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

共识网 | 秦晓:凝聚改革共识 启动改革议程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危机压力与改革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新一轮改革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全面的制度改革。本文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其中也必然会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 我们先从一本书谈起。该书是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书的副题:“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命题,这个命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作者用15年的时间对近五百年来全球数十个不同国家出现的繁荣、稳定与贫困、动荡两个走向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它的根源。作者认为,产生这两个走向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自然禀赋)、文化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理念和认知,而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他将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前者为市场自由交易提供激励,为“破坏性创造”提供条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公平、公正;后者使市场交易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扼制创新,社会创造的财富流向权贵阶层。在一个特定时期“榨取性制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也符合权贵的利益,但由于其内生问题而不可持续。作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他认为这个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药方,旧制度下问题的积累也不一定自动导致转型的发生。转型是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相关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十字路口”(Juncture)的时机,所谓“十字路口”即是对旧制度的不满形成社会压力和改革的呼声,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发生在处于“十字路口”中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互动和选择。当然旧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新制度一定会到来,旧制度可能以新瓶旧酒的方式复归。   中国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不平坦的,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Juncture)。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外部因素的趋势性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日益显现,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思想基础,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二、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外部因素与内生问题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从“黄金的十年”跌入“衰退的十年”。中国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也难以独善其身,从2011年经济开始持续下滑。我认为,这个下滑有周波性的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它标志着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已到达了一个拐点。   拐点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支持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些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1、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均未能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2、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07年起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3、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占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以上四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从需求方面看,全球“再平衡”,包括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家庭的“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率”都将对外部需求形成制约。由此,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失去外部因素支持的同时,其内生问题也开始显现,这主要表现为:   1、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质量和效益问题主要反映在: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耗、材耗过高,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结构失衡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过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占GDP50%以上,而居民消费仅占35%),经常项目下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三大产业中农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占三产比例43%,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之间差距拉大。   2、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有形公共产品和法治、产权和专利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无形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以重化工产业结构为主的一次分配与以投资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民生开支”占财政支出仅32%、宏观税负高达35%)、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垄断、价格管制、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不仅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设租、寻租和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城镇化中征地、房地产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市场化改革进程停滞,法治建设不力、公共产品缺失。    三、新时期的挑战:速度与制度之争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学界存有争议。一些学者将争论聚焦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他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依然可以使中国保持长期的、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8%。我认为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它不是目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结构应保持均衡,高速度、低质量、结构失衡不能持续,相反,高质量、良好的结构则可以减轻速度的压力。