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节目

孤岛客 | 就像初尝某种来历不明的私酒

一周语文‖2013〈39〉‖2013-9-23~2013-9-29 右 为本周单字“夏”。汉字“夏”为象形字,《说文-夊部》里说,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臼,两手,夊,两足,本义为中原古部族名称,后以此意泛指中国人,除也用于姓氏外,引申义有大,大屋,雅正,季节之名等。 本周三,僵持多年的夏俊峰案结案,周三上午10时许,沈阳中院宣布已对夏俊峰执行死刑。此事引起舆论和网民广泛关注和讨论。各种抵牾、激辩、主见、偏见裹挟不同主题、分题、题内之义、题外之义洪水般倾泻而下,莫衷一是。 没人愿意看见一个孩子失去父亲,也没父亲愿意白发送黑发……周三晚,导演吴琦在微信里写:“秋风起,又是芦苇摇曳的季节了。仿佛在为夏送别”……吴导笔下的那个“夏”既是“夏”,又不全是“夏”,是四季之夏?是内心之夏? ————————————————————————————————————————— ● 「 中国式关系 」 来自译言网本周推荐,语出Adrián Foncillas,原题为“到中国创业?把道德留在家吧”。文章说,“ 中国式‘关系 ’穿插纵横在整个社会中,将其变成了一个人情交换的杂乱场所。无论是在家庭企业,跨国企业还是银行,想要出人头地的人明白大部分还是得靠关系。为了结交关系,从基本的礼貌到最无耻的腐败手段都能用上。” ● 「 扁平化设计是极简主义的直系亲属 」 来自译言网本周推荐,语出作者Luke Clum有关“扁平化”美学风潮的解读分析,算是针对当下大行其道扁平化美学风潮给出的俭省标签式 定义 。而留言者不沉之默则补足扁平化美学风潮盛行的“过程”:“从拟物到扁平设计,对应的是这几年来人们对电子产品使用的熟悉程度的增加。在最初,需要使用拟物设计来引导用户,使用户从熟悉的事物中学习到如何使用。但经过这许多年电子产器的普及,用户已经不需要这种引导了,电子产品本身就已经成为了‘熟悉的事物’,所以用户界面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模仿其它物品。” ● 「 橡皮擦法令 」 来自36氪网本周推荐报道。报道说,据法新社本周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本周签署一道“ 橡皮擦 ”法令,“橡皮擦法令”要求脸谱、推特、谷歌等社交媒体巨头允许未成年人“擦掉”自己的上网痕迹,以期使他们避免因网络防范意识不足,而在以后面临私人的或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据悉,这是世界上第一道类似法令,该法令将于2015年1月1日生效。“‘橡皮擦法令’的推动者詹姆斯-斯泰耶表示:‘孩子们在自我反思之前往往就已先自我展现。’斯泰耶说:‘这些错误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不管走到哪儿其网络痕迹都会跟着他们。’” ● 「 至于朋友,我们直接见 」 来自影评家卓别灵本周推荐,语出艺人杜汶泽很久前的一则微博:“凡事总有告别时。微博曾经为我带来不少欢乐,我亦在此赞过骂过爱过恨过沈迷过。生活作展览,令我不自知地产生对美言的贪执,心一但被束缚,自由便失去意义。爱我的人勿念,恨我的人勿怨,我没有真实存在过。人身难得,让我好好的修行去吧!各位观众,我会做得更好,电影世界见! 至于朋友,我们直接见 !” ● 「 快速起床插件 」 语出知乎作者苏莉安:“每天早上360大脑卫士都会提醒‘今天起床用了18分22秒,击败了全国45%的用户。我们推荐您使用 快速起床插件 ,眨两下右眼安装。” ● 「 把你这块饼一点一点拆散掰开泡来喝掉 」 语出作家桑格格微博,是桑格格与作家鹦鹉史航的一段微博 对话 。鹦鹉:“团圆美满今朝最,浑圆丰满今生最。亲爱的格,在你长得象一枚茶叶的时候,我将继续长得象一个茶饼。”格格:“亲爱的鹉,放心吧,剩下的日子我打算用打趣的话当作茶针,把你这块饼一点一点拆散掰开,泡来喝掉”……这段对话算两位好友间文字嬉戏消遣,雅趣果然有趣。 ● 「 社会学主义 」 语出评家818本周书评,原题“放下‘照妖镜’的社会学研究”。评价作者裴谕新新作《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818顺便介绍“ 社会学主义 ”:所谓“社会学主义”是来自挪威学者托马斯-埃里克森的一个概念,是指“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去说‘什么’和“‘什么’的”工具化研究方法。“比如,有一位很有个性魅力的朋友取得了不俗的工作成就,一些所谓的朋友会貌似客观理性价值中立地分析他的‘社会统计特征’:快三十岁了,在重男轻女的农村长大,家里人均年收入较低,长得也差强人意,只能寄托于工作了……。似乎只要被社会学‘照妖镜’照一照,无人可以逃脱被肢解的命运。” ● 「 现在家里装个自动晾衣架是个不错的选择 」 语出作家东东枪饭文:“若你童年曾梦想做学校的升旗手而未遂, 现在家里装个自动晾衣架是个不错的选择 。” ● 「 削铅笔师 」 来自网友沐马本周 推荐 ,语出记者麦克-金短文,文章介绍政治“漫画家David Reese转行改为削铅笔师,他每削一支铅笔收费35美元。迄今为止,他已经为客户削了1804支铅笔。他还出了一本叫《告诉你怎样削铅笔》的专著。” ● 「 一个嫂子不难找 」 来自知名相亲节目“非常勿扰”新一期,语出该期相亲嘉宾杨泽晨。杨嘉宾是一位英语幼教老师,上场亮相的特别处,是他肩膀上架了一个猩猩布偶玩具,并声称布偶猩猩是他“兄弟”……及至灯灭离场前,杨嘉宾拍拍布偶兄弟自我劝慰:“天涯何处无芳草,一个嫂子不难找”……给人印象深刻。 ● 「 及腰体 」 网络流行文体。据知乎日报作者零hua 考证 ,“及腰体”核心句“待我长发齐腰少年娶我可好”出自言情小说《十里红妆》,而它的网络暴热则多半因为众鑫丝案件中两位志愿者照片的网络热转——在转发两位志愿者照片同时,有网友配“待我长发齐腰少年娶我可好”句以表祝福,逐渐推热“及腰体”。与过往文体热近似,“及腰体”一样遭遇海量造句模仿或吐槽恶搞,其间句意乃至意境效果大相径庭。 ● 「 13语文第九季 」 ◎ 兵荒马乱的分个手离个婚算什么事啊,最近好多人还觉得这一世和这个国家的缘尽也至此了呢。(于困困) ◎ 不要把功权放进笼子,要把公权放进笼子。(佚名) ◎ 承认吧,每天早上唤醒你的,不是闹钟,更不是梦想,而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翔意和沛然莫之能御的尿意。(夜骸) ◎ 打车肥家,小野兽般的耳旁风嗖嗖嗖,蛋素老娘好淡定,坚持发型不动摇!(我是驴哥) ◎ 当下微博挂V就好比《红字》里的A,表示已通奸。(宋石男) ◎ 电影有种穿越时光也从未失色的青春浓度,电影没变,时代变了,回望既像是向过去作别,也是一次惋怀。(韩松落) ◎ 红得像杨幂,甜得像章子怡。(杭州果贩神文案) ◎ 假若生于1958年,2岁赶上自然灾害,8岁遇上文革,15岁初中毕业,下乡插队,7年后返城,为工作、结婚、分房苦恼10年,好歹安生几年,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拉扯儿女。终于熬了2013年,55了,退休吧。忽然清华教授说10年后才发退休金,男的去当园丁,女的当保姆……羊驼!(wuhan1946114) ◎ 据说五仁月饼现已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是真的吗?(回床师) ◎ 两个人吃的是饭,一个人吃的是饲料。(四夜) ◎ 那棵吊兰,那棵玉米,那棵辣椒,都因为被我拔出来看看长没长根儿并且确定长根儿了之后,死了捏。(铅笔) ◎ 你不能满怀怨恨活在出生之地。连鸟兽都懂得自由迁徙。(彭希曦) ◎ 秋天像拧开汽水瓶盖时“嗤”地一声响,短、冰凉、美。其后永远宁静。(晚宁) ◎ 群众是都不靠谱的一群人啊,相信群众,不如相信一条咸鱼。(于总像太阳) ◎ 人都有傻逼的时候,傻逼也有不在状态的时候,但有些傻逼中的翘楚永远在进步。(叶三) ◎ 人生难免不欢而散。(东东枪) ◎ 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至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网友转《千与千寻》) ◎ 上经济课,老师问投资跟投机有什么区别…一个大哥说: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afishinpeace) ◎ 上联:法国交别墅 下联:秦城度余生 横批:以房养老。(肖锋) ◎ 生活中有了一滩狗血,恢复清爽的方法是用水冲洗干净,而不是制造另一滩狗血。(连岳) ◎ 虽然很不好,但是,我活着回来就很好了。(网间热传小学生作文收尾句) ◎ 虽然我的不悦与世事无关。不过,这真是个煞笔驶得万年船的时代啊。(尹丽川) ◎ 听广东人将普通话常有意外惊喜,比如刚才洒家被隆重介绍为我中华上国当代著名的“青年屌丝”。休会期间侃大山,老广说蒋洁敏被抓是喜大普奔的好事,洒家听成那个谁被抓,吓了这一大跳,心说十一郎胆儿也太肥了吧。(金融界人贩子) ◎ 同伴,不一定非要走到最后,某一段路上,对方给自己带来的朗朗笑声,那就已经足够。(方小飞) ◎ 我爱你,爱了整整一个曾经。(佚名) ◎ 我得再找点讨厌我的人了,以前那些都已经开始喜欢我了(一九四二翻译) ◎ 我觉得判了无期的脸色,好过今天那些上班人的脸色啊。(杜然) ◎ 我有个强迫症朋友,用微信搜附近的人,看到人家签名有错别字,就加人家为好友,告诉人家正确的字应该怎么写,然后再把人家删除。(女流氓.exe) ◎ 于是你像追求死亡一样追求剧烈的生活。(拿铁匠) ◎ 总在午夜时分听到热油下锅的“滋啦”声,一度让我以为《深夜食堂》的剧组就在附近。(9度秋裤) ● 「 就像初尝某种来历不明的私酒 」 语出作家比目鱼本周为纽时中文版撰写的书评,原题“人渣也有悲伤,负能量也是能量”。书评介绍上承海明威、亨利-米勒,下启以卡佛为代表的所谓“肮脏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布考斯基:“对于熟悉当代英美‘纯文学’的读者来说,初读布考斯基的短篇可能 就像初尝某种来历不明的私酒 ,这种酒包装粗糙、味道很冲,一不留神喝上一口,有人可能会大声叫‘爽’,有人则可 能被呛得直咳嗽。” ● 「 土豪金 」 网友对新近全球首发的iPhone 5s金色版的戏称,其余银色、黑色两款iPhone 5S则被网友戏称为“东北银”和“高端黑”。上周末是中秋小假期第二天,媒体报道说,“iPhone5s首售‘土豪金’ 被抢空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由于市场需求强劲,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将金色版iPhone 5s产量增加 1/3 。” ● 「 未来的大鱼向你游来 」 来自作家庄雅婷周三微博,语出庄老师朋友五色藏砂的一则留言。微博里,庄雅婷呢喃时光之逝,写:“早晨起来,阳光满室。隔着窗的欢笑声像在水底听渐行渐远的夏天。忽然悲从中来,不能遏止。时光变得粘稠,肉眼可见,像一条鱼一样,溜走了”……五色藏砂帖下留言:“ 未来的大鱼向你游来 ……午安。”

