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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55:56 阅读量：6141次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24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18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报告指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因为企图干预当局对他一家人进行贪污调查，而撤去王立军的职务。报告首次证实，王立军为了逃避薄熙来而跑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企图寻求政治庇护。 报道说，在当局宣布撤去薄熙来的职务之后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党内和政府高层官员发出这份报告。《纽约时报》指记者取得的这份报告的内容，已获中国部级单位一个官员以及重庆市府一个官员证实乃真确无讹。 报道又指，薄熙来更可能面临刑事罪名的检控，对如此高阶层的中国官员而言，是罕见地。前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在下台之后，因贪腐控罪而入狱，他们两人像薄熙来一样，都是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会的成员。 但薄熙来的个案又显然与陈希同和陈良宇不一样，因为薄熙来还涉及中国的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薄熙来的失势跟政治斗争关系不大，但却关乎中国「到底要不要改革」。 此外，根据《纽约书评》博客Ian Johnson强生的文章猜测，薄熙来晋身政治局常委的希望不但破灭，他的政治局委员身份，亦将在今秋举行的中共十八大被褫夺。强生认为，薄熙来的陨落其实在王立军事件之前早已埋下伏线。他认为，在一个凡事讲求集体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个性模糊，但诚如中国充满生命力的互联网的网民取向，却亟需一个富有魅力和个人风格的领导人，薄熙来正好就是这个典范，因此如果一旦薄熙来成为九个政治局常委之一，他的锋芒将肯定盖过习近平和李克强，这对新的领导班子而言，并非是好事。

 2012年 3月 23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北京的紧张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谣传使国际媒体记者们闻风而动忙碌起来。在证实那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谣传之后，国际媒体记者们这几天又进入了另一种忙碌。 他们现在忙的是对他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分析、解说为什么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会出现军事政变的谣传，为什么这种谣传会让千百万中国人尖起耳朵倾听小道消息，瞪起眼睛搜索官方禁闻，为什么会让中国最高领导层寝食不安。 *谣言或离谱，紧张很真实* 中国很大，很复杂。中国不但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拥有错综如蛛网、保密如罐头、偶尔露峥嵘的政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薄熙来的突然遭解职及其在公众场合的消失，以及北京政变谣传的出现，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政治的厚密难测。 如何用七八百或千把字的有限篇幅大致不差地把中国的大致面貌、尤其是把过去一个多星期来跌宕起伏得令人头晕目眩的中国政情对不熟悉中国或中国政治的读者说个清楚，这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个超严峻的挑战，美国西部大报《 洛杉矶时报 》驻北京记者巴巴拉·德米克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导中进行了奋力拼搏的尝试。她的报导的题目是，“中国的政变谣传或许荒唐离谱，但紧张的形势却实实在在。”她的报导的头两段是： “上个星期中共一位很有权力的市委书记被解职，其余震依然在摇撼中国。这种余震将一种动荡的成分注入了中国政府先前期望大力展示的政治稳定之中。 “本星期，中国国营媒体报导说，来自司法公安部门的3300名中共党员干部将被送到北京接受意识形态再培训。这一命令本身就够不同寻常的了。但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一官方报导没有提中国主管司法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召集这次培训会的就是政法委。” *中共高层骑虎难下* 德米克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个星期四被解职之后北京所呈现出来的紧张气氛，但她首先点出了当今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公安司法部门总管周永康。 中国太复杂，中国政治太复杂。即使是薄熙来这一件事，说起来也是头绪繁多。在这里，我们只好借用中国传统说书人的传统说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先说薄熙来，再说周永康。 却说北京（以及当今中国）目前的紧张气氛的来源是薄熙来被突然解职的事件。薄熙来不就是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吗。就算是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北京又有什么好紧张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显然，这些问题是报导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挑战，不得不跨越的又一道高坎。在星期五发表的报导中，英国《 金融时报 》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试图通过描写北京的街景，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中国最高领导层为什么在解除薄熙来职务之后如此紧张。 吉密欧首先讲述了薄熙来在被解职之后立即销声匿迹，他试图到薄熙来在北京的住所探访、采访薄熙来或其家人，结果吃了看守住所的军人或武警不客气的闭门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在薄熙来住所附近试图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攀谈： “在被问到他如何看薄熙来住在这样一个大豪宅里、周围却是相对破烂的住房的时候，这位工人说，薄熙来作为一个中共高干，中共元老、毛泽东闹革命时的同事薄一波的儿子，有权住这样的房子。 “他说，‘在重庆他做了不少好事，尤其是打黑。’ “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就在这里。在多年来的宣传把薄熙来描绘为一个打击犯罪、不说废话、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之后，中共如今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要被解除职务，而且可能已被拘禁。 “自中国 皇朝 时代以来，尤其是自共产党王朝建立以来，中国政坛时常出现达官贵人今天被捧上天、明天给摔下地的例子。不过，中国已经至少有20年没有见到薄熙来级别的官员遭到如此清洗的事情了。” *中共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英语里有所谓的“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ing silence）的说法。薄熙来被解职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情的发展，给这种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在薄熙来被解职（官方的说法是“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过后，中国官方还是迟迟没有拿出一个解释，对中国公众说明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如此不留情面地将他解职。 但是，薄熙来在中国国内的左派和毛派支持者在他被解职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抢先提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这就是薄熙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将他如此解职实际上等于是“反革命政变。”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反革命政变”这种说法相当于号召中国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左派和毛派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假如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他期望并向相信中国人民和军队会重新进行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中国当局负责媒体控制的当局明白这种说法的严重性。因此，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提供讲坛的网络电视节目据报导被随即叫停。 然而，中共高层对薄熙来为什么被解职一事所保持的震耳欲聋的沉默依然在继续。这种沉默明显地让通常总是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 》感到难受和心慌。 于是，《环球时报》星期四做了一件非同寻常、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就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庆调整后的中国社会理性”的社论，对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长时间失声沉默提出了正面的进谏，间接的批评、直接的抱怨： “实际上全社会都在等待党中央的进一步权威声音。…我们也希望一些结论的形成能更快些。权威声音来得越快，社会就越清晰，公众也越踏实。在一些时候，速度的意义远远超过速度本身。” 显然，《环球时报》认为，中共党中央的动作太慢了，慢得不可理喻，慢得让全社会感到焦急，焦躁，困惑，悬心。 *中共当局的紧张忙碌* 在《环球时报》社论的写手看来，中共党中央的动作或许太慢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共党中央的动作也是飞快的。 日本主要报纸《 朝日新闻 》星期五发表报导说，中共中央在薄熙来被解职的第二天就采取了大行动。该报导的题目是：“中国当局指令加强网络舆论监控，严控重庆事件信息。”报导说： “本报获悉，中共向党内各部门发出6条内部通知，要求对领导层保持忠诚。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中共党内发生的动摇和反弹扩散。这一不同寻常的指令是就此而发的。指令还要求加强网络舆论监控。” 《 朝日 新闻》在这里所说的是被泄漏出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发出的“ 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 。”该通报解释了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馆试图寻求庇护的原因（他担心在薄熙来手下有生命危险），并说（中共）中央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要力办六件事情，其中之一是： “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导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 *“文革”的气氛再降临* 3月13日，在中国人大年会闭幕时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以严厉的措辞不点名地批评了先前被广泛认为大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从而揭开了接下来一个星期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剧的序幕。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要警惕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让经历过“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依然有记忆的人恍如重返“文革”氛围之中。 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又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仔细关注官方新闻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领导人的名字或画面，哪些领导人没有出现，并由此猜测那些没有出现的领导人是否遇到了政治麻烦，遇到了什么样的、多大的政治麻烦。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安司法总管周永康如今就受到了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如此这般的关注。在本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周永康在薄熙来被解职之前的几天，还高调表示赞扬和支持薄熙来。 *再说周永康* 星期四，中国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政法部门总管周永康难以解释地没有出席，立即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因为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有谣传说，被认为是薄熙来亲密盟友的周永康在北京策动了针对中共最高层一些领导人的政变。 中国官方的 新华社 星期五发出电讯说，“周永康致信（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前政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新华社这则电讯出现的时机，导致许多人认为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反倒暗示周永康很可能出了问题。 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有关高层政治的新闻受到严密控制。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消息不能进行任何报导。于是，有关的揣测传闻满天飞，在互联网上四处窜，如 “自本周一晚传中南海‘政变’后，周永康一直没有在媒体亮相，而政治局九常委中，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和李长春已相继亮相，另贾庆林、吴邦国、贺国强未现身。” 这样的传闻及其所陈述或暗示的道理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但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逻辑问题。例如，贺国强被普遍认为是现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同盟。贺国强没有亮相说明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FT老愚   张德江主政重庆后，薄熙来的老搭档黄奇帆接连表态，要支持新人的工作，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人们还是很不适应：“要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确保不出任何乱子，让中央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要在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好势头，倍加珍惜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好局面，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努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时刻绷紧”，“确保”，“让……放心”，“让……满意”，这是修辞第一序列，都是极端词汇，堆在一起令人产生很不真实的感觉：你能做到吗？你们跟薄熙来滚打摸爬数年，在巨大的转折面前，仿佛没有任何不适，还是如此团结一致，精神饱满，好像只是听命于机头的高铁车厢，可以跟在任何一辆机头后面，一直走下去。黄奇帆市长其实想说：我们只是一个技术团队，谁带队跟谁走。——这是在柔韧地将军：我们是执行者，一枚小小的螺丝钉，一切听决策者的，若有差池，怨不得俺们做小的，找老大去！ 看似向中央和钦差大臣表忠心，实则暗含机锋：你让我们往哪儿走都行，但走不动抑或走错了，请自裁吧。话满得好像能溢出来的高八度表态，不过是个政治免责声明而已。 第二段更直接，称张德江为“班长”。在中国的语境里，组长，这个最小的军事组织单位，却是最大权力拥有者最喜欢的职衔。做一件事必设某某领导小组，亲任组长者往往权倾一方，他们似乎有超越政府法定职权的权力，可以迅疾调动社会资源，达成某一本应由政府职能部门完成的任务。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摧毁中华文明根基的文化大革命，凭借的就是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们一声令下，便能让千万人遭受厄运。班长，似乎比组长略大一些，“领导班子”总要有掌门人，“班长”便是最大的那个。这个词听起来相当亲切，有自家人的意思在里面。黄奇帆市长拈出此词，一定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把钦差大臣捧得高高的，又不至于让大伙儿产生够不着的感觉。有智慧型市长之称的黄奇帆，确实有过人之处，他把一个谁也不会用的俗词激活了。 我猜度，他的潜台词是：你是老大，你说了算；重庆能否符合中央预期，就看你派来的领头羊有无本事。——如果有问题，请找责任人。看上去，拱手将权力让渡给一个人，但同时也免除了其他人的责任。以棉花对刀剑，太极高手是也。 第三段绵里藏针，用一连串积极的和谐词汇，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重庆并无问题，“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好局面”，我们只是面临“倍加”的问题，他是在拷问新来者：我们错了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个不字词组铿锵有力，是坚定地自我肯定，是对温家宝总理要求反省的决绝回应：你如果想要稳定，就得承认重庆的既成事实，绝对不能泼冷水，否定我们这些年的功绩。 这个讲话，极易被误以为是低眉顺眼的拍马，实则是有力的反击——你不信任我们可以，但你得罪不起这个庞大的官吏系统，你更得罪不起得到好处的老百姓。谁若敢将我们置于不义的境地，我们也不是好惹的。我以为这是战书，是宣言，也是沉没前的呐喊。 黄奇帆的表态，遵循的是心知肚明的官场逻辑。以无辜示人，便可以东山再起。假装无辜，便解除了道德桎梏，获得了随意浮沉的自由。被正派人鄙夷的无人格生活，看似苟且偷生，里面确有无穷的快乐。在回避死亡话题的人群里，官场是一切，怎么不被意外甩出晋级轨道，才是最重要的修行。他们自有快乐在其中，以谴责贪腐做幌子的官场小说，告诉的便是被折磨的乐趣：泥潭，是的，那是一个泥潭，但在里面待得久了，也就具备了获取快乐的能力，局外人是无法获知其中的妙处的。别让我下去，千万别把我丢下！我似乎听到了面临选择题的官人们所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呻吟。 官员无规则地升迁沉浮，造成下属忐忑不安的状况：跟谁走才能算正确？又怎能保证看似风光的人不走背运而能庇护自己更长一段时间？权力来源的不正当性，使官吏的选择变得非常艰难，这是做官的最大难处。来去之间，多少人侥幸升天，多少人无辜受累。不透明，不受制衡的权力变局，不断制造恐慌和卑贱者。 黄奇帆一百一十一字的表态，把官场修辞推向极致，他为官人提供了一个不可仿制的摹本。除非有意外发生，他还会有一段平稳的官场生活。好做强人的薄熙来黯然谢幕，他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跟你站在一起的，未必就是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