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1968年12月22日，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公布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 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强制性迁移运动由 此展开。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共有超过一千六百万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农村和山区。这场运动寄托了领袖的狂热幻想和乌托邦式希望，给各级政府和各个单位带来...

建国后持续数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影响1000多万知识青年人生命运的大事，成千上万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听从伟大领袖号召，奔赴全国广大老少边穷农牧地区，在艰苦的环境中战天斗地，挥洒青春和汗水。这九位人物正是当年千万知青中引人注目的名人，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他们成为典型，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随时代沉浮，在时代变迁中走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人生之路。 邢燕子：永远飞翔在广阔天地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的她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邢燕子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邢燕子作为先进分子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生前5次、周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侯隽：窦家桥的“特别姑娘”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她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1976年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1972年以中国农民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1980年始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1980年至1990年，侯隽担任宝坻县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担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侯隽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吕根泽：知青里的农业专家 吕根泽，吉林省延边自治州龙井市东盛涌镇海兰村农民，是上世纪50年代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典型代表，曾被选为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他作为中国农村青年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维也纳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运用在学校学到的农学专业知识提高沤肥质量，1963年全队400亩水田施用这种肥料，产量大幅度提高。他曾被聘任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邀助理研究员。1965年被任命为吉林省农安县耕读大学副校长，后来调到长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职务。 董加耕：义无反顾当农民 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葛武镇董伙村。曾任江苏盐城团地委书记、盐城县委副书记、团中央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曾当选为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盐都县政协副主席。1961年5月，高中毕业的董加耕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人的行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十年文革期间，董加耕经历了非凡的人生岁月。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给董加耕落实了相关政策。2005年，经上级批准，董加耕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2007年6月8日，董加耕事迹展览建成开放，董加耕事迹展览位于盐都区博物馆内，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用董加耕20世纪60年代务农时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实物以及老照片、信函、全国各级媒体报道及音像资料等等。建国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选“共和国英模”50人。 朱克家：22岁的中央候补委员 朱克家，1950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7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69年参加工作，初中。1969年4月起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伦公社幺等寨插队知识青年。曾任大卡大队人民教师。1971年3月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4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列席常委、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10月起至1977年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6年11月起在云南省昆明市被隔离审查。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79年3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一号井掘进队、洗煤厂工人。1987年8月起为云南省恩洪煤矿工会电视差转台职工。1995年1月起任云南省恩洪煤矿恩洪大厦经理。朱克家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曾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铁生：“反潮流”的另类“白卷英雄” 张铁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6月，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作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信息被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文革后期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1976年10月，张铁生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获释，从事经商活动，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2012年，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禾丰牧业”）发布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当时的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即为张铁生，持有3200多万股，他也是禾丰牧业的原始股东。 柴春泽：投身农村的“革命小将” 柴春泽，1952年2月出生，河北省青龙县人。曾任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1974年，他给父亲的复信被《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场知识青年学习柴春泽运动由此引发。柴春泽一时间成全国知青中的典范。 1975年起，柴春泽参与翁牛特旗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工作。 1975年作为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成员，应日本青年团协议会邀请赴日本进行旨在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缔结的友好访问。1976年12月，因受“四人帮”牵连被隔离审查、关押。1979年获释。1980年9月25日，中共翁牛特旗委发出（1980）67号文件决定恢复其党籍，同年经原昭乌达盟盟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其招工到辽河工程局。1981年1月11日翁牛特旗公安局发出《关于对柴春泽同志的平反决书》， 1985年中共赤峰市委常委会决定其调赤峰电大工作。 1987年以来，柴春泽长期从事电大学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曾先后担任过30个班的班主任工作。由其直接培训的学生达1200人。现任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专职班主任、思政助理研究员、柴春泽联盟网总裁。 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把柴春泽作为偶像，但柴春泽仍对那段知青岁月仍无法忘情。“柴春泽联盟网”是他倾心耕耘的精神家园，被称为“知青朋友的家”，那里有他们一代人的苦难与救赎。柴春泽虽然利用互联网聚集了一群知青，但他的角色只是这个平台的提供者。 赵耘：与董加耕齐名的“南耕北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赵耘，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叫得很响的两个人，他们曾影响了一代人。赵耘，原名赵贵银，1936年6月2日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一个雇农家庭里。他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太行山革命老区，从小受到艰苦的磨砺和革命的熏陶，这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1950年初，赵耘兄弟两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在天津市人委任处长的父亲身边。父亲赵晋科是一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兄弟二人刚一进城，父亲就为他们更了名，将原名赵贵银改为赵耘，弟弟也更名为赵田，并对他们说“不重金银，重耕耘”。 1957年夏，赵耘即将初中毕业。毕业前夕，党中央发出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号召，天津市还请来了在山东下乡的老知青徐建春作报告，这些在应届毕业生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赵耘认为，上大学留在城里谁都愿意去，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找艰苦的路走，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赵耘说服家人和老师，在学校里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当农民，结果终于如愿以偿。8月22日，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天津市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现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农民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1958年春，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三十多人的指挥官。在赵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猪场已扩展为拥有六个分场、一百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共饲养生猪3000头、羊500只、鸡2000只，其规模之大闻名河北省。 后来，同来的伙伴相继走了，赵耘依然留在这块土地上，埋头奋斗了38年。1958年2月，赵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58年，被评为天津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1963年秋，带队参加天津市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1963年，被选为河东区政协委员、天津市青年联盟委员；1964年4月，出席河北省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他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河北省团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 1964年6月，赵耘因突出的表现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与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与毛主席合影；1964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赵耘所领导的苗街三队，连续三年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单位。 1975年，赵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赵耘从一个城市学生到农民、猪场场长、生产队长，从1966年起被上级任命为军粮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1968年任东郊区（现东丽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区委常委、副区长，1984年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赵耘从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步入了老年，面额已爬上了标志岁月沧桑的皱纹，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村。 丁惠民：知青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第一人 丁惠民（左图左边人物），1953年生，上海人。1970年，丁惠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在云南的八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样,丁惠民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第二封联名信已有上万名知青按手印，丁惠民在信中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之后，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成为云南知青进京请愿团总指挥。12月，经历罢工、游行、卧轨、进京，终于开启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央行动。知青返城后，丁惠民现居重庆。。 本文选自《水煮百年》作者：刘乐水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