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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米潜伏日久，食品全面沦陷，网络和微博出现前，请问民众试毒几年？道德法律缺位后，国人再续“病夫”前缘。年轻干部频现，破格已不新鲜，充满弹性的制度面前，谁说能力外的资本是零？官二代的标签背后，“血统论”毫不避嫌。。     食品安全沦陷致焦虑     民以食为天，对于几千年来依附于土地之上、以温饱为生活标准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信仰和精神都无法替代的。     今年2月，《南方日报》即以“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为题披露了湖南镉超标大米进入广东市场，但直至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检结果，其中8个批次的大米镉含量超标，比例高达44.4%。这个骇人听闻的数据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而官方刻意回避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之后，广东省开始对市面上的大米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广东省质监局对全省618家大米生产加工企业成品库房中的大米进行抽样，检验重金属镉的含量，结果被抽检的762批成品米中，合格751批次，不合格11批次，合格率为98.6%。     据悉，这些被人们称为“镉米”的不合格大米分别来自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而导致大米被污染的根源则是产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这种可能引发“骨痛症”的镉米外表与一般大米无异，且价格相对便宜，所以纷纷流向了餐饮店和集体食堂，受众广泛。事关民生之根本，故一时间镉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与以往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标缺失的情况不同，此次镉米事件中，国标竟高于国际标准，因此“这些米可以出口，但是不能内销。” 但即使如此，依然有超国标的镉米在其产地被自检为合格，对于暴露出来的检验漏洞，尚待调查处理，但事关食品安全部分，人民日报撰文给出建议称“勿长期食用一个地方粮食”，而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网站刊文称“建议中国人少吃大米”，专家解释镉中毒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都市人吃的都是“百家饭”，且大米的食用量还不至于中毒。但如此“贴心”的建议却遭来一片拍砖，对于以大米为主食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服毒之举怎么理解都像慢性自杀，数据与科学的背书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惧。况且，镉米事发，引起人们对主食安全的担忧，找出原因、解决问题才是人们最期待的结果。     湖南作为镉米产地浮出水面，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早在2011年，国内已有媒体报道过镉米的存在，而其中的重灾区就是湖南。时隔两年，镉米依然潜伏于市场。而且据镉米的主要流向地，广州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一些米贩透露，湖南米重金属超标是圈内都知道的秘密。而这样的“圈内秘密”早已存在于各类食品的生产过程中。     从给黄瓜涂避孕药、拿老鼠肉造假羊肉、用神农丹种生姜，到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的镉米事件，菜、佐料、主食无一幸免。更兼有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这些久已有之的隐患，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愈演愈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炮制毒大米的天天吃着漂白馒头、做馒头吃了苏丹红西红柿、种西红柿的菜农的孩子喝了问题奶……如此恶性循环，让食品行业相互投毒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反而不投毒似乎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但正如《中国青年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那样：道德沦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公共问题失序的源头却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来自于公共领域的治理乱象，尤其是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在此次镉米事件中，劣币驱逐良币依然存在，上述结论依然有效。所以，即使所谓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一次次被重申和强调，国家的专项治理活动一次次被启动，但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前，它们仍像是一只纸老虎。     作为受害者，广大民众的唯一反应只能是在网络上表达情绪。网友@野村牧笛 无不嘲讽地自创选择题“以下哪种物品无毒：A奶粉，B大米，C羊肉，D地沟油，E米线，F敌敌畏”。另有不少网友开始习惯性地声讨特权：“规章制度的制定人都吃特供”。不过在环环相扣的食品制作环节，即使是特供食品恐怕也无法让人高枕无忧。作家@北村 发出呼吁：“强烈建议你们这些投资大佬合伙开班一家全国‘良心食品’连锁农场和门市，提供干净清洁的食品，只要涉及最基本的米面油、蔬菜和肉食就行……”吐槽者，抨击公权者，求助商界领袖者，众生相皆有。更离奇的舆情还来自于对香港大米的报道，一向对食品安全要求甚严的香港，似有先见之明，自1955年起就已立法将大米作为法定储备商品，规定携带超过15公斤的大米过境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此消息加重了国人的无奈：当防民下毒甚于防川、安全感靠从境外采购来支撑时，幸福感从何说起？     