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这篇文章的刊于3月7日出版的 Aeon Magazine ，原题是 The balinghou ，作者 James Palmer，由王立秋翻译成中文。 James Palmer 是一名英国作家，生活在北京。他与中国记者工作来往密切。最新的作品是《毛之死》(The Death of Mao, 2012)。以下是《八零后》全文： 中国父母哀叹他们子女的懒惰和贪婪，但这代年轻人已经受够了 上海，2012年7月。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2004年，刚下飞机，我就被叫去给一次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英语竞赛当评委。我的两个评委同伴是犬儒得令人愉快的中年社会学家，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听过无数次关于中国过去是如何贫困，而今又是如何富强的演讲之后，我对他们中的一个评论说，学生看起来有点取巧。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她啐道。“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们如何生活。这代人都不知道。他们都给惯坏了。” 在过去八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种观点，中国的媒体也从不厌烦这种观点。左右两派都这么说。但就在一月这一个月里，鹰派少将和媒体评论员罗援（罗青长之子）就谴责年轻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健康，他说：“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以这样的品德意志、以这样的体格魂魄何以担当重任？” 同时，作家和社会批评家慕容雪村也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大骂他们，因为“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的白白胖胖……的年青一代只相信官方的声明；一些人甚至认为与官方路线相悖就是异端。他们都懒得去检查细节。” 这些批评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我到北京的那年，在我在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和编辑之前，还在以几近于义务性的外籍雇员的身份熬日子的时候，我曾被迫强行在一个大发脾气，在地上打滚并拒绝离开的熊孩子拉出教室。慕容的主张，即年轻人不知不觉地吞下政府的陈述在官方的公信力已被社会媒体工具粉碎的时代站不住脚，但我们却可以看出，罗援的主张来自何处。讽刺的是，军官的孩子们看起来尤其矮胖。一个陆军基地的附属高等学院的教师们对我说，他们（军官的熊孩子们）看起来就像“粗短的摇晃的鸡*巴”，他们还私下里打赌，哪个学生最适合做肉肠。 食物的隐喻很能说明问题——老一辈的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一切对他们来说来的如此容易，对我们来说却如此来之不易？”这一攻讦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所谓的八零后——在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食物的定量配给，并且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后长大的。这里我说的（只）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作为买主和消费者支配着中国的媒体。这漫山遍野的批评与年轻人实际的失败无关，而毋宁说是中国城市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之间正在打开的、史无前例的鸿沟的症状。 张君（音译，Zhang Jun），一名二十六岁大的博士生，这样描述这一情景：“这不仅是代沟。还是价值的鸿沟、财富的鸿沟、教育的鸿沟、关系的鸿沟、信息的鸿沟。”林没脸（音译，Lin Meilian），一名30岁的记者，坦率地说：“我和我母亲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没法谈论。她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样）过我的生活。” 把自己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的子女，却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 这种距离对中国来说并不独特。但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可以在代际之间获得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连续性。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曼彻斯特度过的青春期在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不用于我父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布里斯托和悉尼度过的青春期。但中国八零后一代人的父母（他们在1950年和1965年间出生）确实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子女的，农村的、毛主义的世界中长大的。在他们的青春期，一个村只有一部电话，大学关闭了，工作是上面分配的。