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60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旧南非，笔者过去写过一系列文章，今天对于新南非的19年，我们又该怎样看呢？ 　　华人眼中的南非 　　1990年代前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与大陆几无交往。那时台湾人就开始有规模地移民或旅居南非。他们经历了种族隔离时期“低人权下的经济奇迹”，既感受到白人统治者对非白人的歧视，又因种族隔离制度下亚裔和印度人、“有色人”类似，虽居白人之下，对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而言仍然是高一等的，因而很难体会这一制度下黑人的处境，而当时的经济繁荣和商业机会却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那时 中国 大陆除了少量白人压迫、黑人反抗的政治新闻外，对南非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而台湾关于南非的大量报道则主要是“上帝的后花园”的优美环境和旖旎的自然风光、繁荣的工商业、漂亮的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白人社会的）良好秩序。 　　1990年代后，尤其是1998年中国与南非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国人居留南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大陆华人占了绝大多数。这时华人已经没有受到白人欺负的问题，却对新南非的转型期危机、经济困难和“黑人掌权”后犯罪率上升及城市治理问题印象深刻。加上老华人回忆“当年繁荣”的影响，我国来自民间的南非报道就有了很多负面的成分。这与1990年代我国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当时对东欧的负面报道主要来自我国官方的“主旋律”，对南非的负面报道则主要来自民间–我国官方对南非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 　　但是南非与东欧的转型都是当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产物，转型的成就与危机也有很多可比性。当然，南非走出种族隔离与东欧走出斯大林体制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这些负面消息怎么看，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 　　2008年5月中下旬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等地发生了本国籍贫民以暴力手段驱逐外籍劳工的大规模排外骚乱。从5月12日在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镇贫民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德班、开普敦等地，西开普省南部和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邦省的部分地区也受波及。事后统计，这次事件共造成62人死亡，几乎等于新世纪以来此前8年多（2000年至2008年3月）“排外暴力”案件遇难者（67人）的总和。死者中虽有21人是南非公民，但据认为他们是混乱中被“误伤”的，攻击显然还是针对外籍劳工，主要是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贫困黑人，而且相当部分还是在南非境内有同胞的祖鲁、坎瓜尼、茨瓦纳等跨境部族的外劳。南非时任总统姆贝基于5月21日下令出动军队平息暴力，这是1994年南非民主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第一次为国内治安事件动用军队。当时拘捕了1400多人，绝大部分事态平息后获释，有137人被定罪。 　　南非治安问题虽然一向很严重，但是种族隔离废除后十多年还发生如此规模的暴力冲突仍然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南非国内主流舆论在谴责排外暴行的同时，主要是批评非国大政府处置不当，没有及时制止暴力，没有尽到保障外籍劳工人权的责任。同时，这次事件也被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治形势相联系。姆贝基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议员都提到，很多排外暴徒声称是非国大青年联盟（祖马曾长期领导该联盟，并以此为其在非国大内的权力基础）的人，有人在施暴时高唱时任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当时已与姆贝基总统闹翻，后来取而代之成为南非总统，并迫使姆贝基一派离开非国大另组反对党）的竞选歌曲《温希尼·瓦米》，有人还提到暴徒唱的祖马另一首更激烈的竞选歌《把我的机枪给我》。这些报道意指祖马的“黑人南非民粹主义”倾向要为排外情绪的蔓延和排外暴力的发生负责。而祖马则强烈反驳，并反指政府处置危机不力。不过祖马也承认他的竞选歌曲被暴徒使用，并表示遗憾。 　　尽管互相指责，但是南非各政治力量对排外暴力本身还是与国外舆论一样一致谴责的。事态中与事态平息后南非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制止暴力，惩治凶徒，救济和安置受害者，处理善后事宜。此后几年南非未再发生如此规模的排外事件。即便此后不久南非就发生政府更替，被认为是更加“民粹主义”的祖马通过竞选把据说更倾向“自由主义”的姆贝基赶下了台，使人们担心南非的排外倾向会更加抬头，但是祖马执政这几年确实没有再出现“5·12式”的暴力事件。由于下文述及的种种原因，外籍劳工在南非的存在空间日益狭小，人们对南非人的“排外心理”之担忧也始终挥之不去。 　　恰恰在不久前，因笔者的一次报告引起的关于“贫民区”问题的讨论中，南非案例也被提到。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15年、南非本国黑人取得了迁徙自由与大城市居住权后的今天，对这次由民间（请注意不是政府）爆发的驱逐外国（请注意不是本国黑人或农民）打工者的事件，我国传媒也像世界传媒一样再次注目于南非，诸如“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的惊呼不绝于耳。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其实南非当年的“穷白人”不也是这样吗？当年的“穷白人”向白人资本家要平等，但是他们恼怒“进城黑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对黑人的排斥却比中产白人更厉害。正是他们构成极端种族隔离势力的社会基础–这很容易理解：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的白人资本家对黑人劳工的歧视倒不像面临黑人劳工竞争的白人劳工那么强烈。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两大族群–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即布尔人或阿非利堪人）中，在种族问题上前者较开明而后者更顽固，其原因也正在于当时英裔白人中多为中产阶层与企业家，而传统上从事农牧业的布尔人进城后多从事蓝领工作，直接面临与黑人劳工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甚至连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旗号的南非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因其社会基础为白人劳工而一度陷于“白人沙文主义”不能自拔。