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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蔡霞——党校教授并不神秘

蔡霞   如果不经过专业训练和长时间的积累,要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国内国外的智库、学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在会议公报中捕捉微妙的措辞变化,不断地转换视野和维度,力图使自己对政治密码的解读看起来更加可信。   但人们仍然记得,真理大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小平南巡讲话曾是如何的直击人心——传播层面的反差道出了某种事实:改革开放和中共理论革新的力度在衰减,字里行间的审慎显示了变革之难。   “我们学者的焦虑,是看到政党本身的思维转变、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更新异常困难,反过头使自身陷在困境当中。”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谈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演进,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11月9日的长谈,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突破束缚的几重努力,以及遭遇的阻碍和彷徨。在我们看来枯燥难解的理论表达,对党建学者来讲往往事关重大,用她的话来说,“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灵魂”。   而她对自己以往学术历程的讲述,则展示了一个追索马克思主义原初精神的学者形象。托古改制般的理论尝试意图告诉人们,即使是在共产党理论的谱系之内,也存在着诸多可能。   党性   蔡霞的学术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从二十多岁开始,她在党校执教将近40年时间。在公共领域,她的言说犀利、直接,常常刷新人们对“党校教授”的认知。   见到记者时,蔡教授不住地为迟到表示歉意,倒也没有因此显得疏离,讲起话来声音不大,常常沉浸其中,对表达的逻辑完整近乎执着,丝毫容不得打断。   讲授民主,蔡霞会从一般原理说起,对比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和英美传统,总结出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历史局限,“对于民主,学员顺理成章就接受了”。不止一次,学员私下交流时对她说,“蔡教授,您应该去跟高层领导讲。”   “我就笑,领导布置讲哪堂课,我就讲哪堂课,我不愿意上折子。”蔡霞说。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官员到中央党校进修,就意味着仕途看好,也因此,党校教师在学员论文答辩时,“一般都比较平和”。但在一次中青班结业时,有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对网络管理发表了一通宏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   蔡霞按捺不住,“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学员不吭声,一旁的老师大感紧张,在桌底下赶忙拽着蔡霞。“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前后,蔡霞到某省宣讲“三个代表”。午饭时闲聊,“农民给他两亩地让他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市委招待所所长表情十分不耐烦,抱怨说干部下乡,农民就把干部自行车砸了,“农民就是刁民。”是不是干群关系没处理好?蔡霞问了一句,市委宣传部长立刻接话,“你平时应该很忙,在北京的时间多吧?”蔡霞问,“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   蔡霞教授盯着我,一动不动,似乎回到了当时的场景,“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   干部群体里观点、立场日益多元,有时会就问题爆发激烈争论。为澄清“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蔡霞举了纳粹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讨论环节,有学员站起来,“讲到民主的多数人暴政,我当时就在想你会不会举中国文革的例子,你果然就举了。党校姓党!”   “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说完,学员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这是他们表达赞同的方式。   一些时候,她的言论也会引起学校关注,对此她会解释说,“我们家到我祖孙三代跟着共产党,我们对党是天然的血缘感情,是希望党好国家好人民好,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觉悟。”    困惑和求解   蔡霞的外公是参加过一次大革命的老党员,队伍被打散后,跟着潘汉年充当苏北和上海的交通员。她的母亲舅舅姨姨也都参加了中共军队,是典型的革命家庭。   小时候,蔡霞生活在军队大院里,身为革命后代,她说自己从未享受过身份带来的特权,例如,即使在大雪天作为产妇出院,父亲也不允许使用他的配车,而是坐在三轮车里,盖上层层棉被,由警卫员载着回家。   “老一代革命的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老干部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都没有沾上光。”长在红旗下,接受正统的革命传统教育,蔡霞的人生轨迹和同龄人别无二致。   初二那年,红卫兵蔡霞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开过,之后的三天,哑了的嗓子没能说出一句话。“当时宣传讲,毛主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我们当时以为是形容词,等到见了毛主席,真的是那样,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这是她当天的记忆中最清晰的细节,“后来才明白,原来人是可以化妆的。”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前,蔡霞在军队、国企、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7年之久。在博士论文里,她用政治学、哲学、人学理论研究共产党的价值观问题,“把政党当作对象去研究,就开始破除神圣化的思维,从政治宣传走向真正的学术。”   2003年,蔡霞跟着党校领导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编写,尽管是很短的一段经历,但让她了解了党内某些方面的思维特点。“一共是15章,每一章分几个小点,我分到的是‘党的建设’,实际要做的就是按照已经列好的小标题,去找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只能做文字上的连接,不做解释。实际上就变成了编纂语录。”   