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爱思想 | 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

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 进入专题 : 改革    ● 孙立平 ( 进入专栏 )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的呼声再起。原本在前些年似乎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的,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转型陷阱”。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下层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差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提供保护,尽管他们其实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在最初阶段上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改革由于走样变形而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对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总体说,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小白领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其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条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如何解决我们在体制上的困境来说,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如果将这种带有某些合理要求的思路,外化为一种完整的体制,可以说,这条思路总体上不仅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在改革前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不会为社会主流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但不久,这条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但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唯金钱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合法性提供的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微博)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 进入 孙立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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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不可不读秦晖——关于历史与现实

  曾经谈过我的学问梦,记得当时说到,只要肯吃苦和下功夫,还是有机会。越来越感到,学问梦虽然可以随时开始,但是开始的迟或早,却大不相同。曾经深深感动于范美忠先生从事中学教育的初衷,范老师无疑有做学问的慧根和才能,但是自己感觉起步晚(读大学后),因此甘愿作为人梯,让他的学生们有可能站到巨人的肩膀上,他自己放弃成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学人。 虽然之前也读过秦晖先生关于中国现实看法的文章,而且深为震动,曾经在《差距来自学校和教育》一文中提到,撒切尔夫人推行改革之道时曾经拿出哈耶克的著述作为理论依据,我以为秦晖可以为中国当局提供理论依据。事实却是,我并没有读过秦晖先生的著作。最近因为被他的《儒家的命运》一文吸引,决定网购他的著作。从易读的演讲专辑《变革之道》开始,高兴又遗憾地发现,对于我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他早在多年前已经有深刻见解。 早听说先生是天才,只从这本演讲专辑中已可窥一斑。不仅学识广博、反应机敏,令我更加信服的是,他不仅对于自己所讲述的问题有相当全面而细致的了解,而且由于真正地通晓熟悉因此可以十分清晰明了而通俗易懂地讲解,相信即使是贩夫走卒,如果关心先生讲述的问题,也可以听懂。这才是真正的高人。 陈春文先生在《公民社会与私民社会》一文中提出,现代民主社会是“权利与义务结构”的社会,即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基本对等,政府所受让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也基本对等,而专制社会是“权力与义务结构”的社会,即统治者或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力,却并不承担对等的责任,被统治者或国民承担绝对的义务,却没有对等的权利。这给我很大启发。 