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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光谦表示：“三峡工程影响生态，大坝建成后地震增加。三峡的害处都让来百姓承受了，三峡的好处都让个别人拿了！” 从“固若金汤”到“不能指望” 2006年建成的三峡大坝，其工程质量一直受到质疑。而官媒在这近21年中连续报导的文章也从最初的“固若金汤”到“不能指望”。 2003年6月1日，大陆官媒《新快报》报导的文章题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到了2007年5月，《文汇报》刊文题为《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新华网报导题为《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而到2010年，中共CCTV新闻转述长江水利委官员的话说，今年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大坝上。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 王维洛博士： 最近一个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先是50年不遇的大旱，旱得长江成了一条水沟，航运中断；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底裸露，可以走汽车，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还可以放牧牛羊。紧接着这两天暴雨、洪水成灾，许多地区直接从大旱转变成大涝，就跟按了个电钮一样。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指向三峡大坝，认为正是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了这些生态灾难。面对舆论压力，三峡工程主要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先生公开宣称：“不能一遇到极端气候，就怪罪三峡工程。”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的民怨鼎沸，并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怪罪，而是有具体内容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只有河患，而鲜有江患”，是说黄河历来灾害频发，而长江则好得多。这是因为长江有洞庭湖、鄱阳湖等一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现在好了，拦腰建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坝，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以鄱阳湖为例，每年十月是三峡大坝蓄水期，而那个时候呢，正是江西省的枯水季节，鄱阳湖急需将水补充；三峡大坝截住了水，长江干流水位过低，鄱阳湖非但得不到补充，仅有的一点儿水反而要流入长江，最后就会形成湖泊干涸的严重灾难。 这种局面在建坝之前的争议中，早就有人提到。有人说洞庭湖自古就有吞吐长江洪水、调节洪峰的功能，现在建的三峡大坝无非就是把洞庭湖搬到上游去了。要真是这样，倒也就算了。现在的问题是把长江沿线的湖泊都毁了，连长江本身也变成了一条大水沟。 最早和黄万里先生一起反对三峡工程的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先生，最近指出：“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问题，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这是泥沙淤积的问题了，导致河床抬高了、水浅了，轮船进不去了。下游水浅、影响航运，比我们原来估计还要厉害。不但上游影响航运，下游也要影响，反正问题多得很。原来我们是认为防洪不起作用，现在干旱的问题它又解决不了，所以问题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一些。”简而言之，专家们曾经预言的灾难后果，现在一一都出来了，都捂不住了。好处现在看来只剩下一个，就是发电。但是发电的收入全都被李鹏等权贵家族所垄断，而比这个发电效益巨大到无法比拟的灾难，却是都由无辜的百姓承担了。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想拆可能也不行了。他说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他预言道，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他是黄万里之后、反对三峡工程的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将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但愿我看不到那一天，中国实在是在劫难逃。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当朝权贵们所选择的，每一次一定是对中华民族最沉痛、最无可拯救的。对他们是近期就得到名利双收的最大效益。实行实现让自己先富起来的目的。太可怕了。我至今难忘孙越崎脖子上缠着纱布，声泪俱下地在政协会上呐喊，极力阻止上三峡工程。后人只知黄万里反对三峡，谁知孙越崎？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元老，提也没人提啊。老爷子他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数百人联名反对此工程，反对意见就是16开本的厚厚一大部书，各个方面的论证。决策人听不进这些意见，对子孙后代造孽啊。。 —–白衬衫

笑蜀 7月17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六次会议揭幕。持续三天的会议就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增加残疾人就业机会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残疾人的福利问题再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 中国早在2007年左右就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向自己的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但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出去走走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简直到处都是残疾人，公车上，地铁上，商场里，饭店中，剧院中，乃至运动场上，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几乎跟常人一样畅行无阻，而且不要人照顾，都是独立行动。以至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发达国家的残疾人规模，比咱们中国可是大太多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截至2011年，中国残疾人数量已高达8296万人，堪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量了。但是到大街上看看，有多少残疾人的身影？偶尔出现在地铁等场所，也往往都坐在轮椅里，做昏昏欲睡状，靠推轮椅的亲友全程陪护。我们的残疾人静悄悄，当下中国虽以喧哗而著称于世，但从残疾人的角度来看，却不能不说是异常的沉寂而荒凉。 评估残疾人福利的状况，这是一个直观却最真实最重要的指标。社会对残疾人的权利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对他们有多少尊重？提供了多少方便？说什么都是空的，最根本的就是看结果，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自由出入于公共场所，享受公共生活。而我们的绝大多数残疾人，显然都在公共生活之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仿佛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生活于跟我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是关心、爱心所遗忘的角落，有如大气层之外的辽阔太空，那里怎样的冷，都不难想像。