观念。与之相比，文化体制改革是第二位的。 具体而言，至少要实现三个转变，即：由阶级论转为和谐论，由一元论转为多元论，由从属论转为自主论。 这里的“和谐”、“多元”以及不再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将文化与经济、政治并提，都是党中央的提法。我只不过是谈自己的理解罢了。   由阶级论转为和谐论   也许，当初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现实的、直接的目标，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纲。但我看，这一“否定”却有全局的、理论的甚至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意义。 不必过多叙述历史。从1920年代革命文学，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1940年代延安讲话，19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文化，1960年代发动“文革”，到1970年代拨乱反正，说我们文化运动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恐怕没人反对。有许多次文化批判，例如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批判胡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丁玲，批判梁漱溟，批判马寅初，批判杨献珍，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批判《水浒》，批孔。 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改变了没有？我认为，说法上有所柔化，程度上有所减弱，但还远远不够。余秋雨说怀念上世纪80年代。他说得不确切。1980年代只有一段时间文化界心情比较舒畅。 我百分之一百赞成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的四个字“和谐文化”。我百分之一百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继续坚持阶级斗争。这一点必须在基本原理上讲清楚。 党中央倡导理论创新，倡导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对于基本原理的探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当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有的老同志给耀邦同志打招呼说，理论问题要谨慎。耀邦同志回答说，“不，理论问题要勇敢！”我至今认为，这句话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气度。 我有个初步认识：阶级、阶层是普遍存在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阶级、阶层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什么？可能是依存、依赖、合作、妥协、共生。阶级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甚至在某些时期可能激化为剧烈的、疾风暴雨式的斗争。但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阶级关系必将日益走向共同利益下的理性调整，包括在道德、义务、同情、责任参与下的法律和社会契约中走向和谐。所谓阶级、阶层的成员，也是在财产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改变和再分配中变化的。 其实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否定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论断。“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更从世界观的高度提出了新看法。 在思想文化领域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势必颠覆许多观点。许多出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阶级的思想、道德、文化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超越阶级，超越时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毛泽东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这勤劳勇敢、热爱和平是什么阶级的呢？ 去年11月，我在第七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提出，两岸不仅应展开经贸文化交流，也应展开政治交流。从“和谐”、“和而不同”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未必一定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极可能是在长期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正是和谐的思想吗？应当从这样的理论高度，认识“和谐文化”。   由一元论转为多元论   我们向来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而且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式的反映。文化上一元论的看法，充满着革命的热忱、伟大的理想，也是真挚的。只是，而今反思，也不够成熟。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的画图，是的，但不能把历史看作一张白纸，不能说“俱往矣”，你们都不算数，我来了，一切要重新来过。 从所有国家的实践看，而不是从空想出发，就会发现：任何时代、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的文化都不可能是一元化的。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也都不是一元化的——这里说的是文化的存有状态。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从《论语》、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到胡适、鲁迅、陈寅恪、王国维；从梅兰芳、尚小云到张艺谋、赵本山；还没有说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与生活方式；更没有说到美国大片、日韩时尚等——除了“多元”一词，还能以什么概括呢？去年，我参加“国共论坛”，听到吴伯雄先生讲了一句话：“文化是多元价值的总和”，非常正确。 我们恐怕应当重新思考，一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下的文化，当然会受到那个社会制度的影响、促进或者制约。但文化的内容并不是与制度简单对应。美国、日本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很少听到他们说自己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是说美国文化、日本文化。 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应当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概念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也许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我内心磊落，并不想隐瞒观点。我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正如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明确的。 但是，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如果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曹雪芹、王国维，再加上美国大片、小沈阳的二人转，统统都叫“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词语还有意义吗？ 约30年前，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书法》杂志那时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开创社会主义书法新局面》。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死？因为那时我认真想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法呢？是指书写内容还是书写者？或者“二王”、欧、严、柳、赵、米、于右任都算？再要“传染”开去，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音乐，岂不更麻烦？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活，别人也要活。你说这样好，别人说那样好，奈何？唯一的方法是和谐共生，不能老想压迫谁，更不能老琢磨灭了谁！   具体到每个人，从信仰、主张、价值观念，到见解、爱好、趣味，甚至偏见，更是多元的，无法统一的。 以我个人为例，我写过论鲁迅小说的文章，十几万字，但我不喜欢鲁迅的小说，觉得还是他的文章好。钱锺书是巨匠，我很敬佩，但他的小说我也不喜欢，尤其是那些卖弄聪明的俏皮话。我看王蒙的评论比小说写得好。我喜欢阿炳，喜欢《二泉映月》那种苍凉、伤感和真挚。