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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杨佩昌:中国为何出现第三次移民浪潮?

如果不是一件官司,恐怕没有人知晓,北京俏江南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兰已经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注销了北京户口,成了一名外籍人士。   作为企业家,张兰移民无可厚非,更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这并不是特殊的个案,而是赶上了一次浪潮,准确地说是第三次移民浪潮。自 1949 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这些人选择移民的原因大多是:方便子女教育、出入境方便、活得更有尊严、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这一次与前两次有所不同,近些年移民的多是以新生富豪为代表的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而且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家,移民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身和财富安全。有媒体报道,国内移民中介数量大增。据统计,仅广州一个城市办理移民业务的中介机构就超过 600 家。每到周末中国珠三角地区各大酒店中,移民推介会场场爆满,移民市场生意红火。当然,北京、上海等地移民中介机构的生意也不赖。据招商银行( 600036 )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 2011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 1 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 27% 已经移民,还有 47% 正在考虑移民。大企业主三成已移民五成正考虑。换言之,八成的大企业家已经或打算移民。   企业家如此,官员也不遑多让。 2001 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 4000 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 50 多亿元在逃……”。《人民日报 . 》 ( 作者:萧良量 ) 报道称:“十七大期间,代表参阅的一份很保守的资料表明,十五年外逃干部六万一千多人。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公职人员 (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驻外机构公派人员 ) 外逃,或随代表团外访、探亲、旅游逾期不返,公派人员学习、工作期满不归等,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央行等机构的调研指:截下来的贪官不算,光是成功外逃的公职人员侵吞、携带出境资金就有一万亿元以上。 2002 年 9 月 12  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通报: 2001 年全年外逃资金达四千五百三十亿元人民币 ( 合五百四十亿美元 ) ; 2002 年至 6 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二千五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 合三百零五亿美元 ) ”,至 2003 年底,“初步统计,在境外、外国定居的贪官家属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定居港澳的 16 万 2 千人,定居欧美 80 万人,尤以北美危害最烈,加拿大 20 万人,美国 18 万人,都是些大要犯。   除了一走了之、全家移民的富豪和官员之外,国内还有相当大数量的裸官和裸商。这些人一边在国内为官或经商,大把捞钱、暗地里则把老婆孩子送国外。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富豪移民的动机并不相同。大多数印度人移民是为了能够省下子女教育费,拉美人士则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我国的富豪和官员移民当中,约有 80% 的人并不是为了离开中国,他们只是为了换取一个身份。在这些人看来,获取收益的最佳地点仍然在中国,而移民则是为了将钱放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CCTV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访谈中说:“老婆孩子都移民了,然后老公还在国内挣钱,现在的情况很多。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 4500 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有权有钱者移民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做过亏心事,怕以后受到追究。二是对社会未来失去信心,如果出于前一种担心的人多,则证明社会正在走向法治和清明,如果后一种人多,我们要改进让他们证明判断是错的。”   面对汹涌的移民潮,加拿大吓得赶紧关上大门,美国、澳洲、新西兰也提高移民门槛,似乎有心离开的人无路可走了。常言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想方设法吸引外资,所以不得不在投资移民上打主意。 2012 年 8 月,德国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最显著的变化有四点:一、取消了 25 万欧元的最低投资限额;二、取消了创造 5 个工作岗位的限制;三、加强了所设立公司对本地区经济民生“有利”的影响;四、加强了各地区政府以及外管局判定的权利。前两点是利好因素,而且是重大利好,但后两点就很难判定好坏,因为这意味着给了移民官更多的主管判断。   随后,西班牙在投资移民上主动跟进。据中国经济网报道 ( 张美奇 ) ,西班牙贸易国务秘书海梅 – 加西亚 – 勒加斯 (Jaime Garcia-Legaz) 周一在《西班牙经济学家报》 (El Economista) 出版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政府正在考虑向在西班牙购买 16 万欧元以上房屋的外国人发放定居证的问题。