如果你想象西方许多父母在涉及互联网及其在他们的子女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的混乱，再加上约会、大学生活和职业选择的话，那么，你（大概）就已经接近这种代际的窘境了。把他们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花在偏远农场里的劳动上的父母，不得不和用商场、苹果手机和随随便便的约会来衡量他们的世界的子女打交道。 老一辈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现已五六十岁的那一代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经常看似移民。他们有那种同样的混乱感，有那种同样的，与他们不是很理解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斗争，以及，死守他们自己的小天地的感觉（意识）。在他们与他们的子女的关系中，他们总叫我想起和我一起长大的印度和孟加拉小孩的父母——他们力图建议他们的子女做他们绝不会做的选择。然而，就地理错位创造的全部混乱而言，孟加拉的农村与曼彻斯特的城郊之间的距离，如果有的话，也还是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与现代的背景之间的距离小。 移民往往会有一套来自他们家乡文化的，稳定的价值观——他们从中获取支持——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但对中国文革（那一代）的儿童来说，这种连续性是没有的。他们打小就相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革命的毛主义，然后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青少年的时候，被告知在青春期灌输给他们的一切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接着，社会又喂给他们社会主义的，迅速被致富的冲动扭曲的涓涓细流，最终，给他们的，是在被天*安*门*事件夺走前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暗示。同时，在他们年轻时被谴责为“反革命”的传统价值观，又被当局重新抛光、打磨、树立为社会的新基石。 年轻人因为他们所谓的物质主义而遭到猛烈抨击，但它（物质主义）却又是他们的父母最为珍视的一套价值观，因为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安全感的一个持续来源，一直是钱。钱——至少对它的幻想——从没有抛弃他们。“中国人爱钱，”张博士生告诉我，“因为它没有历史。”在经历了中国向钱猛冲的强盗资本主义之后，老一代人的无限凄惨的，对怎样讨生活的非道德态度可能令他们的子女震惊。黄怒波，一位年已五十的诗人、攀岩者和地产开发商，是少数公开谈论这个之一，他在与中国《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说到了这个“遭到破坏的社会生态”。但黄这样的人罕见，且他有他自己的财富垫背；更多的父母关心的是，他们的子女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尽管移民梦想他们的子女成为医生、律师或教授，但在国内的中国人的野心，往往在别处。医生工资不高，工作累，不受欢迎——多亏了那个恶名罩住的、腐败横行的医疗系统。律师要与不断变化的司法系统的反复无常打交道。教授们拿着最低的收入，依靠外面的工作过活。中国父母的优先关注不是职业的位置或公共的成就，而是钱和安全感，而无论那工作涉及什么。 上海，旧的给新的让路。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张是一个经常参加高层外交和安全会议的年轻的学界直升机。（在我访谈过的人中，她是唯一一个要求使用化名的人，意识到她自己的谷歌敏感性。她说：“我母亲不能理解我做的事情，特别是因为它和‘津贴’不沾边。去年新年，我回家，我表哥也在那里。他是一名医药代表(pharmaceutical rep.)。意思就是说，他与医生合伙，卖假药或高价药给医院，瓜分利润。我妈不停滴说：‘哦，你为什么不跟你表哥一起干呢！他赚的钱多多啊！’她知道他的工作所涉及的事情，但她绝不会认为那是错的。” 中国的父母把钱大把地花在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上，但他们也把钱花在捷径上。大多数人，在他没能考进清华大学的时候，做不到相识的煤老板家庭所能做到的事情：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给他买个国籍，这样他就能以“外国学生”的身份上清华了，而他唯一的资格限定，不过是钱而已。（一般人做不到这点）但他们可以做张的母亲做的事情，每个学期都贿赂她的老师让她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这样她就不会埋没在别的五六十个学生里了。 在中国，基于成绩来打造职业依然是可能的，尽管这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把梯子抽走了。以艺术为例，只参加国家级的舞蹈比赛就要求至少两万或三万的元的最低支出（在一个城市居民人口平均收入在每月五百美元左右的国家，这笔钱约为三千到五千美元）。 “实际的优胜者是根据才能选出的。但你需要给评委钱来打点。这样，女孩们要么不得不依赖他们的老爸，要么，他们就不得不去找新的‘干爹’”，一个二十一岁大的舞者告诉我。在音乐领域，这个国家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曾是孕育伟大的摇篮，如今却需要学生花钱让主任开小班，价格为五千元（八百美元）每次。如果别的人都在玩阴的，那么，甚至最诚实的父母，在他的子女的未来面前，也别无选择，而一些人确实也为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感到后悔。