镉米事件又一次敲响了环境污染的警钟，身为消费者可以用钞票投票，但身为本地人的种植者，只能年复一年的生活在那里，而这一切，从GDP等地方政绩中都得不到体现。PX事件引发的震荡尚未平息，环保舆情再次升温，相关新闻接连不断，23日，人民网一则“民警跳污水救人肺部感染”的文章引起围观，文章称浙江温州民警跳入污水河救人后因“污水游泳后遗症”住院，网友喊环保局长去医院探望。去年温州、深圳等地均出现民间重金悬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控诉当地水污染问题的严重，虽然事件类似闹剧，但民众对于环保态势的关切不言而喻。     近年来官方的执政理念越来越重视民生幸福，但如今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却着实使人焦虑，五月初，《第一财经日报》曾刊出一则消息，称“北京空气污染致外国人离开”，即使加薪也挽留不住。外国人可以一走了之，用脚投票，但背负着“房”、“车”等几座大山的中国青年则无力可逃，也无处可逃。当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时，无论多么宏大的梦想都只会成为青年人的精神麻醉剂，模糊中国人的变革意识，掩盖社会矛盾。22日，@经济观察报 消息称，青海省大通县56所学校500多名学生吃统一配发的营养早餐后腹痛头晕，阳光早餐变成了劣质早餐。每一次在食品安全领域爆发的核弹式的危机，最终都悄无声息，但其辐射式的危害依然存在。只是当杀鸡取卵、粗犷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名词越来越成为脱口而出的习语，而食品产业链中的互相投毒也已经快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中国人于麻木中自发地透支了下一代人的健康，甚至会毁了中国的未来。     食品安全的舆情呈铺天盖地之势刺痛着大众的神经，人们在不敢张口吃饭喝水的同时，心中自然开始揣测，在没有网络和微博的那些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但专家告诉读者，媒体放大了食品安全问题。于是加强舆论引导，也是每次突发事件的一个必备选项。但在法制和道德双双遭遇“滑铁卢”的当下，人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国人的道德底线和公共治理水平。只有微博等新媒体的监督似乎可以为人们的安全感拴上了一道保险杠。近几年微博在大灾小难中不管是聚集微力量还是推动名人公益，都有不俗的表现。故而民众也寄希望于微博能化解食品安全危机之殇。事实证明，因公共平台的发达而聚集起来的民众，才有了初步自保和对抗的力量。汹涌的舆情，沸腾的民意，才能够督促信息公开，督促政府改革，才能够在各种公益诉求中挟舆论以令法治——当食品治理已经千疮百孔时，只有给予民众足够强大的法律武器，才能够让民众利用公益诉讼来进行自保，这也是舆论监督的期待和必然结果，一切都要落实到李克强说过的“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要让犯罪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依靠法律铁腕来“补天”。此外，不能遗忘的，以及再次老调重弹的是，如《京华时报》评论中所说：“从公开污染真相开始，从公开镉米品牌开始，从问责相关责任人开始。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地方的政绩考核体系，彻底摒弃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年轻干部火箭提拔引众怒     中国公务员总数689万，多数人用一辈子时间才到正科级。如果35岁不能升到正处，45岁不能升到正厅，仕途可能就此止步。当然，也有例外。——这来自于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壹读iRead》杂志制作的“公务员升迁时刻表”视频。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50万。想必其中考上公务员并获得升迁的人只是少数，然而翻检历史，总有那么些人比较“幸运”和“例外”。     5月17日，网友@冒安林 曝光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之女袁慧中毕业三年蹿升至副处级，引来网友质疑。网友@开元旅业报 一句：“从安徽22岁的团委副科，到湖南28岁副处，再到这位火箭女副处，有木有一种心碎的感觉？”道出了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心声。而在公务员幸福感最低的调查报告，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艰难时世，做实际工作时情商与智商重要性之辩等三条新闻的对比之下，难免会让人心理失衡。@江苏岳延彬律师 微博称“官二代火箭升迁引发干部任用体制反思，任用程序形式似乎合乎规定，但背后显赫的父辈官宦背景难掩其巨大影响。”     扬州官方一再强调此事合乎法规，并称“35名委员选副书记时，袁慧中全票当选，大家对她比较认可”，此种说辞让人想到“曝光问题——回应‘符合规定’——组织调查——撤职”一套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在不久前，安徽22岁县团委副书记常俊生自称“凭本事当选”余音未绝，其父望江县编办主任与他一起丢掉乌纱帽，望江县10位官员受牵连；湖南27岁副县长徐韬在其父徐秋良卸任湘潭市雨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三天后成为了“最年轻的副县长”，“我的能力符合岗位”言犹在耳，降职正科级的决定就已下达，并有6名官员牵涉其中；头天山东金乡官方言辞凿凿“25岁女镇长韩寒任职经历符合规定，高票当选”，次日，身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父亲与女儿二人双双辞职；广东揭阳揭东县“火箭干部”，27岁的江咏中六年被“破格提拔”三次接替其父的副县长一职；就在“扬州神女”事件持续发酵时，@冒安林 微博还爆出：“和袁慧中同批提拔的年轻干部中，好几位都是干部子女。”……尽管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被人不断挖出，其本人表态与官方回应也越来越及时，但稀里糊涂的撤职不是治本良药。