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网友 秋风渭水： 这篇文章是一位同事发来要我帮忙修改的， 貌似是他的某位熟人的评优材料。 妙处就在于这篇材料洋洋洒洒数千字，把自己的功劳吹的盖世无双， 但你从字里行间找不到他究竟做了什么实事， 的确是体现了天朝官样文章的最高水平。 创先争优   重在落实 ——＃＃＃同志评优材料 ＃＃＃，女，汉族， 生于 1975 年 11 月， 1997 年 12 月参加工作， 199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 年 10 月至今任安岳县团结乡党委副书记。从事党务工作六年多来，始终坚持做到思想上积极进取，工作上求真务实，生活上从严要求，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尽心尽职，工作成效显著，并于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连续三年被县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一、注重学习，提高素质。 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深刻认识到必须具备优良的政治修养，优秀的业务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水平，才能适应新时期党务工作的更高要求，因此十分注重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坚持把学习摆在首要位置，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和岗位锻炼的机会，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每天工作之余，坚持阅读各类报刊杂志，学习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及时了解掌握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以适应新时期党务工作的需要。 ＃＃＃多次参加党校的业务培训，尤其是 2006 年 10 月任乡党委副书记后，作为一名党务干部，面对更高的职务和更重的责任，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办事能力，并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在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磨砺自己、提高自己。 二、廉洁自律，树好形象。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坚持“三做到”：一是做到襟怀坦白，保持心灵上的廉洁。自觉做到心底无私，淡薄名利，光明磊落，团结同事，始终保持心灵上的纯洁。二是做到勤奋工作，保持工作上的廉洁。自觉抵制消极思想的诱惑，从不利用职权、职务之便，吃、拿、卡、要，做到不贪、不占、不奢求、不与他人攀比，做到既勤政又廉洁。三是做到严于律己，保持生活上的廉洁。做到耐得住艰苦、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从不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工作多年来，＃＃＃思想上甘于奉献，视苦为乐，淡薄名利，工作上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任劳任怨，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严守党纪国法，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同时，按照责任制分工要求，以身作则，管好自己分管的单位和部门，严格执行好廉洁自律规定，有力地杜绝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发生。 三、勤奋工作，成效显著。 作为党务干部，树立强烈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质量观念，＃＃＃以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党务工作中，树立“三员”意识，即既要做党建工作的指挥员，更要做战斗员和服务员；积极实行“三服务”，即为领导服务，为组织服务，为党员服务；努力做到“三实”，即工作务实、作风扎实、业绩真实。按照“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总体要求，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 抓好党建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乡经济的发展、各项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 1 、抓好创先争优促发展。 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做到软件齐、措施力、效果好。着眼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着眼于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于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于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把活动与促进农村工作、发展农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使创先争优活动成为干部党员发挥好各自作用的有力阵地，成为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成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效方式，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在这一活动中深得实惠。 通过活动的开展，全乡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明显增强；广大基层干部的作风明显转变，形象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力发展思路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农民增收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解决，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灾后重建全面完成，新农村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消除了农村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化解了大批矛盾纠纷。