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

王主任﹕ 新一屆香港特首快將產生，據說中央已有態度，這時候寫這文章，無疑不識時務。但是作為一個研究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後輩，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對這次選舉的強烈不安。誰當特首，我原來並無感覺，自從月前確認唐先生不能勝任，曾對梁先生的出現充滿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現改變。但經過選戰，朋輩都憂慮無論哪個勝出，新政府都會出現致命的認受性危機。投票給誰、投什麼票，是選委的責任；與社會分享一些想法，卻是知識分子的最後責任。 「認受性」等於「民調」的偷換概念 你說這次選舉做不到「君子之爭」，道盡港人心聲。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認為，選舉亂局「屬於迎接普選的必須預演」、「反正無論誰出選都有認受性問題」、「建制派自我撕裂總好過被反對派撕裂」、「哪裏選舉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則認為「小圈子選舉就是這樣」、「利益集團操控的選舉自然醜陋」云云，潛台詞很簡單﹕選舉就是不君子的了，認命吧。真的嗎？不是的。我深信無論是小圈子選舉也好、普選也好，都不容易出現這次亂局；假如時光倒流，防微杜漸，今天唐、梁二人的認受性危機可以大幅減低，其他人日後若有機會參選，也不會面對相同危機。為什麼？ 六大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 半年前，你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個條件，第三點是有「認受性」，我十分贊同。然而，在過去半年，「認受性」這概念，卻被片面誤解為「民調支持度」，我相信這並非你的原意。就「認受性」的定義，綜合不同學者分析，既包括選舉制度和過程本身的認受，也包括不同階層對候選人的認受，內有多項基準，民調只是其一。「認受性」的概念，正是讓領袖低民望時也能管治﹕試問哪個政府可以長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稅）？前美國總統布殊低民望時，也有認受，因為產生他的制度有認受。但即使同樣由公眾認受有限的選舉委員會（所謂「小圈子」）選出來，董建華、曾蔭權當選時，認受性均遠勝今天的唐、梁，因為第一，他們的認受除了民調，還有其他；第二，這次建制兩營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選舉都有的「君子之爭」規範，令這屆選舉本身、及所有候選人的認受性大為下降，無論誰當選，都極難施政。這些被打破的規範，可分述六點如下﹕ （1）打破規範一﹕選舉必須先對遊戲規則達成共識 這屆選舉以「擴大民主性」和「市民參與感」的口號開放建制派競爭，作為支持香港盡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開放競爭」的精神，必須肯定。但「開放」的背後，有兩個重點不為公眾注意﹕第一，「小圈子選舉」（制度A）、由中央欽點二人再讓二人「比民望」的「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和「普選」（制度C），其實沒有層遞關係，而是三個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分別適合完全不同類型的候選人。第二，建制派的唐營、梁營，為了這次選舉，都部署了五至十年，卻沒有對選舉採用哪個制度產生完全的共識。唐營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長期告知，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時間部署制度A遊戲；梁營則盡力把制度A變成B，到了唐營確認中央認同了對手建議的制度B，距離選舉只有數月，重新部署已來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別會怎樣想？ 唐營不挑選任志剛、黃仁龍的「被算計論」 唐英年等待欽點的態度，令人十分反感。但從另一角度看，為什麼唐營對他情有獨鍾？答案其實是規則問題﹕假如唐營五年前就知道這屆將使用「民調主導式小圈子選舉」（制度B），自然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B最有優勢的同路人任志剛，他不會害怕在制度B競爭；假如五年前獲悉採用普選（制度C），則會一早建議推出在制度C最有優勢的黃仁龍，他也不會害怕在制度C競爭。「唐營」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來、乃至數個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們相信的被誤導）在2012年，還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毫無優勢的唐英年，卻是制度A最強勢的一人。於是，唐營認為破壞共識的，是偷偷單方面修改遊戲規則、製造既成事實、搞「突然襲擊」的對方。 第一屆特首選舉做到「君子之爭」，因為四名建制候選人都採用同一制度，當時楊鐵樑的民望其實高於董建華，但沒有以此變成「反董」公投，因為這是各方的君子協定。社會喜見梁振英挑戰欽點，而不明白這也是欽點的一部分，但過了數月，唐營、乃至泛民愈來愈相信，制度B是梁營度身訂做的──他們的論據包括，當梁振英要加入選戰時，強調的是「反欽點」、「民主化」，以爭取社會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時，卻強調「已欽點」、「別亂來」；若說這是民主進步，論民主化政綱，以「民主化」為名改變制度A的梁營，比起唐卻毫不進步、乃至略有保留；梁營支持者在過去十年來如此重視「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營自信只要規則一早獲悉，在制度A、B、C都無懼，因而認定被「暗算」，不是輸在實力，而是輸在臨場被改規則，更難像一般輸家「願選服輸」，深信這不是公平的一仗。 但在梁營看來，制度B是他們努力爭取後獲中央首肯的，只是對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換下唐英年，責任不在己方；對手不智地提出「撤資論」，更是輸打贏要的不君子行為，這是「陽謀」，不是「陰謀」。坦白說，若我是梁先生，也許也會這樣操作，因為這是廣義梁營的最大機會。但無論誰是誰非，社會何辜？假如有一場球賽，雙方連對賽規則也沒有共識，打架完場是必然的下場。現在結果正是無論誰勝出，落敗一方都認為對手「勝之不武」，不可能服氣。這教人想起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戈爾得到多數人支持、勝出的卻是布殊，民主黨也全體服輸，就是因為制度有毫無爭議的認受性。我們這次呢？恰好相反。 （2）打破規範二﹕必須點名譴責非法手段獲取黑材料 在這次選舉，說的是「比政綱」，但政綱無人理會，而且二人政綱幾乎完全一樣，現在的民望差異，主要是靠對手犯錯的「負面認同」。當然，選舉從來充滿負面活動，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擊也好，不必少見多怪。但在外國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線，目的正是確保當選人的認受性。