可我不喜欢刘天华，《空山鸟语》、《病中吟》、《光明行》都不喜欢。我觉得做作，无病呻吟。我要写现代音乐史肯定不写他。当然，幸亏也没人让我写。 我整体上不接受“百家讲坛”，尤其不接受于丹，主要不是内容，而是状态、语态；更不喜欢《复兴之路》一类图解历史、图解政治概念的各种纪念演出，我们这一代人对“为政治服务”已经形成了本能的反感。《卧虎藏龙》名气那么大，但是故事很差，看不下去。《英雄》简直不知所云；“三枪”我看了片花、宣传画，没敢看片子。 我更不喜欢各种演唱会，从“同一首歌”到“中华情”，在我眼里跟夜总会走秀没什么区别。这恐怕与年龄有关。而今服装时尚里有句话“垃圾般的雍容华贵”。我这个年龄只能看到“垃圾般的”，看不出“雍容华贵”，也看不出“抹布之美”。 我的这些说法都不是文艺评论，而是个人化的趣味、偏见。但你要让我改变，那很困难。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给多少钱都不喜欢！这类事，不要追求一致。 既然是多元并存，如何对待多元？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属一元的那些“元”？这是一次考试。我极赞赏党中央关于“政治文明”的说法，文明不同于文化，文化可以各种各样，可以是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但文明只意味着进步。世上有不讲理的文化，但没有不讲理的文明。不讲理不叫文明。这是一个极严肃的问题。 长期执政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社会、多元文化，至今仍缺乏必要的讨论。不能满足于提一个观点，提一个口号。有一句话叫“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什么叫“引领”，别人不买账怎么办？这类问题不仅要有观点，而且要有学说。不仅自己要想清楚，说清楚，还要说给国际社会，说给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听。即使不能说服别人，起码也要让人家感到言之成理。 我们在国际上是真诚的多元论者，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讲过多次。因为要面对政治的、文化的单边主义，甚至霸权主义。我们有些弱势，话语权不够，因此主张多元。回到国内，现在提“一元引领多元”，我建议加上“尊重多元”。 （高）占祥同志发明了一个说法，叫“敬其所异”，说是要对不同的东西表示敬意，与其说这是一种气度，不如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认识。无论思想、创作、评论还是生意，都有这个道理。那些不同于你甚至反对你的元素，也许正是你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动力！占祥的这个见解很深刻。他甚至说，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应该感谢自己的对手，感谢自己的竞争者，感谢自己的反对者。   由从属论转为自主论   与经济、政治、社会相比，文化有没有相对独立自主性？ 过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影响了几代人。它显然不利于文化、文艺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又多了一个主人：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这几年，党中央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同时并举，现在又加上生态环境。文化堂而皇之与经济、政治平起平坐，这是党的文化观念的进步。但是，真正改变从前文化与政治的主仆关系，还有很长的路。 而今，中央提出要解放文化生产力，要增强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不研究文化的规律是不行的。这是大题目，我只能略说一二。 举个例子，产品会更新换代，像计算机、手机，先进的、高质量的出来，就会代替落后和低质的。 但就文化而言，则是另外的情景。不会因为屈原就淘汰《诗经》，也不会因为李白、杜甫就淘汰古诗十九首，淘汰曹氏父子，更不会因为毛泽东、艾青就淘汰李清照、苏东坡、辛弃疾。学术以及书画、音乐、戏剧等方面，莫不如此。文化、精神的生产和产品往往是一层一层累聚起来的。往往是时代过去了，文化却留下了。但史书也不会越写越厚，厚到地球放不下。文化也会淘汰，但它的淘汰和物质产品的淘汰不完全相同。所以，在文化规律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再如我们常常说，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带来文化发展的高潮。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也希望如此。但这不是规律，也没有必然性。“文革”期间，我国政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可那个年代还产生了《我爱你，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产生在“大跃进”年代。起码从音乐上说，改革开放30年，并没有出现可以和以上三个协奏曲媲美的作品。 你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要认真研究，不能满足于喊口号，更不能乱喊口号。文化发展是有自身规律可寻的，不应将文化看作是经济、政治的附庸、奴仆，文化有自身的、相对的自主性。 说到自主性，就不能回避与精神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由问题。现在，锦涛同志多次讲理论创新，讲创造活力。2009年12月7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汤一介先生的访谈，题目是“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汤教授说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话：“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应该感谢汤一介敢讲真话。也许汤先生以为到了不说不行的时候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环境宽松了很多，不但可以说，而且可以登载出来。 “自由”一词，不知从何而始，因何而起，几乎已成为一个负面的用语。我们对自由的误解基本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自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很虚伪的东西。二是认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法无天，那还得了？ 这两点在中国人心目中印象很深，应加以辨析，首先，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哪个人不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因为崇尚自由、反抗压迫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学者们也同样是以负责任的态度讨论自由的，比如，罗素就曾反对放任的、无秩序的自由，认为不受任何外在控制的自由势必导致混乱，导致强者侵犯弱者。不少学者强调，不同于“原子个人”的“社会自由”，是更具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的自由观念。而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社会自由，是在社会需要、法律规范、社会契约、社会公德等条件下实现的。 我极相信，汤一介先生重提自由，意在推动文化创造力的发展。这些思想，与中央精神一致。锦涛同志在十七大就曾提出“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再比如，什么是“以人为本”？据我看，就在于承认无论经济、政治、文化，也无论国家、社会，通通都是手段，只有人是目的，是最高价值，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人的最高需求是什么？当然是温饱、安全、爱情之上的自我实现，即人的创造力的自我实现。“以人为本”的含义之一，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在必要的社会制约中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享有思想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幻想的自由，以及表达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并以此为前提，发展它的创造力！     （王石，作家，文化评论人士，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ifeng . com / article /9872191. html ）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崔卫平 , 文革 , 传统 , 共产党 文/崔卫平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镜头。