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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警方以涉嫌“网络造谣”、“寻衅滋事”的名义，相继拘捕了网络推手“秦火火”、《新快报》记者刘虎，并以“嫖娼”的名义拘留了微博名人薛蛮子，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整肃运动似已拉开帷幕。虽然此举声称是为了肃清“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但背后的用意显然是“敲山震虎”，警告热衷于“传谣”的大V们：造谣、传谣都是要受到法律惩治的！然而，看了官方新闻针对秦火火的“批判”之后，我的感觉是秦火火的言论即便真是谣言也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动辄用国家机器惩治“谣言”的公权行使习惯。 针对秦火火的不当言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政府或名人的攻击，涉嫌侵犯他们的名誉权；一类是以不道德方式包装、炒作个别女性，并从中不当牟利。如果后一种行为侵犯了特定人的权利并触犯刑法，可以依法惩治，但是一般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起诉，而且此类官司多属于民事纠纷，无需公检直接出手，在此且不赘述。前一类言论如果伤害了特定人的名誉，一般也需要受害人自己出面；如果雷锋的名誉受到损害，那么雷锋的家人可以出来维护他的名誉，“群众举报”不是动用公权的理由。问题是秦火火所涉及的都是“名人”。虽然名人也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秦火火不能恶意诽谤，但是为了便于社会监督公众人物，证明诽谤的举证责任很高。在名人的名誉权和秦火火的言论自由之间，宪法的天平向后者严重倾斜。 无论是雷锋、张海迪、杨澜还是军队将领罗援、戴旭，秦火火的造谣对象显然都是名人。他说雷锋的道德楷模形象完全是由国家一手制造的，真实的雷锋生活奢侈、为人虚荣，根本不是什么道德榜样，因而被认为严重玷污了雷锋的光辉形象。他说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说罗援的哥哥罗抗在外企工作是“卖国”，说戴旭在禽流感期间发表的言论“反人类”，组织网络水军攻击《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是“狗”，并编造了“红会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处理事件和“李天一事件”中的某些细节。 先说雷锋——雷锋有什么不可“玷污”的？他是一个五六十年代打造的政治形象，现在早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但仍然是一些人的道德偶像。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如果崇拜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的偶像原来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未免太遗憾了；与其如此，不如早点醒悟，另找其它更靠得住的精神支柱。如果秦火火编的雷锋生平是虚构，也犯不着动用国家机器；国家需要做的，至多是发布正版的雷锋生平，自然可以起到辟谣的作用。即便这件事情也大可不必国家出面，一个没有任何公权色彩的历史学者即可完成，他的说话还比政府直接发话更具公信力。 张海迪、罗援事件也同样如此。张海迪有没有日本国籍、罗援是否有哥哥在外企工作，都是可以公开验证的事实问题，自己出来澄清就完事了，没有必要搞得那么义愤填膺。张海迪是中国残联主席，具有官员身份；她是否具有外国国籍，是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共问题。如果没有，她也并非因为秦火火造谣就百口莫辩。作为公众人物，她完全可以亲自出面澄清。罗援的家族关系也是不难查清的。其实，即便他有哥哥在外企工作，难道就意味着罗援本人“卖国”吗？这种无厘头“推理”只能是“愤青”的思维方式，值得当真吗？秦火火得出罗援“卖国”这个没有事实根据的结论，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 秦火火对戴旭、胡锡进的攻击更是出于个人价值判断，而不涉及捏造事实，因而法律没有干涉余地。简单地说，他就是表达一个意思——“我不喜欢你！”。戴旭曾发微博建议，禽流感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其他灾难如转基因更严重，并很有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战武器。他说过此话是一个没有异议的事实，但这样的言论是否构成“反人类”，则见人见智。戴的粉丝会咒骂美国以表达对他的认同，秦火火则用“反人类”来表达对他的排斥。这种表达可能是理性温和的，也可能是尖刻粗鄙乃至不堪入耳的。骂脏话显然不可取，但并不能为法律所禁止。网上骂脏话的多了去了，法律有能力制止吗？如果法不责众的话，为什么单单惩罚秦火火呢？ 宪政常识是，人民有选择好恶的自由，也有选择表达方式的自由。如果说国家不能强迫我爱上帝，就更不能强迫我喜欢雷锋、戴旭或胡锡进。就和选择自己的婚姻一样，我有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而没有义务喜欢任何特定的人，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评论我不喜欢的人。当然，我没有权利造谣，我不能捏造不存在的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没有诽谤任何人的自由。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名誉是受法律保护的，雷锋死了也是有名誉的。但是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诸如雷锋等公众人物的名誉必须在言论自由面前退让，尽管不是退让得一无所有；如果稍有失实即被当作“网络谣言”或“寻衅滋事”治罪，还有谁敢讲话？宪政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标准是，原告有义务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换言之，只有证明秦火火及其团队确实明知故犯、恶意编造大量不实信息，才能依法追究其言论的责任，而信息是否属实则需要在自由举证基础上进行公开鉴定。 事实上，即便秦火火等人的言论失实，也是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的。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智者，都有分辨真假的能力，但前提是具备充分信息，而只有自由言论的环境才能保障信息充分。如果张海迪没有日本国籍，罗援没有在外企工作的哥哥，他们完全可以站出来澄清真相，而以他们的话语力量，我相信多数网民会还他们清白。