我乡创先争优活动经验被巴州党建网采用。 　 　 2 、抓班子建设促团结。 大力发扬团结协作、高效务实的优良作风，抓好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坚决维护班子的团结和统一。作为副书记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严格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抓大事、议大事、民主管理、科学决策，涉及人事、重大经济建设问题时，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提高了决策水平，减少了决策的盲目性，从而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多年来班子内从未出现过因不团结而影响工作的现象。 3 、抓制度建设促转变。 　　为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从抓制度建设入手，进一步规范了各支部的三会一课、民主议事、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等制度，建立了党务、政务公开。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提高了办事效率。 　 　 4 、抓创建工作争先进。 积极抓好“五好”乡镇党委和“五好”村党支部的创建工作。以班子强、队伍精、纪律严、作风实为目标，把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作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来抓。 一是加强班子的自身建设。按照“领导当楷模，机关做表率，基层树形象”的要求，以身作则，带头勤政廉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班子内部的团结统一，为机关树立了良好形象。坚持挂包联系群众制度，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提高决策和执政水平，强化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在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树立了新形象。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 6 年中有二次对村“两委”班子进行了顺利换届，从无因换届工作造成不稳定，确保了各村班子品德优良、作风过硬、工作责任心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严把党员的“入口关”，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注重把素质高、品德好、思想上进的群众吸纳到党组织中来，并对他们进行统一教育培训，及时为党组织补充新鲜血液，不断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六年共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389 人，发展新党员 54 名。 三是现代远程教育。已建成现代远程教育基地 9 个。截至目前各基地运作正常，效果良好。   在多年的工作中，＃＃＃同志在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她凭借客观公道的处事原则、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满腔热情的工作态度，展现出淡薄名利的高贵品质，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境界，既深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好评，更得到了上级组织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六年之久的工作实践充分证明，＃＃＃同志是一个“党性强、作风正、工作出色”的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1 年 5 月 3 日

再过几天，蒙受一年半冤狱的律师李庄，就要重获自由了，这对司法界和律师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而对野心勃勃的薄熙来而言，则是终点，他的政治生涯应当走到了尽头，如同面临万丈悬崖，只需李庄劲手一推，那些枉法追诉，刑讯逼供的真相尽露，他便落进了万众唾弃的深渊。因此，李庄到了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依我对薄熙来多年的观察，他不会就撤诉的结局认输，近期高调提升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则表明面对中南海高层与律师界的互动造成的失利，薄熙来怀恨在心，首先要在人事任命上扳回一局，然后，预想和策划了下一步方案：不能堂而皇之地继续判李庄坐牢，就设下新的貌似温柔的陷阱，让李庄出丑或死于非命。 显然，王立军已经死心踏地与薄熙来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不仅是因为上个世纪末，薄熙来使其从民众的被告席上解脱，助其斗垮了铁岭任民警时他拜的干爹王立洲，又帮他在大连东北财大搞到了文凭。 而且，重庆打黑一系列刑讯逼供事实的败露，包括龚钢模和樊奇杭等案件的真相，都将牵扯到王立军，所以，他知道该怎样对付出狱的李律师。而副市长的大权又使其左右逢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第一，他早已在狱中的囚室里，为李庄准备了众多的“眼线”，这些为了立功减刑的“间谍”和“特务”，把李律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及时报告，薄熙来掌控了他的一切想法，他们有可能在李庄接触的食品里下毒。 这种现代化科技含量极高的物品，不会使人即刻死亡，但会杀死脑神经等，助其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倒毙，如果重见天日时的李庄，令人失望，不必奇怪，薄熙来为了保住权力，会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李庄不要吃任何不明来源的食品，也不要接受他人赠送的饮料，尽可能放平心态，对他人的问话，不予应答。 第二，关押过久的人，对监狱里肮脏的环境深恶痛绝，出狱后第一件事是洗澡，这就难免落入圈套，重庆备有五十万个摄像头，可能桑拿浴，洗浴中心的包房里，也比比皆是，那里面重庆的美女风情万种，柔情似水，但正是薄熙来，王立军精选的“肉弹”，而刚出狱的男性，压抑已久的性欲，会像火山一样喷发燃烧。 