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王思睿：杨帆给我发过两个短信，先是让我讲讲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后来又让我讲讲新世纪以来这十年的思潮。我的发言是按照后面的短信准备的。关于三十年，近年来我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周总的“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给我出了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的书名就叫做《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所以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周总或者我本人直接联系，买一套我的书，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在这一卷里，收入了我以王思睿、喻希来等笔名写的文章以及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对于各个思潮代表人物的评述与对话、争论，有几十万字。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和《领导者》上。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四十几篇文章，可以算是该刊的第一作者了。 既然要谈十年，就必须对前二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原来以为杨帆会对前二十年做系统的阐述，但是他今天讲得也不太细。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有一种改革的共识，其实斗争也很激烈。用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的话来说，有五个起伏，单年怎么样，双年怎么样。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是很尖锐、很曲折的。但是对它的描述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单维的维度来分析，就是“改革—保守”这样一个维度。 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1989底到1990年初，我在秦城写了《改革十年反思》，其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派别分析，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思潮达到了顶峰。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提了两条主要口号“反腐败、要民主”，虽然也有经济的背景，但是直接的表现形式都是政治改革的议题。 八十年代的思潮与派别，我认为详细的论述不是今天的话题，包括刚才杨帆讲的，对于怎么走到1989年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的这套文集的第四卷《民主运动在中国》，里面有十来万字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潮，则需要增加一个分析的维度。因为1992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这样全球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中国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还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比如说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只是在旁边瞅着。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就融合在一起了，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思潮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讲，波兰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转型》，可以用来作为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资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重运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是资本的扩张运动，一个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对应或者说平行的，是社会的扩张。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也有不带“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是人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和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按照我的说法，二十世纪是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共同来挤压、缩小“共同体”的地盘。“共同体”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因为家庭、家族还是存在的，亲情、乡情还是存在的，在有些国家部落还是以某种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说，“双重运动”既互相冲突、互相制衡，同时又联手把“共同体”压缩了。到了九十年代，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同时复苏了，但是前者更加突出，受到国家机器的鼓励，后者则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 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我提出了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因为对于社会运动和在“社会—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对于资本运动和市场体制上的态度不同，形成了四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派对于社会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社会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体现为政治运动、民主运动。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过，中国“对外的”国民运动已经兴起，他指的是五四运动；他说最期待的是“对内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如果说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八九民运，这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关于四个象限的问题，欢迎大家看刚才我提到的文章，也发表在《领导者》杂志上。在此，我再次感谢周总、感谢《领导者》杂志，使我的思想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四个象限都已经形成。我的概括叫做“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朝掌权的是专政右派，专政左派和宪政左派、宪政右派这三派是在野的。我说的“联合阵线”也专门讨论到宪政派与专政左派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专政右派在九十年代比较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的长篇文章中，在1991年9月的所谓“太子党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替补，替补的东西只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杨帆：我认为它也同时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 王思睿：为什么说是右派呢？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领域蚕食、吞噬社会领域，也就无所谓右派，只不过它是主张在专政机器的保障下推行这一套，朱学勤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我说是“市场斯大林主义”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今天主要是谈“新世纪的新动向”，我准备从五个方面谈。 一、“新左派”的转向。 在我的四象限分析中，曾经提到一部分“九十年代新左派”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太清楚。进入2005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了。为什么说“九十年代新左派”面目有点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到底是赞成专政还是赞成宪政呢？这个不太好分辨。比如甘阳讲“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讲“直接选举”，这显然带有宪政派的色彩。潘维讲“六十年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这里又对专政进行了肯定。在九十年代，当汪晖讲“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批判性，即对于当局要走市场道路的反对和批判。但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却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对于当局是赞赏和表扬的态度。比如说潘维，我在2010年的《谈谈中国模式》一文中，比较清楚地勾画了一下他的转变。十年前，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但是在五年以后，他提出“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这四个特征全是跟那五个特征是相反的。“九十年代新左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重庆模式的“化妆师”。这个重庆模式的“化妆师”不同于重庆模式的研究者。他们是领导人的智囊、军师，他们的“化妆术”是独家密技，不外传的。比如杨帆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要请崔之元来开会，他是不会来的。 有的人说话一直比较暧昧、隐讳，但是我们仔细琢磨也会发现真意。汪晖最近一直在谈“党国”和“国—党”的问题。