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

华尔街日报 | 过于节俭的老人成为中国社会问题

每个在上海的人都在寻找凉快下来的方法,因为上海正受到连续不断高温热浪的烘烤。高温下,退休人员由 于年龄大,显得尤其脆弱。但是近期报道称,这些节俭的老年人正拥挤在有空调的公共场所避暑,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给老百姓带来困扰甚至安全恐慌。 现代上海基本总能看到一两个老年人占着一张桌子,尽管他们通常不购买任何东西。最近,在我家附近的健身馆,为了节省4-5元钱,一个退休老人从饮水处往自家的饮水机里装水,我看到后十分惊讶。 两年前,上海这群异常节俭的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受到了关注,媒体报道了退休老人定期在徐汇区家具商店宜 家的餐馆聚会的事情。在那里,退休老人可以得到一杯免费咖啡,然后坐下来聊几个小时,寻找新朋友,占据了正常购买东西的顾客的座位。商店管理者坦称尽管他对此现象很不满,但是也不愿意采取什么行动,以避免出现负面效应。 最近的报道看起来很相似,退休老人及其他老年人到公交车和有空调的地铁站避暑。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他 们的免费乘车卡乘坐空调公交,就这样一圈一圈地坐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占了正常乘客的座位。其他人则聚集在地铁站空旷的空间里,造成堵塞和安全隐患。 这些地方的管理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称,他们不愿意驱赶这些老年人,当要求他们离开时,他们常常会很抗拒,甚至偶尔还会争吵起来。 我当然很同情这些人,因为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没有人想在户外或者闷热的家里。但是我也认为有些讽刺,这些退休老人中很多都很舍得花大价钱给孙子买礼物,在给他们的孩子买车和很贵的房子时,他们也很大方地支付大量现金。 老年人这种尽可能节省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老年人依靠非常有限的收入生活,因此 他们需要节省开支。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不繁荣的年代,所以导致这些老人的心态非常保守。 许多人对那些日子依然记忆尤深,当时他们的主要目标仅仅是每天能吃饱饭,某个人家里有电话或者电视只 能是奢侈的梦想。许多人依然对政府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促使他们尽可能节俭。 这种节俭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祖母,她在美国大萧条时期长大,所以花钱也很小心。尽管退休后她有非常充 裕的资金过活,但是我祖母从下午去看打折的电影,到将在餐馆吃剩的黄油面包打包回家,她竭尽一切可能去节约。她对我和我的兄弟姐 妹非常慷慨,经常带我们出去吃饭和帮助我们支付上大学的开支。 目前,中国的老年一代也经历类似的心态,这是很难改变的,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充足的钱过上更加舒适 的生活。他们大部分成长在社会主义时期,那时平均每个人一个月只挣不到20美元,在餐馆吃饭或者在家里开空调是很奢侈的事情。 我对这些老年人的建议是:别再克扣自己,将辛苦挣来的钱花一点在基本的、简单的享受上,比如在炎热的 夏季开一开空调,更频繁地出去吃饭。 上海各个区政府也在帮助这些老年人建立更多支付得起的选择,比如建造更多的中心,这样这些老年人可以 在有空调的空间里聚会聊天,还可以参与其他流行的活动比如跳交际舞、打麻将。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很孤独,当他们在宜家和地 铁站聚集时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个伴儿。 社会需要的是老年人自身与政府、公众共同努力,去寻找更加实用的选择来解决这个现象,毕竟这还不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麻烦的社会失序问题。这样的行动能帮助这些老年人享受更加舒适和方便的环境,从而腾出公交车、商店和地铁 站的空间。照顾好退休人员,也有利于提升上海作为现代整洁城市的形象。 (阳歌 (Doug Young)曾是资深外媒驻华记者,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已达15年,现在复旦大学教授财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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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他们和老舍、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几乎无人关注。”作家孙惠芬说。 (CFP/图)   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   自杀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   2013年7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该法称: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从伦理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不会对庄河不好吧?”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前,作家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带来负面影响。   2009年末,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给她发出邀请时,她犹豫了两年,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到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中。   从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为什么选择庄河作为自杀研究基地?它是我的家乡,各方面关系都有,能够顺利开启自杀这个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研究计划。我们第一个研究测试,就是从我妹妹家的邻居开始的。”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5月,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生死十日谈》在《当代》发表,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这本书召开研讨会,“中国农民自杀死亡”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不给家乡抹黑,孙惠芬甚至在《生死十日谈》中都没有提及“庄河”的名字。但她没有料到,《生死十日谈》出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如果没有开明的官员的理解,民政、妇联等组织的帮助,一线工作的妇联主任的支持,这些计划也不可能进行。”