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注：本文为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 一书自序，标题为编辑所加。 这里选的 20 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的学术与心路旅程。有人曾归纳说： 80 年代谈“主义”， 90 年代谈“问题”，是改革时期人文知识界的两大阶段。 80 年代“文化热”、“新启蒙”、西学东渐、思潮迭起，知识界盛行标新立异，理论思维活跃。而 90 年代气氛骤变，知识界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且“问题”也日益高雅化，国学、“后学”与官厅经济学成为三大潮流。对此，贬之者认为是消极遁世，自甘“边缘化”；而褒之者则认为是从浮躁转向沉稳、从轻薄转向深刻。我则觉得任何一元化的价值判断都是可疑的，“先洋人之忧而忧，后古人之乐而乐”也许并无什么坏处，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关怀也并不那么可笑；与古人对话、与洋人对话和与“上头”对话都没有什么不好，但与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缺少一种沟通也不是什么可炫耀的事。对 80~90 年代的学风、士风之变化，正如对这一时期世风、政风之变化一样，要下结论怕还为时过早。 但就本人而言，则素来不是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却有些逆潮流而动之嫌。 80 年代“新启蒙”之时我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而 90 年代在一些人眼里我却成了浮躁的“激进”者，在别人从“主义”转向“问题”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了“主义”。应当承认，我的学术与人生道路的转折的确与那场导致士风与世风大变的事件有关。但变中亦有不变在焉，虽云“四十而不惑”，五十亦未必知天命，但此耿耿一念却不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 我并不善作愤世嫉俗之态，却也不是随波逐流之人。我想任何一种主流之潮即便它是合理的，也不能“一元化”，因为一元化便是万恶之源。既然如此，我甘居“非主流”—— 80 年代如此， 90 年代亦然——也是安之若素的。 出于耿耿一念，我的治学兴趣常有转移，本书所收之文便在经济社会史的大框架下触及了古今中外。时有友人劝我“由博返约”。我固不敢称博，也知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不“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但我不能以良知臣服于头脑。在《农民学丛书·序》中我曾说：“当今学界，有人力戒空疏之弊而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饾饤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具体—抽象的认识循环中建立实证 ( 或证伪 ) 机制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今天要补充的是：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我所皆不愿为者，还因为它们都缺乏一种本真的价值关怀，因而难以在问题—主义—问题的认识循环中培育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与学术的良性互动。而呈献给读者的这些作品是否避免了空疏化与饾饤化，就有待识者批评了。 最后要感谢经济史学界前辈汪敬虞先生，他在与我尚未相识之时，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对我在该刊发表的五篇文章作了评价。蒙汪老惠允移为本书之代序，在此亦谨致谢忱。正如汪老所言，我的“贡献”受惠于“编者”和其他师友同仁之玉成，包括本书的编者在内，而我的疏误则是我负其责的。 本书原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初版于 1998 年，至今已 14 年，市面早已绝版。应不少朋友的要求，承蒙东方出版社予以再版，除个别出版排印错误外，不作改动。文中的一些观点十几年后我的看法或有变化，但基本的学术思路已成历史，此次出版亦维持原貌，敬待读者与方家教正。  

本文选自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   近年来关于中西的比较研究再兴高潮。与过去的“文化热”多在价值观上做文章不同，如今的比较多在制度上做文章。这种比较的两个尺度，“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作为学理 ( 而不是作为人性的一种朴素要求 ) 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然而许多人却从这些学理出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有人认为改革前几十年的旧体制拥有比西方更多的“经济民主”，而西方则有自由过分之弊，因此应当用毛泽东的“经济民主”纠正西方的经济自由。有人则相反，认为鸦片战争前几千年的老传统拥有比西方更多的“经济自由”，而西方则有民主过分之弊，因此应当用孔夫子的“经济自由”纠正西方的经济民主。这两种看法虽然彼此对立，却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认为我们的制度 ( 改革前的或鸦片战争前的 ) 比人家的强，并且可以矫人之失；     二是认为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似乎彼此“相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互为矛盾。 有些论者在行文上不这么提，而是采取给“自由”、“民主”赋予特殊定义的办法，如宣布“彻底的自由主义”将置“公意”于个人自由之上、将意味着限制个人产权等等。但这与通常理解的经济自由主义，即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所代表的那一传统相去甚远。本文不认为这种把自由主义过分广义化的做法是妥当的，至少在经济方面是如此。 对此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从实证上看，所谓改革前旧体制中的“经济民主”与鸦片战争前的“经济自由”究竟能否成立，尤其是能否在论者设定的比较意义内成立 ? 强调这“尤其”是很重要的，因为抽象地谈论“自由”与否很少有意义，任何概念都是在特定的比较系统内成立的。如果说在“四人帮”看来，连刘少奇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如米塞斯看来，甚至连哈耶克也有某种“社会主义”倾向的话 ( 参见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 ，那么与例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体制相比，我国改革前旧体制或许也可以算是“经济民主”的，但是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呢 ? 同样，与我国古代法家的统制经济传统相比，与 50 年代后的计划经济相比，甚至与中世纪欧洲相比，谈论我国古代儒家的“经济自由”思想也是可以的。而与西方近现代市场经济相比，强调儒家思想的“后现代”意义或“去除自由主义之弊”的意义者更不乏其人。然而作相反之论，说儒家比近代西方更“经济自由”，就值得商榷，更何况把儒家的言论径直视同经济现实恐怕也是有问题的。但本文不打算在此详论。本文想探讨的是上述争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是相克，还是相生