但人毕竟不是来自北方的狼，人都是社会的人，没了社会的关心、爱心，就像没了阳光和空气，纵然侥幸活着，也只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活着，而不是社会意义上、人文意义上的活着。这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整个世界抛弃，被人类抛弃。 我们的大街都光鲜亮丽，我们的公共场所都赏心悦目，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秩序井然，这个社会很正常，简直太正常了。但太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因为这种太正常是用8296万残疾人中的绝大多数被遗忘为代价换来的，为了维持那样的正常，让那么巨大的一个人群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那种正常毋宁说是一种残忍。 这残忍其实不限于残疾人。常常有人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不存在西方贫民窟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但说这话的人忘记了，我们并不是没有贫民，只不过他们中幸运的少数被分散到城市的边缘，不幸运的绝大多数则分布在黑洞般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无人得见而已。某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会把低收入人士按比例安排到城市繁华地带跟富人杂居，为什么？就是为了减少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为了让不同收入阶层更平等地享用社会的公共资源。而我们贫民的高度分散和边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跟被遗忘的绝大多数残疾人一样，只能生活于冰冷的异度空间，享受不到人类的温暖。 我们人为刻意维持着一个正常的秩序，为了让正常人满意、让正常人充分享受正常的愉悦而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不惜把我们所认为的所有异类，把我们所认为的哪怕是一丁点点的不正常，都要用铁腕从我们的世界中驱逐出去，让我们眼不见心不烦。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隔离，只不过，它往往是无形的，是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而往往不需要制度化的隔离。而这恰恰最可怕，比制度隔离可怕一万倍。因为制度隔离往往容易沦为靶子，沦为公平和正义不断冲击的目标，最后在持续冲击中不得不轰然倒塌。但非制度化的，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基础上的隔离则不然，它往往更不易觉察，更不易成为问题，往往都根本不会被人想到，偶尔被想到也往往出于思维定势而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非制度化的隔离才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最难撼动的。 而无疑，这是最残忍的，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不公平不正义，是整个社会的原罪。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积累到临界点，就一定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就都要付出代价。那时不会有幸免者，因为，你可以逃脱报复，但是你逃不掉恐惧，没有谁可以是安全的。当此关头，重温和兑现《残疾人权利公约》何其重要。 本文作者笑蜀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 —–白衬衫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 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 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文革”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文革”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文革”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     “却道天凉好个秋”     那时的北京红卫兵运动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联动”已经被打压下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你争我夺，各个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斗争愈发严重，革命小将继续捣乱。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非常轻蔑，“他们算什么革命组织，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贱”。     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整天就是贴大字报、辩论，要么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抢鸽子。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积蓄力量，许多“老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抱团与其他派别的人对抗，最后演变成武斗。     不仅在北京，我们还到外地去参加武斗。我记得内蒙古武斗就提出叫“北京联动”去支援，内蒙古的红卫兵把车停在公主坟附近，请大家上车，拉到内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实就是去帮人打架。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对立派，总体上说，我们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组织的，跟造反派对着干。这也好理解，我们这帮人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们的父母，我们自然要保卫我们的父母。     虽说表面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们开了纪念大会，老兵乐队、老兵合唱团也成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斗、抄家、打人，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人参与。时过境迁，很多人不愿意再说，并不是不反思，他们是懒得说。换言之，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做过大恶，多数人就是跟着抄家起哄。     今天我们书写“文革”初期的那段历史，似乎仅仅局限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问题，事实并不那么简单。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个5%的人也都想变成95%，而每个95%的人都可能沦为5%，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作为平民子弟，他们从心理上是希望融入体制的，《出身论》的核心就是说，“人人都有革命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郑义是“文革”前特别优秀的一个学生，被当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为了不被大家抛弃，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许他走出那5%。