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

高王凌 | 甚么人会得癌症?

2012年03月22日 10:09:03       不久前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甚么人会得癌症?》,开头便说:         “长期追求真学问而面对社会的顽固保守,充满内心苦闷的人,不得癌症才怪。”         照这样的说法,恐怕得癌症的人就多了去啦。其实,“愤世嫉俗”又不得癌症的,恐怕才是多数。这是我不能同意他的一点(文章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有很多,就不必一一校正)。         文章里提到的两个人,据作者说,都是特别容易动怒,而且一气之下不易平息的人。据我所知,有的还为小时候的境遇耿耿于怀,放不下来。         前年遇见秦晓鹰,提及两个大家都认识的“大腕”,就说:他们那性格,要不得癌才怪呢!——恐怕这才是比较切近的原因吧。         对比一下曾受到种种压抑的NBA球星林书豪,童清峰说,“他原来打球容易患得患失,但他突然领悟,既然相信上帝,就应该单纯的接受上帝给他的机会,尽量把球打好,并且享受那个过程,为上帝打球。”         对那些大腕,我没有更多的了解(读者恕我不能指名道姓)。一位从欧洲回来探亲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都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多半不知道,自己信的乃是科学;林书豪则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每天必读圣经,赛前亦看一段圣经,亦会闭目养神一下,以保持宁静和专心)。         我却以为,这些人的一致之处是都没有“知止”和“自反”的精神。什么是“自反”呢?孟子曰: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注疏》: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谓孔子也。缩,义也。惴,惧也。《诗》云:“惴惴其栗。”曾子谓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恶於己,己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敌人被褐宽博一夫,不当轻,惊惧之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言义之强也)。         还应该读的,是孟子所说遇到“横逆”该怎么办的一段……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怀疑,这些人恐怕都没读过古书,比如儒家经典。   上一篇: 学术与心术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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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叁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叁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叁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叁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叁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叁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叁。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叁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叁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 ,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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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孙立平:走出转型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现在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实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 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主流文明。   回首过去,改革和社会转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   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这种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概括地说,转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陷阱的建构与维护;从制度的角度说,则是由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闭。在改革和转型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因素互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一种貌似“过渡中形态”而实际上则是不断在定型下来的体制。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定型化的过渡体制”。这种定型化的过渡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新体制本身的缺陷。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在这个群体崛起的过程中,这些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   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在这种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中,权力对市场的控制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机制。(1)金融控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复建了股票市场,30年来逐渐完善了资本市场体系。先后建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配合银行体系,以及国地分开的基本财税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辅,行政层次分明,国内外区别对待的金融网络。在地方层次上,政府能够轻易地干涉金融机构的信贷决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荐银行的管理层。(2)公司治理结构控制。随着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政府寻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经验和模式来治理和设立组织化标准。但是,行政权力并没有放松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国有企业的领导层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有党员身份和从政经历,一些外资企业、非国有的中小企业也先后成立党员小组或者党委。(3)市场控制。在对市场采取控制的具体机制方面,权力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手段加强了对市场的控制。一种是区分要素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市场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种是强化市场所嵌入的社会环境。(4)经营环境控制。例如,企业创办所需要的各种证件制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审批、监管和评审环节;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完成各种政府硬性指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具体条件的协商,以及当地的治安环境和企业生产安全等等都需要权力参与其中。   由权力和市场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体制,给人们认识这个现象增加了难度。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形成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这种由权力和市场混合而形成的新体制,不但使许多理论遇到了挑战,而且意味着很多理论背后的假设要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思想界中左和右争论中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因素有关。   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左”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权力”因素进行呼唤,而“右”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市场或资本”因素进行呼唤。在打破转型陷阱逻辑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的手段。   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在这里将转型陷阱作为解释当前中国所出困境的概念框架提出来的另外一层重要含义,是可以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走出这种困境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不仅在于要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大量资源,同时也在于这种既得利益绑架了社会与历史进程,窒息了社会变革的动力。   走出转型陷阱的关键,是形成打破转型陷阱的力量,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转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的几个问题都是不可回避而且必须加以解决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在考虑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新的变数是不容忽视的。近些年来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在暴露和显现;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戒心在明显增强;中国在以一个经济大国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的时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面临一种风险,即不恰当地将利益摩擦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利益的摩擦想象为一种价值上的对立。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利益是利益,价值是价值。如果将利益之争人为地误导或演变为价值冲突,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但从长远说,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   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秦晓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有一种自信和胸怀,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响世界。在继承人类共同遗产的基础上,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以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态度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为解决人类和世界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   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毫无疑问,在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日益做大,社会控制日益严密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换言之,转型陷阱之所以能称之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结构和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做出了周密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实际上,由于转型的停滞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这些年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   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权力运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仅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这是形成转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转型陷阱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见效的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政府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从权力的公开运作开始,使权力成为一种能够受到制约的力量。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在不断给这个体制惹麻烦,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和转型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是没有条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障顶层设计不至于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设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   这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二是防止社会的苏丹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因此,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过程。90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造就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置于防止社会的苏丹化,是学者萧功秦在前几年就提出的警告。所谓政府的“苏丹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林兹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政治模式非常类似于古代“苏丹王”的统治,常被用来表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时有出现的政治失控状态。按照学者萧功秦的归纳,地方政府“苏丹化”之后,往往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其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第三,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形成了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其实,转型陷阱本身就具有某种苏丹化的特征。近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不是一种整体性的铁板一块的格局,而是一种建立在默契和妥协基础上的蜂窝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有各的边界,一般情况下不侵犯对方边界,是一种基本的默契。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因此,要有真正的顶层设计,需要有一个能够有效贯彻顶层设计的行政系统。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仅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是很难推进和实施的。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智慧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本文选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报告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撰写,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清华大学)、晋军博士(清华大学)、毕向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程秀英博士(清华大学)参与了讨论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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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鹰:中国外交面临大挑战大创新