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有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我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说她：「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在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盛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八九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下） / 2011-10-22 09:37 / 评论数( 0 )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6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王也扬：“两类矛盾”理论应该放弃 进入专题 ： 两类矛盾 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 王也扬 （ 进入专栏 ）       [按语] 《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也扬的论文《“两类矛盾说”理论探析》，提出“两类矛盾说”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它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所以应该停止使用“两类矛盾”的旧理论。我们今天在面对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的时候，要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绝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所谓“区分两类矛盾”那一套。只有这样，才能使“以法治国”常态化、制度化，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论文全文如下：          “两类矛盾说”是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理论学说，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它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用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两类矛盾会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如果处理得不好，非对抗性的矛盾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个学说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它曾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的一大创新。可是，就在该学说提出的当年，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个学说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理论界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          简而言之，“两类矛盾说”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它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     在“两类矛盾说”中，所谓“人民内部”的范畴，是过去革命斗争中为了孤立和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功争取了中间阶级而形成的。著名党史学家胡绳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①]另一位著名党史学家胡乔木也说：“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三十年代没有那样提。他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资产阶级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划分开来，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在四十年代能胜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②]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习惯地把这段胜利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明。     其实马、恩著作里面，并没有多少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专门论述，《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③]可是马、恩设想的这种因生产力高度发达，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且须多国无产阶级同时胜利的革命，在西方工业国中并没有成为现实，倒是经济落后、社会分化程度低、中间阶级占了多数(毛泽东以“两头小中间大”来形容[④])的国家，如俄国和中国，革命烈火容易燃烧(所谓“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这些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首先实现民主主义。对此，列宁认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灵活变通，移植使用，如果弄得好，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强大，社会中间阶级的成分又相当复杂，要想以小搏大，最后把事情搞成，列宁非常重视如何争取多数的革命策略问题。他提出“两步走”(即先联合社会各界一道进行民主革命，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迈向社会主义)，并著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又著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进一步加以总结。列宁是这样表述其革命策略的：“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⑤](原著中此段话为黑体字——引者)在列宁的论述中，革命已经不是马、恩原来设想的那种“简单化”的两极对抗，而是存在着三个阵营(即敌、我、友)和四个方面(“联合”对象与“麻痹”对象，又是一个阵营中的两个方面)的复杂关系演进。这种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转化的;革命的目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阶段发生转化的。如在民主革命阶段，革命对象是专制制度，联合对象是农民，“麻痹”对象是资产阶级;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则变成了资产阶级，联合对象是半无产阶级，“麻痹”对象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麻痹”之谓者，施以手段，使其不察而利用也。说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非革命的“自己人”， 只不过是暂时的“同路人”，经过各个阶段我方对其区别对待的同盟关系，它们最后将一步步转化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阶级斗争学说，在列宁的演绎之下，变成了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其与马、恩那种带有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的逻辑推理，显然有了极大的“创造”和“发展”，它的策略可以是那么的精巧与实用，当然也允许包含某种东方式的狡黠与不诚信。列宁总结道：“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⑥]     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更完整的包装——新民主主义，其核心的东西，完全来自于列宁主义。而中国传统的“纵横捭阖”之术，则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这种政治斗争策略，并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加以运用和发挥。据彭德怀回忆，早在30年代初，“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⑦]也就是在此时，适逢共产国际调整政策，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开始形成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后来称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评那种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的“关门主义”，主张“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⑧]可以看出，他使用的语言都是列宁式的。他同时提到了“纵横捭阖”之术，说敌人“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⑨]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支持毛的意见，他也表示：“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⑩]及至194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巨大成功，中共实力空前壮大，“小指头变成了拳头”(毛泽东语)。