在蔡霞看来,“三个代表”思想是一次大胆尝试,面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中共试图用用现代民主政治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努力解放思想,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但但甫一提出,就招来质疑:是不是要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因为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不够,一遭质疑就缩了回去,事实上后来理论就难以往前推进,是落空了。”蔡霞说,邓小平提出过的“不争论”,有被扭曲为不思考的危险,理论建设始终无法突破,难以解释现实,造成执政党的话语能力极为薄弱。   “至少从搞党建研究来讲,我们是很焦虑的。”蔡霞观察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焦虑,则更直接和具体,那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思想多元怎么看?网络怎么管?“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打开思想解放的空间,打破长期以来的主义思维,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现实表现,放开眼界,大胆吸收借鉴去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她后来逐渐由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民主政治转型,因为“意识形态转身非常困难,相当程度上不是学术繁荣可以推动的”。2008年,蔡霞到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之后,联系到现实中国的情况时候,她心情沉重,又陷入长达半年的焦虑当中。   阅读、思考,她试图为焦虑寻解,“国家能不能和平推进民主进程,要看社会本身有多大的生长发育能力,基层党组织应该培育和引导社会,使社会能够组织起来。”从2011年开始,她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还请人讲解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全程参加了街道的民主实践后,蔡霞教授生出了乐观的希望,“大家把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现实的感受,认识到民主是利益协商的机制。”    对话蔡霞   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自己?马克思主义者?   蔡霞:“马克思主义者”太高了。   人物周刊:不是指党内评价的特定词汇,从思想上来看。   蔡霞:那我是。有些人把我叫作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我是希望党内能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到极端、教条。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方法,努力去观察社会。   人物周刊:但是从文章和言论来看,你的主张似乎更接近于自由派学者,比如对自由民主的看法。   蔡霞:为什么?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始终是关于人的命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讲,“我们所说的人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放在“所有人”的前面。   当你对人的理解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必然把每个人的权利提升为思考的原点。制度合不合理、社会公不公平,不再是抽象地讲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面对来自多数人的民粹暴政,以及专制对每个人权利的压制,在限制权力这一方面,我肯定就倾向了制约公共权力。   人物周刊:是说从马克思原典出发,也会导向上述结论?   蔡霞:当然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博大的思想,我们没有全面地去把握,我讲课时一直在讲,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扭曲地理解了。   为什么变成这种状况?首先是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的思维,不同于商品文化,商品经济文化是确认个人权利上的自愿交换,所以它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契约精神、公平交换,强调的是个人。东方传统农耕文化对于人的理解,是整体地理解成国家的人、党的人、集体的人,必然就要强调权威,容易把人当成工具,人的主体性容易失落。   第二个原因是文明时代的落差,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也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思想结晶,我们当时是小农经济,无法理解商品经济文明土壤上的思想成果,包括人的权利、竞争共赢、理性博弈。另外,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是以民族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就好用。久而久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再一个跟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的历史路径有关系。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有两次热潮,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影响了当时中共的思想领袖,“南陈北李”。我们天然地就把苏联的革命领袖奉作榜样,把苏联解释的理论看成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延安整风,全党普及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解释过的版本,党内高级干部的必读书就是《联共(布)党史》,此观点恰恰把历史解释成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抽掉的就是“人”。我特别反对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它最终演变成维护专制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和公众利益的思想武器。 人物周刊:那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状况怎样?有没有涉及你谈到的问题?   蔡霞: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存在很大问题。