习近平副主席出访美土爱三国,是今年中国外交第一个大动作。美国正逢大选,对华关系是美两党竞选纲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尽管竞选语言与实际行动有时存在很大距离,如同欢迎词和欢迎仪式并不完全代表主人的真实想法一样。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必须“唱”,也必须唱好的一台戏。中美关系总体向好,但也深藏玄机。   人们注意到从本月7日起,一场为期10天代号“金色眼镜蛇”的联合军演正在进行。意味深长的是,参加此次军演的七国,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分别来自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规模之大,覆盖之广都是多年少见的。如果我们把这场军演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继而与去年美国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力促TPP的行动联系起来,人们无须太多想像力,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意欲何为。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的超级大国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在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中是“搅局”还是其他,是中国外交需要正视并且密切注意的事态。   众所周知,中国是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周边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邻居”最多,也就意味着联系多、问题多、好事多,麻烦也多。中国在东亚区域的地缘政冶、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和地缘历史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既是与周边邻国和睦相处的基础,又是与之产生多种矛盾的根源。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出去”的进程以及周边国家各自的相继崛起,在经贸交往和开发可利用性资源上的矛盾就变得日益突出。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冲突,正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外交,检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   世界并不遥远,世界有些陌生。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当代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感知。曾经因为相对封闭,而经常与全球问题擦肩而过的中国,今天却不能不在世界热点与焦点问题上亮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作为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国家,作为一个在全球经济格局和大国俱乐部中已是举足轻重的成员,中国与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切地需要洞悉对方。无论是在“朝核”、“伊核”、巴以问题上,还是在诸如利比亚、叙利亚的紧张局势中,中国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包括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护佑)而在国际冲突中袖手旁观。在主权外交受到猛烈冲击,利益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日渐强烈的交互作用下,中国怎样折冲樽俎,权衡利弊;中国的外交又应如何驱利避害,并在尊重国际事务准则、国家主权和基本人权的前提下,确保本国的利益最大化,同样是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选择。至于说到改变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更是中国外交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扎实的步骤才能达到的长远战略目标。   在当代世界事务中,还有一种介乎于政府与民间的国际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由政府与各类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非政府外交关系。这种外交关系区别于民间外交,却往往能对世界各国公众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譬如世界女权主义运动,世界范围的环保主义运动,世界性维护人权活动、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生态运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等等。这种非政府间的国际活动与运动,在各国受政府重视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它们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公众与政府内在素质的重要标志。去年,围绕着京都议定书,各国在碳排量上的激烈争论,就说明了这类国际问题的广泛性和紧迫性。   以上几大类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它们既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又是中国得以施展才华与创造性的天地和舞台。当然,它们也对中国实行全方位外交提出了更高更新的内在要求,有助于中国政府摒弃陈旧的外交思维,有助于我们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应对必须参与其中的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制定新的全球性战略。   中国外交,这个涉及到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国家形像、民族尊严、民族心理的领域,有着中国公众极高的关注度。中国外交在这些严峻复杂巨大的挑战面前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聚焦、被放大。其实,笔者上述所说的诸多“考验”是句客气话,考验的实质是什么?是挑战。巨大的考验就是巨大的挑战!直接的、间接的、区域的、全球的、双边的、多边的等等挑战,今天都极为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外交方略制定者的面前。也正是因为这样,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往的中国外交思维定势加以审视和清理,借以寻找中国主动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方式。只有摆脱陈旧、过时的行为模式,才能防止因策略上的小失误造成的战略上的大被动。   行为来自思维、思维来自文化、文化来自传统。我同意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说的外交与文化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是,中国所以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显得不慌不忙,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又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这与中国文化崇尚中庸有很大关系。而这种中庸文化反映在处理相关的国际事务中上就自而然地形成了中国多年来实际遵循的“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中国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的表现就是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虽然招致了国内公众的非议与批评,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反应性外交依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中国外交的被动还表现在对影响中国与西方外交的不同的的中西方文化缺少必要的比较。我们以主权概念为例。中国和西方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不同,原因之一是基于西方文化属基督教文化,宗教文化一般都具排他性的使命感。中国文化则是世俗文化,这种文化没有强烈的使命感,?]有排他只有包容。因此西方的宗教观渗透于主权国家概念就有了“同质性”和“趋同化”的意义。西方国家总想改变其他国家的政体形式,促使其他的国家形态与西方的趋同,这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宗教文化中那种传教士般的狂热是重要原因。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就是这种文化积淀的必然表现。中国人的“主权”观则具有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应当欺负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该强求其它国家接受自己的各种制度形式。这种多样性事物的共存与包容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外交。但这种含有极大理想成分的思考,必须与每一次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外交动作加以区别,否则,就要吃大亏,就会成为陷中国于被动或近乎自残的外交“乌托邦”!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己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我们期盼中国的外交也能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获得区别于任何时代的创新与变革,从而完成一次真正的凤凰涅??。(秦晓鹰,学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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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

改革前的30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地主常常是因为劳动致富,富农常常是因为劳动致富,中农也是因为劳动致富,但是因为他们富了,所以他们被打倒了,所以劳动致富在改革以前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不劳动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耕者有其田,不是从劳动结果而产生的,而是说由你拥有财产多少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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