经济增长受到环境、生态、资源的约束,以之为代价换取的高速度会恶化生存环境,透支未来,这显然不可取。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福祉,使之受益,分配不公、公正缺失的高速度只能使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使社会矛盾尖锐化。所以争论实质不是速度而是制度,即原有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应该持续?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是要素还是制度?至于“新时期”的增长速度应该多高,这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基础性因素发生的变化,环境、能源制约、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减项因素,制度改革、政策调整等加项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中国经济真实、合理的潜在生产能力。    四、凝聚改革共识   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思想基础。关于“新时期”的争论反映出在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上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认为共识的要点是:   1、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被视为人类历史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伟大的制度变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终极指向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待推进,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全面改革、法治的建设更是不可逾越。   2、以政府主导经济为标志的传统增长模式在启动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对价格、交易的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交易和创新,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它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的矛盾的根源。   3、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主题是通过体制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方式,把质量、效率、均衡、绿色、公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宗旨和目标。   4、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主导、管制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变应从财政、税收、(要素)价格的改革入手,因为财、税、价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应对经济周波、调整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   5、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力量,政治家的改革意愿和决心是这个力量的函数。    五、中期配套改革:目标与内容   博源基金会最近对以“价、财、税”为中心的中期配套改革做了专项研究,并将在近期发布研究成果。研究报告认为:中期改革的目标一是完善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重点在要素市场上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及相应财税体系,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体制,提供公平、公正的创业、就业、社保和收入分配体系,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即从要素价格市场化、税收改革、公共部门支出和预算管理体制入手,作为启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中期配套改革的内容有十二项:   1、理顺资源(包括矿产品、能源及部分公用产品)价格体系,   形成资源的市场均衡价格;   2、放开对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实现利率市场化;   3、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   4、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占GDP的比重;   5、降低包括三公消费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6、在服务性领域,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   7、提高矿产品资源税率、开征环保税;   8、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稳定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累进阶梯,降低最高税率,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化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管理;   9、简化进口环节税种,降低税率,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税;   10、划拨20-30%国资委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缓解   养老金体系中长期面临的巨大缺口,为今后国有资本社会化  改革提供经验;   11、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  公共预算。清理所有未纳入预算的各种体制外收费,在降低  广义宏观税负的同时从制度上治理腐败;   12、允许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利用市场机    制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   为使改革能顺利推进,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以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掣肘。   定量分析表明上述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改革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风险是可控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为下一步深层次的、全面的改革奠定基础。    六、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   “新时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因而它是改革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重温我们提出的四个基本理念,检讨现行的四个重要政策。   1、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和社会公平、公正;   2、真正坚持“以法治国”,将“维稳”的社会治理方针转变为通过法治、公民社会保障人的权利、规范人的行为;   3、真正坚持“和谐社会”的宗旨,将传统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多元的包容的政策;   4、真正坚持“执政为民、惩治腐败”的理念,建立对公权有约束、监督和制衡的制度。(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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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鹰:“知青”情结影响中国未来