他说,这个政策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市场。勒加斯解释说,这项政策将主要面向中国和俄罗斯的富裕阶层,他们对西班牙房地产有大量需求。他说,此举也将限制政府向那些购买低价住房的外国人提供定居权。   显然,只要官员和富人愿意,他们总会找到合适移民的地点和办法。如果长此下去,大国空巢就不是警醒之语,而是现实的问题。富人走了,他们带走的仅仅是财富,而官员移民的危害更大。他们不仅带走财富,而且在抢劫、毒害这个国家。因为心在曹营心在汉,所以他们并不安心经营管理乡镇、城市、国企和部门。于是,各种暴力执法、野蛮开采、官商勾结,对有毒食品视而不见等问题出现了,其目的只有一个:快速捞钱,为自己和子孙万代最大化地积累财富。   在汹涌的移民大潮之中,穷人只能望洋兴叹了,因为这次移民比拼的是资本而不是学历和技术。未来的移民趋势也大抵如此,不会有重大的改变,富人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宠儿。这让我想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可惜前半句并没有说对,因为当今富贵之人该淫都淫完了,而后半句预言却很准确:贫贱之人确实没法移民。留给他们只有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地,被开采一空的荒山野岭和全身的重金属和农药。   好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一届领导人,相信他们有智慧看到上述现象,也希望他们有能力解决之。其实问题并不难,只要开启政治改革之门,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政治民主后,商人有了安全感,他们就不会着急移民走人;有了民主,官员就不能再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于是,这个国家很快获得新生。   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正路。                                                                       —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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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82岁老人告诉你毛泽东时代的腐败

  82岁老人告诉你毛泽东时代的腐败      82岁 萧一湘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确已非常严重。致令原来拥护改革开放者,都产生了信心危机。于是人们容易产生怀旧感。似乎毛泽东执政时期就河清海晏、明镜高悬似的。于 是思想僵化的人们乘此机会大举反攻。大骂今天之腐败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大多数产生这种情绪的人,都是不懂历史,或学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其次是拿现在 的腐败同毛时代比,也是不可以比的。不要看毛时代腐败的金额小,那时人们手头的10斤米被腐去了,就会饿死人的哩!现在以笔者对毛泽东时代的见证,列举数 笔,以启今人,而非护今之短。      1、1950年常宁县减租反霸时期,农民斗地主官僚获得的浮财,农民叫“胜 利果实”,堆满农会,基层乡(那时是小乡相当村但比今天村大点)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分胜利果实时,有点乱来,也还不算什么。4月某日,南下干部区长许** 到我所在的减反点检查工作,看见浮财中的一个精巧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颗未刻全新大玉章,每颗约一公寸多长,四公分宽。许伸手就拿到自己的包里去了, 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时也没人说话。和我同在衡头区的一位南下武装干部在白沙镇减反点上,拿了一些金银绸缎。到52年三反前,县委书记就把他调到广东去了。 因为这位武装部长原是他南下时从乡村民兵抽调出来跟他的勤务员。土地改革时,一位地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官僚地主家抄出许多图书、字画文物,选去了一大车,其 余交给县一中图书馆。      2、50年我正任区党委秘书,当时区里生活非常艰苦,每个干部只发90斤大米一月 (相当于8.7元),区委书记就专派一个干部去做生意,赚下的钱,改善生活,每人买一支价值5元大号金星钢笔,一双球鞋。后来上面不准做生意。可是一到专 区开会,就大吃大喝起来。一餐就是八大八小、十二围盘、四大硬盘。茅台酒、大红金烟,还有马连良的戏票,首长亲自敬酒,部下回敬,非到东倒西歪不休。从地 主官僚家抄出的枪支子弹,几乎是谁抄到就谁占用,县委书记们只要听到哪个区里抄到抢支子弹,除了长枪上缴了外,凡是手枪几乎都是各到手头尖了。但这只能是 党员领导才有格。不才也蒙分到一条陈旧大号白朗宁玩玩。都是先提货后发枪证。值到56年干部肃反时才收缴上去。      3、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      我在长沙省财政学院学习,参加过万人公审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立即枪毙了。全校300多名学员,不上个多月就打出了两百老虎(万元以上者),连看老虎的 人都少了。因这些人来自全省八十多个县市,互不知情,乱打一气,全是政治运动方式打压逼供出来的,无法结案,只得放回各县。省里定的数字,查又查不清,销 案不敢销,有的终身不能重用。      7月30日至8月12日,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参加运动605人,占总干部职工数的73%,揭发贪污十万元(旧币)以上者122人,百万以上者19人,处分38人。      农民干部一进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缭乱,频频心动了。通过这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煞住歪风,起到及时雨作用。但是所用的方法,是群众政治运动, 而不是法治。