不容許打擊對手的黑材料來自任何非法行為，可謂是最底的底線。越過了，無論誰人當選，整個制度都是輸家，勝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認受。 數月來，令我們憂慮的不是那些醜聞本身，而是揭發醜聞的方式。有評論說，問心無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選人的私人電郵被公開，成為報章頭條，當事人時任特區政府二把手，那樣的保護，還能讓私人電郵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為，坊間相信涉及黑客，應是合理推論。如此行為明顯違法，但社會毫無回應、還繼續聚焦電郵內容，候選人還以上述電郵的關鍵內容「沙發」，在直播辯論公開質詢對手，這足以製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選人揭露閉門會議資訊，就算不一定有法律責任，則屬灰色地帶的「灰色恐怖」，令參與不少政府委員會的人（例如筆者）不安，日後開會再不敢暢所欲言，除非有證據證明事涉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其破壞政治倫理令人遺憾。 至於各方分別同時披露的西九陳年密檔，以及高官收受禮物清單，都甚具針對性，打擊對象除了候選人，尚包括黃仁龍等具威信官員，此等信息愈是瑣碎、愈是觸及媒體不可能接觸的政府深處，介乎各式恐怖之間。再如「江湖拉票飯局」實情在警方調查公布前，各營均不應妄斷，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選人黑材料、並因此被其中一方主動接觸的說法，已被這陣營中人公開承認，這已製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從來不是這樣的。社會流傳的恐懼，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不容非法手段原則應高於勝敗 無論這些行為與候選人本身有沒有關係、詳情是否為其所盡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擺或協作，維持選舉認受性的應有做法，是所有候選人在這些挑戰規範的行為發生後，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體譴責，以示還有原則高於勝敗。執法機關或相關編制無論有沒有人投訴，也應主動調查，因為表面證據是這樣充分。 試想若《紐約時報》刊出麥凱恩的私人電郵，相信對手奧巴馬必會第一時間走出來，點名聲討這報紙，而不會嘲笑麥凱恩老而性無能；若奧巴馬透露麥凱恩的密室談話，若無證據，自己已選不下去。遺憾的是，兩名候選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爭」宣示，既沒有勇氣指證非法活動的細節，也沒有膽量對涉及相關行為的支持者（或媒體）具體譴責，與回應己方醜聞、哪怕只是學生聲明的極速，大相逕庭。 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譴責」我的「激進」員工時，我也嘗試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對方，只是道行不及兩名候選人多而已。結果，兩名候選人愈說「君子之爭」，公眾愈是犬儒，認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會令其認受危機惡化。人無信不立，日後誰相信政府？ （3）打破規範三﹕競選團隊的「官方支持者」需由候選人問責 這次選舉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不少最活躍的兩營代表性人物，均不屬「狹義競選辦」，只是二人「支持者」；他們的爭議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時與候選人切割，無異輸打贏要。二人都曾辯解﹕我那麼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麼多？但這樣回應，似是混淆視聽。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競選辦沒有職司，但承擔了代表候選人的「官方」行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選人問責。何謂「競選辦外的官方行為」，不能有具體定義，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辯論，只能按常識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這次不少雙方的「競選辦外支持者」都積極為候選人向選委索取提名表，這就涉及了競選正式程序，無論是否在辦公室掛名，這些人已代表候選人無疑；若候選人不認可上述關係，則必須在發現「被代表」時，第一時間嚴正澄清，否則無異於確認關係。這樣的道德要求，不為過吧！又如不少與雙方候選人有多年僱傭關係的「競選辦外支持者」，對被稱為「頭馬／家臣」直認不諱，從無澄清這種「馬／臣」關係沒有延伸到競選，則他們的行為，也應向候選人問責。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為，誰不是君子？ 確認了上述原則，就能發現兩營都嚴重缺乏問責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鑽空子。例如唐營因為己方充滿「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無中生有地製造對手與其競選辦副主任的「緋聞」，令這候選人說別人抹黑自己的緋聞時，顯得格外虛偽。梁營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從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對手醜聞被媒體報道前，已喜形於色，與朋友分享；有的公開承認從江湖朋友蒐集黑材料，態度與候選人表白的「君子之爭」背道而馳；有的在第三者考慮參選時，背後千方百計將他勸退；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為，同樣令這候選人顯得虛偽。我曾問其競選辦，個別支持者是否參與其競選活動，他們強調絕不，但就在同一夜，競選辦的人和這位支持者，就一起在馬會為候選人向資深傳媒人吹風。既是這樣，兩辦何不開誠佈公？ 誰都知道，支持者的行為，不代表候選人，但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為越過道德規範時，候選人也沒有責任。例如在本屆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保羅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種族歧視的廣告，攻擊對手洪博培的華裔養女，飽受批評，保羅也許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開批評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開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關行為。否則先例一開，所有負面競選都會無人認頭，而且永遠沒有人要負責任——也就是現在香港那樣。 