相反，如果一旦出现不同声音就动用国家机器使之消失，那么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真相反而不可能弄清楚了。公权力可以将任何造谣者打入大牢，却没有能力消除谣言——即便货真价实是谣言——在人们心中产生的疑惑。对于秦火火捅出的这些“篓子”，我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回应，因而仍然心存疑惑。这种疑惑并不是一条新闻联播的声明或秦火火这个人的消失就能消除的。 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政府出手整治网络言论的效果总是适得其反：一个社会的言论越不自由，政府公信力越差，谣言越多。当然，更不用说这样的政府透明度低，公权滥用的机会多，其中包括封锁新闻、掩盖真相的权力，而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不少小道“谣言”真的成了“遥远的预言”。刘虎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渎职，也许是无中生有、“寻衅滋事”，但是如果国家因此出手使之消声，则不仅涉嫌动用公权庇护一个潜在的渎职者，而且可能把不久前刚刚掀起的“网络反腐”扼杀在摇篮里。没有网络的监督，各类渎职者、贪腐者、滥用公权者无所顾忌、大行其道，其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危害是任何“网络谣言”不能望其项背的。 还是把属于言论的还给言论吧。网络是一种新生事物，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主体正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发挥越来越大的正能量；抗拒和压制是不明智的，它只能使政府进一步丧失威信，甚至为“造谣者”造势。与其如此，不如还网络自由；除非网络言论构成商业欺诈、煽动暴力等真正意义的犯罪，公权还是不要介入的好。 —–白衬衫

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口述       莫斯科的“八一九”现场     1978年8月30日，我开始担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记者，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僵化的政治空气逐渐解冻的过程。在莫斯科，无论是党务会议或是政府会议，普通民众只要掏半个卢布，就可以进会场旁听。1987年以来，被逐渐解禁的言论像是一颗颗炸弹，越来越多地在莫斯科各种官方会议上“爆炸”，而“点燃”导火索的通常是旁听会议的民众。     记得有一次，我去由苏联知识协会组织召开的一场报告会采访。会议过程中，一位工人模样的听众突然站起来，大骂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成天“万岁万岁”喊着，居然还不如十月革命以前。散会后，我还以为克格勃会找这个人的“事”，结果他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没有人拦住他。     白宫民警打瞌睡，陆军司令部、国防部很平静     1990年，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并伴随着大量民选官员上台，我当时对苏联的未来保持着乐观态度，觉得这个国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体制，至少在表面看来，并未嗅到体制内将会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1991年8月19日清晨，分社社长唐修哲急忙把睡梦中的我们喊起来开“飞行会议”，说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戈尔巴乔夫“靠边站”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我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分配了采访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驾驶一辆车，往莫斯科市中心方向开。     还没等我的车开出1公里，我就看到前面停了一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我下车问坐在车里的军官：“为何要来莫斯科？”“执行任务。”这位军官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转过头去，没再理会我。     当我的车继续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路不仅没有见到任何军车，而且行人也很少见。等到达红场时，气氛像往常一样平静，仿佛已经和时局脱离了关系。我随意问了几个游人，都是外地来旅游的，说没听到消息，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比政变军队先到。我去询问白宫守门的民警，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打瞌睡，说什么也不知道。而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关键地点也是出奇的平静。     当我们赶到克里姆林宫时，看到有十几辆装甲输送车已经到了，印在每辆装甲车身上的军车号码全部用蓝色的复写纸盖住。老百姓就把一辆辆军车团团围住，不断地向军车上的士兵叫骂，一张张盖住车号的复写纸也很快被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场面非常混乱。     政变部队的军车行动受阻，而此时一列小轿车却“悠然自得”地驶进了白宫，后来才知道这竟是叶利钦的车队。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既然是政变，早该把叶利钦这帮人先抓起来，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白宫，然后组织对自己的反击呢？之后我就听到红场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名义发出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部队倒戈，效忠叶利钦     8月20日清晨，库图佐夫大街尽头，也就是白宫与我们大使馆之间，已被路障封住。路障外是7辆快速反应部队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被军队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但我感觉苗头已经不太对了，这看起来不像是政变，却像在保卫叶利钦。坦克炮口不是指向叶利钦办公室的方向，而是相反的方向。