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上）

作者：《思想》 | 评论(0) | 标签:崔卫平, 文革, 传统, 共产党

文/崔卫平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镜头。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有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我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说她：「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在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盛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八九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