那他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无论5%还是95%的人都在忠于毛主席的感情里斗来斗去。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从打人中找到乐趣     我刚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体育馆筹备 “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们 “老兵”就杀过去捣乱。具体讲，就是去打他们。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开会”，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工人体育馆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着军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一脸的桀骜不驯、不可一世。大院子弟从小吃得好、营养好，身体特好，从小过集体生活，组织性强，并且因为家庭的原因，几乎都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打起架来很凶。我混在其中跟着打，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围住一个打，被围住后撒腿就跑的好点儿，挨了两下打还想反抗的就惨了，那就纯粹是被殴打，我发现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会不会武术，噼里啪啦地拳打脚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他们把人打倒后，还用飞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脑袋嘣嘣地与水泥地撞击，鲜血直流。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我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自从我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在监狱里开始思考     自从打死人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报过警，可警察不管这事儿。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参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当时，越南海军公开挂着中国军旗、国旗，穿着中国人的军装在海南岛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只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岛，又赶上武斗。我本不想参与武斗，可碰巧赶上。海南的武斗比北京学生们之间的“打群架”级别高多了。造反派，拿着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不示弱，自制“手榴弹”也很厉害。所谓“手榴弹”就是拿一个罐头盒子，用火药和铁渣子混在一起，有个捻儿，用火点的，点着以后扔到水里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厉害，有效杀伤范围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当时“造反派”拿着冲锋枪扫射我们占据的大楼，高呼“你们投降吧”，好猖狂。我们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其实，他们也不敢上来，我们在扔“手榴弹”之前也喊“你们上来吧，给你们吃吃我们的‘铁西瓜’，味道还不错吧！”他们听到这么流利的普通话，就知道是“北京联动”的，就知道这个楼不好攻。随后我们就扔了几个“铁西瓜”，他们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两三个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罪名是政治武斗。武斗中杀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图财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杀人，第三也不是阶级报复。在“文革”的武斗中杀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监狱很拥挤，定员12个人的一个房间都关了20个人，我们那个房间更多，总共关了22个人。可我在监狱里高兴着呢！孩子嘛，没有什么愁滋味，狱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监狱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的。不过，我在监狱里接触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这种思想氛围里我得到一种精神灌输，我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言之无物，所以就想读书。     1968年9月27日，我从监狱出来，开始读书思考，进了中央学习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释放”：不戴帽子、不记档案、不剥夺政治权力、组织上负责保密。     我们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后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样，下乡、当兵、当工人。我们这代人经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只是很少人公开谈。我的反思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可以说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归结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很不顺，觉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养马人。他说我肯定做过大恶，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妈，她那大楼里住着一位老头会算命。我让他给我算命，他张口就问“你打死过人没有？”我强说没有。我下乡在内蒙古时，也有一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你命大，你经历过很多大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说“我杀死人呢？”他说“那也不了了之”。还有更绝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给捅了，我去自首，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反倒变成英雄。因为那个被我捅的人正好是个通缉犯。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     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某种共同经历，或者说共同记忆。我们都到岁数了，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人也就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有在同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不对，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际遇是天壤之别，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默默无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说。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王冀豫/口述，纪彭/整理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