本文选自《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即所谓“中国之谜”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激进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地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剧变”后的中东欧——前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悬殊之大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俄罗斯、爱沙尼亚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其中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民主德国）都出现过衰退，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下还是右派执政下都经历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如果在中东欧内部作比较，上述说法是有意义的。     国际上的转轨经济学争论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两大传统即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在转轨问题上的延伸。在中东欧转轨10年间它们分别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并各自对中国与中东欧转轨战略的异同作出了解释。但它们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这同一个“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们很少反过来想：也许中国与中东欧的“改造方式”差异不是那么大（就经济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经济体制倒是差异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后来的改造绩效？换句话说，中国与中东欧如今的转轨绩效之别也许更多地属于“走出……”之别，而不是“走向……”之别？     以往的转轨经济讨论中已谈到过“走出……”之别，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华盛顿共识”派学者如萨克斯等，都侧重于以“初始条件”来解释“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但他们通常强调的是发展水平不同（中国更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是农业国），乃至计划经济的惯性不同（中国只搞了30年而苏联搞了70年）。这些不同当然有影响，但仅此而已说服力是不大的。因为这样说来，最能摆脱困境创造奇迹的应当是更穷、更农业化、“计划”历史也更短的非洲国家了。     我现在强调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机制的不同。在这方面，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外的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倒是谈到过。崔之元先生大讲“鞍钢宪法”就是一例。他把这个“宪法”说成是“后福特主义”的种种褒评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并就此提出过批评。但“鞍钢宪法”之与“马钢宪法”大异其趣，则的确不可忽视。作为转轨过程的起点，这种差异对后来进程所起的路径依赖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恰恰与崔之元讲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两派经济学家把转轨前体制大而化之都视为“计划经济”、只重视走出这种体制后在民主福利国家与公民自由交易两者间进行选择与搭配（中国与中东欧恰恰不是这种区别），这就很难真正理解到如今为止的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产生机制。     事实上，无论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市场机制优越性，还是凯恩斯—罗斯福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国家调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奇迹”。在笔者看来，这个“奇迹”的形成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不同于中东欧的束缚—保障协调型体制）而导致的条件：“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只能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     而到了90年代，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已达到了时效的极限。这时中国相对于中东欧的优势，就集中表现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铁腕来减少民主制下的讨价还价，降低所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上了。但是，这样的“优势”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则是人们不能不考虑的。

本文为 2012 年 12 月 18 日山东大学演讲的节选 秦晖：谢谢大家。这些年我到山大来了不少次，以这个书为中心的还是第一次到这儿来。我看到微博上说为什么不是二十年巨变而是十年巨变。 8 年多以前出过一本书叫《十年沧桑》，它的第一作者是我太太，第二作者才是我。东方出版社要把我们俩的十几本书准备再版，这个工作我们也很感谢。      这个活动跟这本书有关，我就不想讲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书。我现在只想讲两个跟东欧有关的话题，我们对东欧的很多事误解很深，东欧巨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东欧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东欧巨变就是由于自由化导致的对社会主义的颠覆。这些话不能说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实际上东欧发生的事要复杂得多。我在这里只想讲两个话题，这两个话题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完，讲到哪算到哪。我了解这一次活动主要是互动的环节，我个人不能讲得太多。 