应当说他还是用批判的口吻说的，并没有正面肯定“政党的国家化”，他指出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政党应该发挥政党的功能，应该讲政治；国家应该有国家的功能，应该是“中性政府”。但是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把“中国崛起的经验”概括为“独立的主权性格”，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把六十年道路和中国改革概括为执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以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言说路数来阐述“党国”模式向“国—党”模式的转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不是比“三个代表”更巧妙的表达方式吗？ 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当然在十八大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八大以后有可能，新的中宣部或许会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他们的主张。可以说，他们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从“批判的知识分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转身。 二、“专政左派”的分裂。 杨帆刚才已经提到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分歧。我最近两三年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话题，谈“专政左派”也就是“毛派”的演化。我在2000年写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我把当时的左派分成三类：“新左派”、“老左派”和“中左派”。“中左派”既是指“中年的左派”，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左派”，就是“毛派”。在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华丽转身了。“老左派”虽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给了大笔的拨款，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力。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还是“中左派”即“毛派”。我上次开会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毛派”近来已经分化出了“三种人”。 其中第一种，我是用袁庾华来代表的。黑龙江文革夺权后的“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是他比袁庾华更近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主张宪政民主。袁庾华在和我私下讨论的时候，也愿意考虑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公开言论中他说要搞“二三四”：“二”是指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这说明他有结成政治联合阵线的想法；“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我说的从毛派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人。 毛派中的另外两种人，袁庾华也提到了。他说“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本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把主要矛盾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派”的正宗应该是这个。但是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现在嗓门最大的一批“毛派”，他们的口号是“保党救国”，宁肯和官僚资产阶级联手，集中力量先把自由资产阶级即民间资产阶级打下去。 “毛派”现在是三分：一派愿意跟宪政派搞统一战线，另外两派都是不愿意搞统一战线的，但是一派主张把矛头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另一派主张对准官僚资产阶级。 三、“太子党”的新思潮。 在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有可能掌权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一种是以秦晓、胡德平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一派是以张木生兄为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派”。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太子党”集团的思想新动向。可以将其视为跳出“专政右派”的思想藩篱的努力和尝试。 我首先想说，这两派在我看来都是想干事派，这是针对那些不干事——不想中国的事、不想世界的事，只管往自己兜儿里搂钱的人，跟他们是对立面。这些捞钱的人有很多是“裸官”，在中国以权捞钱，然后到美国去漂白，安家立业。这些人跟毛泽东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些人现在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则是不想推广到全世界的。他们在“中国模式”的专政机制下捞钱，然后到自由民主国家去花钱。所以他们是“中美国”的拥护者。 秦晓说：“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我在引秦晓这两段话之前，把他已发表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两段话比较代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我对这两段话是比较赞成的。我在2009年发过一篇《“五四”九十年——历史转换关头的战略抉择》，发表在《商务周刊》上，这个刊物不久前被停刊了。我说：“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我觉得秦晓前面的两段话对于我说的“清醒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是吻合的。 “2.0版的新民主主义”，木生最近一两年来有很多阐述，在上一次的会上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出来就是好事。 　 我认为，如果未来的“太子党”领导人不管是接受这两种思潮中的哪一种，都比不干事的捞钱派要强。这首先表明愿意开展思想争论，愿意吸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更支持前一种。前一种是不是就跟我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呢？也不一定，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四、“宪政左派”浮出水面。 在十几年前，四个象限中有一个象限是比较弱的，这个弱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就补充上来了，这就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都有很多的理论表述，而宪政左派过去的理论表述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谢韬先生去世后，《凤凰周刊》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其中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近香港出了一本书，叫做《赵紫阳的道路》，其中也有一篇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披露，早在1993年，赵紫阳就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1999年，杜润生向宗凤鸣表示，“在现今的世界里，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对党的改造问题。并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并托宗凤鸣转告赵紫阳。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安志文还对宗凤鸣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高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据《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记载，2004年9月12日，赵紫阳对来访的杜导正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上面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谢韬的文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块，水面下面的则是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以及“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的相当一部分人。我甚至在想，“2.0版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不清晰。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也想介绍一个新的情况，在座的人有些可能还不太了解。在海外民运中也出现了“宪政左派”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海外民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是文革时著名的“李一哲”中的一个。2007年3月17日，王希哲在《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民运左翼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五、“宪政右派”的新分野。 在自由民主派或者说“宪政右派”中，最近出现了“零八宪章派”与“反零八宪章派”，“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的对立，这说明在宪政右派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革命派和宪政派的分野，这个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指出：如果拿当下的思想状况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较，已经介于1971年“九一三”与1976年“四五”之间。