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

牛泪按：实际上，从去年4 月温家宝总理开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等“两股势力”、从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时胡锦涛总书记搬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两大决议”开始，胡温二人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熙来进行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记得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初，在多维网看过一篇题为《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的评论文章 。 在这篇文章中，撰稿人援引党内退休高层坦指薄熙来可能成为党内第二高岗的评价，从高岗式机会主义、高岗式山头主义、高岗式政治赌注等多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了薄熙来和高岗的诸多相似之处。 老牛认为，此文对薄熙来所犯错误之性质、对薄熙来在中共党内之政治地位、对薄熙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命运之判断虽有明显高估。但实事求是讲，就薄熙来在重庆期间的政治动作看，他的诸多举动的确有着当年高岗的影子。而且，综合目前各方情况分析，虽然不至于被打为反党集团，但从案件定性来看，薄熙来的确有加速滑向高岗方向的可能。 因为上述《薄》文已详细剖析了高、薄相似之处，老牛这里就不再拾人牙慧，仅从高层态度及目前局势，来分析薄熙来何以正迅速滑向高岗方向。我们先看胡温二人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自2007年薄熙来被贬谪安排到重庆以后，胡锦涛就一直没有去过重庆，相反，总书记倒是抽出时间，连续三次去广东，而且每次都逗留多日。总理温家宝亦然，近五年来，温总理曾数次前往广东，对重庆却是爱理不理。重庆的“两江新区”，虽然是在薄时代搞出了一点成绩，但实事求是讲，能从中央搞下成立“两江新区”的批文，那功劳却是薄的前任汪洋的。我们抛开汪薄之争不提，仅从胡温行程，就能判断出他们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记得，在去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为解决政治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正席卷中国的左右之争，胡锦涛在告诫全党正面临“四大风险”同时，还特地从历史角度要求全党要正视路线选择和指导思想问题。 胡胡锦涛原话如此：“ 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 胡的讲话是不是指向薄熙来？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对薄熙来抱以警惕？如果仅从胡的讲话，还不能得出确切结论。但当我们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召开会上批薄熙来开历史倒车的讲话拿过来，和胡在去年的讲话对比，相信任何稍有政治头脑者都能立刻发现问题。 温家宝原文如此：“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 胡、温讲话何其类似！这说明早在去年开始，在胡锦涛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和温家宝谈“文革遗毒”、“封建残余”之时，胡温二人就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氏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只可惜薄熙来没有悬崖止步，老牛也不知道这是他没有政治悟性，还是他对自己的政治能量太过自负，还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他的性格所致，这个恐怕就只有薄熙来自己清楚了! 其三，老牛说过，在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中，胡锦涛是通过国安系统亲抓此事。但在中央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之前，薄熙来指派黄奇帆，透过香港某媒体开脱责任，试图影响舆论，倒逼中央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调整调查结论，这使得高层极为震怒，立刻勒令重庆和这家媒体闭嘴。此举不仅使此华文媒体颜面扫地，也进一步恶化了薄熙来和中央高层的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两会”期间重庆方面的出格举动，在重庆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薄熙来“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一语非常没有政治水平，等同逼宫。此话一出，立刻将胡锦涛置于极端尴尬境地：胡如果去重庆，则是听了他薄的安排，如果不去，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和薄公开对垒。胡的恼火可想而知，所以在“两会”结束之前，高层实际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先通过温家宝对外吹风，然后当晚就通过了拿下薄熙来的决议。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根据中央领导建议，在李源潮、张德江到重庆宣布人事任免当晚，重庆市领导班子就被全体包机拉到北京，在温家宝总理面前逐个过关，被要求和薄熙来进行政治切割，并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在会上，黄奇帆一反原来紧跟薄熙来的态度，积极主动深刻检讨，并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各项决定，会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另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奇帆已向中央递交不少对薄极为不利的书面检举材料。 类似情况，“文革”结束后，只有“六四”期间在赵紫阳身上用过。即便是当年的陈良宇案，也没有搞到把全班人马拉到北京向中央当面表态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薄熙来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及以胡温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薄熙来的严厉态度。   附稿： 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王立军事件猝然发生，让一路提携并委之以权柄之重的薄熙来一个跟头栽进暴风眼中。一直以来，王立军都被视为薄熙来铁杆心腹，是其麾下推行“毛左”政治路线和“运动式”打黑的核心人物，被国内右翼和法学专家批为开历史倒车，法制中国的破坏者。 但在王立军事发后，主流声音却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且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警界翘楚，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他的悲剧在于以一介武夫性格身陷政治漩涡，明知有成为“口香糖”的可能，却以身饲虎，被人利用、操纵、抛弃，活脱脱表演了一场政治闹剧，把自己搞成了悲剧英雄。而这场闹剧的制造者，就是成就了王立军，后来又亲手毁掉了王立军的薄熙来，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同的是，萧何作为开国元勋，以汉家兴衰为己任，以其忠心与智慧深得当朝倚重并留下千古美名。而薄氏其人，则被广泛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在任之时就被冠以“政治野心家”之名，其政治路线、立场、动机等都饱受各界质疑。据北京消息，有位已经离退、在党内威望犹存的高层领导甚至直言指出，薄熙来有成为党内第二个高岗的可能！ 高岗何人？ 