阅读更多

奇闻录 | 肖像中国:八零后

这篇文章的刊于3月7日出版的 Aeon Magazine ,原题是 The balinghou ,作者 James Palmer,由王立秋翻译成中文。 James Palmer 是一名英国作家,生活在北京。他与中国记者工作来往密切。最新的作品是《毛之死》(The Death of Mao, 2012)。以下是《八零后》全文: 中国父母哀叹他们子女的懒惰和贪婪,但这代年轻人已经受够了 上海,2012年7月。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2004年,刚下飞机,我就被叫去给一次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英语竞赛当评委。我的两个评委同伴是犬儒得令人愉快的中年社会学家,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听过无数次关于中国过去是如何贫困,而今又是如何富强的演讲之后,我对他们中的一个评论说,学生看起来有点取巧。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她啐道。“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们如何生活。这代人都不知道。他们都给惯坏了。” 在过去八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种观点,中国的媒体也从不厌烦这种观点。左右两派都这么说。但就在一月这一个月里,鹰派少将和媒体评论员罗援(罗青长之子)就谴责年轻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健康,他说:“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以这样的品德意志、以这样的体格魂魄何以担当重任?” 同时,作家和社会批评家慕容雪村也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大骂他们,因为“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的白白胖胖……的年青一代只相信官方的声明;一些人甚至认为与官方路线相悖就是异端。他们都懒得去检查细节。” 这些批评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我到北京的那年,在我在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和编辑之前,还在以几近于义务性的外籍雇员的身份熬日子的时候,我曾被迫强行在一个大发脾气,在地上打滚并拒绝离开的熊孩子拉出教室。慕容的主张,即年轻人不知不觉地吞下政府的陈述在官方的公信力已被社会媒体工具粉碎的时代站不住脚,但我们却可以看出,罗援的主张来自何处。讽刺的是,军官的孩子们看起来尤其矮胖。一个陆军基地的附属高等学院的教师们对我说,他们(军官的熊孩子们)看起来就像“粗短的摇晃的鸡*巴”,他们还私下里打赌,哪个学生最适合做肉肠。 食物的隐喻很能说明问题——老一辈的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一切对他们来说来的如此容易,对我们来说却如此来之不易?”这一攻讦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所谓的八零后——在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食物的定量配给,并且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后长大的。这里我说的(只)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作为买主和消费者支配着中国的媒体。这漫山遍野的批评与年轻人实际的失败无关,而毋宁说是中国城市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之间正在打开的、史无前例的鸿沟的症状。 张君(音译,Zhang Jun),一名二十六岁大的博士生,这样描述这一情景:“这不仅是代沟。还是价值的鸿沟、财富的鸿沟、教育的鸿沟、关系的鸿沟、信息的鸿沟。”林没脸(音译,Lin Meilian),一名30岁的记者,坦率地说:“我和我母亲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法谈论。她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样)过我的生活。” 把自己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的子女,却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 这种距离对中国来说并不独特。但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可以在代际之间获得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连续性。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曼彻斯特度过的青春期在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不用于我父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布里斯托和悉尼度过的青春期。但中国八零后一代人的父母(他们在1950年和1965年间出生)确实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子女的,农村的、毛主义的世界中长大的。在他们的青春期,一个村只有一部电话,大学关闭了,工作是上面分配的。如果你想象西方许多父母在涉及互联网及其在他们的子女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的混乱,再加上约会、大学生活和职业选择的话,那么,你(大概)就已经接近这种代际的窘境了。把他们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不得不和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的子女打交道。 老一辈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现已五六十岁的那一代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经常看似移民。他们有那种同样的混乱感,有那种同样的,与他们不是很理解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斗争,以及,死守他们自己的小天地的感觉(意识)。在他们与他们的子女的关系中,他们总叫我想起和我一起长大的印度和孟加拉小孩的父母——他们力图建议他们的子女做他们绝不会做的选择。然而,就地理错位创造的全部混乱而言,孟加拉的农村与曼彻斯特的城郊之间的距离,如果有的话,也还是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与现代的背景之间的距离小。 移民往往会有一套来自他们家乡文化的,稳定的价值观——他们从中获取支持——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但对中国文革(那一代)的儿童来说,这种连续性是没有的。他们打小就相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革命的毛主义,然后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青少年的时候,被告知在青春期灌输给他们的一切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接着,社会又喂给他们社会主义的,迅速被致富的冲动扭曲的涓涓细流,最终,给他们的,是在被天*安*门*事件夺走前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暗示。同时,在他们年轻时被谴责为“反革命”的传统价值观,又被当局重新抛光、打磨、树立为社会的新基石。 年轻人因为他们所谓的物质主义而遭到猛烈抨击,但它(物质主义)却又是他们的父母最为珍视的一套价值观,因为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安全感的一个持续来源,一直是钱。钱——至少对它的幻想——从没有抛弃他们。“中国人爱钱,”张博士生告诉我,“因为它没有历史。”在经历了中国向钱猛冲的强盗资本主义之后,老一代人的无限凄惨的,对怎样讨生活的非道德态度可能令他们的子女震惊。黄怒波,一位年已五十的诗人、攀岩者和地产开发商,是少数公开谈论这个之一,他在与中国《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说到了这个“遭到破坏的社会生态”。