贾树华刚刚完成的项目,是她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和她的团队,走访了庄河八个乡镇,现场调查采访254个自杀者家庭,试图找到“中国式自杀”对于农村丧亲遗族和家庭的影响及其干预策略来。   2013年5月23日至28日,南方周末记者和孙惠芬、贾树华及其调查团队,一起走访了自杀死亡研究地,探访了十多户自杀者家庭。    没法过了   自杀档案1:家庭矛盾   “我如果那天不骂她,她就不会喝药自杀。”赵明军坐在凌乱的大炕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明军的家在一个土坡旁,远离公路,也远离赵村。赵家是一排红瓦坡顶的房子,这里被四周的果园包围,黄土地上,绿色的果树生长茂盛,蜜蜂嗡嗡飞舞,远远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这是赵明军为了结婚盖的瓦房。   一踏进赵明军的家门,是过道也是厨房,落满灰尘的灶台杂乱无章,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还有些剩饭,灶台边堆着高高低低的碗,两个剩菜碗里,是没吃完的鱼,招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   赵明军今年43岁,小学毕业,瘦高个,浓眉大眼,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刚刚从午睡中醒来,衣服上都是污渍,身上一股酒味儿。7岁的女儿异常沉默和早熟,过道里是依靠着板凳的患软骨症的老母亲。   乔霞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2004年,21岁的乔霞嫁给36岁的赵明军。婚后不久,赵明军发现乔霞经常为小事发脾气,有时候还爱摔东西,大吵大闹。性格急躁的赵明军也来气了,往往就会对妻子大打出手。每次吵架,乔霞总说自己不想活了。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明军回家吃饭,乔霞正在屋里做饭。他看见妻子没有洗鸡蛋,而是直接把从鸡窝拿来的沾着毛粪的鸡蛋放到锅里,和米饭一起煮,赵明军又骂了乔霞。两人争执到最后,赵明军打了妻子两巴掌。   吃完午饭,赵明军去睡午觉,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乔霞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身旁放着百草枯的药瓶,满屋都是刺鼻的药味。   “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惠芬老师的解释是尊严的丧失。”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妇女素有遇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这是传统的愚昧的解决问题方式方法和现象。现在中国人都不上吊了,喝农药更方便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各种农药太容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村村小卖店有卖。”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在贾树华眼里,“百草枯”是农村自杀者的“第一杀手”,她此次调查的245例自杀案例里,喝“百草枯”的自杀者是最多的。   “我不该和妻子动手,脾气太暴躁。”赵明军一直活在内疚和后悔中。   妻子死后,赵明军每天4点就去地里干活,到了饭点还要赶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因为忙不过来,家里的猪没人看管跑掉了。   在农村,自杀被认为是不光彩和晦气的事情。没人会选择嫁给他,甚至乡亲们没有必要都不会来他家,赵明军一家生活在孤独中,村里同龄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耍。   贾树华和当地的村干部曾想帮助这个家:“这个女儿已经有点自闭,我想把她带到大连,找个城里人家寄养,这样父亲也更容易找到老婆。”后来发现不行,女儿现在是这个家庭运转惟一的希望和动力,父亲和奶奶因为内疚,把自己的爱和希望都给了这个孩子,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如今赵明军算是接受了妻子的离去;多年躺在床上的老母亲,靠着板凳也能够行动了,偶尔还能够帮孙女做点饭,或者去门前的地里摘洗点菜。7岁的女儿也快要上小学了。   她拿出了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不小心掉下一张照片,那是她妈妈的证件照,照片上,她妈妈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发黄的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求死   自杀档案2:老无所依   2007年8月5日下午5点,在离村庄不远的山上,85岁的张元峰在自己腹部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开,就割了第二刀。   “当时肠子都出来了,他在地上疼得直翻滚。”发现他的村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跑回村,找来他的儿女,把他送回家中,请来乡村医生诊治,村医认为伤口太大,已经无法缝合伤口。他的7个儿女,不肯出钱往城里大医院送,放弃了抢救。第二天早晨,张元峰因流血过多致死。   张元峰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很多年里,他一直和四儿子一起居住。张元峰性格开朗,十分勤劳,除了有风湿病,身体基本健康,还经常上山下地劳动,家务活也都是自己干。   57岁的四儿子把父亲的死归于老年痴呆症和精神错乱,理由是自杀前两周,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不仅经常忘事,有时连家人都不记得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回家,夜间睡觉时还经常出现震颤症状。   当地村民背地里说,张元峰虽然有7个子女,但活得并不幸福,其他儿女平时基本不管老人,和他住在一起的四儿子长期酗酒,脾气暴躁,儿媳也不孝顺。对父亲的自杀,四儿子不愿多谈,他觉得父亲自杀让儿女们蒙羞;另一个儿子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感到羞耻”,父亲这样离开,不免村里人在背后说他们不孝。   “中国已经成了老龄型社会,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的老年人为空巢老人。农村还有570多万,是‘无子女、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贾树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无所依、子女虐待老人已成为农村普遍现象,不给老人饭吃,给老人馊饭吃,逼迫高龄老人下地干农活等虐待行为屡见不鲜。“但这个85岁的老人生养了7个健康儿女,最后剖腹自杀,没有当场死亡,儿女放弃治疗,不送到医院缝合和抢救,还是比较极端的。”   和张元峰不同,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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