秦晖：波兰圆桌会议协议工会限权问责不当政 1988 年，梅斯内尔的继任者拉科夫斯基又提出 “ 国有企业商业 ” ，其实就是经理私有化和扩大私营经济的方案，并要关闭亏损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格但斯克造船厂是当时整个东欧最大的造船厂，在当时也是最大的之一，这个造船厂当然是国营的，这个国营的造船厂恰恰是团结工会的摇篮。这样的做法更是激怒了工人，引起了更大的风潮。当局没有办法，到了 1989 年初，就只好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召开圆桌会议。其实这种谈判就是在政府不能任意使用权力，但是又推不到掉责任的情况下不得不跟老百姓就他的权力和责任问题进行协商。在圆桌会议召开的时候，当时团结工会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执政，他们只想通过圆桌会议成为一个合法的压力集团，更有效地对政府进行限权问责。于是，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是以确保团结工会合法在野，执政党继续执政为原则的。当时他们搞了很有趣的方案设计，他们说现在要搞一些民主，竞选是不能搞的。怎么搞？现在把国会拿出 35% 的议席用来竞选，就是各方面都可以有候选人， 65% 的议席是保留给执政党的，这一部分议席是不竞选的，这样的话，执政党是完全可以控制执政的。即使这 35% 的议席他一票不得，他还是有 65% ，如果他的竞选表现得不是太差，竞选又得了一部分，那当然就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党是笃定能够实现它的继续执政的。 秦晖：东欧巨变提前发生因统治者放弃执政 团结工会当时也说，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规则实现政治上的巨变。我们当然有这个诉求，这个诉求只能在第二次、第三次上，现在只能是刚刚开始。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很戏剧性，首先 35% 的自由竞选议席执政党一票都没有得，全都给反对派囊括而去。在自由竞选的议席中，出现执政党席位零的纪录在世界的选举中是很少见的。 65% 的议席是指定分配给他们的，但是当时有一个规定，虽然这些议席不竞选，但是还要老百姓得投一次票。你是候选人，还是要经过老百姓认可的。结果一投票，这 65% 的执政党候选人大概有 4/5 都没有过关。没有过关怎么办？团结工会站出来说，大家还是投他们的票吧，如果不投他们的票，这个圆桌会议协议就没有办法落实，我们还是要落实这个协议的。于是大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投了共产党的票。但是这种投票方式使得很多当选的议员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于是他们当选以后，在短短几个月中，大概有一半的议员宣布退党，离开了执政党。一离开执政党就导致 65% 有点儿悬空，如果有一半走了，就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几。     在这个时候，波兰最后的一任执政党总理基什查克说，我干脆放弃组阁，你去组阁吧，并不是圆桌会议决定的，圆桌会议并没有要求团结工会组阁。这些人退出执政党，并没有加入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也不是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僵局。圆桌会议是没有考虑这种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局面就会造成政治僵局，可是波兰的执政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大度，他说既然这样，那就干脆你来吧。如果仅仅说他们开明，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前面说过早在十年前他们就不想执政，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在基什查克前已经有 7 位总理辞职，他再辞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巨变就提前发生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秦晖：靠票箱掌权要比靠坦克掌权来得更踏实      我再讲一个波兰戏剧性的情况，在这样并不是自由竞选的选举中，团结工会谁也没有想到上台，按照圆桌会议的决定是完全西方式的自由竞选，也就是 100% 的议席都是自由选举的。当时的团结工会认为，在这一种选举中我们可能会赢。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团结工会执政四年后，又发生第二次选举，是完全自由西方式的选举，这次选举大败溃输，前共产党人卷土重来，使波兰成了巨变以后整个东欧第一个左派政府。就是原来的执政党在刚才我讲的那样一种情况下居然败选了，但是在纯粹的自由竞选条件下，它反而赢了。为什么？这就是老百姓的选择。 1993 年的选举，左派能够成功地胜选，就是原来的共产党改组成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能够重新取得政权，这对于左派的思想解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次选举使得波兰的左派知道，靠票箱掌权要比靠坦克掌权更来得踏实。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票箱来掌权的，只要他做得好，只要他努力。当然这个事情是后来的事了。 秦晖：东欧的经济转型并不是西方设计的 我只是说，由于我刚才讲的机制，统治者早就已经不想干了，它和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鲜明的对比。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全社会都想当官，公务员考试之火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一个公务员岗位有 1000 个人去竞争。这种现象在波兰当时是肯定没有的，当时的这些人连总理都不想当。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一种流行说法是完全不对的。这些说法说，后来波兰出现经济转型、出现私有化、出现市场经济化，这些都是西方人给他们设计的。为什么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要防止共产党卷土重来，据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基础。如果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共产党就不可能回来。很多宣传都是这么说的。大家觉得这种宣传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世界上哪个共产党掌权是他掌权以前有很多国有企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吗？苏联共产党是这样的吗？共产党掌权以后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这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候，它就在国有企业中崛起，我在全世界是闻所未闻的。