高岗者，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是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到陕北之后，高岗曾任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于1949年起，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养成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因为路线问题，高岗和刘少奇等发生一些争议。 中共建政时，高岗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并从1952年底，开始担任当时在国家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计委主席一职。担任计委主席后，高岗一面紧跟毛泽东推行“左”倾政治，一面判断政治风向变幻，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等，企图扳倒刘、周，取而代之。 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在党内四处活动，向邓小平、陈云等人封官许愿，编排官衔，制造党内分裂，触犯了中共党内大忌。1953年12月，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高、刘分裂表面化。在当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点出了高岗问题，党内遂展开对高岗的批判，高岗命运逆转。 在接受批判期间，因私自封官事件被告发，高岗方寸大乱，自杀未遂，事件性质再度升级。再之后，在得知中共对其错误定性后，于1954年8月17日，在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作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岗死后所获罪名包括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谋取夺取党和国家权力、搞独立王国、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破坏中苏团结等等数宗。其同党饶漱石也被一并打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二人迄今都未能翻案。 “高岗式”机会主义 那位退休中央领导为何把薄熙来比成高岗，普通人当然无从得知。但这个类比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高层警惕。同时，这个类比也能部分程度解释为什么在薄熙来主政山城后，胡、温二人迄今为止连一次都不去重庆。 对中共政治规则了解者都知道，尊重老人是中共的一个光荣政治传统。所以，如果胡温继续和重庆保持政治距离，即便等到十八大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也几可预知。更遑论现在还出了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大事，又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搞得四海轰动，令中共颜面扫地，极为被动，当局之震怒即便用膝盖也可想象出来。 从薄熙来一方看，在把主旋律唱得山响的红都重庆，由自己一路提拔的心腹干将，此前的打黑英雄，居然私约美国领馆长时间谈判滞留，惊动北京，这实在是个莫大讽刺。 有分析指出，此事发生，标志着薄氏“毛左”路线全面破产，他借助“唱红打黑”和“运动政治”苦心经营的所谓政绩和他的政治前途也被顺势瞬间一扫而空，无论此后作再多补救，再强装镇静，心向北京，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和高岗当年一样，在政治上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多维博客有不少观察人士从薄、王二人性格判断，已经预计到这一结局。在多维历史频道上，有了解中共高层党史者也指出，实际上从薄一波在中共十四大被邓小平委以重托，分管人事工作以来，凡薄氏两代人，历时十余年苦心布局，才有了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王立军进出美国使馆，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薄熙来跌入目前窘境，可谓丧失薄家两代心血，其痛惜也哉，唯有薄氏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比同为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习父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遭毛打压，在邓小平时代又被边缘化。一来命运多舛，二来高风亮节，父子二人皆秉良心、守纪律、胸怀国家，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才获得党内广泛认可，终有今日之成绩。 为何习、薄二人政治出身相同，政治命运却如此迥异？有分析认为，除了做人不同外，还必须在中共政治文化上找原因。 对中共文化了解者知道，中共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这种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究不予不取。对想尽办法，投机钻营，谋取个人政治权力的做法极为不耻，自中共成立以来，都被划为政治雷区。这些理念在今天虽然被执行者们运用的让人哭笑不得，但作为立党之本，仍然被置于道德制高点，被视为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人，不管有多大功绩，多高能力，如果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都会遭党内同仁遗弃。 而高、薄二人，都齐刷刷折在这里。和高岗一样，薄熙来的确是一介才子，有不凡政治手腕，二人都曾权倾一方，声震朝野，如日中天，势不可挡。但可惜此二人都长于机会主义，与中共政党文化相违背，太过主动争取权位，长期苦心经营，临阵决策却都犯了高估自身的毛病，活生生断送了政治前程。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高、薄相同之一。 “高岗式”兴风作雨 作为一个在残酷武装斗争中崛起的政党，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组织工作，强调党内团结，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认为中共至少领先现代管理学半个世纪都不止。 虽然中共法统的全面确立者毛泽东在世时提出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在中共党的组织生活中也可以进行正常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对可能形成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言行都一贯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 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从建国前的张国焘，到建国后的“四人帮”，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赵紫阳，类似案例数不胜数，而且一旦过线，处罚都极为严厉。高岗当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对高岗的政治批判中，宗派活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搞独立王国等等，都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事实上，有很多党史专家指出，“高饶”之所以被冠以“高饶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因为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共法统。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重庆，在王立军事件之前，重庆俨然成了搞“唱红打黑”和“毛式”政治运动的独立王国。