《中县干部》中描绘的基层官场生态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官二代”小小年纪就能在官场一帆风顺，如此“禅让”的接班方式，如此“合乎规定”的上升路径，以及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同龄的“农二代”等群体瞠目结舌为之惊叹之余，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当贫二代逐渐被体制的规则拒之门外时，看似合理的程序也只会产生破坏公平正义的负能量，幸好，网络的发展倒逼着制度改革，此起彼伏的舆论压力呼吁一切公开透明，网民对于年轻官员火箭提拔的质疑其实拷问的是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模糊的用人制度，这些都是构筑官民信任的基石。     根据2012年扬州市公选副处级干部《简章》，担任正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正职满1年，担任副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副职满3年即具备资格，而按照目前国家有关规定由正科提任为副处需三年。显然这次为破格提拔，没有人反对优秀的人才获得破格升迁的机会，只是有些破格掩盖着不为人知的猫腻。“为人低调，做事扎实”南大博士袁慧中未必就不能胜任扬州市团委副书记的职位，南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背景的徐韬没准也能在副县长的位置上干出成绩。但恰恰是这种胜任与成绩的考核标准，民众一无所知。因此，年轻干部的良好背景在其升迁中的非正常影响，“官一代”们在这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也就成为人们屡屡质疑的地方。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其实皆非重点，真正引爆舆论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官员子女火箭升迁是否合理？@JP贾澎博士 认为：“如程序透明公开，合法合规，经得起质疑，让他们有机会才尽其用，有何不可？”组织选人用人既然有原则、有规定，就应该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公开其情况，透明其过程，接受民众监督。但从撤职以平民愤的事后补救措施来看，连地方官员都心知肚明，他们无法再自圆其说，蒙蔽大众。     根据《江苏省选调生工作暂行办法》，袁慧中博士毕业后直接担任维扬区西湖镇镇长助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一定年限后，适合做乡镇、街道领导工作的，经考核表现优秀的，及时提拔，适合从事其他领导工作的，也要及时选用”。既然“经考核表现优秀的要及时提拔”，那么，袁慧中在她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得以步步高升？其简历显示，三年工作经历，变动了五次工作岗位。5月20日，@冒安林 再发微博，称“三年里袁慧中完成了结婚、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大事”，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力花在工作中。面对地方半遮半掩的信息公开现实，民众宁愿选择经验主义的推测，知情权被选择性尊重的年代，公众看到的真相只是冰山一角。该办法第十五条还规定，“选调生的直系亲属是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法院、检察院、组织、纪检、人事部门正副职领导干部的，在工作安排上要实行地区回避”。作为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扬州市委组织部称“其父在公选过程中进行了回避，未施加个人影响”。 @郑根岭引用白岩松观点，直接了当指出猫腻：“父亲的位置就对选拔产生无形干扰，直系亲属回避就会没有影响吗？制度不改，还会层出不穷。”@新华社中国网事三问“扬州神女”：“工作三年频繁转岗连升三级，缘何如此幸运从容？任职简历含糊其辞，难道其中藏有猫腻？在自己辖区内女儿短时间连续提拔，政法委书记父亲未参与公选过程就算回避？”回避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现今的制度也有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如今父子、夫妻等等直系亲属在同一个机构、单位互为从属关系的例子屡见不鲜，制度形同虚设。没有民主监督的问责机制只能沦为小部分人的私器，体制内的人自行决定规则的制定，制度必然被玩弄于鼓掌，失去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则是行将不远。     于是，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特别是其中署名仲祖文的评论《破格提拔干部要从严》重申了官员选拔的纪律：“破格”也是有规矩的，不是破选拔任用标准的“格”，而是标准更高。文章还说，要全面把握干部政策、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要求，防止片面追求低龄化倾向，防止连续破格提拔，防止降格以求、拔苗助长。同一天新华社时评《从严从重处理，才能刹住违规用人之风》更是追问：轻描淡写的追责如何维护选人用人的公平机制，如何避免违规事件再次发生？“应对照党纪国法，出重拳下猛药，让扭曲规则的人付出代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河南调研时指出，“显规则”不落实，“潜规则”就有市场。对干部队伍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选人用人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纪律，按原则办事、按规矩办事，不能有例外、不能搞变通，更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     中央媒体的声音直指现有制度的严格执行，中央领导人的表态也着眼于干部队伍的严格管理，这与舆论场中的呼声仍然有所偏差，而年轻干部乃至官二代火箭升迁的现象也不会一夕杜绝，或许会转入更隐蔽的方式。     @周蓬安 评论道：“她爸是市委常委，安排一个子女任副处级似乎很正常，据说这是约定俗成。”乱象重生的背后实则是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们试图阻挠体制改革。这从岗位内定、萝卜招聘、就业歧视等现象层出不穷可窥见一斑。无论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官场规则，都阻碍了底层民众自由向上流通，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抗拒情绪，仇富仇官心理产生，政府公信力受损。     人民网理论频道昨日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文章《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作为头条推荐，其中指出，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还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众认同的政治制度。       本文来源《财经网》作者：舆媒素                                                                                                                                                                 —–白衬衫