韩素贞（音译，Han Suzhen），一名57岁的退休教师评论说：“我没有以适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培养他们。我教给他们已经灌输在我们身上的理念，一种纯真。但今天，每个人都在追逐我们被教导不要去重视的东西：我们被教导要回报社会，而今他们却被教导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两个极端。没有人谈论观念和自由了。” 就像对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来说那样，最具吸引力的（职业）前景，是官方的工作。在账面上，这些工作的工资很低，但在官场的广大的等级制度中，甚至一个不重要的工作，也会带来津贴和生活安全感的保障，即所谓的“铁饭碗”。（政府中的）一个中层职位就是勒索和牵线的许可证。张告诉我：“我表哥，那个药贩子，一直缠着我问。‘为什么不去当官？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我的生意合伙人我又一个当官的亲戚，我们就都能赚钱了。’” 巨型国企，如石油巨兽中石化或“四大银行”的工作，是第二好的东西。这些有国家做后台的工作也是体制内的，“体制内部的”，有与慷慨的报销账目相应的津贴，强大的社会安全感，以及，在适当的水平上的，常规的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也有了价格标签，无论是用现金还是关系——一个用来表示影响力、礼尚往来（你帮我我帮你）和裙带关系的中国日用语——来表示的价格标签。在这方面起步需要父母的支持。在十二月，一个省级国有企业中的一个初级水平的工作的候选人名单在网上曝光的时候，名单上还列出了每位候选人最有影响力的亲戚。 不是每个职位都是可以买的。李翔（音译，Li Xiang），一个二十五岁大的怪帅哥，正在经历成为中央政府官员之前的考试和面试过程。“但对我来说这困难重重因为我父母都为中央政府工作”，他说，“法律规定你不能和你的直系亲属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中央政府的用人体系要比地方政府或国企清楚的多；你不能靠买或影响力混进去。” 在我们享用四百元的牛排午餐的时候，他陈述了他跳槽的利弊。“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收入的锐减，从我现在工作的一万元到，也许，六千元，税后。前一两年是试用，只拿得到百分之七十。但分给官员的医院是最好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工作也安全。社保给力。我也很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为什么申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顾问职位。我父母被我气疯了！他们因为我去寻求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职位而骂我。” 和李一样，许多八零后——与他们贪婪的物质主义的名声相反——想帮助别人。志愿者的层次也比以往更高，尽管比在西方要低得多，而大学生活年轻的白领工人则是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主要成立者。但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慈善可能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生了病，家里很穷”，张，那个博士生说。“我想给他五百块帮助他，但在我等着和他见面的时候，我可以在脑海中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她告诉我，我是个傻瓜。每次我给别人钱，我都觉得我被骗了。”我采访的另一个人说：“如果我告诉我妈我给别人钱，她会骂我因为我甚至不能负担我自己的房租。” 不能赡养你上了年纪的父母可能给你带来牢狱之灾 而对父母——他们的梦想被历史挫败——来说，强迫他们的子女走上他们自己想走的路的诱惑甚至更强。在我第一次见到罗惊情(Luo Jingqing)，和她的自信与轻微的厌世感的时候，我设想，她比她的实际年龄，24岁更老。我们在新元素(Element Fresh)，一家在像她那样的年轻职业人那里很流行的，基于上海的高端连锁店里边用午餐边聊天。 “我的母亲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她告诉我。“她上了一所外语高校以避免被下派到农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的一项政策，来自城市的‘知青’被派去和农民一起生活。（不被外派的选择只有）那个或者参军。从那里，她得以使自己在大学重新开放的时候进入大学，接着，在毕业后她被分到日本使馆工作。后来，在27岁的时候，她在那里遇到了我父亲。他们结了婚因为他让她怀了孕，至少这是我爸爸的说法。现在他们离婚了。” “她总是告诉我我毁了她的生活”，罗继续道。“她告诉我别要小孩，因为他们会把一切弄糟。她告诉我怀孕毁了她的职业而她的生活在那里停步，和她最终以捆在我父亲那里而告终是我的错。从我能记事起，她就这么说了。这难道不荒谬么？”她小了，就像人们有时在告诉你很久以前的恐怖之后会做的那样。“但是，实际上，她只是想让我成为她，那个她不能成为的人。她想成为博士，所以她真的想让我成为一个博士。我记得我对她喊，‘我不是你想我成为的那个人，我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人。’” 但试图抵抗父母的指令是艰难的。讽刺的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国所有的混乱的岁月后幸存下来的，一贯的观念，却是子女对父母的极度的欠付，这在儒家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并在一千个寓言和虔敬的故事中回响。