這樣說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個值得憂慮的現實問題﹕假如所有候選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為「競選辦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為「外判」，「狹義競選辦」自然只須處理陽光行為，日後的選舉，就肯定充滿「君子」了，但這是否「君子之爭」？學會了這套操作，領袖哪裏還有可能犯錯？假如競選期間的問責不落實，當選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負責的「政府支持者」，處理其他事務——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府支持者」維持局面。市民對政府的認受，包括相信它的陽光，但一旦新特首當選後，發生與其「支持者」相關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無論真相如何，民眾先入為主，容易認定政府難辭其咎，個別事件就容易變成政府的認受性危機——這也是近十年俄羅斯政府的危機。這是否我們民主化應走的路？ （4）打破規範四﹕內部矛盾不能為民調變成「敵我矛盾」 選戰風雲自然要有競爭，有競爭自然會對立。但通過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在民主選舉依然有其底線，因為「二元對立」與「社會和諧」，本身就是互相衝突的。假如有競選團隊不斷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製造二元對立來爭取支持、或同情，其實也是不斷削弱其未來的管治認受性，因為選民相信這通過「矛盾論」上台的人，不會有團結社會的誠意。在第三世界，選舉常變成族群對立，無論候選人質素如何，只要選民屬於某族，就會被標籤，這是內地學者批評民主化時最常舉的案例，並一直說中國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線在哪裏？我想，在於是否以「敵我矛盾論」操控「標籤政治」。 當兩營等同「黑五類」、「新黑五類」，誰敢批評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沒有投票權的我們，若被指支持A或B，有什麼所謂？但當「唐營」、「梁營」分別成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連整個社會也不會邁向「大和諧」，卻邁向「大撕裂」。操作是這樣的﹕首先，梁營作為挑戰者，把唐英年及唐營的形象簡單臉譜化，代表「地產黨」、「官商勾結者及既得利益集團」、「曾蔭權腐敗路線」、「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反對派」、「反民主的欽點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當事人則不斷強調自己的「弱小」和支持者的「勇敢」，以示「唱紅打黑」；由於支持梁被演繹為等同「打倒黑五類」、「批鬥地產黨」，民調就變成「反黑五類」的「變相公投」（諷刺的是根據政綱，梁營在「反黑五類」內容上，與對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驚）。當唐營終於掌握二元對立的遊戲後，雖然為時已晚，卻還是令梁振英及梁營的形象同樣臉譜化，代表了特務、黑金、地下組織、打手和輸家這「新黑五類」，當事人則強調自己的「清純」和支持者的「可愛」，作為「AnyoneButCY（ABC）」的基礎（諷刺的是唐營也絕對不乏「新黑五類」）。昔日建制與泛民的競爭，何曾有這樣的敵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雙方支持者眼中，無視社會其實對二人都不滿的事實，刻意把社會弄成「非唐即梁」。由於唐已被「鬥倒鬥臭」，就沒有人敢對梁稍作批評，因為批評梁縱然可有一萬個原因，但在梁營眼中只有一個，就是「唐營X隊」、就是「黑五類」。唐營後期操作亦一模一樣，不贅。這樣下來，一切都是動機論、陰謀論、敵我矛盾、階級鬥爭，恍如回到文革，社會怎會和諧？而且這「運動」已接近失控，雙方為了證明候選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壟斷相關形象，例如任何同樣批評地產霸權的人，甚至是傳統愛國人士，只要稍批梁，也會被標籤為「唐B」、「李嘉誠收買」，因為社會存在「既不滿地產霸權、又不滿梁振英」的人，是劇本不容許的。反之亦然，最荒誕的是批評《港大學生會批梁聲明》的港大學生會，也有人看作「梁B」。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候選人默許，「鬥爭」怎可能有這樣發展？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雙方那些負責死扣「黑五類」和「新黑五類」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洋灑灑數萬字，鐵證如山，卻沒有受過候選人一句公開批評，若說候選人不希望從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對刻意挑起敵我矛盾的政府，如何認受？這手法，是否真正的愛國者所為，是否與胡主席的「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兩營都依靠悍將爭取某種支持，卻又說什麼「君子之爭」爭取公眾，這不是君子的行為不打緊，但為了勝利，而讓社會矛盾處處，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值得嗎？ （5）打破規範五﹕「欽點候選人」須在「認受性」各個範疇都合格 雖然你沒有為候選人的「個人認受性」提出定義，但我想，在以上談及的選舉制度認受以外，特首的個人認受包括以下條件，應沒有太大爭議﹕ 第一，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碼不能讓不能入閘的人隨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閘那刻的民調表現，足以讓他在任何初選出局。 第二，因應社會道德標準，觸犯禁忌會降低認受性。香港自由開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產品」，對部分港人而言也難以接受。 第三，假如這是宗教地區，候選人需要負責社會穩定的宗教認受。在香港，候選人則需要穩定社會的公務員團隊基本認受，這是不能反映在民調的。梁振英這方面的認受被強烈質疑，而且隨選戰，進一步惡化。 第四，通過爭取精英圈子支持穩定社會，是選舉委員會的原意。若有候選人始終不能得到為數不少的選委的真心認受，只憑民調上台，在當選後遇上危機，也難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幫助，這是梁振英面對的困局。 第五，候選人所屬政黨或團體，是其認受性的組成部分，因為這提供了可參考的往績。在這方面，其中一方的個別長期合作伙伴，特別缺乏社會認受；另一方的團隊有強烈現政府色彩，而現政府的民望卻接近破產，均不理想。 只有民調支持的認受性，比「綜合型認受」政府危險 同時在上述各範疇表現合格的建制派領袖，其實頗不乏人，他們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認受性的範疇，均有硬傷。