他在重庆和黄奇帆、王立军、徐鸣等三人结成实质上的政治联盟，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他挑起的薄汪之争，往好了说可以看成是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朝野造成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当年高岗的“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只是中共今天已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的成熟度和包容性正与日俱增，倘换个时代，说不定薄氏早已成阶下之囚。 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政治需要，中共对选择何种政治路线的讨论更倾向于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而薄熙来在重庆却极善利用媒体造势，煽动群众参与。一段时间内，薄熙来在重庆和代表国内“极左”势力的“乌有之乡”等媒体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个在政治中践行“毛左”主义，一个在舆论上予以吹捧支持。前者甚至主动向学界出击，纠合官帽知识分子和学界地痞如周其凤、孔庆东之流等，舞文弄墨，数黑论黄，搞的全国一片乌烟瘴气，颇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势！ 所谓当局者迷。搞政治其实最怕的就是装腔演戏，因为演着演着，弄假成真，编剧自己反倒失去判断能力，渐成剧中之人。薄氏其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最终把自己编排进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卷动朝野力量四面出击，都是最最愚蠢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公司，包括一个家庭，都不会希望有人内外勾结，卷动漫天烟尘。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个人，哪怕再有能力，如果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出于组织整体利益考虑，也是一定会被清理出去的。 众多现象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早从去年年中，薄的政治大戏已经无法再演下去。在去年召开的中共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中，应对薄氏挑起的政治争论，胡锦涛总书记甚至搬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对。 能逼到党的总书记出手应对，薄氏此举，可以说和高岗当年在国家计委对刘、周四面出击的政治路数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构成了高、薄二人的相同之处。此其二也。 “高岗式”政治赌注 我们再从政治路线选择上看薄熙来和高岗的共同之处。 历史上，高岗一直是建国后某段时期“左”的路线的支持者。有专家指出，高岗到计委后向刘、周开炮，既有拉下刘、周取而代之的想法，也不排除有政治路线之间较量。而且历史也证明，因为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当时也的确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而高岗正是投毛之所好，在此期间跟风起势，极力营造“极左”空气，惹起众怒，才最终断送了自己。 我们再看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从行政命令式的全城唱红，到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打黑，再到“分蛋糕”的均贫富做法，薄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毛式”极左主义和高岗重生的影子。 比高岗更绝的，是薄熙来似乎更懂中共政治，更懂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他的“唱红”乃歌唱主旋律，“打黑”是为保证社会安宁，“分蛋糕”抓住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普遍不满的心理。因而这些措施无论从中共执政理念上，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完全可应付过去，而且还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措施推向极致，既让中央无话可说，又可席卷民意，形成倒逼中央之势，为十八大晋升常委谋利。如此手腕，恐怕就连高岗也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实事求是”四字。在此四字真理面前，别说高、薄之属，就连强势如毛泽东者，以开国之尊推行极“左”路线，也被现了原形。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历史时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不折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搞“毛式”极左运动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效之者形同玩火自焚。 曾记当年高岗出事，有一项罪名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而被高岗口头极力颂扬的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高岗明里拥戴，暗地里其实是反对他的。他老人家为此还发明过一个非常贴切形象的说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据说高岗本人对此喊冤不已。 那么薄氏今日之为，又让党内高层、政界同仁作何解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薄熙来一直把邓、江、胡等中共三代领导挂在嘴上，但实际上，重庆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已被历史否定的“毛式”极左主义翻版，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被悉数雪藏冰封。中国有句古话要“阳奉阴违”，此话用在这里，可谓恰当之极！ 高、薄之同，此其三也。

　　本报讯 (记者 戴娟)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之后，会议精神迅速在全市传达，也引起了市民和网友的热议。广大市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衷心欢迎张德江同志来渝工作，对重庆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市民：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 　　有市民称，张德江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既有丰富的地方从政履历，又有国务院副总理的视野经验，能力水平不一般！重庆有福了。”还有市民表示，“国务院副总理来兼任市委书记，足见重庆在中央的地位和分量。” 　　“作为市民，我关心的是居住环境好不好，城市安全不安全，收入能不能提高这些实在的问题。”家住南岸区南坪街道的市民刘先生说。对今后重庆的发展，他希望重庆能加快发展经济，毕竟经济上去了，市民的收入才能“水涨船高”。 　　渝中区东水门李先生说，李源潮、张德江等领导及时带来了中央的最新指示和决策，“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定心丸”。 　　家住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的梁女士今年56岁了，是退休教师，她说，看病、上学、住房，这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现在不少老百姓在这些方面花费都很大。我们看到张书记说要坚持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感到很欣慰。 　　