怎么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是始终存在的难题,现在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顽固地抱着斯大林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那只能窒息一个政党的思想活力。第二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解释了,已经不能指导这个党了,所以还不如丢掉。治党治国不能没有思想理论做指导,政党说白了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载体、社会力量的载体,它是追求一种政治理念、政治目标而形成的,没有了理论,党的灵魂就没有了,党心就散掉了。   这两种看法的思维是相通的,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无所不能的,神话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性看待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不是抱住马克思当年说了什么,而是要抓住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逻辑,以及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问题。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型本身十分困难,此外还存在一个利益机制的问题,既得利益打着政治正确的口号,阻挡解放思想,阻挡我们科学地去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刚才提到,很多人感到传统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中央强调要抢占意识形态阵地。   蔡霞:改革开放以后,到了市场经济90年代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分化,思想观念也一定是多样多元的,一个政党要想扩大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就要使意识形态有包容性,包括把新兴阶层中的一些优秀人才吸纳到执政党里面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的,它能够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角度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所以提了“三个代表”。   人物周刊:现在党内理论界研究的前沿方向是什么?在科学发展观之后,会不会继续把理论水平提到“三个代表”的宏观和战略高度?   蔡霞:我觉得应该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目前做不到,始终提不出来。尽管这十年当中,执政党有很多努力,然而解决的都是表面上的、不那么难的问题,而把深层次矛盾的东西都留下来了。十年间注重了政策层面的对策,在理论高度上,有所欠缺。    党内也有民粹思想   人物周刊:你在网络上也谈到过,担心民粹思潮,你是否担心中国发展出劣质民主?   蔡霞:我也会,因为这种民粹情绪,不要说是底层社会,其实在执政党内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粹情绪和民粹意识,党内可能都没有清晰意识到。   人物周刊:这怎么讲?   蔡霞:你看我们在党内,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这么简单,我们的政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受几千年的专制政治的文化传统影响,容易走向民粹而不是走向民主。   比如,什么东西都是多数人说好,无论是选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表面上唯票是举,好像是搞民主,其实是民粹。表面上投票,但是并不当场公布,宣布的时候就借着多数票的名义,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意志。把表面的多数票和骨子里的少数权力意志,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客观上形成的负面效应是非常大的。   在干部问题上是这样,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为了平息民怨,立马就把一个干部免职,为什么?那么被处理的干部是不是有问题?不问体制机制的缺陷,把干部当成体制机制的替罪羊,牺牲掉了。   还有工程项目上,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情绪,造成决策随意多变。骨子里是偏向于既得利益的,但是外在的处理手段,受民粹情绪影响,通过安抚、迎合,其实它是被民粹绑架,对不对?所以学者们担心,我也担心,官方和民间看起来对立,其实大家都是民粹思维。   人物周刊:没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蔡霞:对,因为法制权威没有起来,没有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在法制框架内理性博弈的机制,所以决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绑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呼唤民主法治,但也不能不看到,资本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压榨也是很残酷的。但现在的状况是不少底层民众对毛时代很怀念,推崇重庆模式,就是因为底层社会直接感受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榨,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权力和资本更强势的更大权力,呼唤清官,呼唤明君。   因此学者们要呼吁两个东西:一个是在权力面前,我们都应该朝着民主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是不能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要运用民主法治遏制资本对底层群体的利益侵占。   人物周刊:中央党校对公众来讲有神秘色彩,你提到它过去更多是一个政治机构,现在更多倾向学术研究了吗?   蔡霞:兼而有之吧,党校整个都在转向学术性更强,研究问题要更透,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了,社会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你必然要去借助前人已有的思想,西方的理论同样被中央党校的老师重视。   现在的党校教师既有学术训练,到了党校又因为教学需要,必须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哪一个老师要是仅仅讲书本的知识,干部学员立马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光谈书本解决不了;如果你撇开书本理论,完全讲现实问题,你讲不过领导干部,他们了解的实际情况比你知道的多得多。这就迫使把你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提出观点和思路来供领导干部参考。   