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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资讯]张博树新书《我与中国社科院》在香港出版

作者:佚名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5月13日香港讯】在“六四”21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于一个多月前被中国社科院当局驱除的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学者、知名宪政学家张博树,其撰著的《我与中国社科院——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抗争史的一段公案》本周末在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田园书屋发行推出上市。张博树系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现任理事会候补理事、自由写作委员会委员,该书作为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8辑《张博树文集》第4册出版。

1989年“六四” 期间张博树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他在学潮高峰期领衔起草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抵制腐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引起重大反响,埋下20年来在中国社科院被视为“异类”的“祸根”。1991年张博树获中国社科院博士后在哲学所任研究人员。1993年,他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批判思潮与建设意识之我见》,文涉“六四”敏感主题,由此开始受到社科院当局的打压和排挤;一路走来,张坚持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立场,坚持捍卫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精神原则,在中国宪政转型研究和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等原创学术领域建树甚丰;自他的重要著述《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可行性报告》、《从五四到六四》、《解构与建设》等出版幷在互联网广为传播后,中国社科院当局加紧对他在生存权、工作权等方面的迫害,直至去年12月被“限期三个月调离”,今年3月被驱除出社科院。《我与中国社科院——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抗争史的一段公案》一书实录的正是作为独立学者、公民思想家的张博树与作为官方御用机构的中国社科院长达20年的博弈史,更是一部难得、罕见的“六四”21年以来知识界良心抗争的个人史。

曾任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以“批毛”巨着《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而闻名的知名传记作家辛子陵对张博树作出高度评价,幷严斥中国社科院当局的猥琐行径:“张博树是一个学识渊博、思想深刻、卓尔不群的中年学者。在宪政学界的地位,他可以与在经济学界长期被视为异类,受批判、受打压甚至收监入狱,后来又受尊敬、受推崇成为知识份子楷模的顾准、孙冶方相伯仲,他可能成为中国的孟德斯鸠。培养这样一个人才不容易,毁灭这样一个人才易如反掌。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是海纳百川的学术殿堂,不应该是唯我独尊、自私偏狭的官僚衙门。处理张博树,陈奎元院长躲在幕后,让哲学所出面,哲学所正所长还不出来,叫两个副所长出来跳加官,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心虚胆怯。……在社会科学院,最应该被开除的是陈奎元同志,希望您自觉地引咎辞职。”

以编纂“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著述《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而知名的北京学者丁东则称誉张博树“是一位颇有思想家气质的中年学者,本身的经历在当今中国就富于传奇色彩。……近几年,张博树的力作《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陆续问世,回答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思维的缜密、逻辑的坚实、文字的干净、史实的清晰、说理的透彻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张博树新着《我与中国社科院》一书由浦前编,既具有论战性、时事性,同时又具有文献性、史料性,该书分为“正编”、“副编”、“另册” 三个部分:“正编”部分,是“公案”肇因及“公案”发生的前前后后,张博树的多篇重要文章及相关资料文献,历时性地、全景性地客观呈示了这一场自由与专制、良心与强权的博弈史、抗争史。“副编”部分,辑入“公案”发生前后,知识界、传媒界及互联网世界对张博树其人、其事、其著的诸多评说与报道,作者中近有张博树在中国社科院相知、相惜的同事、同行,远及互联网上网民路见不平、仗义声援的佚名之侠士。中国社科院的两份文档被编者不客气地打入了“另册”。读者从其中一份严重违宪的“红头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决定》,可窥“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其内质的可怖与可悲之一斑。

张博树目前应台湾东吴大学之邀,正在该校政治学系讲学。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与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将于5月20日在台北联合举办“张博树《我与中国社科院》新书发布暨两岸精神创造、知识生产者的学术自由座谈会”。包括黄默、周渝、丘延亮、徐斯俭、吴介民等在内的多位台湾的重要学者、知识分子将出席与谈。两岸处在社会转型的不同位阶与面向,却都面临关涉精神创造、知识生产者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践行的重要议题,张博树的新书、张博树的“公案”是一个继续提起争议、鼓励争议的引子,有助于两岸建制内外及社会各界,在汇入现代宪政文明潮流的大趋势中,普世价值认知差异的弥合,及共识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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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草集: [禁书资讯]《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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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理由——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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