近来，有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专家学者”认识到，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来，经济发展了，国家也有钱了，可是却成功地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道德体系，在中国大陆，越来越难看到礼仪之邦应有的道德规范，就连传统的道德品质教育也很难寻觅，以至于有人极端地形容：当今社会是一个全民不要脸的社会。还有人甚至说：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年时间，却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华文化三千年的辉煌。   以至于各式各样不法之徒的各种各样伤天害理事件，一直是国内外各种类型媒体重要版面的热点新闻，还有各种名人的负面新闻，更有某些国家公务人员执政不为民的网络新闻，让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深感无奈。   为了赚钱，有的人可以肆意破坏环境，有的人可以做有毒食品，有的人可以贩卖假药，有的医生可以收受红包，有的人可以丧心病狂谋财害命，有的执法人员参与不法活动而谋取私利，有的大学硕士生竟然可以暴打自己的父母，以至于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感到生活环境越来越缺乏安全感。   有人评价南京彭宇案是压垮中国人道德品质的最后一根稻草，自从彭宇案后，再也没人敢出于本能帮助他人了，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或视频存证，绝大多数人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他人时都会绕道而行。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现象，如果主审彭宇案的法官本身道德高尚，也不可能审出这样的案子来。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全民道德观念的分崩离析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地步了。   很多人喜欢看韩剧和日剧，喜欢看他们待人接物时的彬彬有礼，喜欢他们坚守着的道德规范。还有的人拿国外见义勇为的事例比较国内，以至于杭州出现老外勇救落水女孩的事迹后，让我们中国人感动了许久。   现在，有呼声要求重审南京彭宇案，也有地方政府正在制定对诬赖好人者的行政处罚法规，更有人提出对见死不救者实行法律制裁，然而，这些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重要的是应该认真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道德观念已经滑坡到了何种可怕程度？是不是按照邓小平说的在对世界打开窗户的同时，加了防止苍蝇蚊子进来的纱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是否注意到对全民道德品质的教育？   近日，中央似乎也意识到了全民道德观念下滑的问题，很欣喜能够看到中央要求在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队伍中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并且将清理那些丧失职业道德的工作人员。老百姓认为严格管理国家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的出发点是好的，可问题是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毕竟，全民道德体系已经遭到了严重毁坏，如果不从修复全民道德体系着手，如果不能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道德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的教训，相信光抓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也是于事无补的。   事实证明，中国现在修复道德体系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弱，物欲横流，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用越来越多的潜规则来代替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用一己私利屡次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因此，要修复社会的道德规范，仅靠提倡和教育是没有用的。   自古以来就有“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方略，对于目前全民道德低下问题也应该用重典加以约束，比如对制造有毒食品的就是应该用“投毒罪”处于极刑，对于违反社会道德的案例就是应该严加惩戒。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很雄厚了，可这三十年我们抛弃了、荒废了却是人们基本的价值观，现在，不得需要不重建，这跟经济先发展后治理的旧思维如出一辙，很悲哀。   历史就是那么的公正，无论你吹嘘得多么辉煌，无论你自我陶醉于越来越多的家财，甚至于你还可以掩耳盗铃，但是，坍塌的废墟就矗立在那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视而不见，毕竟，成败功绩，历史自然会有评说！   本文来源《周晓群先生博客》                                                                                                                                                               —–白衬衫