只是在当时共产国际基于“世界革命”需要而严加训斥后，该党才转向了依托黑人解放运动求发展的正确道路。 不是阶级冲突，不是种族/部落冲突，而是…… 　　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这次暴力驱赶外来打工者的事件名为“排外”，实际上外国白人乃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外籍人士几乎没有受到波及，骚乱所伤害的主要就是南部非洲各国在南非的黑人外籍劳工。而施暴的一方既不是南非白人，也不是中上阶层的南非黑人，他们同样是以打工为生的黑人贫民，不同的只是他们拥有南非“户口”。而这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就是难以逾越的身份壁垒。尽管这些外籍劳工同样是几乎清一色的黑人。 　　同样是穷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不是“阶级矛盾”。同样是黑人（甚至往往是同一族群，南部非洲黑人跨境族群很多，南非黑人中的茨瓦纳人、索托人、坎瓜尼人和祖鲁人等都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也不是“种族冲突”，甚至与1990-1994年新旧南非过渡期一度非常激烈的黑人内部党派（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部落（主要是科萨族与祖鲁族）间冲突也不同，这次的“排外”并没有部落背景，而并非南非公民的外籍劳工当然更谈不上党派。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冲突呢？ 　　其实就是“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这些黑人外籍劳工之所以遭到“排外”驱赶，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南非公民权，因而也就没有受保护的，即不可剥夺的合法居留权。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可能在南非居留，只是可能与否不取决于他们。南非如果需要他们来打工，他们就可以来，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经济萧条了，或者本国公民需要这些工作岗位了)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没法待下去，甚至在政府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时，某些南非公民就可以以他们威胁自己的饭碗为理由，对他们采取排斥行动。而实际上，即便在南非需要他们来打工之时，他们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也是低于南非本国籍黑人劳工的，因为南非只需要这些“外劳”，不需要这些外国移民，只需要他们个人来打工，并不需要他们全家来定居，来南非安家。所以南非并不会，也没有承诺给予他们移民、安家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 　　我在以前的著述中曾提到，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当局曾经就是这样对待本国黑人的。那时黑人进城打工需要申请“暂住证”，无证进城就要被“强制收容”。白人当局希望黑人保持“流动劳工”身份，年轻力壮时纯粹作为劳动力在城里住集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农村地区的“黑人家园”，青春耗尽后就回去自生自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白人当局圈地方便，种族主义政府强制规定“黑人家园”的土地实行部落集体所有制，黑人家庭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得处置自己的“份地”。这样当局就可以假定黑人劳工保留了所谓的“退路”，不必考虑他们在城里的安家需求和社会保障需求，由此造成大量的家庭离散现象。当时每逢圣诞节前后，索维托等黑人劳工集散地都会出现“候鸟”式的返乡-回城“民工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外籍劳工才保留这种“候鸟”传统。 　　南非本国黑人为改变这种制度性排斥，在曼德拉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90年代前期结束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可以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地自由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南非黑人仍然有贫困问题，甚至由于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废除后黑人企业家和黑人中产白领的崛起，相对于黑人普遍贫困的旧南非而言，今天南非黑人中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异都大多了。但是，不仅南非的“富黑人”认为现在比过去好，就是“穷黑人”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至少已经没有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在居住权问题上，他们首先争得了“消极自由”，即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城里（哪怕最初是在棚户区）家庭团聚的权利，没有谁能够不经商量而驱逐他们，接着他们就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争取“积极自由”，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以便自由地摆脱“贫民窟”–而不是像在白人政权时期那样被犁庭扫穴，从“违章建筑”里赶走。 　　但是，外籍劳工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尽管这次暴力色彩的“排外骚乱”受到包括民主南非政府和南非黑人主流社会在内的各方舆论一致谴责，但是在民主化后南非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南非本国黑人就业压力增加，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减少，他们并非情愿地离开南非的可能性在明显增加，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 　　而说到底，基本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在“国籍”问题上很难解决，这是当代世界仍然无法克服的缺陷。今天的世界仍然由主权国家所构成，“英特纳雄耐尔”并没有实现。所谓公民权仍然与你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相联系。在一个国家内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完全享有同样权利，无论在哪里也没能做到–如果真做到了，所谓国籍就失去意义，国家也就消亡了。