“孝顺是所有德性之源（百善孝为先）”，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爱你的父母所爱的，尊重他们所尊重的”，另一则谚语这么说。这给女儿带来了特别的负担。儒家民族主义组织在1935年发布的一本到的手册教导说，“女子出生便是不孝和伦理上的债务。所以，她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清除这项债务。” 没有一种文化会尊重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的毒牙，但在现代西方，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会因为回老家给他的母亲洗脚而上报纸的头条，或学童被迫跪下感谢他们的父母。甚至法律也支持这代人的忠诚；不能赡养你年老的父母将给你带来牢狱之灾，尽管这个，和大多数中国的法律——它们不会直接给政府带来好处——一样，很少得到执行。甚至还有人尝试使探望年老的父母成为一项强制的义务。 这些儒家的理念从来都与现实不符。中国也有关于子女不孝的习语，如对一个“忽视他的父母然后给他们一个厚葬”的伪君子的描述。而确实，老人也经常遭到遗弃和忽视。隔壁，在具有世上最漫长的、未被打破的儒家文化的，繁荣的韩国，老人也经常更穷，更容易持续工作，并比已经倾向于自杀的韩国青年更可能（可能性是前者的四倍）自杀。中国老人的自杀率仅低于韩国，并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但在韩国和在中国，对父母的不顺从，在理论上都被认为是所有可能的罪过里最严重的。 麻将。2012年，上海。相片：Bruno Barbey/Magnum 父母对子女的权威经常为棍棒所强化。对小孩的一句标准的咒骂是“我要打死你！”蔡美儿(Amy Chua)2011年出版的臭名昭著的《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提出的，“虎妈”的概念可能已经在西方引起了惊慌。但作为回应，大部分中国媒体却在表扬“狼爸”萧百佑，一个广东生意人，他写过一本书，原名叫《把他们打进北大》(Beat Them into Peking University, 2011)，在这本书中他的异地吹嘘他强加在他第四个儿子身上的，极权主义式的施虐环境，包括因为随意的冒犯而毒打他们，和不让他们交朋友、玩乐。在北京的一家法国餐馆里，张，那架博士直升机，向我展示了她的小腿，透过她的长袜，可以看到上面有白色的长痕。“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棍子打我”，她说。 人口结构加剧了家庭压力。过去，父母期望的负担分担在多个兄弟姐妹身上。今天，计划生育政策把八零后一代留在一个突然翻转的金字塔的底部。这对稍微赋予的城市中产阶级打击最大。在农村，计生政策足够宽松，大多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有一两个孩子，而富人则有能力负担再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带来的罚款，尽管有时生育间隔时间较长。但在年轻的白领工人那里，每对夫妇都得负担两边年老的父母，再加上活的够长尚还健在的祖父母。而社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靠，这样，父母在老年时只能从他们的子女那里寻找安全感。 不奇怪，这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购置房产。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房，但他们在年轻时就买了房——在二十七岁中间。建造中国新居的农民工永远住不上他们自己盖的房，但我认识的北京大多数二十岁左右的白领工人都有自己的房，这通常要花一百万到两百万人民币，而他们的收入大约在每月五千至一万元之间。 “我宁坐宝马哭不坐单车笑” （购房的）钱来自父母，他们经常倾尽他们的全部积蓄，再加上从朋友、其他亲戚、有时甚至是非法的银行，来在首都为他们的子女买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这时股市暴跌而房市依然火爆——（购房）资金投入的过程也相应见涨。房屋所有权的执念，两代人都紧抓不放：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在没有一方家庭为新人提供新房的情况下，结婚是不可能的。 “看看这些”，一位朋友在我们走进一家书店的时候，指着满是给年轻人提建议的书架对我说。“所有这些说的都是一回事；在二十七岁之前结婚、买房，安定下来，生孩子。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为了让我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设下的圈套。”陈晨晨，我的一个机灵的记者同事，则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我们变得越来越接近于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被财产绑在一起，结果我们也变得更加保守。首先，我认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接着，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父母是对的，铁饭碗是金科玉律。2008年我还在抵抗父母叫我在北京买房的压力当时她24岁但2010年我屈服了，我很高兴我及时买了房。现在我们知道，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刘俊成（音译，Liu Juncheng），现年六十岁的退休出租车司机，也响应这种转向感。“看起来我的孩子们，和我们一样，对社会抱有太多的希望，但他们的观点因为社会而变得很快；他们迷失了。” 但父母的期望也可能进一步磨损关系。