“改革已死”的想法已经比较普遍，就好比“九一三”以后中国思想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四五运动还没有到来，说明群众还在观望、酝酿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契机形成新的“对内的”国民运动。用当代史来做文章，对于多数作者还有一定的障碍，所以现在流行的是拿晚清史来做文章，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来作隐喻。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上面，革命派和立宪派到底谁的作用大，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革命派的出现，以孙中山为例，他也是从改良派、维新派变过去的。康、梁刚刚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于海内外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保皇党、立宪派辩论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主要是由于清廷越来越不象话。他们说是搞新政，搞立宪，却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这使得立宪派的言论越来越得不到现实的支撑。革命派说你搞新政、宪政都是欺骗，都是变着法的给自己人争权夺利。立宪派在理论上说不过革命派，在实践中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秦晖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引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大家把脸翻”，“小百姓一齐要动蛮”，“闹出天外天”，俨然与革命派一个腔调。立宪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心态上与革命派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现在国内朋友的言谈中、海外文章中乃至在国内一些微博和博客文章中，不革命不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是看着它从最早的星星点点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不是算术级数的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四五运动前夕的味道、清季的味道现在很浓厚。 我想说的是在宪政派中不要搞路线斗争，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搞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就错了。过去有一种革命的信仰，不信仰革命就是异教徒，就要革出教门。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转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要因势利导，手段是不能固定的，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时势，时势造手段，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把目标说清楚，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行情分析家，我们发现谈革命的势头正在急剧上升。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文_ 特约记者 河西 上海报道 眼睛里有血丝，后颈处隐隐作痛，访谈到后半段，易中天摸起了后颈：“首发式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疼，而且上午不疼，下午开始疼，疼到晚上失眠。” 首发式指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易中天文集》，这套文集，洋洋16卷，集中收录了易中天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首发式很热闹，茅于轼、秦晖、资中筠、吴思等众多领域明星级学者到场祝贺，引起更大动静的恐怕是他在文集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话：“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引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番躁动，竟群起而攻之。 是不是太累了呢？自从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之后，易中天声名大噪。他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邀约不断，总有一些会是他必须要参加的，总有一些让他反感的人和事让他不得不站出来说一些话—真话。 从“另类学人”到“公众人物” 靠品三国成名，可是他对《三国演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篇谈《三国演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和权谋，正是这些在易中天看来有害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一再强调改编历史剧要有现代意识，这次到上海，参加上海京剧院《成败萧何》颁奖晚会，也是因为这部新戏让他看到了编剧在这方面的用心：“《成败萧何》改编得不错，历史剧一定要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也不是说让古人说现代话，也不是说要让古人有现代意识，而是编剧要有现代意识，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可是很多新编古装历史剧大家也不接受啊。”记者反问。 易中天答：“是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现代意识，动不动就让古人说今天的话，他以为这就是现代意识，他以为而已。现代意识应该是幕后的，编剧的。这部京剧其实和史实差别很大。他们改了，但是改得很合理，我很欣赏这样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也在他的身上流走。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差不多也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新疆、武汉到厦门，也许正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才有这样敏锐的认识。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的人生转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你看十六卷文集中，不仅玩转历史，诗歌、小说、时评也是拿得起放得下，“杂家”，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位。 易中天的人缘 杂，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捧场的各界名人看出来。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就和易中天是死党，邓晓芒说：“我跟易中天在武大，本来就属于一个圈子，武大研究生和周围像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学校的研究生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那个时候叫湖北省青年文学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讨论。在理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跟易中天。” 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言论出现。 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人红是非多，易中天毫无疑问也是颇有些争议性的人物。这不，刚刚又因为在“倪萍事件”中说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而引发口诛笔伐。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倒不是她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断章取义之后，又有几个人去看易中天的原文、理解他的原意呢？ 他就是一性情中人，憋不住。每周必看《南方周末》，一看到让他火大的事件忍不住就要来发表言论，久而久之，也集成一本集子（收入文集中第16卷，是为《公民中天》）。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易中天可不是个躲在书斋成一统的知识分子。 易中天在厦门明发新城。摄影_李华 南都周刊专访易中天 我是特别聪明的人，我受不了弱智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在新疆一待就是13年，你对新疆的生活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当时在军垦农场开垦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易中天：非常艰难，想象不到的艰难。在有段时间，一年只有两天可以吃到肉和细粮，也就是国庆节和春节。当时，包括乌鲁木齐，都没有酱油卖，也没有菜吃。可是我记得“文革”中有一次，从内地调了一列车大白菜来，却因为没有人卸，结果全部烂在那里，那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当时上海知青，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呢？酱油膏，也就是固体酱油。直接带酱油不划算啊，固体酱油可以切一小块兑水。一块酱油膏是不得了的礼物，可以贿赂很多人。连酱油都没有，你可想而知荒唐到什么程度。非常之苦，而且你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 南都周刊：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吧？ 易中天：长身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长身体的时候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每天干很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 南都周刊：后来进入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中学老师，也是想要摆脱这样的处境？ 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 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