在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干部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⑪]他还告诫同志们，对暂时的同盟者要“忍一口气”，应看到其“有用的”一面。[⑫]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升级，中共需要对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有一个说法。这便产生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确如前述胡乔木所说，毛泽东于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曾把这种将分析对象细细区别，层层剥离，“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⑬]的做法，形容为“剥笋”。显然，其依据仍然是“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的列宁主义原则。1947年底，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革命胜利在握，毛泽东指示党内，对于自由资产阶级右翼，现在虽“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但要“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⑮]这实际上也是“两类矛盾说”的理论雏形。     毛泽东在上述那段话里说了一个限制语：“在现阶段”，这是因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将民族资产阶级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⑯]可是民族资产阶级曾为中共昔日的盟友，所以随后进行的革命变通成了和平的“赎买”。在顺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又专门讲了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说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象不象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⑰]毛泽东在这里说清楚了“两类矛盾说”的政策用意以及贯彻“这个路线”的阶级斗争大背景。          二、          1957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直接背景，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只用一年多的工夫，这个关系亿万人民身家利害的大革命，就在农民及手工业者踊跃“入社”和资本家们“敲锣打鼓”之中完成了。它证明中共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实在高明。这给毛泽东以巨大的鼓舞和自信。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可能完全风平浪静，各地也有一些负面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些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祟，解决的办法靠整风。于是他力排众议，提倡“双百”方针，提倡人民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乐观地期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造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然而，事情起了变化。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话音刚落，整风“鸣放”中就冒出了对执政党刺耳的声音，有人甚至提出要和中共“轮流坐庄”，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继而一场有伤和气的反击在全国展开，是为反右派斗争。从和风细雨讲“内部矛盾”的春天，到疾风暴雨讲“敌我矛盾”的夏季，人们都说这是“大转弯”，可是对于了解中共党史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弯子。1957年7月，在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语带愤慨地说，历史上包下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找到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找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⑱]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宣称：“共产党看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⑲]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反右派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⑳]毛泽东在全会上说，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之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此前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21]毛泽东最后总结道，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他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 而建国后他就强调的“纲举目张”[23]的说法，就是抓社会主要矛盾的意思。     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情况更加复杂和严重。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所遇到的最突出，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在马、恩原来设想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的阶级斗争中，“小资”是一个不断分化、消亡的阶级，其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恰恰是列宁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问题提到了论述的核心。当然，这与马克思主义被移植到落后国家的历史命运直接相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24]这段语气强烈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之一。[25]列宁继而说到这种阶级斗争的特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26]     与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分化更落后，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更严重。首先它人数众多，占了人民内部的“绝大部分”，有形容如“汪洋大海”。其次它既是革命的主要联合对象，又与无产阶级“两条心”，且“最容易变”。(毛泽东语)更要命的是，中共“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 [27]。通过研读列宁的书，毛泽东认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28]早在延安时代，他就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9] 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30]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分界在哪里呢?在于立场，在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31]决定立场和态度的是政治思想。所以“思想改造”是中共自建党就十分重视的课题，而“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毛泽东语)则为党内斗争的一种常见模式，由于它说到底属于“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问题，使得这种斗争历来表现得十分严酷。建国后毛泽东仍警告党内：“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的泥坑。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32]其依据亦即列宁主义关于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的理论。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颇有新意的观点，说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就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头的大多数。