“我有个和我一样大的朋友”，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她父母刚给她的房子付了首付。但她母亲从十一月起就和她住在一起了，她还想一直住下去。那是个一居室的楼房。”给他们的子女买房对父母来说不仅是一项投资，也是一个保障，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保障他们年老时能在他们子女的房子里生活。这曾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因为大家庭和社区家庭而变得松弛的社会规范，但随着空巢老人数目的增长，与他们的子女的财产的财务关系，（在这方面）提供了额外的筹码。 房也是约会游戏不能解脱的一部分，特别是人到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对中产阶级来说，如果新人还没有房子，那么，新郎的父母就得给他们提供一套房。和许多租户一样，我不止一次地在我的房东的儿子确定婚礼日期后租不到房。“我们说男孩是‘中国建设银行’，因为你得给他们盖房，而女孩是‘中国工商银行’，因为你们可以卖掉她们”，我的朋友闵(音译，Min)评论道。 媒体经常以2010年的马诺——一个相亲节目上的常客——为例，探索年轻人的爱情的商业化了的本质；在被一个失业的竞争者问到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骑单车，坐他自行车的后座的时候，她回答说：“我宁坐宝马哭，不做单车笑。”确实，相亲网站和牛逼哄哄的博客上那些得意洋洋的拜金女的金光闪闪的快照着实让人厌烦。但父母给媒人设定的标准，或广告标版——其中一些在周末扛着这些标版在公园里晃悠，为他们未婚的子女寻找适合的伴侣——确实只是以工资、车和房为中心的。 另一位朋友，她用的英文名是萨莉，她的恋爱经历展示了今天约会舞台的商业与阶级现实。和中国的许多故事一样，她的故事听起来也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寓言，只不过没有如今被解放了的女性加入共*产*党这个幸福的结局。在大学，萨莉和一个身为学生代表以及，极不寻常地，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者的农村男孩约会。“他是如此地诚实”，她沮丧地告诉我。“他甚至不会从学生会办公室拿铅笔来给自己用。” 但他并不符合萨莉和她的父母预期的标准。她想要一个能给她买她渴望的电话和手包的男盆友，而她的父母则想要一个来自富有或人脉深远的家庭，能够在大学毕业后步入有保障的职业生涯的人。她不久后就甩了他，在一个她母亲雇佣的探子的帮助下，在校园里钓到了一个富有的男孩。 然而，这段新关系开始几年后，她发现地位反转了。在被引见她的男朋友的父母后，他带来的消息是残忍的。“我不能娶你”，他坦率地告诉她。“我父母希望我娶一个和我一个阶级的女孩。”但是，他向她保证，他很高兴让她做他的情人，而他家财数百万贯的父亲也同意拿出一些钱来养她。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这笔交易是说得过去的。但除安全感和舒适外，萨莉也想要点浪漫——至少是浪漫的幻觉——而不是赤裸裸的商业交易。所以她断了这段关系，又开始寻找。“但我会说实话”，她无限凄惨地说，“我母亲告诉我：‘不要觉得你还能钓到那样的男孩，因为你已经不是处女了。’我在没有拿到可能的最好条件的情况下就卖了自己。” 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在一个富有野心的位置。计划生育和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引起的性别不平等——这使得在一些地区，男女比例高达120比100——对她们有利。但她们也面临在27岁——一个老一辈严格执行的，任意固定的目标——时被打上“剩女”标签的障碍。 甚至全国妇联，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官员负责的，理应是女性主义的组织，也在它的网站上发表了警告人们注意未婚女性的社会危险和二十八岁单身人士面临的可怕命运的文章。“我母亲一直打电话给我提醒我我只有两年时间来找对象了”，一位疲惫的，二十五岁的朋友评论说。“当然，她想让我在她不停给我安排的那些无聊的卢瑟中选一个。” 只要苦苦寻求的结婚戒指一到位，父母的压力就转向了生孙子。这次中国新年期间，一个犬儒得惊人的流程图四处流传，它展示了亲戚们对假期回家的年轻人提出的要求和批评的炮火。如果你单身，那你为什么不约会？如果你在约会，那为什么你不结婚？如果你结了婚，那为什么你不生小孩？如果你有小孩，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给我们表演表演？然而，在孩子降生的时候，姻亲又来了，在父母、孩子、祖父母挤进一居室的住房时又带来甚至更多的摩擦。 中国人对婚姻的预期经常被媒体描述为“传统的”，但它们是后毛主义时期对安全感的追求和西方商业浪漫的陷阱——钻戒、白婚纱——的古怪的混合。回应社会和父母把物质的关注放在第一位的刺激，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裸婚”，意思是，纯粹为爱而结婚，不买房、不买戒指、不办婚礼不买车。这个观念许诺了浪漫，但（人们对此的）意见肯定是混杂的，甚至年轻人也一样（不都赞成这一观念）。2010年搜狐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女性反对这一观念，把它看作男人规避他们的责任的一种方法。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年轻男性支持这一观念。 “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完全避开习俗需要相当的勇气。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看不到任何搞约会游戏的必要，相反，她和一个有些贫困的，三十多岁的外国人一起生活。