人物周刊:教学当中,党校教师会有意避免和干部学员发生不同观点的争执吗?   蔡霞:对,有两条,第一条学员要给老师打分,教学优良以打分为重要依据。第二条,学校里面往往都是把学员放在中心地位,老师是为学员服务,一旦有什么,首先要求老师。后来这几年发现有些学员修养不够,一听到老师的观点不合他的意,有些发展到课堂上当面指责老师,课就讲不下去。   后来学校意识到,问题是两方面的,一定要鼓励老师讲出自己的观点,学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平和讨论,但不能破坏教学秩序。大概有两次是这样的,学校管理部、进修部、培训部找学员谈话,学员再给老师道歉。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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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毛泽东的稿费应该由谁来继承,是由江青还是他们的子女?对此,毛泽东有无遗嘱?中央领导有什么意见?本文详细介绍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20世纪80年代初,对毛的稿酬遗产问题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        毛泽东稿酬累计1.3亿多元       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50多年来是怎样计算的?毛生前有否动用过?动用了多少?毛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是个谜;即使有些零星传闻,版本也很多,并互有矛盾。       直至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       国务院对该请示作出了三点意见的答复:第一,作为特殊性质、特殊状况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版权费,以不纳税为准;第二,还是作为党的资产的特殊性处理;第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究竟有多少?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       1953-1965年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       以下是毛泽东著作(选集、文选、单行本、诗词、中文版、外文版)出版、发行的数据。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发行了22版,共115万套(其中精装本18万套);《毛泽东文选》出版了48版,发行了910万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出版了244版,发行了5155万册;《毛泽东诗词》出版了19版,发行了200万册。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外文版(英、俄、法、西班牙、日本等五种外文)出版发行数据: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2万套;俄文版2.2万套;法文版1万套;西班牙文版5000套;日文版8000套。       《毛泽东文选》英文版1.2万(卷)套;俄文版2.2万(卷)套;法文版1万(卷)套;西班牙文版5000(卷)套;日文版8000(卷)套。       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英文版15版,30万册;俄文版15版,30万册;法文版15版,20万册;西班牙版15版,12万册;日文版15版,12万册。       截至1965年年底,毛泽东累计的稿酬和海外版权费共121.3万元,其中17.5万元是海外版权费外汇折成人民币,包括苏联卢布、日本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东欧国家货币等。        1966-1976年发行量       52个省、区、市授权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印了近870版,发行了3.25亿平装本、255万套精装本;解放军系统印了210版,发行了211万套平装本、308万套精装本。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外文版,英、法、俄、西班牙、德、日、朝、越、阿拉伯、印等14种语种,共印刷、发行了122万套。        授权出版的《毛泽东文选》印了500多版,发行了2.525亿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印了6000多版,发行了28.86亿册;《毛泽东语录》印了3200多版,发行了9.656亿册;《毛泽东诗词》印了400多版,发行了8570万册;此外,解放军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语录》共出版、发行了4500多万册。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著作计酬标准的分歧       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的建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一角;《毛泽东文选》稿酬每本二分五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三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不是新发表的,暂不订稿酬。最后,这一建议送毛泽东本人审阅,毛作了批示:还是以过去标准为宜,一些提议不合实际。       后来,还是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并允许各省、地区可以不同,有一定的差异。《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        毛泽东本人对其稿酬的处置       1967年10月,毛泽东曾查阅本人稿酬累计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毛在“五百”二字上圈了之后,批曰:上缴党费。结果,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指出:主席胸怀,主席气魄!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       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       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对毛泽东稿酬遗产处理的争议       毛泽东逝世后,关于毛的稿酬遗产如何处理,中共内部是有争议的。据汪东兴说,毛泽东曾讲过,死后都交党费,身边的就分给警卫员。据张玉凤说,当时江青曾多次问毛有多少稿酬,将来怎么安排?毛心情好的时候说:留部分给你,留部分给小组(指党小组),大部分交党费。毛心情差的时候说:你盼我早死,你可独霸遗产。告诉你,我死前会留言,都交党费!对毛稿酬遗产,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本文来源《中华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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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较量无声》销声匿迹 引用中情局“十诫”成笑柄