研究者一般认为，毛泽东重新肯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完整意义的剥削阶级，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他晚年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误区。     毛泽东何以要把剥削阶级分作两个呢?在随后的武汉会议上，他说得很清楚，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即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右，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今天的蒋介石、国民党;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中间分子，又反共又不反共，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半心半意的。要团结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33]原来，所谓两个剥削阶级，是根据人们政治态度的不同来划分的。这是毛泽东曾经用过的对敌斗争策略，其与当年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与作为中间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完全出于一辙，这也正是他构建“两类矛盾说”的理论框架。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说”，是想给“人民内部矛盾”作一重新区划，从而继续把他的对敌斗争策略思想贯彻下去。“团结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正是为了“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          三、          当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课题，“两类矛盾说”的操作要领，便转向了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前已述及，在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中，关于“转化”的学说，是其亮点所在。判断“转化”的时机，首先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次就要象厨师掌握“火候”一样，只能凭操作者的经验感觉了。即便如“两类矛盾说”本身，在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它既可以作为鼓励“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可以视作“引蛇出洞”的工具，翻覆之间，则由领袖人物的意志掌控。反右派斗争之后，一些曾被动员“帮助党整风”，却终于落网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阳谋”说耿耿于怀，殊不知作为阶级斗争的策略，其亦非为毛的独家创造，且怎么说都有道理。     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一致：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政治态度，就是所谓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的领导“心服”与否的问题。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俗话说，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阶级斗争一旦进入到这一层面，就变得不像唯物史观所阐述的那样有实在的物质可据了，其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难度可想而知。     思想的外壳是语言文字，其又分为私下(如私信、日记)的与公开的。前者少掩饰，政治立场比较暴露，从中可以发现反革命(中共在历次内部“肃反”中，都特别注意私信、日记等不公开思想载体，屡有斩获，后来逮住“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功归于此);而对于后者，即公开发表的语言文字，则需要一种“嗅觉”。在反右派斗争后，《文艺报》推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特辑，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说，这些文章“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34]《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三八节有感》的作者丁玲等人，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内含对革命队伍中某些问题的批评意见，并无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论，当年分析、定性这些文章，据说也主要看其批评的“用心”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的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恶意的批评则是“冷嘲暗箭”式的(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生活中首长吃小灶和穿斜纹布衣服诬蔑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便是典型)。然而仅凭一篇文章或一通讲话，仅凭其遣词用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差异，就判定一个人的所谓善恶用心与“矛盾性质”，是极不可靠，甚至是很荒唐的。后来历史事实证明，王实味、丁玲等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写作时或因思想一念之差，或因情感一时冲动，出言不慎便铸大错，遂被当作“敌人”，断送一生。此外，对文字作品做出“定性”的一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往往也可以左右判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1956年青年作家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人指责有攻击党的嫌疑，毛泽东知道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王的作品反对官僚主义，应该受到支持。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他再也无心过问那位被划成“右派分子”、遣送新疆劳动改造的王蒙了。[35]     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解决敌我难辨，毛泽东临时制订出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一内容后来补充进了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六条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36]应该说，“六条标准”概括的相当全面，政治上也条条重要，但最大的缺陷是只有一般的原则，而无具体的解释，操作起来没有确凿可断的衡量标准，这就为“上纲上线”的做法提供了大量空间。在以往中共党内斗争中，“上纲上线”虽能使人提高认识，“触及灵魂”，亦即所谓思想批判从严，可是用它来做组织处理的依据，就往往要搞错。于是“六条标准”越全面，其笼罩的社会生活内容就越广大，其造成的结果就越带悲剧性——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不完全统计，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超过了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十分之一。     列宁在论述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强调其“自发”倾向、个人主义等思想腐蚀，可以导致“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反右派斗争中，个人主义是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来挖掘的。丁玲在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写给上级的“思想汇报”中说：“目中无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的!”[37]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提出“要斗私批修”[38]，开展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运动，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执行列宁教导、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努力。可是，所谓“个人主义”、“我”、“私”，几乎人人心中都存在!这岂不是等于“人民内部”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条通向“敌我矛盾”之路?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史无前例”人间浩劫的一个原因。