而且你定下的條件「認受性」應是長年累月累積的，民調則可以極速變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時取得高民調的人，斷不敢立刻說自己得到高認受，直到這民望經過沒有附設前提的長期考驗，否則屬誤導公眾——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憑形象參選，短期內民望極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學校長多年來有社會認受，但若選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調；劉德華的民調支持可能很高，卻不代表擔任特首容易有社會認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經歷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來持續民望偏低，在社會有其認受危機，9個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現在則飆升至45％，這努力，自然必須肯定，也極度值得欣賞，特別是與唐英年的慵懶相比，後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認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調是唯一憑藉，未來的梁振英政府又會怎樣？誰當選都會面對民望下滑，但這對梁振英的影響最大，因為他的最大認受性就是（有預設前提的）民調，但打了這場選戰，卻進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務員的認受，也缺乏市民9個月前長年累月的認受，一旦民調數字下跌，卻難以像董建華、曾蔭權、乃至唐英年那樣，獲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務員支持，或獲得民眾基於長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單一的、讓其民調大幅下挫的醜聞或失政出現，新政府就沒有其他支撐。屆時怎麼辦？有王道、非霸道的解決辦法麼？我很擔心，因為我想不到。 （6）打破規範六﹕「最終候選人」必須核實其「入閘認受性」 中央重視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準，極其重要。在民主選舉，終極候選人必然是已獲基本認受的人，因為他們經過民主初選產生。但在目前的選舉，一方面強調特首要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產生這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過程，卻無絲毫公眾參與的餘地，例如毫無競選工程的葉劉淑儀，宣布參選的民望，就與競選經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卻連閘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導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實的理由是中央欽點了唐、梁，對此連不能入閘的葉劉淑儀、曾鈺成，都承認。這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無論現在二人的相對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彌補的先天認受問題。對此隱瞞而說「民調能代表大多數港人」，並不道德。 曾蔭權當選時，宣傳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這自然與他的種種失政有關，但根本問題是那個「70％」的起步數字，只是由二選一、而對手不可能當選的情下造出來的，不能自欺欺人，說曾蔭權眾望所歸。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選戰表現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過另一對手不濟、和又一名不可能當選的人襯托出來，然而他入選這個「初選」過程，卻是市民無可選擇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確，乃至認為有不少「五毛黨」，我討厭這樣的論調，這並不科學，對當事人的努力並不公平。但我們必須有辦法驗證這個45％是否「真民望」，還是「曾蔭權式70％」，才能讓中央放心。可以怎辦？ 鍾庭耀民調的盲點﹕當「五區公投」當選人有「67－92％支持」…… 回答這問題前，我們不妨先重溫年前的「五區公投」事件。當時五名當選議員在沒有真正競爭下，數字上，一律有67－92％的選票，但自然這不代表他們在社會有67－92％的支持。社會相信「五區公投」認受性低，因為當時的投票率低，這關鍵，中聯辦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長說（現在是司長了），那是一個「漏洞」，應該「堵塞」，若如是，現在我們面對的漏洞不是更大？那麼我們如何通過民調，真的知道特首選舉的認受性？須知道無論多少人受訪，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選。然而，有一些controlvariables，卻是可以考慮加入的。 香港大學鍾庭耀博士在選舉前夕將進行「323」民調，相信目前選「梁振英」的相對較多，至於打算選「白票」的人，大多數根本不會參加民調，正如不滿五區公投的人，不會專門走進票站投白票一樣。但假如在這問題前，先問第一題﹕「三位候選人當中，你認為有沒有任何理想特首選擇？」恐怕答「沒有」的，不一定比「有」少，這正正表達了「白票」的意思。當答「有」的遠超於「沒有」，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選人，才相對有「真民望」（儘管與全民普選的結果依然大不同）。這其實並不困難，這問題若在內地發問，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肯定輕易過關。這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贅，若沒有類似controlvariables，323民調是毫無意義的，正如「五區公投」當選人的92％「支持」是毫無意義的。第一屆特首選舉也有民調，當時候選人比較誠實，沒有說是「代表幾百萬香港人支持」；若這樣的說法也被中央認可，其實就代表這制度可變相取代普選了。那香港人怎會相信下任特首有誠意解決普選問題？ 結語﹕由認受性危機展開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點不祥憂慮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認受危機，也難免對中央威信有所影響。然而，從以上分析可見，這些危機絕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時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或未來普選，只要及早規範，當選人都不會像今天兩位那樣百孔千瘡。這次選戰大量破壞規範，導致其出現的建制兩營固然責無旁貸；另一位候選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達泛民聲音、又不能為市民指出問題，同樣令人失望。請不要相信危言聳聽的小報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選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會出現新特首。