欧洲的申根诸国之间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最接近于做到，但那通常就被认为是国家淡化和走向跨国家“欧洲联邦”的开始了。至于其他国家都还远谈不上这些。在某些本国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统治者往往让“外宾”享有本国百姓难以企及的特权（所谓“超国民待遇”）。而在民主国家，本国公民的权利通常都比外籍人士更充分。尽管今天的国际法和通行规则也要求保护非本国籍人士的基本人权，但那通常是指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司法平等之类，其他诸如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等权利，更不用说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政权等政治权利，都是不能与本国公民相比的。应该说国际社会也理解这种情况。今天在西方各国移民维权是个潮流，那也主要是获得了移入国国籍者的维权。像南非这种“排外”如果不涉及暴力因素，例如，如果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减少“外劳”输入，国际社会其实没法说什么。 　　正因为如此，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面对本国黑人维权运动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力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鼓动和策划南非境内的各个“黑人家园”“独立建国”。如果这种阴谋得逞，在城里打工而“户口”留在“家园”的广大南非黑人就会成为“外籍劳工”，他们的“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权利将取决于白人南非“国家”的意愿，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种族隔离制度将披上“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区别对待”的合法外衣。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黑人解放运动的强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如果没有这种反抗和抵制，或者这种反抗和抵制如果失败，今天南非的黑人解放将成为不可能。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蔡如鹏 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不断蔓延，不断升级。 　　近些年，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争吵不断，各方都不甘示弱，展开了一场接一场出言不逊的竞赛。但这些骂战的议题却极其严肃，从对毛泽东的评价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判断，从对“文革”的看法到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严肃的议题，却被非理性的论战方式遮蔽。 　　君子何以动了手？ 　　在这些争论中，最激烈的声音出现在 2012 年 3 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被免职前后。 2007 年，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便大张旗鼓地在这座山城发起“打黑唱红”运动。围绕着重庆的做法，知识分子迅速分裂成两派。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反对者则驳斥，这是在走“文革”的老路，是死路一条。 　　那段日子，双方在微博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几乎天天泡在微博上，每晚都要发几条“午夜政治评论”，“每条都会引来很多评论，攻击的多，赞成的更多。双方剑拔弩张的架势，此前从没有过１ 　　一个月后，随着薄熙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社交网络上的争吵才开始有所平息。但双方的裂痕却并没因此而平复。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由来已久。“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出现分裂，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类学者从此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思想评论界的活跃人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曾在文章中回忆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并在这一虚拟空间迅速蔓延、升级。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一向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书生们也开始诉诸武力，把网上的争吵演绎成现实中的暴力冲突。 　　去年 7 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与四川籍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因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是否会污染环境在微博发生争吵。吵架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恶语相骂，最后双方约定在北京朝阳公园当面论战。 　　见面后，论战很快就变成了拳脚相加，吴丹红被打倒在地。最终，这场闹剧不得不在警方带走双方当事人后才得以草草收常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微博约架”。 　　辩论的“文革法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名亮，一直在研究微博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交媒体，如论坛、 SNS 、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 2009 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但知识人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李名亮发现，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 V ”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 　　大约三年前，媒体人周志兴创办了一个思想性的网站，取名共识网。他希望这个平台能为知识分子的交流提供一个空间。但很多“左派”人士不买他的账，认为这是一个“右派”网站。 　　