群众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阵,很难弄得清楚。后来落实结案,带来很大困难,有终生不得结案而不能再被启用者。有被弄得自杀而终生不得清白者, 也有真正的贪污分子反成了反贪积极分子,让人觉得只要人缘关系好,运动中就能掌握领导权、运动就好过。结果为后来留下反贪不断,贪污不断的后遗症,具体情 况详后。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每次少不了反贪污的内容。因为以后二十多年干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又长期发展缓慢,而治贪没有 正规法制。       4、农村三反运动      1960年6月3—15日,全民都在过苦日子饿死人的时候,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2,808人参加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 动”,重点批斗76人。随后,全县层层开展,参加运动的15,582人(含农村不脱产干部),有3,230人贪污,退赔 340,137元。最后定案728人,受到不同名义处分的365人,搞了半年才结束。当时物资非常紧缺,不但粮油布要凭票供应,连日常生活用的肥皂、火 柴、香烟等都要开后门。过年每人猪肉半斤、豆腐一斤、红枣一市两。于是有谣歌“大干部送上门,中干部开后门,小干部挤烂柜台门”。领导干部还有特供。市场 都有平价和高价之分,干部还按等级分配,平民百姓就莫望了。      5、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      1960年冬,在农村对大队以下干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23,958名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党员4,958人、非党员18,709人)参加,重点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      12月25日,县里开189人的三级扩干会,用小组鸣放和大字报方式,首先帮助县委揭发五风问题642条,属共产风258条,命令风89条,浮夸风117 条、瞎指挥风121条,特殊化风57条。县92个直属单位犯有五风错误的有49个,平调下面财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开县、区、社三级扩干会,参加运动2,835人,犯有五风错误的217人,严重的53人。      通过以上各种批判斗争,挑出有严重问题的486人,由县社两级集训、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计拘押142人,判刑40人(内基层干部27人,五类分子13人)。国家干部清洗214人,新选大队以下干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干部。      这次运动至1962年2月结束,但又没有结束,新上来的干部打不开局面,穷久了,一旦掌权,钱物在手,家里揭不开锅,自然钱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原来干部还厉害。    6、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    1962年底,上级突然提出要紧抓阶级斗争,以“五股黑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即反“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牌赌风”、“迷信风”。基本还是从基层干部的仓库里偷粮食、财物贪污腐败开展起的。      7、四清运动      1963 年秋,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大概是后来看这四个内容上不了阶级斗争纲,涵盖得不全 面,便发展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了。1964年月12日起,由省、地、县共抽调1027人的社教工作队,其中省98、地17、县由农村调不脱 产大队干部380人,余皆由县直机关、企业中抽调,分批进行。一时雷霆万钧之势,搞得天翻地覆,草木皆兵。这里且举一例:      1964年8月6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烂变质问题的决定》。内称:“1963年春,揭露了常宁县委主要的严重问题,五个正副书记, 四个乱搞女人,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烂透顶,张自1957年以来,利用职权,强奸、调戏妇女69人,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一名女干部(笔者注:县委办公 室主任)长期通奸、安插亲信、包庇坏人;1961年张宗光派人去广州非法套购黑市手表,削价卖给科局以上干部,套购工业用布27万余尺,克扣私分民用生、 婚、丧等专用布票3.2万余尺;(摘者按:当时每人全年仅有3尺布票。)互相包庇、同流合污。为了纯洁党组织、维护党纪国法,挽回影响。对张宗光开除党 籍,判处无期徒刑。另三名撤职降薪,一人病故,不再处理。改组原县委,自外地调进6名重组县委。事件中央通报全国。”      张宗光见女色就要,加以那个阶级斗争年代,莫说一般干部不敢飞蛾扑火,就是常委班子里,也无人敢闯红灯。这边批斗运动整坏人,那边整人者的张县长却在暗室 抱女人打电话指挥批斗会。带着情妇进省开会,局长为之站岗放哨。这案成为“三面红旗”时期常宁上北京闻名全国三大新闻之一。(另两件是高寒山区的黄洞亩产 稻谷8万斤,松柏铁厂小高炉利用系数21。25)      四清运动里的奇怪故事说不完,且举一例:一天清早,通信员推开一个副书记的门进去打扫,突然发现该副书记正和办公室主任睡在一张床上,马上退了出来。该书记为了杀人灭口,竟诬陷这个通信员有精神病叫公安局逮捕起来了。      常宁这椿丑闻,中央、省委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认为非常严重,决心用五、六年时间,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搞彻底。      9月9日,湖南省委组织“万人社教工作团”,进驻常宁。下设十个分团,分驻5区、1镇、37个公社和县、区10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团计衡阳1334人、衡山1117人、衡南1425人、地委700人、本县干部都有处在挨整地位,只有207人分守一个公社,      第一批参加运动的有21,204人(内党员4,615人,非脱产干部19,208人)。