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程映虹: 中国的荒诞剧 ,世界的灾难片?

去 年温州动车事故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调侃的文章(“好莱坞最新大片–中国2011高铁追杀”),说中国的官场的荒诞离奇已经让它成了世界的好莱坞。好莱坞 导演挖空心思虚构出来的西方国家高层政治中阴谋腐败色情凶险等等的故事,哪里能和那些被中国官场的黑幕所掩盖的真实事件相比。不夸张地说,中国任何几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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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陽光時務》第17期目錄及封面(2012年4月19日出版)

【 主編的話:我們都是牆的磚/長平 】 如果你是一隻鳥兒,你就會嚮往自由的天空。當你成為一塊磚頭之後,你就不會有飛翔的願望,你的理想就是被砌進一堵牆,或者被拍到別人的頭上。 封面故事:《牆》 編者按 :萬里長城無處不在。他們都不是大惡之人。他們不是罪惡的組織者,只是執行命令的人,用他們的話說:「大家都為混口飯吃。」但這口飯下肚,他們與作惡的系統融為一體,成了專制統治得以維繫的最重要的基石。 【 封面故事:牆之拆遷辦主任 如何強拆自己家 /蘇嘉溪 】「反正到哪裏都是做事情,領導覺得我合適,我就去做。」即使是在拆遷自己村結束後的第四個月,趙旭東仍然覺得自己不後悔「擔此大任」。 【 封面故事:牆之線人  自己人,J&K /王剛 】學生線人J說,「我被要求去參加沙龍,他們說有自己人, 但我也不知道誰是『自己人』」。而密探老K為國安局工作, 主要監視外來人口特別是外國人,他說,保護好三峽大壩, 是作為本地人的責任,「我又不是去迫害別人。主要是彙報情況, 提前給上面彙報情況」。 【 多問一點:梁振英應該怎樣評價六四?專訪香港候任特首「最佳助選員」劉夢熊 】(視頻) 香 港第四任特首梁振英參選時的得力「助手」、言行大膽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梁振英不僅打天下需要他這類人幫手,治天下也需要他這類人。他建議,作為一 個香港人和香港的特首,梁振英應該理直氣壯,按照香港價值觀評價六四,沒必要兜彎。他說,評價六四如果沒膽套用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價值觀,也沒膽照香港資本 主義價值觀,就變成首鼠兩端,言不由衷。 【 愛上深度一:當台北遭遇強拆:都市更新 OR 率獸食人?/ 鐘聖雄 】台灣《都更條例》過往八次修法,不斷朝著「便利建商」、「簡化程序」、「排除障礙」的方向邁進。說穿了,就是「多數決」與「強拆」。動用警力強制拆除貪婪釘子戶,一切都顯得那麼勤政愛民合情合理。 【 愛上噪音:二手玫瑰 】(視頻) 歌詞貌似平白如話,充斥打情罵俏,但他們就用這種調侃、戲謔、諷刺的姿態來調侃現實、金錢和愛。或許,他們有能力讓你感受到置身當下的光怪陸離,渺小的人們 孤立無從,安全只能靠安全套,社保只能求社會保佑,人們誠惶誠恐地等待天明。歌裏唱著:「天地不容自由,鯉魚躍進紅樓,現實還未燙手,理想聞風遠走。」如 此特立獨行、乖張詭異的二手玫瑰,在俗豔的外表下告訴你什麼是大俗大雅、它的反諷和不妥協、壓抑許久噴薄而出的憤怒,以及隱藏在謙遜之下的傲慢。 【 愛上禁區1:自由客死他鄉 】(視頻) 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這三位先生,就是為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先驅。他們為了別人的自由,放棄了自己的自由。為了這個國家的自由,被迫離開了這個國家。 【 愛上紀錄片:烏坎三日 /艾曉明 】錢雲會村長死的時候我沒有去,陳光誠全家被囚我也沒有去。如果烏坎再不去,我該怎麼回答呢? 封面故事:《牆》 1、【牆之網絡審查員  網絡金刀  /余聲 】「對當今的醜惡面,我們不比他們了解得少。駡共産黨,我們可以比他們駡的更厲害。如果沒有我們,很多突發事件不可能成爲社會熱點——我們已經盡力保留言論空間了。但宣傳通知一來,我們也沒有辦法。」 2、【牆之截訪者  「好人」老林 /余聲】老林和他的同事常年租住在北京陶然亭附近一家小旅館裏。每年只遣送十多名非法上訪者,很清閒,但也很無聊,除了工作,就是和其他地市的截訪者騎自行車滿北京跑著釣魚。 3、【牆之城管  城管隊員的一天 /沈達明】「誰都理解小販的辛苦。沒辦法,我们是人,小贩也是人,大家都为混一口饭吃。」 4、【墻之五毛  我愛問五毛——艾未未專訪網評員節選】「在一個論壇裏其實有3種人是你要扮演的:領導者、追隨者和旁觀者。通過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去影響觀眾。可能有些時候,你也會覺得,這事不能這樣理解,不能這樣讓人去誤會,但是你又無奈嘛。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挺人格分裂的。」 5、【墻裏的人想出去  翻牆的成本/谷禹】 怎麼能翻牆?中國的VPN市場已經達到了一年近5000萬美元的產值,這只包括了企業和事業單位出於保密和通訊的需求,個人VPN這個行業由於灰色的屬性,更是無法計算。 