俄国共产党有工人党员，这个工人党员都在私人企业中工作，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党员，我这里指的是掌权以前。有哪个共产党是在国有企业中崛起的？ 秦晖： 1988 年波兰政府企图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 恰恰相反，像波兰这样的反对派运动容易在国有企业中崛起，为什么？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应该有工会，国有企业的工会按照当时的体制是官办工会，官办工会一般是不会唱反调的。但是随着老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在适当的气候下，这些工会也会提出他的诉求。而一旦提出这种诉求，这种诉求马上就会政治化。大家知道，工会本来并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团体。如果是私营经济的工会，他反对的对象只是企业本身，只是老板。可是国有企业的工会，老板是谁？老板就是政府。工会跟企业对着干，在国有企业中就是跟政府对着干。因此，国有企业中的工会一旦有自主权，就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私营企业倒不见得。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巨变前的几年波兰的统治者那么热衷于、那么急切地希望波兰经济应该私有化，最好是把波兰的国有企业都变成资本家的，而且资本家又是他们的人，就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是由各级原来的厂长和经理变成的。他们和工人的对立就会变成民间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对立，而政府就可以超然于劳资双方之上，成为双方的仲裁者，他们是很希望这样干的。但是谁不让他们这么做呢？就是波兰的工人。波兰的工人坚决抵制了这种做法。 1988 年波兰的拉科夫斯基政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企图以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这个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秦晖：波兰经济的私有化使得团结工会在非政治化      我们国家的国企改革进行的非常之快，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权的危机。其实他们也是想走我们的这条路，但是他们没有走得通，团结工会抵制了这种官方私有化，政府才没有得逞。但是巨变以后，波兰的确在民主条件下搞了私有化。果然不出所料，波兰经济的私有化使得团结工会最终在政治舞台上边缘化。因为我刚才讲到，一旦经济变成私营经济，这个工会就非政治化。因为工会谈判的对手理论上讲应该是企业，而私营经济中企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工会跟企业发生博弈，不会跟政府发生博弈的。因此到了巨变以后的民主私有化以后，团结工会的影响每况愈下，到了 1998 年，它基本上就被边缘化。当时团结工会解散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团结工会说现在就回到企业做工会应该做的事。 我们以前说东欧是休克疗法，他们是一步到位地搞，我们是比较渐进的。其实，这个一步到位对他们来讲基本上只是一个法律游戏，也就是说在巨变以后那种气氛下，通过私有化是很容易的，在议会中很快可以取得多数的决定。但是，这个私有化究竟怎么化法？在民主条件下是非常难的，因为要使各方充分博弈，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波兰的很多大中型国企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国营的，有一些国企像格但斯克造船厂先后 5 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掉了。波兰的科拉克夫钢铁联合企业（原来叫列宁联合企业）从 1990 年开始提出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最终方案得到落实已经到了 2007 年，也就是说经过了 17 年的谈判。这里头就提到我讲的一个问题，这些国家的民主或者说这些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和责任怎么由契约变成不是契约的？其实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一方面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责任进行问责。    本文来源： http://blog.ifeng.com/zhuanti/qinhui2012/#picture

文章来源：《人物》杂志2013年1月刊        文 | 韩福东     如果没有这个共识，你就 既不是左派 也不是右派   客厅即书房，四壁全被书柜包围，地上还见缝插针堆着书。秦晖先生喜欢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与研究中，用社科工具去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东欧转型是他长期关注的重点，但他最终的关怀在中国，就如同他的专业原本在历史，但却以对现代中国的剖析而闻名。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但总能在各个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判断，令学界同仁刮目相看。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是他与妻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 2004 年合作的作品， 2012 年修订后再版。在 8 年的时间内，他对东欧转型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会有不同，但并无方向性改变。他和金雁，也常常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观点不尽相同。 人物 PORTRAIT  ＝  P    秦晖   ＝  Q      P ：在你和金雁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中，提到金雁同情欧洲左派，而你一贯给人自由主义者的印象，你个人怎样看东欧的左派和右派？      Q ：我和金雁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我也同情欧洲左派。      金雁所说的左派指的就是东欧语境中的左派，就是从前共产党人演变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和共产党有一定的渊源，社会民主党在今天的东欧被叫成左派，但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它其实比东欧的右派更自由主义。我们书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私有化、安全融入所谓的欧盟、“向西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