白天劳动,晚上接受审查、批斗,发动“贫协”斗争 “四不清干部”。采用对敌方式,紧极一时。有家里被抄光、典卖衣物、甚至自杀者。重新组织一批贫农,成立贫农协会,夺权,重新大换班一次。      1965年1月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大多数被整者,相继被解放出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者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4人。      9月,第二批再调集1488人搞剩下的22个公社,无情打击仍有重复。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到来,四清运动也就夭折了。      第一批四清刚结束,为了巩固社教成果,渔池公社留下一名组长当教导员,其实这名教导员早已看中社里的一个妇联主任,马上同她勾搭上了。公社里的人看不惯了,一个早上活活捉了这对双双。人们嘲讽说:“这也是四清运动的胜利果实”。      8、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后期,还在用泰山压顶式的“三查一清运动”、“一打两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1977、1978两年,在批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口号下,又搞了一个“一批、两打、三清运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和清政治、清经济、 清队伍)再续一个“一批、两打、三整顿”批修正主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阶级敌人破坏,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领导班子)。所谓清经济,就是反腐败。      这里记述的都是笔者亲自见闻的,绝大多数数据都是县档案馆的。这只是一个县在新中国成立起到毛泽东去世后二十八年中的一个拾零。至于其它地方或者高层的 事,不清楚不胡说。可见连年运动中都有反腐败的内容。也就说明腐败不但多而严重,也是反不了的。当然论数额没有今天大,但是当年政府和民间都很穷的情况 下,一个农民一天的工分收入才8分钱的条件下,贪一点点钱,其使用价值就很大了。这也证明没有很好的法制是反不了腐败的。      腐败的根源是缺乏监督,没有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所以,腐败不腐败完全是体制问题。      所以,必须废除产生集权与极权的制度!由公民来监督权力的使用!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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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被当作“流氓”?

在罗马尼亚流亡作家群体当中,流亡美国、用英文写作的诺曼·马内阿与流亡德国、用德文写作的赫塔·米勒,堪称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米勒荣获二零零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已经获得多项国际文学奖的马内阿也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许多文学评论家将马内阿放置于果戈理、契诃夫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之中,认为他的作品已经具备了经典的地位。文学评论家迪奥·马格利斯说过:“他是那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伟大作家。在他杰出的篇章中,他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驱逐和流放,那里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望是什么,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达到那许诺的领地那样。这位伟大作家刻入肌肤和纸张的文字,形似庞然怪物的图腾,是一种巨型的伤疤。”《流氓的归来》是马内阿的自传,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既是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也是两个迥然不同却丝丝相连的时代的剪影。            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被当作“流氓”?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过,过去的一百年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的一百年”。不单土耳其是如此,一切专制国家都是如此。      米勒说:“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她究竟做了什么坏事才招致这样可怕的惩罚呢?      仅仅是因为写作。一种个体化的和说真话的写作,就足以招致灭顶之灾。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罗马尼亚,不被御用的写作是被严厉禁止的。马内阿发现:“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会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它的定义。”与之相似,苏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也指出:“所有作家都是叛逆者,都是败类,都是地球上不完全合法的人。因为他所思所写违背于大多数人的意见。”      