周志兴的微博有 5 万多粉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他在网上就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前不久《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调去某个基金会工作，发私信托他在微博上转发下这个消息。但转完后，他的粉丝不干了，骂他“怎么跟左派眉来眼去”。 　　“我猜想，很多人是因为我的自由主义立场才关注我，成为我的粉丝的。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我和一个左派互动了。”周志兴说，这让“你不得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分裂的最大问题就是站队。他说：“很多时候，他不是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看你是哪个阵营的。只要发现你跟他不是一个阵营，根本就不会听你说什么。”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已经形成网民集结参与公共事务的气氛，网络成为助推中国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网络的言论暴力也开始引起关注和思考。 　　胡泳对 2012 年初微博上爆发的“方（舟子）韩（寒）之争”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论战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包括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类似的语言。”胡泳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甚至还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 　　胡泳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他解释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批判对象或其言行与“文革”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00%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胡泳分析认为，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来说。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文革’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这种贴标签式的讨论，胡泳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学理层面去交锋，只能使人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同时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学者秦晖对这一现象也有描述。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 　　扭曲的争论 　　对于今天社交媒体上弥漫的戾气和语言暴力，不少传播研究者认为，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名亮研究发现，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也就是说，不少知识人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 　　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其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李名亮分析称，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 　　不过，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乱象，胡泳也强调，虽然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只能负“部分责任”，因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层面”。 　　“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生活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的，他们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胡泳说，相对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但离真正自由表达的公共讨论空间的标准还相差甚远。 　　在胡泳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太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而讨论空间却不足够”。 　　“这势必会使得原本正常的争论扭曲、变味。”他说。 　　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也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知识分子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作者： 信力建   1.李佐军2011年时表示：四万亿的投资，天量的信贷投放，当时很潇洒，但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要还的，因为大规模的集中还款期到来与收入流不对称造成的巨大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13年前后，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产，当然，有军队，把枪杆子往这里一放，谁说政府破产?政府就不破产了。破谁的产?破银行的产，钱来自于银行，银行的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广大企业和老百姓，是破他们的产。 2.秦晖：我们现在的这种土地结构你能够说它是什么所有制呢？这样一种“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制度是国有制吗？至少公开的文件并没有说这是国有制。那它是集体所有制吗？如果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连集体也不能卖呢？如果是私有制大家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制度是一种什么所有制呢？ 3.宋代也有“廉租房”，如宋仁宗年间，蔡襄知泉州，想在万安渡修建一座大桥，方便民众往来，蔡襄先在“桥岸造屋数百楹，为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这几百间房子就有“廉租房”性质，低价租给当地的民众居住，其租金收入则用来修桥。 4.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而就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就催旺了一个行业，就是整容业。