部分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张书记在国务院兼任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作为我们企业，今后这项工作更要抓紧抓好，确保我市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网友：希望重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真正实现“稳中求进” 　　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发展论坛等知名网络社区，会议的相关消息帖子关注度一度很高。 　　“重庆领导班子调整，是党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非常必要、非常慎重、非常及时、非常果断，体现了中央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处理重大复杂问题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艺术。”3月15日上午11点30分，就有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帖，拥护中央的决定。 　　该网友表示，此次中央对重庆主要领导干部的调整，有利于国家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对于重庆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坚决拥护、十分赞成，对中央领导集体更有信心。 　　新华网发展论坛的一些网友也表示，支持重庆在今后发展更好。一位网名为“郗利”的网友发表评论称，“希望重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真正实现‘稳中求进’”。另一位网名为“富门汉林”的网友表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他还评论说：“重庆的发展和变化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背景下进行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搞好地方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迈克丹尼尔虽然研究的是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在一个由威权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还是不无启迪的。迈克丹尼尔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1年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他的比较方法在逻辑上属于前面提到的相似案例比较法。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比较脆弱的。依循相似案例比较方法的逻辑，迈克丹尼尔在书中首先列出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资源方面的种种不同，然后强调这些不同都不是关键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迈克丹尼尔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其关键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家性质上都属于寡头政体并且革命前都正在进行由寡头政体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迈氏的书力图表明，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由于种种因素，无论其现代化过程本身成功与否，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我下面对他的分析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迈克丹尼尔首先定义什么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现代威权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迈克丹尼尔认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都属于这种政体。同为寡头政体，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而伊朗是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打击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传统的宗法势力和部落势力，东正教也不例外。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本来就是把基督教精神用中东的部落社会文化力r{以改造后形成的一个宗教。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力量一般都比较弱，而部落势力则很强，但伊朗又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什叶派。什叶派与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有很多不同，总体来说，和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对世俗权威更不尊重，是一个反叛性较强的教派。 　　其次，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有很多石油，而沙皇时代的俄国却无石油资源可资利用。因此，与沙俄相比，伊朗政府可以直接用石油利润来搞现代化，而无需与社会有较深的关联。 　　第三，由于文化和资源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现代化政策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由于俄国有较强的国家传统，沙俄政权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打击地方贵族势力，并扮演一个超越地方和阶级利益的传统性权威角色，沙俄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而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或蓝图。与沙俄相比，伊朗的国家势力一方面要微弱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有石油资源的支持能够脱离地方利益而自行其是，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家一方面搬出公元七世纪前伊朗的帝国传统二，另一方面把: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伊朗又运用其石油资源在国内进行了比沙俄更为积极的现代化。 　　根据迈克丹尼尔的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寡头政体的政府也遇到越来越大的体制性社会矛盾，并最终不得不面对革命。对此，迈克丹尼尔的解释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寡头政体下的政府一般都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授的基础上。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对静止，也就是社会状态基本维持不变，而现代化肯定会加速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传统势必大大削弱，寡头赖以掌权的神秘性也会逐渐丧失殆尽。在寡头政体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守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景象，而激进的人却认为传统(包括寡头政体本身)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传统和新兴精英会同时对寡头政体型的现代化产生强烈不满。 　　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用谁，不任用谁，全凭寡头一人的喜好。