 “三公消费”话题是舆论的焦点，也是网民紧追不舍的热点，经常会随着某个网友的爆料，例如在网上晒张消费发票什么的，重新掀起高潮。     最近的高潮发生在广州11个区县“晒”“三公消费”账本之后。在各区明确列出公务接待费的92个街镇中，公务接待开销超过百万元的有三个，分别是白云区同和街(2011年109万元，2013年计划花108万元)，从化市的良口镇和鳌头镇，数额分别为187.6 万元(2011年)及125.5万元(2012年)。     这些数字在诸多数字中原本掀不起什么浪花，怎奈时机不对，正好碰上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在出席香港立法会时的讲话，这位香港的局长披露，2011-2012年度港府礼宾处用来招待外宾的开支为500多万港元。香港特区政府的礼宾司的接待费，同广州镇级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接待费一比较，就出问题了。如果将人民币换成港币，这三个镇加起来，一年的三公消费几乎等于香港特区政府一年的接待消费。于是，网民又抓到一个热点，舆论一片哗然。     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事处，一年公费接待109万，这一百多万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被“吃”掉的？据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说，主要是存在账务处理的差异。街道将出租屋管理、环卫工人加班、综治维稳、信访处理、清拆“两违”、安全生产检查、会议费、突发事件、创文工作等餐费全部当作公务接待费处理。     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在砌词搪塞公众的质疑。说他们把钱都“吃“掉了，还真有点冤枉他们。公费接待的支出，可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根据网友透露，我下面所提的三种就是比较普遍的“三公消费”。     一位网友透露，他的一个做普通公务员的朋友，知道他经常到处跑，一日三顿几乎都是在外面餐馆解决，因此要求他把所有的餐费、车票、住宿票、汽车加油费等发票都收集起来，定期送给他。这位公务员对发票的渴求几乎到了锱铢必究的程度。据说连在麦当劳吃午饭，叫了五十元的套餐，这位公务员也求服务员给他提供发票。     他解释说，每月的收入都是分两部分领取，基本工资就直接打到工资卡里面，其他的福利补贴，都是要拿发票回去报销领取的，发票就是钱啊！五十块钱难道不是钱？国内的很多企业了避税，都采取要求员工拿发票回去冲账的做法，虽说政府机关不用交税，但每年要面对审计部门的审计，同样需要把不合符规定的支出“合法”的支取，发票换钱，是最好、最稳妥的一个方法。按说，外面也可以买到发票，但谁知道那发票假到什么程度？万一审计部门认真起来，到时去一一对照，那不是栽了？可见，“三公消费”的部分钱是这样流落到公务人员的腰包的，成为他们享受的福利的一部分。     还有一位网友来信说，她是一个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工作上遇到很大的烦恼。她说，他们单位的存款，是属于领导个人的，领导可以任意予取的。经常是一个电话，告诉她需要多少钱，让她准备好就送过去，从来不说钱的用途。更绝的是，这位领导，连财务递过去的借条都不愿意签名，让财务自己想办法搞定。     女网友郁闷地写道，我有什么办法搞定呢？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我又不敢说出来，这样的事如果说出去了，领导一定会给我穿小鞋，饭碗都可能不保。因为大家都知道，领导拿出去的这些钱，几乎都是用于“公关”，主要对象就是政府主管与权力部门。为了方便领导，同时又不直接暴露领导，只好由财物去想办法，到处给他找发票回来冲账。这也属于“三公消费”，消费到某些神秘的领导口袋里，纪检部门如果不动真格的，永远也不知道到底消费到哪里了。     我还有一位在广州某基层部门做办公室主任，负责搞接待的网友，她说自己每月都会接到一、两个固定的约会。约会她的，是她们单位上级部门直属领导的太太。据这位办公室主任说，他们单位在很多事情上都要有赖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跟上级部门领导包括家属沟通，搞好关系是工作的重要部分。领导的太太每次都和她约同样的那两家海鲜餐馆。入座后，按照惯例，领导太太负责点菜，点的菜都是又贵又不饱肚子的，山珍海味自不在话下，回头还要给他们家领导和小孩打包一袋回去，顺便带点排骨喂宠物。     这位网友说，每次拿到账单结帐时，都会心底直冒凉气，天价账单啊，两三个人一顿就吃掉一万几千。开始的时候怎么都想不明白，两三个人，几道菜，咋就这么贵？可碍于菜是领导太太点的，自然得照单全收。不久就发现了猫腻，原来这家酒楼的老板是领导的一个同乡。那每顿一万几千的饭多少是吃进肚子了，多少是他们坐地分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样的“三公消费”恐怕连纪检部门出面都搞不清。     购物、旅游、甚至去澳门赌钱等等，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的，这些年媒体网友曝光的案例不少，可见 “三公消费”几乎是无所不包，只要能把公家的钱想办法变进私人口袋里，怎么做都可以，几乎已经没有无底线可言了。     “三公消费”像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装得公务人员皆大欢喜，却让民众每每感到心寒。随着每一次的曝光，民众心中的政府公信力也日渐坍塌，长此以往肯定不是办法，但以目前“三共消费”名目之多之复杂来看，要想短期内靠行政命令，以政风的方式改变状况，减少三公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原标题：公费接待不都是吃进肚子里了）                                                                                                                                                                    —–白衬衫    