坦克上插的是红白蓝三色旗，而不是镰刀锤子红旗，我问在坦克上的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在昨天晚上，列别德少将就已经率领我们“改旗易帜”了，现在我们只效忠叶利钦。     一名中年女教师从坦克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这边。今天早上6点，塔曼师又有50辆战车倒戈。”接着我又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都证实了上述情况。     在白宫四周，停着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那些士兵和莫斯科的姑娘们在坦克上并排坐着，有说有笑，姑娘们穿着士兵的军大衣，把鲜花插在坦克的炮口上。不断有市民和外国记者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罐装外国啤酒，而那个时候能喝上罐装外国啤酒已是难得的享受了。     一名小伙子看我是外国记者，就带着我爬上靠近白宫围墙的壁垒上，我看白宫里面都很正常，院子里的面包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面包都是由众多担心白宫里断粮的市民，隔着围墙往里扔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尔基大街的莫斯科市政府楼前，墙面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的传单和标语，内容也大多是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普希金广场上，只有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仍在营业，顾客排了二三百米长的队，其他食品店里顾客也比平时多，对未来充满惶恐的人们大量地抢购面粉和鸡蛋。     晚上21时的电视新闻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但形势急转直下，政变部队撤回驻地。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测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往国内发稿。我决定先发回国内，因为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至于如何发稿，应由总社决定。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苏联，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已经丧失了执政能力了。发动政变搞了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层的人物都在里面，最终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说白了就是到最后连保卫政权都不知怎么保卫，现在想想也是感慨万千。     新华社原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万成才回忆       目睹苏联国旗降落       80年代苏联物品紧缺，看见就买     1982年，我被派去苏联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但却是以驻苏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因为中苏两国遵循对等原则只互派2名记者，而分社采编工作又比较繁重，所以只能以派驻外交官的名义加派记者。     从1982年到1985年，我感觉苏联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总书记相继去世，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苏联经济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上班族人人都提着购物袋，随时准备购物，卫生纸、肥皂、黄油、面包，看见了就马上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民众抱很大期望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50多岁的他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清新形象，加上相貌也符合了苏联人的审美需求，又善于演讲，大家觉得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老人政治，所以民众对他抱以很大期望，要知道以前那些领导人就算是念稿也念不清楚。     还记得有次分社的设备坏了，请苏联的工程师过来修，我特意为苏联的三次国丧向他表示慰问，而他听了却没有回应，但要是谈到戈尔巴乔夫，他就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戈尔巴乔夫的喜爱。     1987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时的苏联媒体都言论自由了，一时间各个报纸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地步，但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却相对较少。报纸上同样也出现了传统派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呼吁把他赶下台。     1989年苏联施行民主选举，民主派全面掌权，加上1990年修宪，这时苏联人的思维与价值已变得更加多元。处处是辩论与探讨，在议会大厦里，是人民代表之间的辩论。在议会外，大街小巷都是普通民众三五成群的小辩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计划经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离不开国家该往何处去的主题。     1991年，我那时已在北京专门负责编辑苏东方面的新闻。8月19日那天，我们接到了苏联方面来传来的消息，说莫斯科发生了政变。而此时分社同志还在睡觉，我们马上从北京打电话到分社，让记者们赶紧到新闻现场，但由于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写内参写得比较多，而关于“八一九事件”的公开报道相对较少。     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1年10月，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分社社长。