6、【墙外的人想進來  自由的代價/谷禹】 每年數量眾多、毫無版權意識的留學生初到國外,習慣了Facebook和YouTube上的精彩熱鬧和自由,也喜歡優酷和微博上的眾聲喧嘩和免費午餐,二選一就成了一個困難的選擇題。 【愛上深度1:都市更新拆那台北】 1、【兩棟房子,在網絡上 /黃哲斌】王家事件引爆網絡台灣民意,證明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實體世界的聲援團體與網絡動員分進合擊、各自分工,讓主流媒體原本定調的「釘子戶事件」,最終引爆為社會正義的政治風暴。 2、【台北都更影像紀錄  /林怡廷】 都市更新,是急速變化的世界裏共通的話題。3月28日,「怪手」拆了王家,台灣社會沸騰。人們發現,以都更之名,罪惡早已盤根錯節:「王家就是你家」,王 家 帶出了過去被埋在底層,其他被忽視的抗爭案例。它們迫使社會重新思考,如何面對價值觀的歧異、居住正義的實質、都市更新的意義,以及,如何看待一個人活在 土地上的狀態? 【愛上深度2:香港出了個沈祖堯——大學生陳倩瑩被判監之後/黃麗萍】 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大學生因參與社會抗爭而被判監,也是第一次有大學校長發表聲明,支持被捕學生,肯定學運。 【愛上新青年:坎坷社運路】一些原本平凡的年輕人,以他們實實在在的行動走進我們的視野。廣州青年街頭舉牌呼籲政改被拘捕,台北青年在士林靜坐前反對強拆,香 港青年衝擊遞補機制論壇被判坐監。三地的年輕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做同一種事情:社會運動。讓人倍感欣慰的是,儘管都提到在三地共同面對的種種困難,他們對 社運未來仍然怀揣著堅定的態度。透過這次對談,他們的經歷,我們一起來分享。 【多畫一點:誰在害怕鼠標】最近央視新聞中「一些人只要輕點鼠標就詆毀他人名譽,破壞穩定。」的說辭一出,即引來網民的強烈反彈。網民不忿在網絡中留言:「屁民們以後只要管好自己的手指頭,不要有事沒事就點鼠標。」另一邊也有網民淡然應對:「流言止於『治』者。」誰在害怕鼠標?不辯自明。 【愛上禁區1】 【告別方勵之教授的哀思/吳仁華】 方勵之教授不是政治家,不是民運領袖,他有他的人生規劃和選擇。 【方勵之教授為什麼重要/程映虹】 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起到了同一時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運動中其他人沒有可能起到的作用:從科學出發,以科學為依託,用科學語言和科學方法為武器,在中國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戰極權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根本信念。 【愛上禁區2:祖國的陌生人——倪律師的三次入獄  /何楊】 倪玉蘭又入獄了,十年來的第三次。這回的罪名是「尋釁滋事」和「詐騙」。刑期是32個月。紀錄片導演何楊曾幫她拍過一部《應急避難場所》,那時候她無家可歸,只能露宿于北京故宮邊上的皇城根遺址公園,那本應是遇到瘟疫、地震的時候,災民們臨時逃難的地方。 【多讀一點:從雅寶路到太陽縱隊,陽光時務專訪張郎郎/吳虹飛】 「有人質疑我給當局塗脂抹粉之類,而不寫我經歷的那些事情。我確實不敢講,因為我唯一需求就是能夠在有生之年,每年都可以回來,見見家人。於是我只談風花雪月的事情,比如這本《大雅寶舊事》。」 【薦書】 【愛上紀錄片:胡杰致艾曉明:從《太石村》到《烏坎三日》】 從《太石村》到《烏坎三日》,它給歷史留下了重要的見證,它見證了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抗爭,它讓當下的民眾和執政黨看到中國的改革可以怎樣從困境走向破局。 【愛上紀錄片:紅歌飄蕩的村莊——從形式角度說《烏坎三日》/徐旭】 艾曉明對「紅歌」的這種後現代主義的挪用手段,正與崔健戴著有五角星帽徽的帽子,唱著《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表演行為如出一轍,它們應被視為一種借用對立面擁有的文化符號,通過重新編碼的再生產之後,運用到與權力進行鬥爭之戰場上去的文化策略。 【多說一點1:預先張揚的失敗發射/劉檸】 所謂「象徵性」,即通過發射或核試,來凝聚共識,強化意識形態的「存在感」和政權的合法性,以期順利實現某種吃緊的政治目標。 【多說一點2:重慶事件與中共政爭/周克商】 除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容忍底線。 【多說一點3:誰製造了薄熙來?/吳祚來】 沒有人去思考,這樣的個人權力通過極端的控制與打壓出來的效果,是不是可以持久?人們只要眼前的利益與效果,而不問制度建設,所以薄熙來的悲劇,許多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貢獻。 【多說一點4:調情,以藝術和《藝術家》的名義/郝建】 《藝術家》就是一部在形式上精雕細刻的電影,它是對電影史極度熟知基礎上的翻新,是對既有形式精到掌握點化和處理。《藝術家》是一個頂級創意的神跡。 【特別報道:兩岸三地年輕人之「搞事」異同】 台灣大學生旁觀多,行動少;內地「大學不像大學」;香港大學生政治冷感。海峽新論壇;兩岸學者為年青人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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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方励之教授为什么重要?