一部长达45集的电视剧《知青》的播出引起热议与争论,也让“知青”这个打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名词重新回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突然发现,“知青”这个看似久远的社会学、历史名词以及它所涵盖的那些人和那些精神,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中国。不但影响着当今的中国,甚至还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包括对未来政治发生影响。   那么,具体来说,又是哪些“知青”情结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会长久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呢?有哪些“知青”生活的精神烙印,会在一些社会管理者作决策的过程中成为强有力的心理暗示呢?笔者认为,以下诸条甚为重要。   首先是“知青”情结中对基层百姓和底层疾苦的关注,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常说且难能可贵的“接地气”。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发起者的目的如何,在客观上造成1600万(一说为2000万)城市学生来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让他们看到最真实的中国国情,即严重的贫困、极度的落后,以及生活在这种低劣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中的亿万父老乡亲。这对千百万城市青年是一种锥刺般的震撼。这种震撼其实是一种终生不能忘记的共振,是物质的饥饿与精神的饥渴在知识青年与老百姓之间发生的共振。与此同时,无论这些知识青年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们当年却置身于社会边缘,茫然不知前路。是老百姓用怜恤宽厚善良之心“收留”了他们,也呵护养育了他们。多少感人的故事由此而生。对这分感情,所有知青都会没齿不忘。这种“接”上“地气”的感觉与感恩,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人生的际遇和命运的跌宕,恐怕永远不会产生。   “知青”情结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承认现实、尊重实践,是不受种种虚幻、空洞、华丽词藻和假革命的诓骗,独立思考问题,寻找矛盾的真实症结所在。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曾经给全社会泼上了一层极为虚狂的红色油彩。不少单纯的城市青年学生也曾经是这种红色油彩的狂热追捧者。可是,“广阔天地”中的严峻现实,却使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看清了真伪,区分出黑白,萌生了反思。他们也正是在逐步清洗着“左”的油污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栽下了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根苗,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和眼晴来评判世界。   在可能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知青”情结中,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在自谋出路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奋争中,学会了“非正规出牌”,增长了生存的智慧和敢冒风险闯荡世界的胆魄与勇气。我亲眼见过一位当年靠收捡破旧乐器,如今成为国际小提琴制作大师的老知青;也接触过一位当年在县城浴池(俗称“澡堂子”)给人搓背修脚,如今成为名震四方的大律师的老知青……中规中矩的“出牌”,对当时许多家庭出身于所谓“黑五类”、“黑帮”、“走资派”的青年来说,意味着饥饿、凌辱甚至死亡,只有另辟蹊径才是活路。而农民兄弟在各种政治高压下依旧竭力保存一点点个人生存空间(如偷偷搞些小副业)的做法,也使知青学到了某种生存智慧。千万不要小觑这种“本本”上学不到的“非正规出牌”。它们小则可视作生存本领,大则可称为制胜的奇兵。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都是不逾矩的“非正规出牌”!谁敢断言,中国在未来世界大格局中折冲樽俎,不需要这种务实的智慧和胆魄呢?   乱世也出英雄。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初见世面栉风沐雨的中国知识青年,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痛定思痛、革除旧物、勇立潮头。今天,他们中的多数虽已趋老矣,但“知青”情结依然存在,“知青”中的佼佼者依然活跃于中国的政坛。这会给大变局的中国带来什么?人们观察着,也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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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秦晓: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

秦晓 (资料图)    【编者按】本文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演讲原标题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问题、目标与政策工具组合》。FT中文网编辑根据秦晓演讲提纲、演讲现场笔录、演讲速记稿,综合整理成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为互联网上还存在 根据该演讲速记稿整理的发言版本 ,所以,请其他媒体在引用时,以FT中文网的正式版本为准,并注明出处,以及演讲的主办方、时间与地点。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 (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 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 。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我们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改革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作为一个较为全面且可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方案。谢谢大家!   (注:本演讲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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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秦晓:重启中国改革的七个目标

  “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总量大而质量不高,增长速度快而结构性失衡,”在6月20日召开的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在发表主题演讲时,对中国经济总体态势做了上述的总结。   秦晓认为,一系列问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达到了一个拐点,例如,中国没有显示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趋势,外部需求和出口的下滑成为长期结构性问题,价格体制长期扭曲,环境危机、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等等。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达到一个拐点,需要新一轮改革。”秦晓总结说。他说,为了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市场共识,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互动,需要政府从经济中“脱嵌”,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秦晓为未来五年的中国改革列出了七个目标,并试图为这些目标做一些初步的定量分析。   第一个目标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回落到常态,他认为可以在五年里,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7%;第二个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应该将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降至2.5%;第三个目标是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逐步使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第四个目标是发展服务业,现在第三产业的占比是43%,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高到50%左右;第五、六、七个目标分别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绿色经济和改善收入分配。   秦晓还强调,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两个约束条件,一是要控制失业和通胀的水平,二是要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和稳健的金融体系。   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问题,秦晓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存在着体制内外的高度共识,但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政府主导经济的“东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征”而难以解决产权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仍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困扰着我们,应该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这两个难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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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秦晓鹰:中国改革:路径迷失与目标回归