每年4到6月为求职季，为了求职而整形的大学生数量激增5成，占美容大军两成以上。 5.斯诺登称，美国政府正侵入中国的手机电信公司，从成百上千万通手机简讯中收集数据。而清华大学也是美国高密度入侵的目标。这是因为清华大学是中国六大主干网络之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所在地，从中可收集大批中国民众的数据。他透露，最近一次对清华网络的攻击发生在今年1月。 6.美国“监控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已于23日上午离开香港，乘坐一架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客机前往莫斯科。但莫斯科并不是斯诺登的最终目的地，外界猜测，古巴、冰岛或厄瓜多尔等国都可能是斯诺登的目的地，此前维基解密表示，他们将协助斯诺登逃亡，称斯诺登将通过安全途径前往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寻求政治避难。 7.据统计，中国社保缴费率是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北欧五国的三倍。中国企业和民众背负的负担都很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大约为工资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8.16省市高考录取分数线新鲜出炉北京录取分数线大幅蹿升】目前，湖北、内蒙古、云南、北京、重庆、四川、浙江等16个省市的高考批次录取分数线已公布。与去年相比，今年北京高考文科本科三个批次分数线平均提高近50分，理科本科三个批次分数线平均提高超过70分。 9.中国两名最顶尖民间登山者被塔利班枪杀。23日，9名外国游客和1名巴基斯坦向导在北部吉尔吉特地区遭武装人员袭击身亡。两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中国公民获救。遇难的两名中国人为登山爱好者杨春风和饶剑锋，两人均是中国民间第一次成功登顶乔戈里峰的攀登者。 10.加拿大卡尔加里市政当局在21日因洪水泛滥实施疏散行动，但数十位华裔在因为不懂英语而当地华文媒体也欠缺即时发出新闻及消息的平台，在停电及疏散令发出24小时后仍然滞留在自己的房屋。 11.人民日报：PX是para-xylene的缩写，中文学名“对二甲苯”，是一种液态存在、无色透明、气味芬芳的芳烃类化合物，尝起来甚至有点甜。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认定，PX在五个梯度分类中的第三类——可能致癌，与咖啡同一级别，含义是对人类致癌性的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并不充分；或者对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 12.5年间，赴美生子人数的增速惊人。据《环球》杂志报道，2007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人数在600人左右；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5000人；而到2012年，超过了1万。赴美生子一般由机构包办，采取套餐的形式收费，最低仅需 8.6 万元人民币，最高收费达到23万元。 13.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一类疫苗中很多还是减毒活疫苗，如脊灰、卡介、麻疹、乙脑等，而国外十几年前就已经全面改成了灭活疫苗。我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 14.据法新社报道，有“加拿大谷仓”之称的萨斯喀彻温省，拥有加拿大农地总量的45%，由于中国投资客的加入，去年农地价格上涨10%，近3年则上涨45%。称“中国政府正帮助其移民在加拿大大肆购买农地，并将在这些农地上所生产的农作物运回中国” 15.据《2012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白皮书》显示，城市居民快乐感不足三成，不快乐的近七成，忧郁、生活及工作态度消极、疲倦感、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创造力耗竭、突发恐惧等情绪频频发生。此外，有四成人对工作、家庭亲情或朋友存在过度给予或过度索取、情绪波动大、偏执和患得患失等情感亚健康问题。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人群所占比重较大。 16.审计署24日公布检查结果显示，审计署2012年度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446．87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问题金额1957．43万元。外交部2012年出国超支1396万元，违规采购3768万。而国资委机关日常公用经费则超预算430余万。 17.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在2012年，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50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4元。此外，201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6769元，同比增长11.9%，增幅下降2.5个百分点。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8752元，同比增长17.1%，增幅降低1.2个百分点。 18.由于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经搁置延迟退休的思路，仅仅从研究着手，进行学术探讨。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今年增加到699万人。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约占每年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再加上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城镇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士兵，总量近1600万人，就业压力巨大。 19.支付宝在金融业掀起热议的理财应用“余额宝”上线还不到10天即遭证监会点名称违规。证监会21日称，“余额宝”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部分规定，必须向监管部门说明情况。 20.英国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植物天生具备做数学的能力，这个本事能帮助它们在夜间有效地规划所需的食物储备。当植物在夜间无法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糖和淀粉时，它们必须自身规划好所需储备的淀粉的量，以帮助它们在黎明到来前，有足够的能量。研究员称植物进行的运算，达到初中的数学水平。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发表于2011-10-26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