对此,秦晖先生以一个简单的图标做了清楚的解释:十字交叉线,横线从左到右代表权力从小到大,竖线从上到下代表责任从小到大,十字交叉线分出的四个部分代表各种政府的权责关系。十字交叉线构成的左上部就是权小责也小的“古典自由政府”,右下部是权大责也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这两部分代表着权责对应的宪政政府,秦晖谓之“次好政府”,而左下部是不可能存在的权小责大的“最好政府”,而右上部是权大责小的“最坏政府”。 中小学时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其重点除了人名就是左右倾。王小波说他的后遗症是从此不分左右,在美国开车转弯时要靠老婆拽左边或右边的耳朵来提醒他左右不同的方向,而我的后遗症是至今分不清国内的左右倾和国外的左右倾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和共同之处。秦晖先生以一个简单的图标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样是十字交叉线,横线左是限权右是扩权,竖线上是问责下是卸责。十字交叉线分出的四个部分代表了宪政下的政治谱系,左上部是限权问责的“激进左派”,左下部是扩权卸责的“激进右派”,左下部是限权卸责的“古典自由主义”,右上部是扩权问责的“社会民主主义”。以问责政府为主要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限制政府权力为主要主张的“自由主义”,两者共同追求权责相当的“次好政府”;而主张扩权却卸责的“伪社会民主主义”和主张卸责却不限权的“伪自由主义”,共同维护权力无限却不承担责任的“最差政府”。 感觉中国的左右似乎与宪政下的左右正好是相反的,中国的左派是宪政下的右派,许多是主张扩权却少问责的伪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的右派是宪政下的左派,主张限权和问责,其中自由主义者着力于限权,社会民主主义者着力于问责;感觉中国几乎没有宪政下的激进左派,大概实在是公权太过强大了,没人指望限权还能问责。所以先生说,“ 在一个权力不受限、责任也不可问的体制下,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次好政府(无论是权责均大还是权责均小)都无从形成。”( P112-113 ) 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两个图标中的责任,指政府对于国民的责任,而不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之左派强调的责任往往是国家强大或政府自我强大的责任。 关于中国文化之“儒表法里”,最早我是从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看来的,虽然当时感到震撼但理解并不深刻。秦晖先生认为,法家一方面是典型的大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古今中外极端反对福利国家的先驱。”( P113 )他说,“布什、撒切尔夫人这些古典自由主义政客尽管在‘反福利’问题上似乎与韩非类似,但他们最多也就是对穷人‘自由放任’吧。他们反对给穷人更多福利,于是就主张给穷人更多自由,所以他们拿那些流浪汉没办法。可是我们法家就厉害多了,他反福利,更反自由。他不仅绝不救济穷人,而且敢于把穷人抓去劳改,这叫‘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免他们四处流浪给优越的法家制度抹黑。布什这小子有这能耐吗?”( P114 ) 关于王安石变法,我曾看过不同的版本,因为不理解变革的细节,受著者影响忽而反感忽而同情。秦晖先生不可能在演讲中讲述变法细节,但其解读却对我有醍醐灌顶之效。他说,“ 北宋末王安石和司马光,通常认为是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代表。王安石主张抑制兼并,强调一切收归国有;而司马光则主张不抑制兼并,无为而治。 50 年代国内捧王安石捧得很厉害,到了改革的 80 年代又有人认为反对管制的司马光更可取。其实仔细看来,两派观点对老百姓都很不客气。王安石认为皇上怎么腐朽也吃不垮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百姓中的富人可恶,他们钱多了,国库的钱就少了。所以皇帝尽可穷奢极欲,但对“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发财梦必须严厉打击,这就是“抑兼并”。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抑制兼并所做的评论就是“王之抑,国家自为兼并”。而司马光所谓的“官不与民争利”,关键在于这“官”和“民” 说起来 是官府和民众, 做起来 是国库和权贵私家,实际上成了国家不要妨碍权贵聚敛私财。两派的斗争产生的是一种“尺蠖效应”:北宋后期新党和旧党轮流执政,国家政策就像只一放一缩的尺蠖,无论如何变化,收缩或者放开,都只有利于权贵。这与尺蠖爬行时一收一缩但只向一个方向移动不是很像吗?王党只懂得与民争利,严重损害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利益;马党只懂得放任无为,则使权贵得以放手圈钱。国家的“自由放任”只是放出了无数的土皇帝,但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统制统出了与民争利,却统不出社会保障。王安石搞的不是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的不是自由市场。”