所以大家都竞相讨好寡头，于是形成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而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则会愈演愈烈。在寡头政体下，由于国家政策往往随着寡头的好恶和个性而改变，官僚体制即使存在也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很难达到科学化和理性化。因此，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政治却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景。并且，由于寡头政治不能形成决策理性化，寡头就不得不过分依赖于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并给予这些国家机器以很大的权力。这样，警察和军队在平时直接干涉经济造成腐败，而在危机时却可能反戈一击，决定着寡头政体现代化的最后成败。 　　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寡头政体由于没有法治或有效的官僚体制，根本就不能处理和消纳这些新型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只要国家治理社会时严格以法律为根据，法律就会成为精英层面上的共识。这并不是说精英层面上的冲突会就此消失，而是说冲突的结果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到大多数精英的认可，并可作为精英斗争的一个新的可预测的起点。不但如此，法律还会增加非精英群体对国家行为的预测能力。严肃的法律会向非精英群体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让非精英群体知道他们的什么行为会被镇压，什么行为不会被镇压，从而引导着反对运动的方向。法律有了严肃性之后，即使国家的镇压非常残酷，只要有法律依据，精英群体也不会因此而对国家形成反感。因为精英一般都认为法律可以修改甚至废除，但只要它还有效时，依法执行本身并没有错。但在俄国和伊朗的寡头政治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处理也是全凭寡头的个人意向。他们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有时是以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运动，有时则是左右摇摆。它们对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给社会下层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又往往因为在道德上处于下风而分化了社会上的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最终导致从左派、自由派到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都想推翻寡头政治。伊朗革命就是左派、自由派与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联盟的结果(虽然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宗教势力的镇压)。而在俄国，就像《日瓦戈医生》这部影片里所描述的一样，最后连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革命对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也在革命前夕同情了革命。 　　第四，在第五章讨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时，我们曾谈及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但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寡头政体现代化要么把旧有的精英集团打掉，但却未把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建立起来;要么是既没有打破旧体制也未能树立新体制。在俄国，沙皇在19世纪时通过解放农奴等措施削弱了贵族势力，但却没有相应的新型精英势力和中层组织兴起;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中东商人和宗教势力受到了冲击，但国家对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却始终保持压制。因此，随着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变得十分松散。寡头政体的现代化过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联系，但新型的组织联系又未能跟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也得不到组织的协调。寡头政体下的寡头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它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都找不到对象。在寡头政体下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组织，一般是在一定政治机会下一哄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缺乏威信，缺乏现实感，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他们很难成为可寻求妥协的对手，这样的运动势必会走向极端。 　　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走向极端。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并不十分关心国家政治;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破坏，他们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关心。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现实政治的经验，也缺乏对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也没有正常渠道使他们能在对话和争论中趋于成熟，因此知识分子的思维非常容易走向理想化、简单化和绝对化。面对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和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不是逐步改良，甚至不是推翻寡头统治，而是全民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知识分子虽然一般最后总是革命的.牺牲品，但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他们的行动却是革命得以发生和成功的关键。 　　总之，迈克丹尼尔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的分析中熟练地运用了托克维尔、亨廷顿和康豪瑟等人的书中所揭示的一些社会机制。他告诉我们，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寡头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寡头政体现代化就会导致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现代化过程都会导致革命性结局。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并不是没有缺陷。比如说，他认为威权国家与寡头国家不同，威权体制一般有一个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实现决策理性化并把社会各界精英吸收进政体;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威权体制下的政党也比较容易随机应变。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只要看看东欧国家、南韩和其他许多威权国家在反对运动中的垮台，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就值得商榷了。 　　