据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文革”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毛泽东也承认搞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困难在于敌我难辨，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39]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我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恶果，证明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历史阶段中，“两类矛盾说”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成功的。     通过以上历史考察，我们看到“两类矛盾说”确属“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其本身就是一个包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由于政策和策略的运用，人民内部矛盾又与敌我矛盾相对而言，两者互为依存，且互为转化。一提人民内部矛盾，背后就必然有敌我矛盾的影子存在;两类矛盾转化的根据，则主要决定于有关方面的思想和态度，这里面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来就不易把握，难以操作。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元帅之后，毛泽东用“两类矛盾说”来解释“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他说：“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40]在这一段话里，如何“及时适当地”解决矛盾，说得并不很清楚，但有一点告诫却十分清楚，即“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是否“适当”，决定矛盾性质是否转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的性质，既然常常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同上引，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语)，那么，各级党政单位在对敌斗争上所采取的政策，必然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对思想、态度问题，也一定是“上纲上线”和“从重从严”，如此才能体现革命立场的坚定性。而在对立面的一方，只有就范、认罪，才能说是态度好，更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其作辩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遭遇就是例证。于是“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情况在当时社会便多有发生，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很容易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在所难免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41]党和国家开始了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中共十七大终于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使“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真正成为可能。然而，“两类矛盾说”却还未及在思想理论上认真地加以探析，以决取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这样的观点，往往成了一些地方动辄用“对敌”斗争手段处理民间矛盾和民事纠纷的籍口，酿成不可收拾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这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笔者建议：停止使用“两类矛盾”的旧理论，当局在面对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的时候，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在切实保障公民各项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问题来公正地处理，既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运动，也不搞所谓“区分两类矛盾”及“落实政策”那一套，使以法治国常态化、制度化，以利于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①]《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1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⑦]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158页。     [⑩] 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5月)。     [⑪]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⑫]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9—190页。     [⑬]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4页。     [⑭]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⑮]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⑯]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⑰]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日)。     [⑱] 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7月17日)。     [⑲]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6—437页。     [⑳]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2期，第49—51页。     [2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7日)。     [22]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2页。     [24]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25]1918年列宁遇刺，据说就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所为，上引文是列宁伤愈不久所撰，其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中共影响极大，毛泽东晚年仍要求全党学习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并指党内不愿意搞阶级斗争的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5、1769—1770页。)     [26]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27] 毛泽东语。直到1956年，他仍然认为党内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另见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7日)。     [2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876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5页。     [33]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6日)。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35] 参见王蒙《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     [37] 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38] 《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日，第2版。     [39] 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31页。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453页。     [41]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来源于选举与治理网。 进入 王也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两类矛盾 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9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