( P115 )在我之前的阅读的先生的文章中曾见他多次提到,在中国,左则剥夺自由,右则减少福利。 症结 就在于,没有宪政,权力不受限,责任不可问。先生提出的“尺蠖效应”实在是形象,没有宪政下的改革,怎么改都不利于百姓,差别只在于,往国库抢还是往权贵私仓里放。 先生对于当世的类似改革都有很犀利的批评,“ 在我国改革的 “ 放权让利 ” 模式下,往往出现放弃责任易、约束权力难的现象。结果是 “ 放权 ” 变成了 “ 弃责 ” ,甚至在后来的权力部门 “ 创收 ” 风中,发展成一面放弃公共服务责任,一面却利用权力 “ 与民争利 ” 。 “ 放权让利 ” 就这样蜕变为一种 “ 弃责争利 ” 的模式。于是,许多应当摆脱的体制束缚迟迟不能摆脱,而旧体制下本来水平就不算高的公共服务与保障功能,却很快趋于瓦解。加上市场环境中部门权力容易滋长 “ 经济人 ” 心理,本身逐渐成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 “ 弃责争利 ” 更一发不可收拾。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 P172 ) “医疗危机乃至公共服务危机的深化与其说源于合作医疗的消失,不如说与这时的分税制‘改革’关系更大。而分税制本身是按中央集权的思路设计的,其‘岁入上收、开支下放’的特点十分明显。当初推动这种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上面需要集中财权搞公共福利。可是财权集中后,大城市的公共设施与官员工资倒是上升很快,但县乡村基层财务却日益恶化,这一方面导致基层政权相农民滥施强权,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国家基本放弃了乡村公共服务责任,县以下的医疗、教育系统危机都严重恶化了。”( P172-3 ) “这些年来,我国的公共品部门权力应当说并没有什么约束,以公益名义要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费用,包括以国家财政支付形式体现的公共卫生开支也在不断增长。可是在所谓 “ 抓大放小 ” 的方针下,那些大型 医院 一面成为财政资助的主要享受者,一面又用国有资源在医疗市场上大力 “ 创收 ” 。而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主体的、面向基层的众多小医院和小型卫生机构,却在所谓 “ 不找市长找市场 ” 、 “ 只给政策不给钱 ” 的口号下陷入困境,乃至被 “ 逼良为娼 ” 。而教育方面的情况更严重,说是要 “ 面向市场 ” ,但实际上教育领域的 “ 阵地 ” 意识仍然森严,民办教育的准入门槛既高又往往不合理。国有学校、尤其是那些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名校却在 “ 产业化 ” 的名义下大收高价 “ 择校生 ” ,甚至实行 “ 一校两制 ” 、 “ 一校两牌 ” 、 “ 校办民校 ” ,大搞高收费的 “ 市场化 ” 教育,在以特许权排除竞争者的背景下,以国有资源为私人与小集团进行无本万利的 “ 创收 ” 。这种把公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设租索贡的权力行使得淋漓尽致的做法,岂止是 “ 基本不成功 ” ,简直就是在开倒车!至于那些把本来就很不规范的国企 “ 产权改革 ” 的一套做法套用到公共服务部门,对学校、医院乃至防疫站 “ 全卖光 ” 的做法,就更不用提了。 显然,这样的现象不能仅仅用 “ 市场化改革过分了 ” 来解释。所谓发展市场经济需要 “ 小政府 ” 的说法,其本意是要减少束缚而不是取消保障,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 …… 现代福利国家绝不是以权力不受限为前提的。相反,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导致‘责任退出易,权力退出难’,才是公共服务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P173-4 ) 秦晖先生反对“文化优劣论”,他认为文化无优劣,因为文化与价值偏好有关,既然有偏好,就要有选择,他认为‘选择什么’是文化问题,‘能否选择’就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了。以“中国人尚贤,西方人尚能”之论为例,他说“ 如果没有一个可供比较的平台,也就是说,一边是用选举的办法产生的一个能人,另外一边那个“善人”却是自封的,和大家的偏好并没有什么关系,并不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偏好,他才上了台,那么你就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文化的差异。因为造成两边不同的,并不是两边的人们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只是一边可以选择另一边不能选择。”( P213 ) 先生认为,维系小共同体(以家庭、宗族为单位)的儒家文化,对皇权和国家强权不利,因此,族群社会的瓦解后,“族群组织退场后腾出的中华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公民个人权利与个性自由的社会,更没有形成兼爱非攻、普世平等无差的理想国。相反,杨墨两家都消失了,在秦以后实际上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家设计的专制帝国,集权君主治下的编户齐民社会。”( P185 )秦以后,实际上是法家当道,通过编户齐民等措施瓦解了小共同体,迫使人们放弃对小共同体的忠诚而只能忠于大共同体——皇权和极权国家。