但對香港、對國家，這必須是唯一的選擇麼？若有人故意設局讓中央難堪，自屬不該，但假如真的無可選擇，難道不選擇也是罪人？ 基於上述認受危機，新政府產生後，以下後遺症恐怕會陸續出現。關於唐英年當選的危機，社會耳熟能詳，基本上延續現在曾蔭權面對的危機、再惡化就是，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複大家都明白的事。但梁振英當選後，基於上述認受性危機，也可能產生十三點深遠的後遺症。我對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滿期望，但不得不分享這些不安，但願都是我的過慮﹕ 1‧一位以短期民調數字凌駕其他認受性當選的新特首，管治基礎其實比上兩任特首當選時更弱，民調數字下滑時，會缺乏代表精英階層的選委、公務員和市民支持，剛才已談及。落敗一方對此自然明白，就是表面接受失敗，怎會不暗中「繼續努力」？因為只需一宗打落民調的醜聞，就足以致命。 2‧落敗一方認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規則取巧的「詭計」成分，政府作為利益集團仲裁者的身分，將先天不獲信任，明爭暗鬥更烈。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團唯有進一步和內地集團互動，進一步捲入內地局勢，一切更複雜。 3‧新政府靠「民調取代認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範疇的認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調主導，乃至愈見民粹傾向。香港正面臨民主化關鍵階段，回顧國際案例，在過渡期若失控，民主化實驗往往讓劣質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滿民粹氣氛，再配合有認受危機的政府，令人擔心核心價值不能回頭。 4‧一旦民粹主導施政，政府必須有其嫡系群眾，必然出現的後果，是有實力的建制團體，將被徵收成員作為政府群眾部隊，是為依靠個人魅力的「普京式團體」的雛形。這樣一來，舊政黨的內部上升階梯會被改變，「政府團」與「建制黨」的矛盾將逐步浮現，問題不比政黨政治少。 5‧要民調長期維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難免包括強勢主導輿論，或像新加坡那樣，以法律手段處理反對言論；以法家的「法、術、勢」治港，也可壓過在其他範疇缺乏認受的事實。港人極重視法治，但「法治」與「法家治港」只是一線之差，若「核心價值」只是後者，香港風氣會為之一變。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務員認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績說服之，或邀請具相關認受的人擔任政務司司長。但假如不奏效，施政步步維艱，唯一辦法只有通過「非王道」，慢慢切換精英、政府圈子的關鍵位置。我認為整頓是需要的，但希望整頓由被整頓者充分認受的領袖帶領，否則必然出現新取代舊、白取代黑的二元對立。 7‧個別新政府支持者長期主張敵我鬥爭，認為執政須由狹義的「愛國者」進行。若這路線為新政府採納，社會必會出現對前朝、「港英餘孽」的整肅；若不為採納，這力量也會鬥爭尚在位置的「敵人」，「以竟未完之功」。說這是「香港文革」或屬誇大，但更多的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似無疑問。 8‧假如選戰被破壞的規範不能在短期內被匡正，它們會變成香港政治的常態。由於候選人都沒有具體批評選舉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為、和推行敵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將先天沒有「不在背後參與暗黑行為」的認受。當這類事情出現，社會難免先入為主，認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發生什麼事，民眾都會犬儒地想﹕至於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9‧當「競選辦」和「支持者」、君子與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許，餘此類推，日後「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為」會再也沒有制約。此路一開，「地下政府」不難出現，就是不出現，民眾也杯弓蛇影。 10‧政黨得到啓發，其支持者也將不斷成立可切割的新組織，負責不君子行為，自己則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執行這模式的初階。 11‧面對懂得操作的對手，泛民的民生議題將被掏空，被邊緣化指日可待，澳門反對派的際遇即為殷鑑。優勝劣汰，原屬正常，泛民也是時候食夠老本，但若一併被淘汰的包括他們堅持的言論自由等香港核心價值，到了選民明白，或已不能回頭。 12‧在「舊社會」擔任核心價值捍衛者的學者、律師，隨民粹主義興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眾形象只會愈來愈差，成為「訟棍」、「學棍」，逐步在專業劃地為牢。 13‧當上述各點逐一出現，參與社會的人會開始人人自危，即如寫這類文章，也不知有何後果。幾位近日撰文的朋友，無論是批評唐、梁，都說有很多「信息」傳來壓力，經歷前所未有。慢慢下來，自我審查就會出現，面對政治險惡，有心人都會卻步。那時的香港，對國家還有什麼價值？ 再說一遍，但願一切都是過慮。我不喜歡政治，曾有這三個陣營的朋友邀請參加不同界別的選委選舉，我都不希望摻和，此刻更無他意。我深知這類長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歷史轉折，應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諾不評論本土事務，這次選戰是例外，因為目睹種種對所有規範的挑戰，令人神傷，如此無力，更教人知所進退。新特首就職後，我會離開公共空間一段時間，回到純粹國際關係研究的崗位，可能會在新的學術環境工作，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一職將交卸下來，目前十多份報章、雜誌、電台專欄會停寫絕大部分，直到對人生有清晰反思為止。王主任，但願日後的香港，還是你我珍愛的香港。