米勒和马内阿不是第一批被政府当作“寄生虫”和“流氓”的作家,比他们更老资格的“流氓”是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一九六三年,《列宁格勒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寄生虫》的文章,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一位身体健康的二十六岁青年,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从事过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对这个“写作形式主义颓废诗歌、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寄生虫”该怎么如何处置呢?等待他的只有精神病院和监狱。      经过五个小时漫长的法庭审理,布罗茨基在最后的申言中自豪地说:“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声誉的桂冠诗人。”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布罗茨基被判处五年的流放和劳改。一九八七年,流亡美国的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布罗茨基说:“获奖的是俄国文学,获奖的也是一位美国公民。”此时此刻,当年在法庭上哈哈大笑的法官、书记员和由克格勃装扮的旁听者们在哪里呢?      对于马内阿来说,离开罗马尼亚无疑是一个痛苦的抉择。那是一九八八年,是齐奥塞斯残暴统治的倒数第二年。然而,无论是齐奥塞斯库还是马内阿,都没有意识到倒计时的沙漏已然无声地启动。谁能未卜先知?谁知道此刻是黎明前最大的黑暗?当时,螺丝钉正在拧紧,空气中弥漫的腐尸和阴沟的气味让人呕吐,身边一个接一个的朋友沦为秘密警察的线人。知识分子如果批评政府,得到的命运是失业、软禁或投入精神病院,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直到无人能区分他们。齐奥塞斯库甚至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打字机被视为“危险的机器”,规定擅自出租或借用打字机为非法,谁想拥有打字机,要取得警察的批准。      马内阿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熬过这一关,他感受是:“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他进而痛切地发现:“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经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于是,离开被一群真正的流氓绑架的祖国,成了他“最不坏”的选择。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      在决定离开之前,马内阿与女诗人乔安娜之间有一番争论。乔安娜说:“我们的真理之乡在这里。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而马内阿则回答说:“你必须活着才能写作。死亡在监视着我们,它不仅仅来自安全部官员。”      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为了摆脱“流氓”的身份,马内阿选择了离开,虽然他没有余英时那么自信——余英时说过,“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但他也承认,这样的选择至少是“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尽管马内阿长久地纠缠于“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这个问题,但他还是看到了在异国重建文明的希望之光——“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      显然,罗马尼亚并不是一个必须死守的“真理之乡”。米勒在《我们的心仍旧战栗》一文中写道:“如果一位独裁者在头脑中需要一个家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蔑视人。这才是他惟一寄居的地方,那里安装着各种设备。为了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能够病态地自尊,独裁者狂热不顾一切地蹂躏着国家和人们。”也许出于女性的敏感,米勒对“蔑视人”的“祖国”的痛恨,甚至超过了马内阿,她在《我怕故我写》一诗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我讨厌没有肉味的肉/讨厌假币讨厌赝品/讨厌自吹的神灵/讨厌精神的阉割/讨厌无奈的挥刀自宫/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是的,不必将祖国的泥土粘在鞋底带走,与“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相对立的事实是: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乡。      当时,在罗马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今天的中国,韩寒也有一句相似的冷幽默,他在回答外媒问其为何不移居国外时说:“在我的祖国,我的身边是中国贪官,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发现身边还是不少中国贪官,我肯定崩溃了。”      与苏联和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党天下”,而罗马尼亚是“家天下”。有政治学者称之为“拜占庭式的裙带统治”。齐奥塞斯库身兼党政军最高职位自不必说了,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任总理,荣誉头衔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埃列娜在政坛上的地位仅次于她丈夫,是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并掌管党内人事大权;在政府里,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办公室为“二号办”。这对夫妻合作很紧密,甚至后来个人政治危机到来时,埃列娜这样提醒丈夫:罗马尼亚人民不配接受他的统治;对罗马尼亚人民来讲,他太“伟大”了。      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是地方的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指定为接班人。