秦晓鹰:中国改革:路径迷失与目标回归 进入专题 : 改革    ● 秦晓鹰       一          春季以来,中国改革呼声雀起。相信随着中共“十八大”临近,这种呼声还会继续升温。不过,笔者要实事求是地说,与30多年前中国改革初始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对本次即将到来的改革,社会舆情和公众的反映却十分不同。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一定还有印象:中国公众中的绝大多数对1978年以后和1992年之后的两次改革高潮,都是持拥护态度的。为何?因为那是两个解冻后的春潮不断涌动的时期,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追求富足的晨光已初显的时期,是解除了各种精神禁锢羁绊走出彷徨的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社会矛盾尚不突出、改革之路相对平坦的时期,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执政群体在治国理政把握内政外交的能力最为成熟老练的时期…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那两次的改革高潮到来时,人们的渴望与欲望得到了正常渲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基本趋于一致,从而使全社会有了较强的承受能力。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率自然会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到了今天,中国公众对改革的真实态度却与上述两个时期迥然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就应该看到,今天中国改革的的声誉己受到严重损害。有相当数量的公众往往会闻改革之议,而起狐疑之心。这说明在他们眼里中国改革的含义己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各地城乡不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群体抗争和社会对峙事件,“仇富仇官”心理与“追富求官”心态的矛盾与并存,都说明多数国民对现有的财富和权利的格局并不认同。是的,当改革越来越成为财富和权利俱乐部中的游戏,当这种游戏中的潜规则使愈来愈多的中下层收入群体渐被边缘化,使愈来愈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窘迫时,改革的成就、国家实力的增强,就与百姓的切身感受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中国政府虽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因为种种制度与观念上的阻力,以及某些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行私利之实的做法,致使中国的改革事业不免要呈现出目标模糊、路径迷失和行动搁浅的状态。此时再谈“继续”、再谈“深化”,再出台新的各种举措,在公众心中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受极端情绪的支配,一些人甚至还会认为这无非是为洗白不义之财而出的新招数!     那么,公众对改革的失望与冷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改革锐气和热情,又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被无情地阉割和遇冷的呢?     笔者浅见,如下四个方面甚为重要:一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使很多人较少或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心理严重失衡;二是中国社会管理功能在国家迅速走向城镇化的进程中极不适应,显得相形见绌、水平低下,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混乱无序状态。这种紊乱状态使公众的实际利益不断遭到侵扰;三是权钱交易严重,贪腐现象愈演愈烈,以致上行下效,民败与官腐并存,多数人的生存成本大大增加,甚至感到入不敷出;四是拜金主义盛行,旧日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受到极大冲击,新的市场信用体系松弛,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诚信约束荡然无存。这就是目前为中国公众和舆论界诟病最多的四个方面。     我们仅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为例,就可以看到,公众对改革的漠视态度绝非空穴来风。不久前,有媒体对中石油公司中层管理干部年薪达100万元人民币给予了尖锐抨击。不久前,有报刊还载文揭露银行系统仅为储户换卡一项,就为商业银行赚得数十亿人民币。正是这种数不胜数的垄断行径,使国家的财富愈来愈向这些垄断性行业集中,使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以致出现了 仅占全国职工总数不到8%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如果我们再拿中国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与世界各国各地做个比较,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在高房价高物价面前,处境是多么的尴尬、窘迫。在这方面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就是说3年的家庭年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按照这个比例,在韩国的首尔是7.7:1,在新加坡为5:1,而在中国则为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可达到40: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勿庸置疑,中国多数普通公众的工资性收入之低,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之低,都是可以想见的了。     那么,导致前述几大问题出现的背后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就改革而言,主要是其在方向和路径上出现了一定的迷失,至少是目标上发生了模糊和游移。而要克服这种迷失、模糊和游移,重新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就必须调整改革的“准星”,要真正用最广大公众的普遍意愿作为标堆来认真校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有可能寻找到破解上述各类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也才有可能产生真正可以统领各项具体改革举措,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和思路的所谓的“顶层设计”。在这里,笔者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德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和红军内部只顾“扩红(即扩大红军)”却无视群众生活,把所谓的 “革命利益”置于群众切身利益之上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诸位同志哥恐怕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究竟是为啥子嘛。我们是为了群众而干革命,不是为了革命而去找群众。革命和老百姓,这个次序可不敢颠倒哟!”我以为,当年的朱军长后来的朱元帅这段极朴实的话中所包含的道理,对于今天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完全适用。