　　打黑颂扬声后的坊间争论 　　晶报记者  　　岁末年终，曾引发无数国人关注的重庆打黑除恶风暴，高潮隐退，日趋沉寂。这场2009年最受瞩目的地区性官方事件，在展开伊始的数个月内，得到了包括重庆市民和重庆以外地区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叫好者中，有人登广告，有人送锦旗，有人放鞭炮……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对政府工作的支持、赞赏与配合度，达到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新高。然而，随着近日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在重庆打黑一片颂扬声的背后，一些在坊间争论和非议许久的话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凸现在人们面前。 　　不仅仅是李庄被拘引发的争议，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与主流民意不一样的声音，在坊间流传…… 　　争论一：“行动”成了“运动”？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写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10月25日晚，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酒店里，重庆一家重要媒体的采访部门负责人，向晶报记者讲述了他所亲见的一个场景：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被抓后，“打黑英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召开了一次全市公安系统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事先都安排好了座位。会议开始，王立军提醒，各人都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千万不要坐错了位置！参会人员到齐后，进来一排武警，站到了6个人中间。这6个人顿时吓得浑身发抖，手脚哆嗦。但那些武警却没有任何动作。过了一会儿，坐在武警旁边的其中一个人精神崩溃了，伸出双手对武警说：“你把我铐住吧。”武警说：“不是来铐你的。”那名参会人员说：“铐我吧，不管你们是不是来抓我的，我都坦白，我有问题……” 　　这位重庆媒体记者告诉晶报记者，在打黑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庆官员都特别怕“开会”。因为文强、彭长健、徐强等被抓的政府官员，都是在开会时被带走的。这个场景，就是在强大的打黑气氛和“气场”威慑下，重庆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一个小小缩影。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不仅官场如此，在商界，一个接一个“亿万富翁”、“商贾名流”作为黑社会团伙头目先后被抓了进去。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一些企业界人士如坐针毡，深恐哪一天“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有媒体报道，当时曾有一些富豪卖掉自己在重庆的产业悄悄出逃。 　　而最为引起争议的是在审判阶段。黑社会团伙系列案件开审之后，法院部门组织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每一场庭审之后再邀请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重庆相关法院的官方网站新闻稿称，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这些意见与建议，“合议庭将在评议案件时予以参考吸纳”。 　　法律界人士立即指出，法院合议庭成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对法官具有投票权的人大代表直接就具体案件发表看法，被指严重违宪，干扰法院独立审判，“政治气氛太浓了。这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了，搞运动也不能违反法律呀”。 　　9月初，在打黑系列案开审之前，重庆市司法局已专门发文，要求办理涉黑案件的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泄密，对苗头性问题要及时报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律师告诉晶报记者，这份文件下发后，很多重庆本地律师不敢或不愿接涉黑案，一些涉黑案件当事人家属，则不得不到重庆以外的地区聘请律师。 　　到了后期，即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在一个律师工作座谈会上，公开要求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律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必须“顾大局、守纪律”。这引来全国媒体的强烈批评，不少媒体指其缺乏基本法律意识，讲话有违法治精神。 　　率先公开指出重庆打黑有“政治化、运动化和扩大化”之嫌的，是曾长期在深圳为农民工讨薪和维权、以敢做敢言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他在10月上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打黑除恶不应该运动化，更不应该变成政治运动。“打黑本来就是政府分内的事情，如果运动化，很多事情就会扩大化。”“重庆自成立直辖市以来，有60万件案件没有破，也就是一年5-6万件……打击犯罪，要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常态机制，不能是突袭式的、政治运动式的。往往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的，都会扩大化。” 　　周立太担任了涉黑案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有人认为他说这些话是为黑社会开脱。他的观点随即遭到了猛烈抨击，无数网友将“砖头”砸向周立太，痛骂他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他不得不专门开设博客、不停地接受媒体专访来为自己辩护。重庆官方也出面说明，称打黑“不会扩大化”。 　　但是，关于“打黑行动”是否已演变成“政治运动”的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歇。 　　争论二：“打黑”变成“黑打”？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重庆媒体界资深人士指出，重庆打黑风暴中的这些行动，其实与2007年底重庆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所实施的几项重大举措，思路一脉相承。 　　2008年6月开始，重庆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简称“唱读讲传“）活动。在外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运动。以“传箴言”为例，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区县更是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市主要领导亲自创作并上传的一条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到2009年6月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 　　官方称，这项运动的目的，意在“传播主流价值，丰富群众文化，培育城市精神，提升市民素质”，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然而，“塑魂工程”似乎并未达到“提升市民素质”的目的。