齐奥塞斯库的三个兄弟,也都担任高级官员。最有意思的是他的母亲,原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住进了豪华的宫殿庭园中,尽享荣华富贵;可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她很不习惯现代交通工具,齐奥塞斯库就专门派人在庭园中饲养她喜欢的毛驴,出门走动可以乘坐毛驴,还有大批保镖前呼后拥,不伦不类,让人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独裁者不仅败坏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还败坏了语言和文字。马内阿写道:“语言的标准化反映出社会构造的标准化。它是一种经过编码的术语学语言,一种字谜游戏语言,一种限制性的、单调乏味的语言,只会破坏人们对文字的信心,鼓励他们怀疑文字。”对此,米勒也有相同的发现:“在罗马尼亚每个被说出的威胁都是罗马尼亚语。一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转眼间就变成了官方语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处各国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变成凶手的语言。”所以,即便留在国内,坚持用母语写作,也无法捍卫语言的纯粹和良心的自由。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既不能成为乡愁的俘虏,也不能被“凶手的语言”或“臣仆的语言”所蛊惑。      那么,流亡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呢?当然是。正如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所说:“我不能去抱怨……流亡生活带给我的除了对暴力和人类价值失落的憎恶,还有对普遍人性的理解。流亡给予我一种视角,以这种视角我可以以他者的观点来看待我的国家,并因为那里发生的巨大不幸而活下去。”古往今来,流亡似乎成了伟大作家的宿命。古希腊的哲人、圣经中的先知,从雨果到托马斯·曼,从布罗茨基到索尔仁尼琴,如今又多了一个马内阿。      不是自我安慰或自我欺骗,马内阿从内心深处相信,流亡不是失败,流亡不是放弃,“你不能弃绝被轻蔑和嘲笑的荣耀,我们也不应该抛弃成为流亡者的荣耀。毕竟,除了流亡,我们还拥有什么?不应该为剥夺而唉叹不已,它只是最终的剥夺的准备阶段而已。”确实,流亡乃是重建一个真实世界的开端:在美国定居下来之后,马内阿恢复了文学创作的能力,他以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改变了无数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他在美国如鲜花般的绽放,让罗马尼亚越发显得像是一个“幽暗国度”。            能够回去的,已经不是母亲的子宫            一九八八年,当马内踏上流亡的旅程时,心中并不悲凉,也不激动,因为他相信“流亡始于我们离开子宫之时”。在此意义上,你和我,谁又不是流亡者呢?一九九七年,在离开罗马尼亚十年之后,他第一次踏上了回归之路,心情平静如水。不过,这仅仅是一次短暂的、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他并没有选择留下来。因为,在他看来,“重返家园只不过是重返母亲的坟茔”。       是的,能够回去的,已经不是母亲的子宫。虽然罗马尼亚没有了齐奥塞斯库,但若干个小齐奥塞斯库正在茁壮成长。在布加勒斯特,马内阿听到了关于一夜暴富的安全部特工、自杀身亡的退休人员、漂泊无依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小狗的故事。对于苦难的意义,他冷峻地发现:“磨难不会使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类之事一样,磨难会腐败变质,而当众叫卖的磨难绝对会腐烂变质。”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新总统与老总统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呢?这也正是马内阿对权力与政治保持旁观者的视角的原因。      马内阿见到了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比如,曾在旧政权中身居高位的作家瑙姆,摇身一变成了追求纯文学的文化名流。“十年前,当他还是说谎者中央委员会成员时,他的若无其事一直是一种资产,帮助他聪明地走过马戏团的钢丝绳,为他自己的表演而欣欣然,正如为别人的表演感到愉悦那样”。如今,他申明自己“从来对政治毫无兴趣”,对马内阿热衷于翻检“过去的垃圾”大惑不解。他请马内阿从美国帮他带回一把门锁,因为罗马尼亚的小偷太多,只有美国产的锁才能让小偷无计可施。马内阿略带讽刺地对他说:“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连细菌也进不了你的家。”      马内阿还见到了青年时代如同“星星的精灵”的美女兼才女唐娜·奥尔巴。她曾是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后来嫁给一名充当共产党精英分子的、年龄比她大得多的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以此换取锦衣玉食的生活。“过去,她高高在上,冷若冰霜,从不对在街上问候她的人还礼,而现在,她会与为了买一袋土豆在队列中一站几个小时的退休老人聊天。”      如果说革命前的罗马尼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恐惧”;那么,革命后的罗马尼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无趣”。无论像变色龙一样永远活得有滋有味的人,还是沉迷在昨日的辉煌中的人,心灵的窗户都关闭了。他们虽然活着,却如同行尸走肉。与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真还不如不见。      罗马尼亚革命两个月后,在民众的一片狂欢中,作家丁内斯库却悲观地指出:“如果四十年都没有独立报纸的存在,那语言和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在短短数周发生改变的。这就像如果人们给土著居民送去一个电视机,打开只能听到’咕咕’的布谷鸟叫声,那土著居民也只能学会这种’咕咕’的叫声。”极权制度造成的精神创伤岂止是几个星期、几个月都无法恢复,甚至几年、十几年也不能治愈,甚至会被死者带进坟墓之中。      一九九七年,马内阿在罗马尼亚观察到的灰暗、混乱、迟钝的景象,让他无法乐观。他再次离去并叹息说:“离开不曾解放我,回归没有使我恢复。我是自己的自传中的局促不安的居民。”最后,在机场登机前夕,马内阿为这部回忆录写下了一个精彩的结尾:“我不会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样,通过将脑袋埋在地里的方式消失不见。我只是将继续我的漫游,一只安详地接受了自己命运的蜗牛。”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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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讲话全文