被称为猛片的政论片《较量无声》销声匿迹 几天来,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部由国防大学、总参三部和总政保卫部等军方高级机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等外交智库制作的政论片《较量无声》。由于话题敏感,镜头劲爆 (出现了晓波刘和八平方事件的画面), 且推出的机关级别背景神秘,自然引起了许多讨论。 但昨天(10月30日)以来,许多视频网站纷纷删除了这部90多分钟的视频,目前还没有审查方的删除指令曝光,是网站自我审查还是另有缘由都不清楚,但已引起了诸多揣测。 这部电视政论片阵容强大,解说慷慨沉重,颇有八十年代电视政论片之风。 其总策划是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撰稿人和总编导则是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秦基伟上将之子少将秦天,出场受访还有国防大学校长中将王喜斌、负责对外电子情报的总参三部部长少将刘晓北、负责政治侦防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少将于善军。 《较量无声》首先论述了中美的战略竞争关系,声称美国为颠覆中国现体制,在五条战线进行渗透。 首先,政治渗透:千方百计影响中国政治走向;其次,文化渗透:企图改变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第三,思想渗透:依托舆论心战瓦解民众思想基础;之四,组织渗透:培植代理人集团掩埋定时炸弹;最后,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培植反对力量扩大颠覆基础。 上述论述基本符合中美关系合作又竞争的状况,该片将中国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冲突和种种的腐败问题,完全归咎于美国的黑手;更指责目前民间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到美国影响,几乎公开指责其是卖国团体。 例如,片中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指为美国策划的对中国和平演变的舆论战的一部分,该片又指责在中国开展基层民主选举项目的卡特中心等是敌对机构。 《较量无声》回访了卡特中心2004年资助中国学者和人大、民政系统官员到美国观摩大选的行程,认为其别有用心。 片中引用了一位上海人大官员的观选后博文,此文不过是说,定期通过选举进行权力交接,是政治民主稳定的标志,而美国媒体在此期间表现出的中立、专业和客观值得赞扬,片中却认为这位人大官员受到了美国的洗脑和颠覆宣传。 该片还指责,美国千方百计拉拢,收买,威胁和策反利用中国的学者,大力培植亲美势力和“第五纵队”,片中点了茅于轼、贺卫方博文,并闪过了夏业良的照片(对其指责是宣扬新自由主义)。 贺卫方的这篇博文中被红框划出的部分中说, 我明确希望中共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茅于轼的博文中则被划出一句 “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 与这些杀气腾腾的表述相比,“美国动员国家战略资源强力推广的转基因粮食,实际上就是美国控制世界粮食生产、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这类的小花絮都成了小儿科。 该片在中文视频网站推出后,引起了许多右派观点的网友的不满。批判者责其实军人干政,直接参与意识形态争议,并认为,以公帑制作宣传品攻击民间学者是危险的举动。 《较量无声》片中,还引用了流传在中文互联网的的所谓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颠覆中国共产政权的《十条诫令》。 所谓的《十条诫令》的第一条就说,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再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美帝居然如此恶毒?这么劲爆的猛料,经过这几位高级军官的渲染,十条诫令当然会在中文互联网上掀起新一轮的热潮。不幸的是,这一看似劲爆的十诫也成为这部政论片的最大软肋。 此前,这份“十条诫令”,见诸于不少中文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在2000年6月1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就以“北京讯”为消息来源,发表了一篇题为《美中情局十套手段中国政府不倒不罢休》的文章。一些教师作为参考文献使用于课堂上,一些党内讨论也甚至文件也援引其作为立论依据,在中国网络上更是流传颇广。 事实上,“十条诫令”的说法本身来源以英文世界的一条政治谣言。英文媒体如《纽约时报》等早有考证和报道,在中文世界中,新语丝作者庄海青、媒体人杨学涛等人也有跟进和翻译。 最早,“十条诫令”类似版本最先出现在美国,英文名称是“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即“共产主义者革命章程”。 绝大多数西方人浸淫多年的《圣经》也有“Ten Commandments”,中文叫十诫,上述内容一般也是十条内容呈现,所以就从原来的英文名称“共产主义者革命章程”变成了“十条诫令”。 据当时的说法,此十条“革命章程”号称是协约国于1919年5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搜出,并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俄克拉荷马Examiner-Enterprise报上。据考证,这家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这个“十条”却从未在该报发表过,是德国共产党用来腐蚀资产阶级、发动共产革命的章程。 目前可以考证到的,“十条诫令”英文版本的最早发表年份是1946年(发表在当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长George A. Brautigam证明其为真实,并签上了大名。后来,“十诫”广为流传,选民们出于警惕左派威胁,就把这十条印出来发给议员们。 据《纽约时报》此后的考证,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各所大学的图书馆都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文件,蒙大拿州参议员Lee Metcalf在与FBI、中情局等机构联合调查后也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所谓文件纯属伪造。 上述的报道和引文都能找到英文报道的原文,不难查考。但遗憾的是,经过变造和添油加醋,这条美国谣言摇身一变来到中国后,变成了是中央情报局用来颠覆中国现体制的“十条诫令”。 这一并不审慎的引文大大降低了这部政论片的严肃度。有网友调侃说,是否因为推出这份政论片的,虽有国防大学、总政保卫部、总参三部等高级机关,却没有专司对外情报的总参二部。否则这份完全经不起入门级网友网络检索的解说词,应该会得到见多识广的二部武官、特工们更专业的资料支持,不至于犯下如此简单的错误,既成笑柄,又靡费公帑。 一位资深媒体人评论说 ,《较量无声》跟谁较量呢?这是跟民间土鳖革命党还是互联网思想家较量? 都不是。 他认为, 这是跟体制内另一帮较量,是维护红色革命后代和改革既得利益派较量。在他们眼里,能够势均力敌的引起注意的,只会是体系内的“同类人”,其他的折腾太多风浪,也未必看得上。 有批评者认为,《较量无声》不过是这位前右派上将所放出的姿态有余,成色不足的投名状,对其偷偷被上传到互联网平台,以及悄悄被删除消失,都不必做太多解读。 本文来源《 法广》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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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胡星斗:中国人罪名大全