2008年11月3日，重庆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全城8000辆的士司机罢运事件，引发海南三亚、甘肃永登、云南大理等全国多个城市的的士罢运连锁反应。事件平息后，重庆市领导召开座谈会，听取的士司机的意见。会上，重庆渝强公司的代表黎强竟然粗暴地打断了市主要领导的讲话，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 　　如此张狂、“没有素质”的市民，竟然还是市人大代表，而且据事后调查正是他幕后指使和策划了的士罢运事件。有着红色革命传统的重庆怎能任其肆意胡为？ 　　据说，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 　　有消息证实，最开始，黎强案即被列为重庆打黑第一案。后来，因牵出文强，黎强案才退居第二位。 　　10月26日，晶报记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一起，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了黎强案的开庭审理。走出法庭，不少记者私下交流，大家都一个共同感受：黎强不像是黑社会。“黎强确实很可恶、有许多违法犯罪行为，但硬要给他戴上‘黑社会’头目这顶帽子，还是有点底气不足。”一位上海记者说。 　　面对公诉人长达59页、宣读了3个小时的指控，黎强的辩护律师赵长青在第一天法庭调查中只花了不到10分钟，问了黎强几个问题，就使旁听者明白了指控黎强为“黑社会”为何不合法理。 　　75岁的赵长青是中国刑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曾参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正是在1997年的修订中被第一次写入刑法。对什么是黑社会犯罪，赵长青可谓最权威的研究者和解释者之一。他认为，要认定黎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必须解决“载体”、“行为”、“领导”三个前提，但这三个前提黎强都不具备。因此他完全否定了检方对黎强“黑社会”罪名的指控。 　　除赵长青外，黎强案中的其他42名律师，事前互相之间并未经过任何沟通，但也都在庭审中全部否认了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 　　有律师认为，这不是因为律师和当事人有何预谋或死不认罪，而是根据事实和证据，各当事人确实不符合黑社会犯罪的构成要件。 　　那么，专案组和公诉机关为何一定要把黎强“往黑（社会）里‘整’”呢？ 　　黎强案庭审旁听席上，坐在晶报记者身边的是一位平头、夹克衫、休闲裤的精干小伙子。他自称是“普通市民”（但普通市民是进不了法庭的。根据法院提供的信息，进入法庭旁听的只有案件当事人家属、记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后来记者获知，还有一种人就是该案件的专案组成员，他们一般悄无声息地坐在旁听席最后几排，不透露身份。这个“普通市民”刚好符合这些特征）。他向晶报记者透露，出租车罢运事件，是重庆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这次事件对重庆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有人想把罢运事件的责任推给企业，推给黎强和“黑社会”。这次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和注释罢运事件”，“查出罢运事件的真正黑手”，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出租车罢运事件后，渝强公司当时就已被处理过，有几名参与闹事的人被抓，后来黎强想法弄出了两人，但放出的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带人把这两人又抓了回去，还撤了放人的巴南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长。 　　不只黎强案，在初期开庭审理的杨天庆等9人、刘钟永等２２人、李义等２６人、谢才萍等２２人涉黑系列案件中，各个涉黑“老大”及其他被告人，也几乎都对其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指控表示不认罪。“黑社会”组织成员却全都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赵长青以法律界的泰斗之尊，在黎强案开审之前，也只见过黎强两次。而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律师周立太，担任李义案涉黑被告人李志刚的代理律师后，他声称，“提前见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证据，只能在法庭上瞎说”。 　　“被告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律师有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有会见权，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会见。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快起诉、快审理。如此办案，律师如何发挥辩护权？”周立太质问。 　　而在此之前，已有外地律师在华龙网、天涯社区重庆版等网络上，讲述自己代理涉黑案，却见不到人、看不到案卷的窘境，称“涉黑案律师摸不着黑”。 　　法庭上和法庭外，律师们都发出了“打黑不能黑打”的呼声。 　　这种呼声在李庄案出现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争论三：“舆论”源自“官论”？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2009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使坊间对重庆打黑的非议之声达到了顶峰。 　　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以《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为题，披露了重庆打黑案中的一桩案中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因帮助被告与他人串证，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谎言，唆使其向法庭提供虚假供述，被检察机关逮捕。 　　这篇报道的内容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与以往所披露的案件中公众的反馈多数支持政府打黑不同，这次有为数相当多的民众认为，这是重庆公安司法部门“杀鸡儆猴”，是对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市外特别是北京“有背景”律师的“敲山震虎”。李庄会见龚刚模时向其眨眼是“教唆其翻供”、李庄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却被称为“伪造证据”等指控，以及仅仅依靠举报人的举报就予以逮捕，李庄12月12日被拘留、13日批捕并召开新闻发布会、14日刊出长篇报道、不到一周即起诉，事前似经过周密部署等问题，都成为各界质疑的焦点。 　　