  2012年11月19日 奥巴马总统与昂山素季女士发表讲话      昂山素季住所   缅甸仰光(Rangoon)      缅甸时间下午1:05      昂山素季女士(DAW AUNG SAN SUU KYI):我要说,能够在我的国家和我本人的住所接待奥巴马总统,我非常高兴。缅甸和美国的友谊源远流长。美国一直坚定地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我们深信,尽管未来的道路坎坷不平,但这一支持将会继续下去。我之所以说坎坷,是因为在任何转型中最艰难的时期正是我们认为成功在望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被成功的海市蜃楼所惑,而是要为我们的人民争取真正的成功,并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公开地讨论我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而且,由于奥巴马总统对缅甸的访问,我们两国的关系一定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非常愿意尽可能地与美国政府保持接触,并确保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始终保持联络。      根据安排,我只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我想,现在大概已经有三分钟了。所以,感谢大家前来。下面请奥巴马总统讲话。      奥巴马总统:      好的,我要尽量讲得简短,尽管可能不像昂山素季一样讲得那样好。我很荣幸成为首位在白宫接待昂山素季女士的美国总统。能够成为访问这个壮美的国家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感到自豪;而且,我很高兴缅甸之行的第一站是会见一位民主的代表人物,她不仅鼓舞了许多缅甸人,也鼓舞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我想特别感谢昂山素季女士欢迎我前来她的住所拜访。在这里,她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岁月,展现了坚不可摧的勇气和决心。正是在这里,她向人们昭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不容剥夺。      今天标志着美国和缅甸的关系进入了新篇章。去年,为了回应最初的改革之光,我请克林顿国务卿访问这个国家,与昂山素季女士和缅甸政府接触,探讨美国是否能为改革努力提供帮助,并开启两国人民的新关系。      在此后一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鼓舞人心的进步,包括昂山素季女士获释并当选国会议员、释放政治犯、放宽对新闻媒体的限制以及颁布新法律扩大劳工权利和禁止招募儿童兵。在我的指示下,美国已做出回应,支持这些改革,包括放松制裁。      现在,作为一名美国前议员,我满怀关切和敬佩注视着您在新议会中发挥的作用。真正的民主需要不同的政府部门互相制衡,我很赞赏您在这方面——尤其是作为法治委员会的负责人——所做出的努力。      我们在仰光举行会谈的目的是要保持民主化势头,包括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机构、建立法治体系、结束民族冲突以及确保这个国家的人民更广泛地享有教育、医疗和经济机会。      我要向缅甸人民承诺——我坚信我们能够履行这一承诺,即如果我们看到改革获得持续的进展,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将更加牢固,而且我们将竭尽所能帮助确保改革成功。      另外,我很高兴有克林顿国务卿陪同。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一道进行外交访问,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她付出了许多努力所支持的国家,这是非常恰当的安排。      希拉里(Hillary)去哪儿了?她在哪里?在那里。(掌声。)      希拉里,不仅对您的奉献,而且对您和昂山素季女士所传播的关于世界各地不分男女共同支持和促进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重要性的强有力信息,我深表感激。      因此,我想再一次对您,昂山素季女士,表示感谢,感谢您的盛情款待和善意,感谢您的榜样力量,它鼓舞了包括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显然,在缅甸追求自由、繁荣以及缅甸人民和世界人民应得的尊严之际,您将在今后许多年里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发挥关键作用。      因此,感谢您所传播的鼓舞人心的信息。(掌声)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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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习仲勋在陕北推行铁律: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

