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上海视窗: 刘亚洲的甲午战争历史观
百年已过,甲午之战或者说甲午之败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仍然૾...
Read MorePosted by 五月三十五日 | 7 月 24, 2014
“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1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甲午战争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一 研究甲午战争,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很多事过了就错。中国和西方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有所不同:西方是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则认为正确与否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于节度,有些正确的事,若做过了,也就错了。所以中国人叫“记大过”,不叫“记大错”。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会打拳的栽在拳头上。谁见过盲人被车撞了的?实际上,真正有本事的人都很节制,轻易不出手,这样的人最后往往都很成功。由此也可以说,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而制节中的优点才是优点。我们常讲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很有道理的。如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却在后来变成了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了。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2为墟。”3这句话讲的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我理解,意思是琉球和台湾若不保的话,那么“三韩”即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中国的咽喉。1644年李自成轻视了山海关清军的力量,失去了山海关,也就失去了中原政权。历史上只要东北乱,接着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或更迭。到清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而控制了中国东北,则基本控制了中国中原政治。黄海动,则中国动。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说,黄海动则亚洲动。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4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乃至亚洲的归属。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日本,与19世纪末甲午年的情形相似,两国最终还是要在或黄海或东海这个地方见招的。在19世纪末的那次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同样的道理,21世纪日本若要步甲午后尘,在东北亚,必然还要与中俄冲突;在太平洋还要与美国冲突。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日本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大家从欧洲地图可以看出,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连横合纵中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法国崛起,英国就扶持德国;德国崛起,再扶持法国;德法联合,英国就和俄国联手。总而言之,只要欧洲破碎,英国就是欧洲的中心。 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跟清兵入关不一样,日本侵入中国以后,并没有全盘占领中国,而是把中国分割成好几块,这样有利于构建它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样的即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结局。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二 1.我们知道,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我们看,占领台湾,意味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有些力量但已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当然还有俄国),日本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根本不可能。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2.但这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甲午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5——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分析说:“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6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国和俄国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加上两场战争的胜利更使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从自信转为自大,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有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这与我们今天一些人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其他一切都好说的认识很相似。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创立陆军大学校,对华对俄两次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的学员基本上都滋长了轻战略重战术的学风。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因此日益失去了全局观,以至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战役上基本没有大输——这一连串的胜利却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 今回头总结,这是因为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其对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东条英机身上集中了由陆军大学优点过度强化而产生的表现为单纯军事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20世纪2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张和平节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杀活动导致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层决策。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 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7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8结果日本硬让这些“优秀”军人们的抱回的大堆战果给“噎”死了。侵华战役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结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 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1941年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军费迅速冲至98.5%,9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我们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为什么?这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哲学家眼中无成败,有的只是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这是谁惹的祸?是日本军人;为什么是他们?是因为他们太能打仗了而且不受政治约束。军人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这个教训对我们也有启发,中国今天正在迅速崛起,但要想赢得持久的胜利,我们还得坚守“党指挥枪”原则和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 3.正确地总结甲午海战,不仅要看到我们的对手的优点,但如果不能发现对手的缺点,那就不能得出正确的总结结论。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费尔德等都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莽撞给撑死了,1945年日本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蒋介石去过日本,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1010月,日本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后,1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1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时期已成日本盟国的美国在统治日本期间,也在力图消蚀日本人的战略思维。日本学者孙崎享写的《日本人的战略思考选择——超越日美同盟》一书说到战后美国统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人把战略学从日本大学抽掉,这使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你看日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跪下来谢罪,现在德国成了欧洲的中心。如果日本真的也能跪下来向亚洲人民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国人,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而日本没有。在日本自明治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适合日本国情,会很幸福。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而这恰恰就成为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为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12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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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 在当代中国,日本二字犹如超级G点,各种形式夸张地渲染历史仇恨的东西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近代以来,日本除了伤害中国,从留学东洋到辛亥到改革开放,日本也是于中国大有恩惠、确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一味的仇恨历史观会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值得思考和反思吗? 