      反动派、剥削阶级、运动对象、牛鬼蛇神、封资修大毒草、帮派体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革命武装政变、反革命黑帮、反革命暴乱、反共分子、反党联盟、反党集团、阴谋反党集团、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攻倒算、反军乱军、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走资派、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在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死硬派、顽固派、保皇派、两面派、托派、左倾机会主义、极左思潮、形左实右、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右倾翻案、右倾翻案风、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黑帮、黑线、黑五类、黑爪牙、黑帮子弟、黑干将、黑秀才、黑手、投降主义、分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卖国主义、锦标主义、爬行主义、享乐主义、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变节分子、胡风分子、联动分子、自首分子、顽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四清四不清分子、五一六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大党阀、学阀、军阀、狗崽子、封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政治骗子、中国的纳吉、臭老九、白专道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走狗、买办、变色龙、二月逆流、二流堂、三家村、四家店、四旧、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斗争熄灭论、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阵营、混进党内、反攻倒算、独立王国、阎王殿、保皇派、封资修、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人性论、小舰队、小脚女人、小爬虫、形而上学、封建奴隶制、孔孟之道、政治扒手、中庸之道、民主派、还乡团、绊脚石、分数挂帅、业务挂帅、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作风不正、作风问题、低级趣味、黄色下流、奇装异服、生活腐化堕落、政治上的近视眼、挖社会主义墙角、偷听敌台、湖南帮、破坏上山下乡、军事俱乐部……       还有:常理推定、抢吃政府食堂饭菜、破坏计生……       你属于哪种罪?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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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汪峥:“特供”之“特”

在上海市杨浦区,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中国烟草博物馆。通过其网站设立的虚拟展馆,亦可“身临”参观。“走进”该馆三楼的“烟草历程馆”,一座从北京拆除并原样复原的四合院门楼,格外显眼。   关于这座四合院门楼,中国烟草博物馆生动地解说道:   “它是当年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提供特供烟的生产所在地。1964年夏,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中央办公厅决定由四川什邡烟厂为中央首长生产特供雪茄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厂技术科搞出了35个配方,制成样品后送北京审定。最终,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而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   1971年,四川什邡烟厂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迁京,组成“特供烟生产小组”,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编号,对内称“132”。当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门楼,如今便立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烟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来,又将如何而去?   据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北京海关特供蔬菜基地的报道,建国后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报告。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时将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了“特需供应”。   其实,“特供”由来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当时的制度环境后,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中,王实味对延安的“等级供给制”颇有微词:“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产运动开展,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奉命开进南泥湾。同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被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低廉,以稳定干部队伍。   至1942年,因南泥湾开垦,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地规定和说明。   