但黄这样的人罕见,且他有他自己的财富垫背;更多的父母关心的是,他们的子女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尽管移民梦想他们的子女成为医生、律师或教授,但在国内的中国人的野心,往往在别处。医生工资不高,工作累,不受欢迎——多亏了那个恶名罩住的、腐败横行的医疗系统。律师要与不断变化的司法系统的反复无常打交道。教授们拿着最低的收入,依靠外面的工作过活。中国父母的优先关注不是职业的位置或公共的成就,而是钱和安全感,而无论那工作涉及什么。 上海,旧的给新的让路。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张是一个经常参加高层外交和安全会议的年轻的学界直升机。(在我访谈过的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要求使用化名的人,意识到她自己的谷歌敏感性。她说:“我母亲不能理解我做的事情,特别是因为它和‘津贴’不沾边。去年新年,我回家,我表哥也在那里。他是一名医药代表(pharmaceutical rep.)。意思就是说,他与医生合伙,卖假药或高价药给医院,瓜分利润。我妈不停滴说:‘哦,你为什么不跟你表哥一起干呢!他赚的钱多多啊!’她知道他的工作所涉及的事情,但她绝不会认为那是错的。” 中国的父母把钱大把地花在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上,但他们也把钱花在捷径上。大多数人,在他没能考进清华大学的时候,做不到相识的煤老板家庭所能做到的事情: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给他买个国籍,这样他就能以“外国学生”的身份上清华了,而他唯一的资格限定,不过是钱而已。(一般人做不到这点)但他们可以做张的母亲做的事情,每个学期都贿赂她的老师让她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这样她就不会埋没在别的五六十个学生里了。 在中国,基于成绩来打造职业依然是可能的,尽管这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把梯子抽走了。以艺术为例,只参加国家级的舞蹈比赛就要求至少两万或三万的元的最低支出(在一个城市居民人口平均收入在每月五百美元左右的国家,这笔钱约为三千到五千美元)。 “实际的优胜者是根据才能选出的。但你需要给评委钱来打点。这样,女孩们要么不得不依赖他们的老爸,要么,他们就不得不去找新的‘干爹’”,一个二十一岁大的舞者告诉我。在音乐领域,这个国家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曾是孕育伟大的摇篮,如今却需要学生花钱让主任开小班,价格为五千元(八百美元)每次。如果别的人都在玩阴的,那么,甚至最诚实的父母,在他的子女的未来面前,也别无选择,而一些人确实也为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感到后悔。韩素贞(音译,Han Suzhen),一名57岁的退休教师评论说:“我没有以适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培养他们。我教给他们已经灌输在我们身上的理念,一种纯真。但今天,每个人都在追逐我们被教导不要去重视的东西:我们被教导要回报社会,而今他们却被教导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两个极端。没有人谈论观念和自由了。” 就像对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来说那样,最具吸引力的(职业)前景,是官方的工作。在账面上,这些工作的工资很低,但在官场的广大的等级制度中,甚至一个不重要的工作,也会带来津贴和生活安全感的保障,即所谓的“铁饭碗”。(政府中的)一个中层职位就是勒索和牵线的许可证。张告诉我:“我表哥,那个药贩子,一直缠着我问。‘为什么不去当官?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我的生意合伙人我又一个当官的亲戚,我们就都能赚钱了。’” 巨型国企,如石油巨兽中石化或“四大银行”的工作,是第二好的东西。这些有国家做后台的工作也是体制内的,“体制内部的”,有与慷慨的报销账目相应的津贴,强大的社会安全感,以及,在适当的水平上的,常规的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也有了价格标签,无论是用现金还是关系——一个用来表示影响力、礼尚往来(你帮我我帮你)和裙带关系的中国日用语——来表示的价格标签。在这方面起步需要父母的支持。在十二月,一个省级国有企业中的一个初级水平的工作的候选人名单在网上曝光的时候,名单上还列出了每位候选人最有影响力的亲戚。 不是每个职位都是可以买的。李翔(音译,Li Xiang),一个二十五岁大的怪帅哥,正在经历成为中央政府官员之前的考试和面试过程。“但对我来说这困难重重因为我父母都为中央政府工作”,他说,“法律规定你不能和你的直系亲属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中央政府的用人体系要比地方政府或国企清楚的多;你不能靠买或影响力混进去。” 在我们享用四百元的牛排午餐的时候,他陈述了他跳槽的利弊。“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收入的锐减,从我现在工作的一万元到,也许,六千元,税后。前一两年是试用,只拿得到百分之七十。但分给官员的医院是最好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工作也安全。社保给力。我也很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为什么申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顾问职位。我父母被我气疯了!他们因为我去寻求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职位而骂我。” 和李一样,许多八零后——与他们贪婪的物质主义的名声相反——想帮助别人。志愿者的层次也比以往更高,尽管比在西方要低得多,而大学生活年轻的白领工人则是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主要成立者。但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慈善可能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生了病,家里很穷”,张,那个博士生说。“我想给他五百块帮助他,但在我等着和他见面的时候,我可以在脑海中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她告诉我,我是个傻瓜。每次我给别人钱,我都觉得我被骗了。”我采访的另一个人说:“如果我告诉我妈我给别人钱,她会骂我因为我甚至不能负担我自己的房租。” 不能赡养你上了年纪的父母可能给你带来牢狱之灾 而对父母——他们的梦想被历史挫败——来说,强迫他们的子女走上他们自己想走的路的诱惑甚至更强。在我第一次见到罗惊情(Luo Jingqing),和她的自信与轻微的厌世感的时候,我设想,她比她的实际年龄,24岁更老。我们在新元素(Element Fresh),一家在像她那样的年轻职业人那里很流行的,基于上海的高端连锁店里边用午餐边聊天。 “我的母亲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她告诉我。“她上了一所外语高校以避免被下派到农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的一项政策,来自城市的‘知青’被派去和农民一起生活。(不被外派的选择只有)那个或者参军。从那里,她得以使自己在大学重新开放的时候进入大学,接着,在毕业后她被分到日本使馆工作。后来,在27岁的时候,她在那里遇到了我父亲。他们结了婚因为他让她怀了孕,至少这是我爸爸的说法。现在他们离婚了。” “她总是告诉我我毁了她的生活”,罗继续道。“她告诉我别要小孩,因为他们会把一切弄糟。她告诉我怀孕毁了她的职业而她的生活在那里停步,和她最终以捆在我父亲那里而告终是我的错。从我能记事起,她就这么说了。这难道不荒谬么?”她小了,就像人们有时在告诉你很久以前的恐怖之后会做的那样。“但是,实际上,她只是想让我成为她,那个她不能成为的人。她想成为博士,所以她真的想让我成为一个博士。我记得我对她喊,‘我不是你想我成为的那个人,我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人。’” 但试图抵抗父母的指令是艰难的。讽刺的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国所有的混乱的岁月后幸存下来的,一贯的观念,却是子女对父母的极度的欠付,这在儒家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并在一千个寓言和虔敬的故事中回响。