甲午过去100多年了,中国人大部分还是没明白,假如回到1894,那么我们应该直面的问题是:在那场战争背后中日的核心竞争是什么?从甲午到中国抗战胜利,战场上的胜负都是暂时的,但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竞争才是核心的,因为这是国运与民族命运的竞争,也是最实质性的国际权力之争,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这场竞争再次复燃,但中国还是远远落在后面。 大多数中国人除了爱漫无边际抒发莫名其妙的豪情,也爱奢谈历史,可自甲午至辛丑间的历史文档俱在,资料唾手可得,我们不妨去读读,相比那些惨痛失败后当时人的反省之沉痛,措置之坚定,谋划之艰难,我们今日如此草率议论国家长策,是不是愧对先人? 说起甲午,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军事迷拿北洋海军说事,而不看当时淮军和国内社会总体状况。中日当年的差距决不仅是什么主力舰火炮射速、军舰航速等等,而是总体性的、制度性的和全面的。淮军军制完全处于旧制,而日本已完成包括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现代陆军建设,即令相对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北洋海军,其实也处于太多传统弊政与弊端的掣肘之下,维护军力之不济,原因在于政治,而由于军令、军政不修,观念、决心不明,遂发生驱逐琅威理事件,使战力建设江河日下。一句话,当时的战争,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与一个尚未转型的老大帝国之间的,因此结局不难预知。很可叹今日中日整个社会和文明发展水准差距也未见得比甲午缩小多少。坐井观天,忽悠自己唯一结果只能是灭顶之灾。 甲午战前,办洋务的,经手实际事务的,几乎个个保持谨慎立场,只有所谓“爱国”清流,主战高调唱到云端,这些人主要推动下,颟顸的最高层做出了错误的战争决策,然后才谈得上战场上的失败与责任,正是这些文辞抄自烂漫古书的清流以满腔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豪情乱来葬送了国家自强的前程。在这种武臣与文臣、疆臣与朝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折射的是国家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没有整合,因此没有合理和有效的战略决策体制,因为那种优良的体制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甚至压制政治转型的社会萌生与扎根的。 19世纪侵台事件后有大办海军的战略讨论,甲午战败,遂有建设新式陆军的举措,这些史实最起码表明,100多年前的前辈在内外交困的处境,尚能为保国保民做长远切实的谋划,今日内外环境如此复杂,何曾见士大夫或食肉者能体味当年苦涩反思的情怀?中国人自己拿人命和国运换来的教训已被丢至脑后! 百年以来日本给中国造成难以衡量的伤害,这要由日本负责,但同时,中国人屡丧先机,不能反省,好了伤疤忘记疼,坐失国家民族大好发展机遇,这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负责。日本虽有历史罪恶,但其在近代以来的东亚乃至全球文明竞争中成就斐然,这值得中国人再三再四低首拜服并学习,无此态度,则中国也许永无超越日本之一日。 自甲午到侵华,日本对中国几十年功夫,从山川草木到民情地理,几乎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而今日中国旅日人民据说高达百万,但一般”爱国家”说起日本,还是“小鬼子”、本尼迪克特那点陈词滥调,与激烈仇视态度并举的是极度无知。与日本所谓“右翼分子”对中国的无知一样,中国大众很多人对战后日本以及当代日本社会、经济与一般情况的了解,也是惊人无知的,而某些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商业招徕的媒体又推波助澜。试问:以这种现状挑起中日对决,结局可能比1894年好吗? 历史非常辛辣,回顾抗战前,抗日救国是倚天剑屠龙刀一类道义大杀器,但事实表明,很多当初高喊抗日口号的,在战时丝毫不犹豫与日寇妥协和合作,原来他们喊抗日,喊爱国,只是操纵公众、谋求私利的工具,对于他们,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梅思平之类大汉奸今日已臭名昭著,即令汪精卫本人,在九一八和热河事变后,何尝不是以高调惊悚世人?再看今日试图操纵网络舆论的各种“爱国家”,明眼人都知道,有人正在重操故伎。 100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因为,世界变了,帝国主义的外交理念已经为这个时代所抛弃,中国的未来全球地位不可能基于船坚炮利和霸权主义,而只能在于对全球生活正面价值观的贡献及参与。世界将乐于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中国将选择和平的、建设性的、分享的政策,与其他人一道,帮助世界建立一个更公平和有利于共存共赢的未来。 从南海到东海,中国在战略上隐然有四面出击之势,有人以所谓鹰派自居,对这种全面开花的对外战略大力欢呼,然而,这种有强烈新冷战思维的政策理念,既非中国国力所能承担,也与当代世界潮流相违背,同时,在近年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社会上新极左势力上下其手,借机追求操纵大众意识,如此下去,不要说什么战略机遇期,可以预言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甲午。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站起来阻击这种逆流。 (赵楚,军事专家,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 http://zhaochuboke.blog.163.com/blog/static/207319147201281311474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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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信力建 都认为清政府是亡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而事实上,武昌起义只是几个下级军官发动的一次小型军变,顶多也就算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给满清政府带来致命伤害的,却是十多年前那场名为“甲午”的对外战争。 爆发于18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因其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所以称“甲午战争”)。其简单经过是: 1894年7月25日,日舰袭击中国船舰,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此次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 大败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方签订《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此次战败及签订的《马关条约》,对满清政府打击是致命的。 这首先表现在巨额战争赔款直接导致了满清政府在经济上的破产。2亿3千万两的白银,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国内非理性的反抗意识日益矛尖锐。1894年的夏秋之交,山东、安徽交界一带农民即以“灭洋”为口号开始抗争。其后,暴乱发展到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争斗此起彼伏,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到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暴动,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这次暴动,可以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从此,“扶消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并最终引发将清政府送入地狱的庚子事件。 其次,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整个神州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将不国,何以图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险,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遭到挑战,并最终引发革命。 再次是鼓舞了国内反清势力必胜的信心。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势力大为振奋。1894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他在会员誓词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件后,清政府的反动腐败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于是,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扬弃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而且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列强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起来,主张反对列强侵略必须同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认识使得满清政府跟列强侵略绑在了一辆战车上。其二,认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这也使得满清政府失去了改革的最后一线机会。其三,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 最后,甲午战争还导致留日运动高涨,为满清政府培养出大量掘墓人。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的“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走在了原本是它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承认风水轮流转,赶紧派人象日本学习——藉此,晚清中国留日学生就成为老大帝国一景。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这其中许多是包含革命内容的所谓“天火”。这些人和思想的大量涌现,使得清政府的灭亡成为时间上的事。本来,从1860年,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政府朝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样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就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都大有可观,被称之为“同光兴盛”。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摧毁了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同光兴盛”,随着败战败和而来的新一轮侵华高潮势不可挡地激起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和辛亥革命,经过这几次民众运动的打击,腐朽的清政府再也支撑不下去了,1912年清帝正式退位,中华民国宣告诞生。尽管没有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但中国却前进了一大步。而追究最初的根源,我们竟会惊奇的发现,这一切正是源于甲午战争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晚清思想界巨子梁启超才有这样的判断:“满清非亡于庚子辛亥,始亡于甲午”! 今天,中国正处于千年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做好自己的事,避免因战争而导致自己的现代化事业受阻,的确值得人们三思——毕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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