于是，这个葬身火海的陷阱之罪，名字不是“嫖娼”，就是“强奸”，前者可以劳教三年，后者可以判刑七年，这些结果都是薄熙来及其死党所梦寐以求的结局，因此，李庄必须由太太亲自迎接，洗浴也由家人陪同或保护，以免他人乘虚而入，栽赃陷害。 第三，电话手机的持有者如果不得罪人，当然使用起来很方便，但对于和政府官员结怨的人来说，它是“死穴”，卫星定位技术可以使警员，跟随电波信号而手到擒来，所以，李庄家人迎其出狱时，可能从北京一出发就已经在重庆警方的视线中，他们会在一切可能方便的地方，精心设计埋伏，制造突发事件，比如，酒筵，殴斗，车祸，飞石，各种假的自然灾害，等等，将李庄杀掉。 所以，不论是出狱前，对李庄的亲友，还是出狱后，对他自己来说，都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用手机，或在上高速公路前卸下手机电池，以免为敌人指引方向。 第四，出狱前，重庆警方可能要和李庄讲条件，他必须明白，既不要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也不可做任何承诺，薄熙来是一个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在大连十几年间曾把有恩于己的政敌高姿，曹伯纯，闻世震，于学祥，等人整得好惨，干尽了恩将仇报，徇私枉法的坏事。 所以，必须意志坚定，态度鲜明，不可留下任何文字的把柄，同时，获释后也不要保持沉默，必须立即高调讲出事实真相，声音越大越安全，声音越低越危险，但要注意策略，不可不听贺卫方，陈有西等人的奉劝，一意孤行，自以为是。 第五，薄熙来胸有权谋，心毒手辣，而且，忍耐精神堪称一流，他也可能表面上装作满不在乎，任其所为，让李庄进入生意场赚钱后，好了伤疤忘了疼，待他十八大上位之后，再利用权势，猛然出击复仇，如同他在大连整肃原甘井子区委书记班某和原《大连日报》记者周某那样。 因此，失去律师执照的李庄，应暂时远离重庆一段时间，在北京或广东找工作，因为前者是皇城脚下，官员内斗有利于他转危为安，后者是共青团派的天下，可成为新的生意或事业战场。 总之，经过这次牢狱之灾，如果李庄还像以前那样，仅仅把律师当成一件养家糊口的工作，并且认为财富可以确保平安，尊严和幸福，那末，他就辜负了陈有西的“陪练”，贺卫方的呐喊，杨金柱的“突围”和张思之，江平的叹息，他应当明白，律师们与薄熙来的决战，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兔死狐悲的燥动，它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生死较量。 虽然，我们对温家宝怀有复杂的感情，既有报怨，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批判，但他没有公报私仇的问题，如果薄熙来当上了总理，他将把所有不认同的人都诬陷为罪犯，整个中国将倒退文革时代，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数以千万计的对立派官员，老板和知识份子，或被监禁，或被流放，或被没收财产，将死无葬身之地，以前，他在大连和重庆所做的一切就是证明。 也许，这样的一项事业将是李庄余生奋斗的目标：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李庄应当知道，数以千计的与其认识或素不相识的人，之所以不畏权贵，不辞辛苦，为其遭遇愤慨而疾呼，就是为了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薄熙来能够一个指令使许多人坐牢，这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专制制度滋生的最大的腐败，因此，他应当重新深入调查，无情揭露重庆当局刑讯逼供，所谓的打黑“政绩”，他应当重温《陈有西在上海律师协会的演讲： 李庄案的前前后后》的录音，也要反复观看北京朱明勇律师公布的“重庆打黑第一案”主要被告之一樊奇杭被残酷刑讯逼供的多媒体视频，以及重庆两审法院判处死刑的被告樊奇杭，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亲笔信的扫描版《我的生命谁做主──来自监狱的血书》。 同时，还要细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于去年8月2日发表的《依法治国──中央应派调查组调查重庆刑讯逼供的情况》一文，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贺卫方以《我陪你，兄弟》为题的声援信，以及朱明勇律师于8月22日下午，联合北京律师、学者愤然集聚五道口举行的“重庆打黑专题研讨会”。 参加者有秋风、杨金柱、邓文初、周泽、王工、凌沧洲、滕彪、许志永、北风、李和平、唐吉田、江天勇、黎雄兵、李方平、何杨、金光鸿、丁锡奎、黄秀丽、文涛、温海波等四十多人。李庄应当补上这一课，认真听取每个人的意见，特别是律师朱明勇在会上集中介绍的重庆“唱红打黑”中残酷的刑讯逼供内幕。 在这个基础上，李庄应当重新酝酿风暴，再次发出共同联署的公开信──《敦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对重庆打黑运动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依法调查的公开信》，不单要就自己的案件申冤，而且，必须督促有关方面，对重庆政法部门在“打黑”的名义下，涉嫌滥施酷刑，伤及无辜，践踏程序，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尤其是刑讯逼供情况，进行调查。 在我看来，上述的行动才是人民对李庄的殷切期待！然而，在目前的政治高压下，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唯其如此，考验李庄的时候到了，过去是人民为你而哭，现在应是你为人民而战！ 2011年6月2日于多伦多北约克图书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作者：徐柯建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1 22:41:10 阅读量：586次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4b97b0100rhd9.html ，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mlh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mlh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