“孝顺是所有德性之源(百善孝为先)”,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爱你的父母所爱的,尊重他们所尊重的”,另一则谚语这么说。这给女儿带来了特别的负担。儒家民族主义组织在1935年发布的一本到的手册教导说,“女子出生便是不孝和伦理上的债务。所以,她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清除这项债务。” 没有一种文化会尊重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的毒牙,但在现代西方,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会因为回老家给他的母亲洗脚而上报纸的头条,或学童被迫跪下感谢他们的父母。甚至法律也支持这代人的忠诚;不能赡养你年老的父母将给你带来牢狱之灾,尽管这个,和大多数中国的法律——它们不会直接给政府带来好处——一样,很少得到执行。甚至还有人尝试使探望年老的父母成为一项强制的义务。 这些儒家的理念从来都与现实不符。中国也有关于子女不孝的习语,如对一个“忽视他的父母然后给他们一个厚葬”的伪君子的描述。而确实,老人也经常遭到遗弃和忽视。隔壁,在具有世上最漫长的、未被打破的儒家文化的,繁荣的韩国,老人也经常更穷,更容易持续工作,并比已经倾向于自杀的韩国青年更可能(可能性是前者的四倍)自杀。中国老人的自杀率仅低于韩国,并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但在韩国和在中国,对父母的不顺从,在理论上都被认为是所有可能的罪过里最严重的。 麻将。2012年,上海。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父母对子女的权威经常为棍棒所强化。对小孩的一句标准的咒骂是“我要打死你!”蔡美儿(Amy Chua)2011年出版的臭名昭著的《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提出的,“虎妈”的概念可能已经在西方引起了惊慌。但作为回应,大部分中国媒体却在表扬“狼爸”萧百佑,一个广东生意人,他写过一本书,原名叫《把他们打进北大》(Beat Them into Peking University, 2011),在这本书中他的异地吹嘘他强加在他第四个儿子身上的,极权主义式的施虐环境,包括因为随意的冒犯而毒打他们,和不让他们交朋友、玩乐。在北京的一家法国餐馆里,张,那架博士直升机,向我展示了她的小腿,透过她的长袜,可以看到上面有白色的长痕。“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棍子打我”,她说。 人口结构加剧了家庭压力。过去,父母期望的负担分担在多个兄弟姐妹身上。今天,计划生育政策把八零后一代留在一个突然翻转的金字塔的底部。这对稍微赋予的城市中产阶级打击最大。在农村,计生政策足够宽松,大多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有一两个孩子,而富人则有能力负担再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带来的罚款,尽管有时生育间隔时间较长。但在年轻的白领工人那里,每对夫妇都得负担两边年老的父母,再加上活的够长尚还健在的祖父母。而社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靠,这样,父母在老年时只能从他们的子女那里寻找安全感。 不奇怪,这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购置房产。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房,但他们在年轻时就买了房——在二十七岁中间。建造中国新居的农民工永远住不上他们自己盖的房,但我认识的北京大多数二十岁左右的白领工人都有自己的房,这通常要花一百万到两百万人民币,而他们的收入大约在每月五千至一万元之间。 “我宁坐宝马哭不坐单车笑” (购房的)钱来自父母,他们经常倾尽他们的全部积蓄,再加上从朋友、其他亲戚、有时甚至是非法的银行,来在首都为他们的子女买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这时股市暴跌而房市依然火爆——(购房)资金投入的过程也相应见涨。房屋所有权的执念,两代人都紧抓不放: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在没有一方家庭为新人提供新房的情况下,结婚是不可能的。 “看看这些”,一位朋友在我们走进一家书店的时候,指着满是给年轻人提建议的书架对我说。“所有这些说的都是一回事;在二十七岁之前结婚、买房,安定下来,生孩子。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为了让我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设下的圈套。”陈晨晨,我的一个机灵的记者同事,则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我们变得越来越接近于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被财产绑在一起,结果我们也变得更加保守。首先,我认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接着,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父母是对的,铁饭碗是金科玉律。2008年我还在抵抗父母叫我在北京买房的压力当时她24岁但2010年我屈服了,我很高兴我及时买了房。现在我们知道,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刘俊成(音译,Liu Juncheng),现年六十岁的退休出租车司机,也响应这种转向感。“看起来我的孩子们,和我们一样,对社会抱有太多的希望,但他们的观点因为社会而变得很快;他们迷失了。” 但父母的期望也可能进一步磨损关系。“我有个和我一样大的朋友”,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她父母刚给她的房子付了首付。但她母亲从十一月起就和她住在一起了,她还想一直住下去。那是个一居室的楼房。”给他们的子女买房对父母来说不仅是一项投资,也是一个保障,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保障他们年老时能在他们子女的房子里生活。这曾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因为大家庭和社区家庭而变得松弛的社会规范,但随着空巢老人数目的增长,与他们的子女的财产的财务关系,(在这方面)提供了额外的筹码。 房也是约会游戏不能解脱的一部分,特别是人到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对中产阶级来说,如果新人还没有房子,那么,新郎的父母就得给他们提供一套房。和许多租户一样,我不止一次地在我的房东的儿子确定婚礼日期后租不到房。“我们说男孩是‘中国建设银行’,因为你得给他们盖房,而女孩是‘中国工商银行’,因为你们可以卖掉她们”,我的朋友闵(音译,Min)评论道。 媒体经常以2010年的马诺——一个相亲节目上的常客——为例,探索年轻人的爱情的商业化了的本质;在被一个失业的竞争者问到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骑单车,坐他自行车的后座的时候,她回答说:“我宁坐宝马哭,不做单车笑。”确实,相亲网站和牛逼哄哄的博客上那些得意洋洋的拜金女的金光闪闪的快照着实让人厌烦。但父母给媒人设定的标准,或广告标版——其中一些在周末扛着这些标版在公园里晃悠,为他们未婚的子女寻找适合的伴侣——确实只是以工资、车和房为中心的。 另一位朋友,她用的英文名是萨莉,她的恋爱经历展示了今天约会舞台的商业与阶级现实。和中国的许多故事一样,她的故事听起来也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寓言,只不过没有如今被解放了的女性加入共*产*党这个幸福的结局。在大学,萨莉和一个身为学生代表以及,极不寻常地,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者的农村男孩约会。“他是如此地诚实”,她沮丧地告诉我。“他甚至不会从学生会办公室拿铅笔来给自己用。” 但他并不符合萨莉和她的父母预期的标准。她想要一个能给她买她渴望的电话和手包的男盆友,而她的父母则想要一个来自富有或人脉深远的家庭,能够在大学毕业后步入有保障的职业生涯的人。她不久后就甩了他,在一个她母亲雇佣的探子的帮助下,在校园里钓到了一个富有的男孩。 然而,这段新关系开始几年后,她发现地位反转了。在被引见她的男朋友的父母后,他带来的消息是残忍的。“我不能娶你”,他坦率地告诉她。“我父母希望我娶一个和我一个阶级的女孩。”但是,他向她保证,他很高兴让她做他的情人,而他家财数百万贯的父亲也同意拿出一些钱来养她。