“我母亲已经不再为此而难为我了，但我知道，她倒宁愿我去找一个有房有车的普通中国人。我父亲说还好因为我男朋友是英国人，不是老美或小日本。但我见证了他们整个不幸的婚姻，所以，我对男人很悲观。我放弃了一切组建家庭的抱负。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幸福。我甚至不能给自己幸福。但我不想又不得不去考虑留给下一代人多少套房。” 然而，尽管八零后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苦涩——无论是在职业、房子还是婚姻上——但有趣的是，他们和他们的祖父母之间的距离，却要小得多。“我祖母把我想当一名记者的抱负当回事”，林没脸说，“她是第一个教我英语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和她的共同之处比和我母亲要多得多。” 林继续说：“我祖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大，当时中国和世界近得多，所以她理解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不仅是因为通常的对祖父母的爱慕。在中国关闭它的大门之前的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和潜力，在代际之间假期了桥梁，但祖父母乐于谈论他们的过去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张告诉我她的祖父是如何因为受迫害而发疯，而留下她的祖母一人独自抚养四个儿女。“我祖母是一个工厂老板”，罗，那个年轻的职业女性说，“所以她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这很滑稽，因为实际上我祖父才是地主的孩子。他（小时候）骑着仆人的脖子去上学。他在军队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军官，但在群众来要我祖母的时候，他倒和他们连成一片了。接着他们把她拉走，在‘牛棚’临时监狱里锁了她几年。” “所以你母亲在她五六岁的时候看到她自己的母亲被拉走，并被她丈夫背叛？”我问道。 “我想是这样。我祖母就这样消失了几年。当时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姐姐的照顾他们全部。她才十四岁。” 这则信息并非来自罗的母亲，她，和大多数她那代人一样，对她自己在儿时所受的苦难保持沉默。在文革期间，有知识分子或地主的血统意味着在学校要遭到迫害、随意的毒打、更少的供给配额，和被拦在一切机会之外。出卖自己的父母不像在苏联那样被推崇——苏联尊崇殉难的学童巴夫里克‧莫洛佐夫，据说，1932年，他因为告发他自己的父亲而被他的家人杀害。但这样的事情确有发生。我的一个中国熟人，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他曾经描述过不得不杀死他自己的兄弟来阻止他告发他们的父母窝藏禁书的事情。即便其他人也可能告发他们，但子女必须表示谴责——“即便她生下我是我的母亲，她也是反革命分子并且是我的敌人”。成百万上千万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母被骚扰、羞辱、毒打、监禁或杀害。 李，那个抱负不凡的官员，和他父母的关系比我访谈过的其他人更近也更健康，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努力去理解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他们在斗争。他们努力成为我以后可能尊敬的人。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只是工人，所以她努力进入大学。而我的祖母则不认为她配得上我的父亲。她真的从阶级的角度来思考，即便她改了名，搬到北方去逃避文革的迫害。她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而她的整个家族都在上海。在她回去试图寻找他们的时候，她却找不到一丝痕迹，一切都没了：父母、兄弟、姐妹、侄儿侄女。” 关于父母的虐待，我听说过的最糟糕的故事来自一位要求隐去她的名字的年轻女性。我将称之为丽丽。聪明、成功、美丽——然而这一切却是脆弱的——的丽丽与她母亲的关系，一直是母亲的污蔑和冒犯——她被骂丑陋、懒惰、愚蠢——这，在她二十四岁时的一次事件中达到顶点。丽丽收到一封来自她母亲的长信，这封信告诉她，她是被收养的，她的种种缺陷证明她不是她母亲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她母亲一直不能爱她，也绝不会爱她的原因。丽丽哭着打电话给她父亲，想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告诉她。“你在说什么？”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啊。” 最后，丽丽的母亲含糊地承认那封信是骗人的，是在一时发作的仇恨和悲哀中捏造的。但怀疑的种子还在。她真实的父母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丽丽认为，是她的卷发。它来自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出生，母亲是一个与一名来中国寻找机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短暂有染的寡妇的母亲。 “这么说你母亲是在一场对一切外国的东西的政治迫害期间中，以外国杂种和私生子的身份长大的”，我说。“我不能想象那对她来说得有多艰难。” “也许吧”，丽丽说。“我们从来不谈这个。” 猜你喜欢 洪民生和他的春晚 盛世一景 2-16 抑郁症女孩赛娜 “90后”农民工群像 61398 is spying on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