摘要: “我们始终坚信：凡是发生在“六 四”事件中的一切，都刻印在人们的心里。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无法忘怀“六四”，无法忘怀“六四”中那些被中国军队枪杀、碾死的男男女女。“六四”惨案 不会被遗忘，尽管它在国人中“被淡化”、“被屏蔽”，但它在人们心里依然存在着，永远永远地存在着。它已融入了不可磨灭的歷史。” 天安门母亲: 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 ——”六四”惨案二十二周年祭 (首发于 参与网2011年5月31日 ) 今年正当北非、中东民众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迎来了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2周年纪念日。我们作为这场运动的死难者亲属，回顾当年那旷世劫难的惨烈后果，至今历历在目，不忍其痛。 我们始终坚信：凡是发生在“六 四”事件中的一切，都刻印在人们的心里。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无法忘怀“六四”，无法忘怀“六四”中那些被中国军队枪杀、碾死的男男女女。“六四”惨案 不会被遗忘，尽管它在国人中“被淡化”、“被屏蔽”，但它在人们心里依然存在着，永远永远地存在着。它已融入了不可磨灭的歷史。 回想起1989年6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中国军队在夜幕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一路扫射、追杀，所经之处，学生和市民死伤惨重。当示威学生于4日凌晨列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时，军队又开动坦克从身后追赶、碾压，致使十多名学生当场丧生或碾成重伤。直至6月6日，政府仍未停止军事行动，这一天仅在复兴门外大街一带就被打死三人、打伤三人，受伤者年龄最小的仅13岁。整个北京城，在刹那间，天，坍塌了；地，下陷了。到处是哀嚎，到处是抽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个个英俊的身躯，顷刻间化为尘土，从他（她）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了整整二十二年时间，记录下了203位“六四”死难者，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找到，或者尚不知道他们家属的信息。 在我们已知的203位死难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议军队实施暴行时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击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楼的家中被戒严部队的乱枪杀死的；有一些是在现场拍摄照片时被射杀的……。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难者之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运动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有名有姓，有性别，有年龄，有工作单位，有职业；其中凡学生者都有家庭所在地，有所在学校、年级。他们死得惨烈，死得悲壮！每每想起他们，不禁黯然神伤。 让我们——你们未亡的父母、你们的丈夫和妻子、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为你们哭泣、哀悼吧！让今天的一些中年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你们默哀、致敬吧！ 古语云：“天作孽，不可违；人作孽，不可逭”。“六四”血案，决不是随意行为，而是有事件的最高决策者，有事件的直接执行者。现在，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没有死。他们作下的孽，不能逃避法律的追究。作为这笔旷古巨债的债权人，我们谁都明白“欠债要还，天经地义”这条不移的铁律。 二 十多年来，我们为了死者受损害的名誉，为了安抚他们至今未能安息的灵魂，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难抗争。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死 者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做出认真负责的交代。我们还特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难属们的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 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但是，我们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可是，今年2月下旬“两代会”召开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交换意见。紧接着4月初他们又找该户难属谈了一次。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 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十六年来一再提出与政府对话的诉求，政府当局始终不予理睬。今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次。然而，这份迟到的回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想用钱来了结“六四”，而且只想通过私下来了结，那么，这样做究竟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到了2006年，我们又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一项补充决议，这就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 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 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政府有关部门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实施纯粹人道性质的救助……等等六个问题。这个补充决议不是没有原则底线的。其底线就 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两条没商量。 我们要求与政府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凡 事总是开头难。为体现政府方面的诚意，它应该派出或委托负责任的相关部门来谈，而不是指派平日里监控、跟踪我们的公安、国保来谈，这样做“名不正、言不 顺”，徒费心力。为体现对话的广泛性，我们希望不是个别交谈，而是政府多找一些难属来谈，不是一个，不是二个，而是三个、四个甚至与难属组成的对话团来 谈。我们希望不是私下沟通，而是公开对话，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谈，有什么问题都放在桌面上，不掩盖事实，不掩饰分歧，力求对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 并不幻想“六四”问题的解决一步到位，要谈，就踏踏实实地谈，谈一项，落实一项，最终达成一个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结论。 