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这笔交易是说得过去的。但除安全感和舒适外,萨莉也想要点浪漫——至少是浪漫的幻觉——而不是赤裸裸的商业交易。所以她断了这段关系,又开始寻找。“但我会说实话”,她无限凄惨地说,“我母亲告诉我:‘不要觉得你还能钓到那样的男孩,因为你已经不是处女了。’我在没有拿到可能的最好条件的情况下就卖了自己。” 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在一个富有野心的位置。计划生育和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引起的性别不平等——这使得在一些地区,男女比例高达120比100——对她们有利。但她们也面临在27岁——一个老一辈严格执行的,任意固定的目标——时被打上“剩女”标签的障碍。 甚至全国妇联,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官员负责的,理应是女性主义的组织,也在它的网站上发表了警告人们注意未婚女性的社会危险和二十八岁单身人士面临的可怕命运的文章。“我母亲一直打电话给我提醒我我只有两年时间来找对象了”,一位疲惫的,二十五岁的朋友评论说。“当然,她想让我在她不停给我安排的那些无聊的卢瑟中选一个。” 只要苦苦寻求的结婚戒指一到位,父母的压力就转向了生孙子。这次中国新年期间,一个犬儒得惊人的流程图四处流传,它展示了亲戚们对假期回家的年轻人提出的要求和批评的炮火。如果你单身,那你为什么不约会?如果你在约会,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如果你结了婚,那为什么你不生小孩?如果你有小孩,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给我们表演表演?然而,在孩子降生的时候,姻亲又来了,在父母、孩子、祖父母挤进一居室的住房时又带来甚至更多的摩擦。 中国人对婚姻的预期经常被媒体描述为“传统的”,但它们是后毛主义时期对安全感的追求和西方商业浪漫的陷阱——钻戒、白婚纱——的古怪的混合。回应社会和父母把物质的关注放在第一位的刺激,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裸婚”,意思是,纯粹为爱而结婚,不买房、不买戒指、不办婚礼不买车。这个观念许诺了浪漫,但(人们对此的)意见肯定是混杂的,甚至年轻人也一样(不都赞成这一观念)。2010年搜狐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女性反对这一观念,把它看作男人规避他们的责任的一种方法。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年轻男性支持这一观念。 “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完全避开习俗需要相当的勇气。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看不到任何搞约会游戏的必要,相反,她和一个有些贫困的,三十多岁的外国人一起生活。“我母亲已经不再为此而难为我了,但我知道,她倒宁愿我去找一个有房有车的普通中国人。我父亲说还好因为我男朋友是英国人,不是老美或小日本。但我见证了他们整个不幸的婚姻,所以,我对男人很悲观。我放弃了一切组建家庭的抱负。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幸福。我甚至不能给自己幸福。但我不想又不得不去考虑留给下一代人多少套房。” 然而,尽管八零后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苦涩——无论是在职业、房子还是婚姻上——但有趣的是,他们和他们的祖父母之间的距离,却要小得多。“我祖母把我想当一名记者的抱负当回事”,林没脸说,“她是第一个教我英语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和她的共同之处比和我母亲要多得多。” 林继续说:“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不仅是因为通常的对祖父母的爱慕。在中国关闭它的大门之前的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和潜力,在代际之间假期了桥梁,但祖父母乐于谈论他们的过去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张告诉我她的祖父是如何因为受迫害而发疯,而留下她的祖母一人独自抚养四个儿女。“我祖母是一个工厂老板”,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所以她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这很滑稽,因为实际上我祖父才是地主的孩子。他(小时候)骑着仆人的脖子去上学。他在军队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军官,但在群众来要我祖母的时候,他倒和他们连成一片了。接着他们把她拉走,在‘牛棚’临时监狱里锁了她几年。” “所以你母亲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看到她自己的母亲被拉走,并被她丈夫背叛?”我问道。 “我想是这样。我祖母就这样消失了几年。当时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姐姐的照顾他们全部。她才十四岁。” 这则信息并非来自罗的母亲,她,和大多数她那代人一样,对她自己在儿时所受的苦难保持沉默。在文革期间,有知识分子或地主的血统意味着在学校要遭到迫害、随意的毒打、更少的供给配额,和被拦在一切机会之外。出卖自己的父母不像在苏联那样被推崇——苏联尊崇殉难的学童巴夫里克‧莫洛佐夫,据说,1932年,他因为告发他自己的父亲而被他的家人杀害。但这样的事情确有发生。我的一个中国熟人,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他曾经描述过不得不杀死他自己的兄弟来阻止他告发他们的父母窝藏禁书的事情。即便其他人也可能告发他们,但子女必须表示谴责——“即便她生下我是我的母亲,她也是反革命分子并且是我的敌人”。成百万上千万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母被骚扰、羞辱、毒打、监禁或杀害。 李,那个抱负不凡的官员,和他父母的关系比我访谈过的其他人更近也更健康,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努力去理解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他们在斗争。他们努力成为我以后可能尊敬的人。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只是工人,所以她努力进入大学。而我的祖母则不认为她配得上我的父亲。她真的从阶级的角度来思考,即便她改了名,搬到北方去逃避文革的迫害。她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而她的整个家族都在上海。在她回去试图寻找他们的时候,她却找不到一丝痕迹,一切都没了:父母、兄弟、姐妹、侄儿侄女。” 关于父母的虐待,我听说过的最糟糕的故事来自一位要求隐去她的名字的年轻女性。我将称之为丽丽。聪明、成功、美丽——然而这一切却是脆弱的——的丽丽与她母亲的关系,一直是母亲的污蔑和冒犯——她被骂丑陋、懒惰、愚蠢——这,在她二十四岁时的一次事件中达到顶点。丽丽收到一封来自她母亲的长信,这封信告诉她,她是被收养的,她的种种缺陷证明她不是她母亲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她母亲一直不能爱她,也绝不会爱她的原因。丽丽哭着打电话给她父亲,想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告诉她。“你在说什么?”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啊。” 最后,丽丽的母亲含糊地承认那封信是骗人的,是在一时发作的仇恨和悲哀中捏造的。但怀疑的种子还在。她真实的父母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丽丽认为,是她的卷发。它来自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出生,母亲是一个与一名来中国寻找机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短暂有染的寡妇的母亲。 “这么说你母亲是在一场对一切外国的东西的政治迫害期间中,以外国杂种和私生子的身份长大的”,我说。“我不能想象那对她来说得有多艰难。” “也许吧”,丽丽说。“我们从来不谈这个。” 猜你喜欢 洪民生和他的春晚 盛世一景 2-16 抑郁症女孩赛娜 “90后”农民工群像 61398 is spying on YOU!