中国的改革家和他们的智库与智囊人物都应该懂得:30多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健康力量之所以力推改革,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一个民族摆脱贫困走向复兴,而不是为了求得一党一派一人的万古留名。改革绝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成为吸金机器,而使多数人嗷嗷待哺。可见,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一切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根本出发点。邓公早已多次指明、多次宣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因为只有人民的实践才是社会主体的实践,人民的检验与评判其实就是生产力的检验与评判。为人民服务,说到底也就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如果说,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那么,弄清为什么人服务大概就是这“顶层”中的最高一层。          二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以为必须在坚持全体国民都应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认知为基础,认清中国经济走入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走向城市化的两大趋势不可改变为前提,设定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制定总体战略并对轻重缓急的实施次序加以制度安排。同时要深刻汲取往日改革出现路径迷失的教训。以往很多改革政策和措施或因考虑不周,匆匆推出;或因受某些利益集团裹挟,最后沦为补漏式行为,或干脆成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不同群体集团利益的 “碎片化”诉求既导致又加剧了中国改革的失序和“碎片化”,从而也就切割和瓦解了改革。因此,当前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厘清方向和目标,高瞻远瞩地制定统览全局的规划和有条不紊脚踏实地的计划。     毫无疑问,新一轮改革首先就是要坚决走维护社会公平、力求共同富裕之路。以提高最大多数人的劳动收入为核心内容,有效解决社会财富一次分配中的过大差距。把是否力求社会公平、力求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是否幸福,作为衡量评判一切改革成败的标准和依据,作为区别真假改革的分水岭。真改革者必是无畏者,因为真改革虽会引来一定震荡但绝不会危害社会之基,相反,真改革是固本之举,也是真正的稳定之策。只有那种损害大多数公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改革的名义行一己一集团之私的假改革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无穷祸害。     其次,是要进一步切实地扩大人民民主,努力建设公众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社会体系。鉴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可以在部分县乡进行公民直接选举两级领导人的试点。逐步用这种更加透明公开有力并不断推进不断完善的民主法治制度来遏制社会上的“潜规则”。中国不缺约束性法规,缺的是对法规的尊重、坚持、维护与遵守。只有公众和舆论的有效监督,只有公众民主权力的扩大,中国的法规才不会形同虚设,也才会使那些在以往不断孽生和泛滥的潜规则中有恃无恐的贪官恶徒受到惩治。     除了公平分配和扩大民主,未来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还应包括诸多内容,例如实现财政民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真正实现让利放权的原则。对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划界限制。严惩挥霍浪费。全面展开以杜绝公款消费、贪污受贿和人事腐败为三大重点的吏制治理。大力弘扬义利并重的传统文化,努力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     中国改革顶层设计还有一项绝不能遗漏的内容,那就是针对各级政府机构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改革能否实施,是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继续与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经济上说,造成目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制度性扭曲就是中国极为庞大的行政公务支出。以政府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看,中国不会少于30%,有的专家甚至估计可能会达到37.6%。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此项开支均未超过10%形成了强烈对照与反差。     近年来,一些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曾一再就“三公(公车购买和使用、公费出国及公款招待)”年消费额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一事提出质询,有关部门均未明确回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惊人数额中还没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总额,更不包括一些公职人员在寻租冲动中所取得的灰色收入。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公职人员数量的异常庞大。中国的“官”“民”比例早已大大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 1998年,也只是40人养一名“官”,而今天己变为26:1。难怪在国家的这项支出中,竟会有44%用于公职人员的“人吃马喂”了。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和诱导下,在中国每年一次的招考国家公务员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成百上千人去竞争一个职位的“壮观”景像,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当无数最富有创造力最有朝气的青年纷纷向这一领域聚拢的时候,我们感到的只是一种社会的悲哀。当人们把公共服务部门视为追求安逸并获取权力寻租机会的最佳选择时,中国的社会服务平台不就名存实亡了吗?中国官场的贪腐之风又怎么可能被遏止住呢?     让我们再从调整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众所周知,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第二产业发展过度、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前者是与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模式有关,后者与国有部门在铁路、金融、电信、航空等的垄断依然强大有关。产业失衡,收入分配也就失衡。第二产业发达,收入分配就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可见,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失衡。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学者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概括性描述,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顽疾所在。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总会经历一场与官僚机构的“战争”。我们说政府部门利益开始具有既得利益的性质,并不是说哪个官员群体己经是既得利益集团。而是说由于政府部门体制原因,造成了改革的裹足不前。当政府权力无法有效维护大多数公众的公共利益时,它就只能变为部门利益博弈以及部门利益与权贵利益结合的土壤。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的干预,寻租的基础就会不断扩大,令人头痛的跑“部”“钱”进和买官卖官的恶行丑行也就极难收敛。这也就是为什么权力寻租的现象发展得如此剧烈的根本原因所在。克服政治上的淤塞,加快加大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复兴,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根本保证。     慨当以慷,惟有此方!          (中国新闻周刊网)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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