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威权国家现代化不仅比起寡头国家现代化来说有许多优点，就是比起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来说也有许多优点。其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起真正成功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的例子。①而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则表明，至少某些威权国家是能成功地担当起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的。但威权国家现代化也有自身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目前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在威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威权国家所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但是真的而且很严重，但从学理上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律和官僚制而得到解决。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就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一议题来说，威权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仍需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政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并会立即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而种种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政策却可能使社会矛盾以更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常常在大众特别是在社会精英心中盘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能统治国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精英与国家联盟的基础上。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在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和)绩效。早在20世纪初，勒庞就曾经预言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极不可靠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国家一旦不能兑现意识形态承诺，就会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样，将国家的合法性置于绩效基础之上的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而是说，一旦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表现上，一些在大众眼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贪污)就不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如何，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是任何国家解决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德治国家的百姓往往会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将事实正确和道德正确置于程序正确之上，法律规则和程序对于处理许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德治国家的百姓不但习惯于从道德上衡量一个政权，并且习惯于用道德话语来挑战政权。此类挑战一旦形成气候，国家的镇压手段即使有法律依据，在大众眼里也会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镇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战争时期，保卫国家显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要强调国家的防御合法性，政府就必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而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旦被激发出来，就需要实现。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因此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国家朝十分危险的道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而言之，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它就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点，但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体与政府分离了，并且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其最终结果都不甚了了的选举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防御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却不能建立在绩效上。怎么把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是任何威权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迈克丹尼尔在书中清楚地指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个寡头政体在领导，但由于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革对官僚体制和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传统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也同样遇到了迈克丹尼尔书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发起了“球籍问题讨论”，“中国文化批判等”，等等;他们的行为与迈克丹尼尔笔下的俄国和伊朗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相似性。怎样使中国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怎么能在中国逐渐建立起发达的和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怎样能使中国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当然，人们会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开始实行民主时并不富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阻力比较小，社会矛盾也可以部分地通过发展得到缓解。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占有先机，所以能够通过移民、国际剥削和对外扩张等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民主化，从有产阶级投票权、男性投票权，再到全民投票权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作者：赵鼎新，原载：《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