重回苏联，感受到了启动政改以来，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非但没有改观，而且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我有一位苏联朋友在《真理报》评论部工作，他曾经有几万卢布的存款，短短几天之间这几万块钱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我们经常去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务委员会采访，但感觉他已经被叶利钦架空了，就连我们中国大使想要向戈尔巴乔夫递交国书，他都没时间接。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血肉已经没了，却只剩下了苏联的“白骨架”。而此时的苏联民众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极度失望了。     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人为此哀伤，大家都很平静。苏联解体的稿子是我写完后发到国内的，但提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马上要宣布的就是解体的消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迅速赶到红场，却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可真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消失了。虽然我们早已料到，但苏联民众的若无其事还是让我们很惊讶。     2007年叶利钦去世，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在他基金会的办公楼里，他的办公室满墙挂的都是他和妻子的照片。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但他显得比过去老多了。因为不想刺痛他，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尽量避开敏感话题。他还是很健谈，说很多人背叛了自己，下台之后，只有一个人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些曾经的亲密战友与革命同志纷纷离他远去。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莫斯科甚至没有多少人想起。临走之前，戈尔巴乔夫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理解改革》。他真诚地希望人民能够理解他的改革，他并不是想把国家推向灭亡。     本文来源《文史参考》                                                                                                                                                       —–白衬衫

广州拟适当提高个人医保筹资标准。近日来自政府的声音这样说。这个拟议，半年前也出现过，当时被市民强烈的反对意见狙击。 没有新的情况发生，提高缴费标准的依据，仍是居民医保年度基金缺口1.32亿元。这个数据，半年前已被引用，现在并无更新的情况。那么半年前的反对意见，现在难道会改变吗？ 很多时候，涨价的话题被反复提起，提高收费的拟议被反复提出，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次地，涨价和提高收费就从风声变成议题，从议题变成方案，从方案变成政策。涨价和增加收费一方百折不回，总是达到目的。风声传出时，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反复“吹风”，起到“议题化”的作用，于是议题出现了。议题会被否决，但反复提出，就又有了方案。方案反复修改，最后就成了政策。从陌生到习惯，事情是这样办成的，而且显得很有耐心。 半年前开始的医保提高收费争论，因超八成市民反对搁浅。当时市民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福利出现缺口就向市民伸手，违背公益；“新医改”本是新生，经营问题应与政策制定和经营管理有关，与公众无关，不该向公众要钱；三是涨价须有合理程序，而非直接抛出。 现在，这三条反对意见，有哪一条变化了呢？大概只有第三条，涨价须有程序。在政府看来，上次要涨价，被否定了，这回再提出涨价，大概就可以算是经过了市民讨论的程序了。但如果这就算程序，那无非是说，前一次的冒然强推被反对，成了这一次直接拟推方案的“讨论程序”。这样，岂非任何荒唐的政策都可以“合乎程序”。 在广州这样一个城市，医保资金缺口1.32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城市的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对医保的投入占到的份额是否相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既是执政方略，财政是否有能力支付每年1.32亿的资金，财政增长速度是否能够保证居民医保费用按相应速度增加？这些原本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提高居民医保缴费，看似保持医保资金平衡，实为让居民自己来平衡账目，而非让财政来保证福利改进。 另一项数据，一直令人感觉到不公平，就是医疗保障上的官民差距。2011年，广州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费达到了1.5亿元；而全市数百万普通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仅为1.3亿元。国家公务人员一个人的医疗费用，相当于40多个普通市民。以如此巨大的保障差距，能够说服数百万市民来赞同一项增加医保收费标准的方案，实在令人生疑。直到现在，广州市的国家公务人员公费医疗改革，仍是“尚无时间表”，提高普通市民医保缴费标准却再度急进。 半年来，普通市民的医保缴费年限，延长了5年，实行强制医保也列入改革方案，这些都是争议巨大，不次于提高医保收费标准。只是涉及到民众的事情，只要政府意欲推行，从一次否决到下一次提出，总是很快的，但涉及到公务人员的事情，改革起来就总是“尚无时间表”了。急缓之间，重轻之间，取舍令人无言。 就在几天前，新闻报道国家大员表示“哪怕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又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政府的裤腰带勒得有多紧呢，落到市民身上的“改革红利”有多少呢，市民到底成了“改革红利”的来源，还是成了“改革红利”的去向？如果说改革是利益分配，那么医疗改革中，公务人员所分到的和普通市民所分到的，各有几许？ 回答这些问题，再来谈提高医保缴费，比“因为有缺口所以要补充”来得顺当。 本文摘自《刘洪波：政府要办的事，市民永远否决不了》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