今 年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很多国家爆发了争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把这些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统统说成是“动乱”，绝口不提要求“自由”、“民 主”。为什么？这是出于恐惧。他们惧怕中东、北非的事态蔓延到中国大陆，担心在国内勾起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由此，他们收紧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镇 压，以致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来，更倒退到“六四”以来最糟糕的状态。中国出现了“六四”以来最强硬的时期，全国上下变得鸦雀无声。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现了公安部门与个别“六四”难属的私下沟通、对话，这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7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共23人） 2011.5.31 于北京

（本文为“第二届儒家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录音整理稿，未经秦晖审核。此次会议由广东信孚研究院、《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举办，2011年5月14日、15日上午召开于广州从化） 儒家兴起于中国从封建到帝制的大变革时代。对这场变革人们的态度不同，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很高兴。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后者的代表是法家。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决心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用王道抵制霸道、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但最终的结果，“秦制”战胜了“周制”，儒家彻底失败。儒家还是生存下来了，但却放弃了自己的诸多原则。 封建制能让人感受到“温情脉脉的面纱”，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封建制的确有一种道德美感，体现了一种伦理精神。但封建制不就是宪政、自由，这一点，我和秋风有很大的区别。在课堂上，有人曾说：中国人相信人性可以改造，所以相信伦理，西方人不相信，所以就鼓吹和迷信制度。我觉得，在伦理可以起作用的范围内，西方人同样相信伦理，而不相信制度。如果共同体小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伦理就可以起非常大的作用。就是西方人，也没人主张在家庭内部搞民主选举，也没有人要对父亲实行三权分立。如果共同体小到了一个熟人社会，小到了一个亲人社会，亲情本身就起了制约作用。也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封建制度有两个根本的制约因素。首先信息对称。人们祖祖辈辈都在一起，非常稳定的依附关系，自然就建立起信任，不会“人一走，茶就凉”。其次是重复博弈。没有人希望搞一个敌人在身边，或者做一锤子买卖。这是一种天然的权责对应，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父亲天然对子女负有责任，子女就因此承认他的父权。很大程度上，熟人社会中领主与他的附庸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自由的。秋风把封建说成自由，就相当于说农奴制是自由的，这有很大的问题。农奴制本质上就是封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中世纪封建制中，每一等级都可理解为恶封主和封臣的关系。诸侯是天子的农奴，卿大夫又是诸侯的农奴，士又是卿大夫的农奴。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保护和服从关系。上位者保护下位者，下位者服从上位者。秦制取代周朝封建制，建立了强权统治，人们不难体会到原来关系的“温情脉脉”。秦制的苛刻，在雍正的一个小故事中有所体现。有人上表拍雍正皇帝的马屁，表示皇恩浩荡，即使粉身碎骨不能报万一。雍正皇帝写了一句批语：“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当狗就行了，我对你好也罢，坏也罢，这不是你要考虑的，你就是狗。显然，这种严苛的关系在贵族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时代，亲人关系、熟人关系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儒家为了捍卫周制，建构了一套小共同体本位的伦理和政治概念。我有一种方法论原则：要理解一个东西，不要看它主张什么，而是要看它反对什么。孟子批判杨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反映出的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特征。是否愿意“拔一毛利天下”不是善恶的判断，不存在该不该“拔一毛利天下”的问题。问题是，这“一毛”谁有权利拔？按杨子的说法，我的“一毛”只有我才有权利。这是个人本位的。按墨子的说法，你的“一毛”要符合天下的利益，有利于天下，就该拔。孟子则说，我的“一毛”既不是属于天下的，也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父母的。赵岐解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不敢毁伤。“不敢毁伤”不是我不应该毁伤，而是我没有这个权力。这强调了一种家庭观念，表明儒家的小共同体概念，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天下。此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从国家，我就是要做孝子，就是不为国家打仗。“大义灭亲”的宏大叙事在儒家看来都是鬼话。儒家就是要“亲亲”高于“尊尊”。后来法家对儒家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 然而，封建制斗不过中央集权制，儒家后来惨败。不光是中国是这样，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尽管封建制在道德上给人以美感。但是西方中世纪在没有中央集权的帝制的情况下，虽然有查理大帝等强大的君主，出现了波兰、瑞典等强大的国家。