有意思的是，披露此事的《中国青年报》这篇报道本身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篇报道被指为“文革”腔调，堆砌大量形容词，主观倾向明显，甚至声嘶力竭。“从专业上看，它是典型的‘黄色小报’体写作，用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吸引读者”。在没有司法定性前，记者已将李庄定性为“混迹律师界十余年”，“为捞钱”、“有背景”的一个混混。记者“违背基本的新闻公允原则”，只报道警方的说辞，却不给当事人李庄澄清、质证和辩驳的正常话语权，是一篇“专政报道”。当天晚上，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作为节目嘉宾就对这篇报道存在的问题予以了批驳。 　　就在采写这篇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博客上回应称为写这篇报道“做了很多采访”时，12月17日，《新京报》刊发该报记者的报道称，李庄被批捕当日，重庆警方曾组织人员写了两篇通稿，其中一篇与《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基本一致，只是略有删改。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2009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实际上，重庆打黑开始以来，一只无形之手一直在操控着舆论的进展。关注着打黑案的各地记者对此深有体会。而此次，这只无形之手只是有意或无意地露出了它的几个小指头。 　　最早的案例发生在文强被双规之时。事实上，不是记者，而是官方主动但匿名地在网上公布了文强被双规的消息，以试探群众的反应、搜集更多的证据。 　　重庆华龙网是重庆有官方背景的新闻网，其“打黑论坛”堪称重庆打黑的“权威消息来源”，经常有用官方语言写作的“网友”，在上面披露一些打黑的零星独家消息，而且几乎都和后来官方正式公布的完全吻合。显然，这些“网友”不简单。 　　不仅如此，每当有不符合官方腔调的声音出来，论坛上便会出现大量围剿、反驳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与官方的基调一致，“文采斐然”，决非一般网民能够写出来。有资深网友认为，这些“舆论”基本来自“官论”。比如央视“新闻1+1”12月14日报道李庄案之后，由于何兵教授认为无证据证明李庄有罪，华龙网几天之内立即出现了十几篇反驳和谩骂何兵的评论。而支持何兵的则几乎没有。网上几乎只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 　　然而，这已不是一个一言堂、一种声音的时代。重庆打黑，不可能再是“警方雷厉风行抓人，法院三五两下断案，媒体异口同声报道，民众奔走相告叫好”的模式。只有当非议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多，争辩才能越来越明、真正和真相才能越来越清楚，而社会才能越来越进步。

核心提示：政治核心岿然不动。任何对领导权交接构成挑战的人都必将注意到，强硬派继续把持着中国政治的制高点。胡及其盟友或许缺乏江泽民的灵活与政治手腕，但他们并不缺乏意志和手段来赢得他们眼中的党外和街头的斗争。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可以，但是迅速改革中国的直接行动不行。 原文： Battle Over Bo Won’t End Struggle 发表：2012年3月16日 作者：Russell Leigh Mose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发表 薄熙来去职一事提醒我们，有关今年晚些时候领导权交接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板上钉钉的。 薄设法让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社会试验在重庆获得成功。他高调地打击有组织犯罪，发动群众搞民粹政治。但是他允许农民交换土地，进入城市，鼓励城市的外资投入，这可是高科技，且备受关注。 薄熙来还呈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以往的从政方式。 薄熙来的策略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它得到了媒体关注，并赢得了那些对北京的做法不满的人的极大支持。党内官员也开始不知不觉向薄靠拢，他们对显然的接班人习近平有些担忧，不清楚他打算在改革和社会变革方面有何举动。 但是问题随后出现。问题并不是薄让自己不得人心，而是他太得人心，但是选错了地方——在民众中间，在共产党和军队的重要部门内部。 薄越是受欢迎，党内就越认为他威胁到了领导班子交接，因为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薄或许没有设法在党内搞分裂，但他让干部们不得不在基本已经决定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二人组”与他自己之间作出选择。薄可能会当选比现在更高的职位。 问题从”薄会在政治局中坐第几把交椅”变为”薄是否希望担任中共领导人并重新塑造中国”。 然后，诡异的王立军一案证明，在薄的批评者看来，他连重庆都管不好，更不要说整个国家了。 政治核心岿然不动。任何对领导权交接构成挑战的人都必将注意到，强硬派继续把持着中国政治的制高点。胡及其盟友或许缺乏江泽民的灵活与政治手腕，但他们并不缺乏意志和手段来赢得他们眼中的党外和街头的斗争。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可以，但是迅速改革中国的直接行动不行。 薄熙来的下台会怎样影响今秋的领导层更迭呢？ 薄的去职不会让右派改革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左派深感震惊，然而右派也没什么值得弹冠相庆的。官员仍然对党负责，而不是对公民。网民的贴子喷涌而出，然而他们和现在的薄熙来一样靠边站。薄的去职并非对右派改革方案的背书，而只是对薄本人的抛弃。 大戏才刚刚开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注党内的政治稳定。中国官方新闻对薄熙来的去职低调处理，这反映党在某种程度上不确定这件事在社会上会有什么影响。到昨晚为止，赞扬薄熙来的文章还留在共产党网站上。 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再次谈到需要学习共产主义者雷锋——这是党内左派仍然盘踞的另外一个信号。 薄熙来现在在干吗？他是否寻求重新集合其支持者，在他失去政治局常务为止之前为他辩护？还是他现在静悄悄地走开，希望今年晚些时候有其他机会？ 薄似乎不大可能仅仅淡出。如果受到进一步逼迫或是被要求回答王立军的一些指控，那他会回击。昨天，他的继承者在重庆的党员会议上讲得很清楚，调查将郑重继续。 对薄及其追随者来说，希望还是有的。如果经济更快速地衰退，那左派就能说，实现社会正义的最佳途径就是选择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并开展大规模行动，从而使薄有机会东山再起。 胡及其盟友这次赢得漂亮，但有关由谁来重塑中国未来的更大政治斗争仍在继续。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