阅读更多

奶味网 | 孟非谈网德:"转发"如"牵手"名人更应慎用话语优势

新华网南京12月16日电(记者 蒋芳)微博把世界变平,更令名人与普通人“零距离”。作为国内知名主持人,孟非在网络上也是微博、微信、博客“火力”全开。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孟非表示,网络“转发”和相亲节目的“牵手”一样,都是在传递价值观。在泥沙俱下的网络世界中,公众人物更应慎用自己的话语优势。“我希望的状态是:宽容而不丧失原则,犀利而不失于武断,尖锐而不刻薄,轻松而非轻薄,率性而不是耍流氓。” 网络“转发”也是传递价值观 为什么每一期同样都是24个单身女性加5个单身男性,互相选来选去却能够长盛不衰?孟非用“当下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来形容《非诚勿扰》,“原因就在于这个节目把经济、民生、时尚、欲望、隐私、亲情等元素一锅端,其对社会的深度介入不逊于民生新闻。” 节目每一期都能够让我们走近一些普通人、年轻人,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感知他们的命运、期待和思考。“牵手”“不牵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在交换着他们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 “每个观众都能从这个节目中找到社会现实,最浅的,观众可能是看我和乐嘉说说俏皮话、斗斗嘴,或者逗男嘉宾开心一下。这是节目具有娱乐属性的东西。但是,我关注到微博上引用我的话,或者乐嘉、黄菡的话中,俏皮话并不多,更多的是与价值观、生活态度、社会认识有关的话。这说明了这个节目具备了传播主流思想、正确价值观的能力。”孟非说。 互联网是鼓励平等对话的交流平台,是利用文字等各种符号进行信息互动和文化共享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转发什么代表了你认同什么样的价值观。《非诚勿扰》是个好的平台,让不少观众听到了,而通过网络,则能把这样的价值观呈现给更多的人。” 名人大号,原创至上 尽管同时开通了微博、微信和博客,但孟非自称绝非网络控。虽然是最早的一批微博名人,但他3年700余条的微博数量比大多数人都要少。 “我不是微博控。发的原创比例比较高,转帖或评论大都是新闻点评,这可能是做民生新闻主持人多年的习惯。”孟非说。 从“孟记者”到“孟主播”再到“孟爷爷”,孟非似乎离新闻越来越远,离情感越来越近。但随着《非诚勿扰》的影响力日盛,孟非在网络上的粉丝水涨船高,也越来越习惯于成为公众人物被追逐、被刨根问底。如今,他开通了微信,他随便在微博上说上一段话,隔天就可能成为媒体上的娱乐新闻。 谈及名人的公众形象,孟非拿自己作例子:“艺人才有所谓的形象路线设计、打造,对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主持人来说,用不着吧。当你想把自己表现得很深刻、很有思想的时候,只会变得很可笑。” 慎用话语优势 传递正能量 但孟非也认为,名人把自己太当回事过于膨胀固然不好,但粉丝众多的名人大号还是应当经常审视自己的话语优势。“公众人物骂一句,转发量会很大。” “中国的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之所以如此喧闹,因为人们把它当做民意表达的重要通道,而老外拿这个当社交工具,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意表达的渠道太少了。”孟非说。公众人物影响力大的时候,就不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除了不爆粗口等最基本的底线外,在转发求助及希望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公众事件时,也应当有所判断。避免误信传谣,助长情绪化的社会心态。 而对于微博上传递正能量,孟非则非常关注。他告诉记者,自己有公益基金。“第一笔十万元是我投入的,就公益而言,大家整体形成的共识是我国教育的投入还是不足的,政府的钱不够用,企业家的公益投入绝大部分是投在了教育上。对于我的基金,我想的是不通过任何组织,使用时哪怕能直接帮助一个人,十个人。不指望能帮助多大,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责任编辑:shanshan

阅读更多

闾丘露薇 | 流泪

作者: 闾丘露薇   羊城晚报专栏 ——————– 看了几期相亲节目,很不明白,不就是个娱乐节目嘛,为何搞得好像感动中国表彰大会一样,台上的人,动不动就要流眼泪,而且还都是自己被自己感动。 也因为这样,看到网络上嘲笑那些流泪哽咽的基层党代表,觉得其实大家有点不公平,我们身处的,不就是一个情感泛滥,热爱煽情的时代?而这样的特征,是怎样形成的?不就是一个个人,不就是你我他? 娱乐节目上流泪,一定是编导们觉得会有收视率,才会把这些镜头保留下来,是不是有用?虽然像我这样的观众会觉得,我是来放松心情的,但是既然一而再,再而三,那一定是对收视有保障。收视从哪里来?不就是一个个的观众? 当然,这样的流泪,包装的要好很多,或者说,表达的方式要婉转很多,但是不管怎样,还是离不开煽情两个字,只不过观众的要求高了,当年某些主持人的煽情方式,大家觉得老土了,就好像看那几个基层党代表一样。 还有包装的更加巧妙的煽情,用平静的语调,堆砌优雅的词语,知性的外表,只不过这样的方式,对于看惯了知音体的人产生不了感受,倒是那些自认为有智慧,有鉴赏力的人,趋之若鹜。 就好像,很多人嘲笑朝鲜的播音员的铿锵,但是即便朝鲜的播音员换了服装,换了语气,难道,真的变了吗?在我看来,只不过被包装的更好,更有迷惑性罢了。