1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为此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20日，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两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着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着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   那牵着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   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20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20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3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 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zheng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4   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总统”：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   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总统”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   选择这样的“总统”，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5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愿意再让6岁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纪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馆的毁，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坐在历史课堂里听老师说，教科书又改了，她不知怎么教。我更不愿让孩子在拆和毁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归位，或者看见教科书以同样的粗暴方式又改写回来。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风气中成长。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荷兰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遗址、日本神社、蒋公行馆，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团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纾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变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6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   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几乎看不见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他的学校里，很少外国同学，他的生活圈里，没有人谈国际的事情。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达(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教育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辩论，懂得如何进行组织、串连，学会和国际社会协商、合作以及订定游戏规则的所有技术和手段；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艾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弱者。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小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 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6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7   第四他有悲悯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湾6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佣人？   如果6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作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能够将心比心体会弱者的痛苦，因为体会弱者的痛苦，他会把保护弱者看做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真正有悲悯心的“总统”，才可能是个人权“总统”。   整个社会是关切人权的，我们6岁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做核心价值的公民。   8   台湾人总共才经历过几个“总统”？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强人“总统”，第二代是从强人艰辛过渡到民主的“总统”，要“破”许多东西，也要“立”许多东西，但“破”与“立”之间，很多的犬牙交错。第三代，就是陈|水|扁，政权彻底转换后第一个民主实验。他，完全不及格，然而他个人的不及格并不等于台湾人的不及格。事实上，陈|水|扁的8年对台湾民主特别有贡献：他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样的“总统”，切肤的教训，无比分明。以后什么人当选，大概都不会再重蹈覆辙；台湾人，是更成熟了。   经过这三代，台湾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