据《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变味的机关饭》一文的资料统计,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信力建在《从供给制看所谓“财产公有化”》一文中,记录了当时除伙食标准外的“津贴”差异,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的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时又对“津贴”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如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一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   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首长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农忙时节,因农场在编人员缺乏,需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后刘少奇、陈云又特别指出当时许多“三门出身”(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的年轻干部过于“官气”,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中央干部每年需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1956年后,当年隶属中央警卫局,担负特殊供应任务的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张宝昌称:“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巨山农场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CCN记者查阅了巨山农场的介绍得知:   “北京市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34号供应部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   如果说香山农场“开启了为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那么34号供应部,则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为涉外及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任务;1953年该处取消后,特供任务于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号供应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起来。   通过第二商业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在媒体相关采访中的回忆,及2007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凤凰卫视2009年一期《腾飞中国》节目的相关报道称,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132小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专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产特供烟的“特供烟生产小组”。在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网站——“中南海在线”的企业事记事里,有一句话的历史记录如下: “1971年,北京卷烟厂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务:在中南海对面南长安街80号一座四合院内成立‘132’车间,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生产特供烟。”   四川什邡是历史悠久的晒烟之乡。早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而关于“132”历史的细节,多数流传的故事和媒体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当年什邡烟厂的一位132小组制烟老人范国荣的回忆。   1964年秋,范国荣等四人接到厂书记通知,要求他们带上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这四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在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他们“造”了四个月的烟,每天工作8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烟100-200支。范国荣后来才知,这是专门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烟,贺龙选定的是33号,毛主席选定的则是2号。   “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范国荣“神采飞扬”地回忆道。   当时给中央领导造烟的任务,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等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在存放特制烟的屋子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将特制烟放在上锁的大铁柜子里的上锁的小柜子里。逢年过节的放假时间里,屋子的门窗上都要贴上封条。   据中国烟草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为保证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1971年(当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国荣等什邡烟厂的四名工人,迁往北京专门制造特供烟,成立特供烟生产小组,按多数首长和毛泽东选定的产品编号,被称作“132小组”。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地点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从此直到1976年,这个为专为中央首长制作特供烟的小组,由什邡严格提供上好的生产原料,细活精工,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   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如对标有“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睐)   记者在一家五星评价的淘宝酒类专营店看到,价格不菲的“特供”酒备受欢迎。便留言卖家询问近期销售最多的五粮液“1995特供酒”,为何如此热销,有何特别之处?   卖家回复很简单:“亲!看清楚了!特供!” 本文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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