基于这样的观点,秦晖先生提出以“西儒会融”对抗“法道互补”。 秦晖先生的渊博和贯通,给我上了关于历史和现实丰富而生动的一课。他对于中国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东欧和前苏的不同的变革之路都有很独到的解读。 抄录于此,算作读书笔记。   秦晖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讲演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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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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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杨小凯与茅于轼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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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每日原文荐译 2012/03/26-30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 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和 G+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事焦点】 ・在印度自焚的流亡藏人 《纽约时报》 对周一自焚抗议的藏人Yeshi的报道 ,自焚在一个抗议胡锦涛访印的示威活动现场发生,26岁的Yeshi2006年离开西藏,成为流亡藏人。尽管有其他藏人的救助,但他之前喝下了一些易燃物,现在仍处于生命垂危状态。藏人组织的发言人说他的行动完全是自己独立做出的,没有任何组织在他后面教唆。 《纽约时报》发表从藏文转译为英文的 Yeshi的遗书全文 《纽约时报》周二, 流亡藏人为自焚者Janphel Yeshi集会 ・新疆叶城血案 法新社: 中国判处阿布都克热木・马木提死刑 ,他被认为是上个月叶城发生的刀砍血案的主犯。 根据新华社的说法,2月28日,他在家中集合了一群人,发给他们刀斧,并带他们到叶城的市场进行攻击。另外, BBC的中文报道 ; 中国国内的通 稿 东亚论坛: 新疆暴力是否是更深层问题的信号 ?许多观察者们认为北京担心新疆的分裂主义是大大滴夸张。因为绝大多数的维族人乐意在真正自治的条件下生活,只要有平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公平以及宗教自由和文化表达。但是,北京目前的政策只是更激怒了维族人。那么新疆就更象是个定时炸弹。 ・黑客追踪至腾讯员工、前川大研究生 《纽约时报》根据一份周五发布的报告( 英文全文 ),追踪网上黑客的行动发现腾讯员工谷开元(昵称为scuhkr)在川大当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接受政府资助研究网络战。他有可能招聘学生,研究和网络攻击及防御相关的话题。附上主角发的帖《 躺着也中枪 》 ・艾未未税案新进展 美联社:周四,艾未未提请税案复议被驳回。 艾未未在G+上贴出的通知原件扫描 ・苹果总裁访华 法新社: 苹果总裁Tim Cook首次访华 ,这是他第一次踏足苹果的工厂所在国,而且是在运营遇到一系列困难之时。苹果代工厂的工人境遇在海外引起注意,而苹果商标在中国的官司也未有定论。 《华尔街日报》 苹果加强与中国高层的联系 双方都没有提到正在等待高院判决的官司,只是说提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而李克强向库克提到要“照顾工人”,以及希望能够加强西部开发。新华社的报道说,苹果会“与中国加强合作,并依法运营。” “中国听说”博客 解读库克来华先见李克强的潜台词 :我们会投资,我们会雇人,我们也愿意按你们的意思在西部建厂,现在,帮我们搞定产权官司吧。(吐槽:作为苹果审查的受害者,我还要替库克多说一句:我们不找麻烦。) ・华为在澳大利亚遇阻 《华尔街日报》周五, 华为决定花170万澳元赞助澳大利亚首都的堪培拉奇袭者橄榄球队,购买两年的球队胸前标志 。 路透社: 华为在澳洲被禁投标,但还未出局 因为担心华为有间谍背景,澳大利亚禁止了华为竞标一项$380亿的新澳宽带项目,但是华为同意做出让步,开放源代码确保不存在盗窃机密,因此还是有可能赢得合同。 ・上期焦点后续——梁振英当选港特首 《金融时报》评论:梁振英有“仇富”的名声。现在他当选香港特首了,会更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吗。 梁振英胜出后的恐惧与乐观 【国际外交】 CNN 昂山素姬说选举不会“自由公正”,但是她的党会全力以赴 ,争取更多国会席位。 《纽约时报》 中美在缅甸转型中竞逐影响力 关心中缅关系的读者也可以看,秦晖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中文) 中缅密松电站搁置之惑 一 、 二 、 三 《印度时报》 去年在义乌被扣留的两位印度商人,如今流落上海街头 。印度领事馆无力再为他们支付旅馆账单,而因为经济纠纷,中国法庭不让他们离境。 《经济学人》: 印度的毛派分子,血腥地带 。毛派极端分子27日遥控地雷在印度最贫穷的地区炸死了12人,28人受伤。 《时代周刊》 在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影响力扩大 ,他们在寻求他们的权力;尽管他们与塔利班曾经有渊源,他们坚持自己不是恐怖分子。 