阅读更多

谢勇 | 有公民 有贵族 有生活style

2012年10月30日 16:43:22   虽然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领域及人文,关于“生活方式”在内的日常生活以及“消费”、“性别”,“大众文化”等等研究和思考已经成为研究主流。但是无可讳言,由于学院中“左派”当道,生活方式”研究已经成为”生活政治阴谋大猜想”。在放弃了所谓阶级、制度、官僚机构等等传统范式研究后,也随着学者们意识到心中圣地究竟是何种残暴黑暗,心有不甘的知识分子们的纷纷生将思辨和想象力的刺刀对准了自己周围充满细节的生活,同时不放弃惯有对资本主义的仇视和对大众文化、传媒不信任。所以,对生活方式的考察也成为揭发资本主义阴谋的重要方式——比如著名的福柯、吉登斯、布尔迪厄、这期理论高人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与国人熟悉的社会阶级划分非常相似,而那种“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劲头,对于经历过文革也正在经历敏感词的国人而言,透着一股油然而生的亲切。可以说,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学者们继续坚守批判立场,在“权力无所不在”的口号下如同抽完大麻将的少年,尽情飞翔在资本主义各个黑暗夹缝之中。        布尔迪厄的中国困境       “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地方”。不知道从这句名言中是否能够看出被害妄想症的倾向,反正在这个大坑里面,一堆堆学者前仆后继跳下去,把“生活方式”当成“生活政治”,以为解放人类也就从解放人类生活方式开始。       布尔迪厄等人在理论上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种关于符号权力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他们看来,在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的演变与重构是依靠阶级的分化与对立来完成的。而如今我们已经步入充满着文化氛围的消费时代。在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活动、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味的差异,最终实现了平等的面目之下,“区隔”之重构。 就这样,布尔迪厄在社会最没有刀光剑影的地方发现了激烈的斗争,美学主张背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许用“你死我活”这个词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统治阶级的符号操纵魔法是怎样运转的。在布尔迪厄看来,鉴于现代社会已经高度分化,鉴于场域以及其背后的不同阶层力量处于动态变动中,塑造生活方式就成了统治阶级保证权力能够成功实施的重要路径,也是权力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之来源。       实际上,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社会差异已经越来越多表现为个人选择的差异,信仰选择的差异,所谓客观社会位置不再是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特定的生活方式、个人品位、选择和承诺等文化的因素更重于“传统的结构因素”。总在想象无论何种社会现象背后,总有一双资本主义的黑手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实在是荒诞。         在我看来,除了布尔迪厄等欧洲知识分子的被害妄想症,另一本在中国流毒甚广的的书就是那本《娱乐致死》。在年初倒韩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某位知名知识分子首鼠两端沉默之后,突然站出来号召大家读下“娱乐至死”,疾呼“警惕金钱威胁文学”。这种板着脸一本正经干革命的情怀固然令人敬仰,不过总觉得这种一手防止左一手防止右的绝对正确永占道德制高点的立场,怎么看都让人不待见。更重要的是,她所移植、使用的这般理论,放在中国语境下显得格外矫揉造作——你会很惊讶发现作为老牌反对者,她居然都不知道无市场就无自由,而无自由,有没有自由的生活和艺术,更不知道自己正在追求的,是一个屌丝能够逆袭的世界。       这典型的布尔迪厄的中国困境。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西方左翼所关注的议题都会遭遇到此种困境。比如此前我主持一位海外学者关于计划生育的讲座,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本来在中国语境下已属于激进和冒险,不过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群女权主义者云集,大学教师和妇联干部携手砸场,她们提供的观点之一是,一旦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中国女性有重新沦为生育工具的风险!       就这样,自由主义左派回归毛的怀抱,以罗尔斯始,以社会主义终,这样的人,要么是真脑残,要么是别有用心。不过坦率说,我观察身边几个朋友,还是真脑残居多。因为别有用心者,从来不是自带干粮干革命,而是要拿经费的。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和自己批判的力量一样,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从“活着”走向“生活方式”         除了臆想中的假问题,批判性权力分析范式中的生活方式研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因为在经历了“活着”之后,现在的中国社会依然处于革命后遗症和习惯性匮乏状况中,“没有生活”成为常态,与学者而言,更值得做的是,如何让中国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且形成一种生活方式。       虽然可以断言中国只有“活着”而没有生活。不过必须承认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群人被称之为“黑领”。一篇据说是郎咸平先生撰写,旋即被其否认的文章里描述了中国的黑领现象。鉴于郎咸平立场永远在游移“谁给钱我就让谁干”的旗帜高高飘扬,这篇精彩文章,确实不是他能写出来的。       白领陨落,黑领崛起,或者更准确的说,白领还没有老去就已经被消灭,这个社会的中产梦已经烟消云散,白领的生活方式随之迅速的鄙俗化。简直白领已经成为招嫖卡片上面羞涩的广告语,排在模特、演员和东欧巴西意大利美女之后。那些由“麦当劳,卡布奇诺,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圣诞节,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xz,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国家地理》《名牌》《读书》杂志,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月光一族。”组成的生活方式, 统统被打印上两个字,穷。       他们的鼻尖变凉了,因为顾城说过,穷,有一个凉凉的鼻尖。       黑领取代了白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只能想象:“开着”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瑞士、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佣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据说,这些人穿着黑色套装、坐着黑色座驾,收入蔽隐、生活及工作也是隐蔽。但正是这些就职于政府、军队和垄断企业的人,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命脉。而这群人的最顶端者,那些蓝血者,构成了富豪的绝大多数。所谓中国崛起,就是这些黑领的崛起。所谓中国模式,就是蓝血人的生活模式。       因为只能猜想,文章里所贴的标签,在过去两年之后看,还是发出了屌丝的气息。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些顶端人物的“生活方式”绝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创造力源泉。       这现象与社会价值观多元扯不上关系,而是因为整个社会还处于革命后遗症当中,作为革命者的后人,他们必须小心翼翼穿上黑装隐藏真相,打酱油的公众只能从偶然露出的手表和腰带中一窥神奇,鉴表师和皮具行家被网民追捧,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屌丝们想象,可是,这种声望极其脆弱,因为黑衣人最终会在黑暗中彻底隐藏,留给屌丝的,只剩下一地的装逼指南。       你”活着”,他们”生活”,而且,绝对不会告诉你他们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电视里的小裸模憧憬着终有一天能在宝马车里纵情哭泣,黑领们一看就笑了,这是屌丝阶层想象的边界。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玻璃天花板,那就是,种种原罪让他们只能纵情声色醉生梦死,他们始终成不了真正的贵族。       当代中国,虽然告别的匮乏,却还是不能拥抱生活。这个社会散发着苦逼气息,无论上下。而消灭贵族始终是潜藏的逻辑,无论是社会顶层还是社会底层概莫能外。这是一个凭借着仇恨,击碎了稳定的社会阶层而重新拼凑起来的社会,一个以戾气为基调以暴力为黏合剂用最拙劣的美学方式捏合的社会,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们的后代都承受着当年的后遗症。被革命诅咒,已成宿命。即便一个真正的贵族出现,也会如入侵的外星人一般,被病毒成感染而遭遇秒杀命运。       大陆知名相亲节目中曾经出现过一位名叫王豆腐的留学生,这位来自英国的小伙子业余时间在酒吧当DJ。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自己的环保理念。隔着电视屏幕都可以感到现场气场:他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在顺理成章的失败离开之后,主持人有些恶意的揭晓答案:这个英国小伙子身上流着真正的蓝血,而且父亲是投资银行家,母亲是艺术家。       如果让国人真正能够拥有生活,有私人产权,有一尺土地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的家园,有属于自己的社区,宗族、有绝度独立的个体和各种选择聚集在一起的真正的社会,我们才能够想象告别匮乏状态的中国式各种生活方式,才能够如白岩松所言想象下“无用的生活”之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能够想象的步骤只能是通过和解,特赦。让蓝血人打破自己头上的玻璃天花板,让中国摆脱革命的魔咒,推动社会转型确立公民社会,让社会从维稳高压下轻松起来,每个国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至于总在一些大概念下去放弃自己的平庸理想,去做些无用的事。其实,所谓贵族范儿,不就是做些无用之事吗?蓝血人,我们看好你!       总之,希望在未来的中国,有公民,有贵族,有生活style。 上一篇: 聋哑人唱《东方红》是“神迹”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周报】第46期:疫情将何时结束,没有答案,从何时开始,也没有

【CDT连载】Oozgur|新疆漫画:公交车里的阵营

【CDT敏感词周报】第40期:金马奖、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奥密克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网络话语馆】红色键盘侠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youtube频道: guanguan

微信公众号:它基金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