瑞典和波兰都曾欺负过俄国，但是俄国一旦实现了中央集权，这两个国家都被它打得屁滚尿流。尽管俄国比波兰和瑞典都要野蛮得多，经济、文化也落后。但波兰和瑞典就是打不过俄国。讲的简单点，就是君子斗不过流氓。秦制战胜周制，说透了，也是这么回事。儒家当然对此耿耿于怀。他们后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刚才秋风说，董仲舒把秦制给驯服了，基本上是，秦制把儒家给驯服了。尽管董仲舒总是力图保留自己的一点东西，就是企图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吓唬皇上，保留一个所谓的“天命”。这个“天命”，君主是不懂的，只有“我”才懂。只有我才有对“天命”的解释权。可是，大家知道，这管什么用呢？搞思想史的人提出过一种说法，叫做“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指的就是从南北朝到隋唐这段时间内，谶纬之学的禁绝。讲得极端一点，正如王安石所讲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谁能制约得了君主啊？天明不在乎，天命由我说了算，讲什么谶纬之学，我就把它查封了。谁讲谶纬，我就杀了谁。历史上很多人都是这样被杀的。我们的皇上就是不理这一套的。你想制约他，就是不行的。所以后世的儒家一直有很深的这样的情结，包括后来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想维持儒家的“天命”解释权。比如说朱熹痛骂叔孙通，本质上就是在骂秦制对儒家的扭曲。人们通常认为，宋明理学中，朱熹比较强调约束，陆王比较强调放纵的。但朱熹讲的约束，主要是讲约束皇帝，心学讲的放纵，主要是讲放纵老百姓。但是，老实说，后来儒家的发展，讲约束就是讲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阳明心学中，讲放纵最多的是李贽。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讲约束皇上，讲得最极端的就是海瑞，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也知道。李贽和海瑞好像还都是回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背景。最后仍然是，讲约束就是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 只要制度不变，这种情况就变不了。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就是始自西学传入中国。西学传入中国，能够在中国人心中产生那么大的波澜，就是源于反法之儒。这些人正是“周秦之变”之后，对秦制非常不满，想复兴周制的这帮人。他们认为，中国从秦汉以后就不行了。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讲“商鞅变法”有多伟大。最早对西学有好感的人都是骂商鞅的，都是骂秦汉的，也都认为三代很伟大。老实说，我认为这就是普世价值。最近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老用自有、民主这些词，然后以此和西方争论：你的那个民主是假的，我这个民主才是真的。用他们的话语肯定是争论不过他们的，所以作者就主张，我们干脆就不用这套话语。我们就将仁义道德，不讲自由民主。你讲自由民主我就不跟你谈，只谈仁义道德。老实说，你谈仁义道德就谈不过人家。戊戌前后这些人，都是谈仁义道德，没有谈自由民主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这些人都是在讲：人家是仁义道德，我们自己就是不仁不义。就是当时的极端保守派也持类似观点。比如，参了郭嵩焘一本的刘锡鸿、把留美幼童搞黄了的陈兰斌等，他们私下都讲人家是仁义。刘锡鸿甚至还说，英国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老实说，对英国的这种评价，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都没有说过。他们还说过什么，英国是“仁爱兼治，圜海归心”。当然，他们说的是英国自己，没有说英国对我们是这样的。只是说，英国对他们国内是这样样子，反侵略他们自己并不含糊，他们也不是卖国贼。但是很明显，人家在国内就是做得比我们做得仁义。因此，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普世价值。讲仁义道德，人家比你仁义道德；讲自由民主，人家也比你自由民主。就是这么简单，你讲到天上，也不能把恶的讲成善的。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道德的力量。 老实说，那个时期就是一个抵制秦制的时期，只是后来发生了宏大的变化。这期间，日本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近代化是走出周制，并不是走出秦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多中国人介绍日本的时候，感想都是周秦之制，包括日本的废藩置县、独尊天皇，甚至包括日本人讲的自由。福泽谕吉讲的自由，就是讲从封建领土那里“自由”出来，效忠天皇。受日本的影响，后来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引西救儒”来走出秦制，相反地变成“引西排儒”来追求秦制。这样中国和西方接轨的资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把和“西儒的对立”搞得很厉害。当然，搞得最极端的还是五四前后的一批人，包括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后来的表现有着很深的根源。我们看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宋襄公论》，他在里面大骂仁义道德，称之为“蠢猪似的仁义”。另一篇是《商鞅南门徙木立信论》，把商君称为4000年来最伟大的学者。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欣赏商鞅，其实是欣赏商鞅最残酷的一个做法。商鞅主张不要救济流浪的穷人，救济穷人是养懒汉。不救济流浪的穷人，还要把他们抓起来劳改、劳教。毛泽东认为这是“孥贫怠以绝消耗”。毛泽东那时候对穷人有这样的见解，这可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个宗旨。中国就这样走进了“荆轲刺孔子”这样一个荒诞的时期。本来现代化应该走出秦制，但是所有的人都拿孔子开刀，尤其是到了80年代。如果说，五四的时候“荆轲刺孔子”还真是一个认识问题，到了80年代，“荆轲刺孔子”纯粹是一个形而下的考虑。你惹不起秦始皇，所以你才要刺孔子。你不敢讲现实，所以才要借着骂祖宗来讲。到了90年代事情终于走向了反面，其结果，不是“荆轲刺孔子”了，而是荆轲保守了。荆轲的保守不是表现在荆轲尊孔，而是表现在荆轲颂秦王。很多人，包括今天很多的儒，他们是在尊孔吗？不是。他们是在尊君上、法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