《国防科技》上节选了海战学院的教授 Andrew Erickson的一篇论文中的一部分,认为 中国海军在近海的反介入能力已经对美国构成威胁 ,“未来就是现在”。应该把近海防御和远海投射能力区别看待。 【经济金融】 根据“市场观察”的调查,19名基金经理中有14名说 中国会在未来三年中经历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仍有很大的风险 。虽然中国政府有很多政策措施可以避免硬着陆,同时,中国的出口即使降到底对GDP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是外部影响仍然会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另外,政局不稳也会影响让内需带动增长的转向、还有一个风险来自于房地产市场。 布鲁金斯: 中国将人民币自由化的好时机 。中国应对美日欧等国经贸争端,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即推进国内改革。现在是推进人民币自由化,实行更为灵活的货币体制可以帮助中国实施更为独立的货币政策。过去两个月中,中国大幅贸易盈余不再,而是出现连续贸易赤字。而欧债危机以及市场预期人民币近期不会升值,也使得热钱大量进入的风险降低。 创业节奏:徐小平在北京的耶鲁俱乐部发言说, 中国20年内都不会在创新上有大成就 ,因为中国的教育压抑了热情;中国的产品服务没有灵魂;大公司不断挤压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 《参考消息》上的 中文简译 耶鲁全球在线: 美国众多基金流入中国政府,而不是NGO 【图说】 图集:《大西洋》月刊 41张图片 聚焦中国 ,第9张是互动图片,一个地区4年前与4年后的变化;还有若干抗议图片 CSIS介绍了一份十几页的PDF报告,《中国和阿富汗》,英文 全文下载  中国最担心新疆的稳定问题,低调介入阿富汗重建,主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 简要说明 【书评介绍】 中国节奏博客: 《凤凰——白求恩的一生》 书评 白求恩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而名声大噪。真实的他是怎样的呢,这本书大概是最深入探讨白的一生的传记。“白求恩的一生是不断重复成就与自我毁灭的过程,恰如凤凰。”他将宗教热情转向共产主义,终于成为他期望的救世主角色。他在中国发现了人生意义,但他的一生并未在救赎别人中让他自己免于自大、酗酒和不稳定的男女关系。 一直想以感情色彩不那么强烈的方式对后来人谈谈什么是文革,这一本书也许可以入选。这是牛津大学出版的300多本的“很短地介绍XX”系列中的一本,对文革的简介。不仅谈了那动荡的十年,还联系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国际形势。谁读了之后可以再反馈一下吗?值得译出来不?中国节奏披露了 此书的一些节选 【观点评论】 《外交政策》 温家宝的复仇 在外媒记者圈中传阅率颇高的一篇文章,如果说温家宝是“影帝”,就像他的批评者称呼他那样,温家宝把最好的表演留在了最后。罢黜薄熙来用了30年的努力——这是关于精英家族和派系斗争为了争夺中共灵魂的一篇漫长的肮脏的故事。还要从胡耀邦说起……谁要翻译正文的话麻烦同时翻译一下下面一位叫OcastJournalist的读者留言。 《经济学人》 香港廉政公署调查大亨和前政务官贿赂案 ,中国的薄熙来和王立军则在深宫迷雾之中,中国何时能够建立独立的廉政公署,按照法定程序反腐? 《茶叶之国》博客: 为什么微博在实名制之后还没有失去动力 ?本文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①之前的“言论自由”的代价不高。虽然有人因为发微博而被跨省,但是他们的情况不是普遍为人所知,或者人们认为这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②实名制之后发表不和谐言论的代价并没有变,过去,既然有人会被跨省,说明匿名并没有什么保护作用;③实名制要对付的那些知名大V和非常接近言论边界的人本来就是认证用户;④政府要面对的是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比个人行为要难应对;⑤新浪搜狐腾讯是要追逐利润的,太过得罪用户就没钱赚了;而审查大部分要依靠这些商业公司;⑥ 网民们就是喜欢微博; 【社会百态】 (还记得我们曾经翻译过的《租个白人》的老外博文吗?这儿是 升级版 。)《中国法律》博客:这位老外只不过随口答应了一下,于是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高规格美国外交代表团的一员。警车开道、宾馆的专人服务、和其他外交官们一起参加宴会……当然都不用他掏钱,这儿是中国! 《金融时报》一位已经收养中国女孩十年的 外国人最近回到她的女儿的诞生地——安徽滁州 。现在,人们更富裕了,也就更不大会遗弃自己的孩子。但是,人工流产和性别选择还是很普遍。《参考消息》上已有 中文简译 : 《大西洋月刊》虽然到美国上私人中学价格不菲,四年要20万美金,但是大量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愿意 投资于孩子教育,他们涌入美国 ,,2005年只有65名在美中国高中生,2010年已经达到6725名。 《华尔街日报》 请孙峰出来 中国公安局和国际刑警网络发出通缉令都在追捕一名名叫孙峰的人,尚不清楚是否是同一人,逃亡海外原无锡农业银行的的孙峰及其家人涉嫌卷款潜逃。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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