  核心提示:惠子俊建议:“是否可以制定一个法令:一切党政干部,凡贪污5元以上者撤职,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大家拍手通过。习仲勋说:“志丹同志在红军中推行了临阵脱逃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贪污战利品者枪毙等铁的纪律,是否也可以用于党政干部。”大家齐声喊:“完全可以!”      本文来源:作家出版社 作者:路笛      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南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群众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华池县革命委员会挂牌成立,贾生秀任主席。接着,庆北县、甘洛县、合水县、安塞县、靖边县、新宁县、新正县、淳耀县工作委员会也先后挂牌成立。边区根据地迅速得到扩大。      指挥边区应对来犯敌军      转眼到了夏季,刘志丹在红军队伍前讲话:“我们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自今春转入外线作战以来,到处打击敌人。2月在保安县歼敌一个营。3月在庆阳高桥消灭了赵梁子民团。4月,在合水县西华池镇消灭了王子义团两个营和一个机枪连,歼敌700余人。从明天起,我们南下关中……”      这一切惊动了国民党陕甘两省军政要员。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命令:“旬邑、邠县两县保安团向北进剿。”在庆阳,国民党保安团司令谭世麟令约1000人的兵力向南梁扑来。面对敌情,习仲勋说:“敌人来势凶猛,我们主力南下,南梁根据地兵力空虚。我们现在赶快组织和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人员和物资迅速进入山林隐蔽。”      闫洼子村,群众紧张地挖大坑埋军用物资。习仲勋和大家一道转运粮食,远处响起枪声。警卫员跑来说:“习主席,机关人员都撤退了,你赶快走吧!”习仲勋说:“慌什么?咱们这里山大沟深,到处可以藏人。你通知各个游击队,叫他们一边撤退一边骚扰敌人。”      派人急救刘志丹亲属      南下途中,刘志丹率领红军正在行军,通讯员报告:“敌人1000多人正向南梁进攻!”刘志丹打开地图看了一阵,说:“回南梁已经来不及了,咱们先打合水,后逼庆阳,迫使谭世麟后撤。这叫围魏救赵。”      5月9日,谭世麟率部攻进南梁。一些基层干部和贫农骨干被绑架……敌人把抓来的村干部经过严刑拷打后,又用机枪扫射。在闫洼子村,群众为了保护埋藏的军用物资,谁也没有撤离。谭世麟竟下令将农民武万有和20多个被抓的游击队员等人活埋或吊死。敌人正在行动时,一个参谋跑来对谭世麟说:“刘志丹已打开合水县城,并向庆阳县城急进!东边习仲勋所领的游击队也已回头反扑过来。”谭世麟立即命令撤出村子,向北去保安。敌人走后,武万有被老百姓放下来,已奄奄一息。其他绝大多数人都牺牲了。      习仲勋在紫坊畔村,听到谭世麟向北进军后,立即想到这是冲着刘志丹来的。他对机关干部说:“谭匪去保安,刘志丹同志亲属将遇危险。我们立即派一名革命委员会机关干部带上一个班的警卫队员,去保安县芦子沟刘志丹的家乡,将刘志丹的老父亲刘培基老先生、妻子同桂荣和女儿接到边区政府机关保护起来。赵红娃!你带人去!”赵红娃立刻带上王九九、高飞虎等人出动了。      安排刘志丹家属留在边区      多亏刘志丹的家乡离紫坊畔只30里,赵红娃他们一路小跑赶到时,村外已响起了枪声。赵红娃背起刘培基,王九九背起同桂荣,高飞虎背起刘志丹的女儿,一路小跑离开了芦子沟。赵红娃他们刚刚出门,谭世麟就领着一帮匪徒进了村。匪徒到各家以搜刘志丹家人为名,到处抢劫。村民在哭叫中,被赶到了刘志丹母亲      和爷爷的坟墓边。一伙匪徒正用镢头铁锨挖开刘志丹母亲和爷爷的坟,尸骨堆了一摊。在大凤川,刘志丹听完通讯员的报告,放声大哭。这时,习仲勋送信来,报告了已接来刘志丹老父亲和妻子、女儿的消息。刘志丹看了信,说:“回南梁,同习仲勋同志会合。”      刘志丹和习仲勋回到南梁,两部人马会合。习仲勋说:“老人、妻子和孩子我都派人接来了。要不,非出事不可!”刘志丹说:“太感谢你了。不过,把家属带在身边怕不大合适吧!”习仲勋说:“他们不是一般家属,是特殊的家属。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是难以生存的,这一点同志们是能够理解的。”刘志丹说:“那就让他们干些生产和服务工作。”习仲勋回答:“可以,他们的工作由我来安排。”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4年5月28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高岗说:“今后南梁地区的军事力量要加强。”习仲勋发言:“这个意见我赞成,高岗同志继续任四十二师政委,王泰吉走后由杨森同志任师长,刘志丹任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南梁军事区和办军政学校方面。南梁根据地巩固了,就可以辐射周边。”刘志丹说:“以上意见我赞成,四十二师暂在南      梁中心区巩固一个时期,然后再出击外线。”      11月7日,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南梁荔园堡举行。刘志丹在群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现在我宣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      当天,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和政府主席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刘志丹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有权威。同时,政府也要在实践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一定要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习仲勋强调:“我们苏维埃政府一定要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惠子俊建议:“是否可以制定一个法令:一切党政干部,凡贪污5元以上者撤职,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大家拍手通过。习仲勋说:“志丹同志在红军中推行了临阵脱逃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贪污战利品者枪毙等铁的纪律,是否也可以用于党政干部。”大家齐声喊:“完全可以!”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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