方励之先生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 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 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爲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擡出来爲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爲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号。文字有所修订。) 程映虹,《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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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等待:中国人的宿命

震惊中外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已近一个半月,王本人既失踪又失声,官方提供的只是没头没脑的“性质严重”和“影响恶劣”等等判词。在王形同人间蒸发的同时和背后,是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权利的被藐视,也是与此相关的司法程序在当代中国的弃如敝屣。现在王立军的这个被“黑掉”的命运看来又由他昔日的老板薄熙来分享了。   我常常想,中国文化确实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很当代的事情看作是历史,从而在它们和自己之间建立其一段心理距离,把它们的后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来。这种历史感其实是一种麻醉剂,起到的是淡化,减轻甚至遗忘的效果。当然这种历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离自己的近的,就越强调其“历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等等;越是离自己远的,越是强调其“现实”性,最突出的是从1840年到1945年的所谓“百年耻辱”。   以王薄为主角的重庆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强化这种“历史感”。当王立军投奔美领馆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应该也必须很快会对公众作出交代。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人们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认为,这一下好了,说明王的问题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等啊等,等到现在,这样的交代还没有下文。从中国官方媒体的页面上来看,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给等得心焦的人民一个交代。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不乏对官方的嘲弄和幸灾乐祸,中国特有的民间嘲讽文化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发泄。但是,人们应该认识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国的公众也再一次遭受了极度的轻蔑和羞辱。在党的“家事”面前,公众的等待是无足轻重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你越是关心的事,我越是不会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个现代国家的政权对“民意”如此轻藐的吗?   至少在现在看来,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现根本性变化,王薄事件的结局非常有可能象无数让中南海觉得难堪和棘手的问题一样,在一段时间的消声和冷处理之后匆匆结案,寥寥数语对外做个交代,从此谁也不准再提,就这样成为“历史”。而中国公众也很可能只能象过去无数次地重复过的那样,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并在一刹那把它归入“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间,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还少吗?每一次开始时不都是惊天动地,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还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评哈金的小说《等待》的文章,感叹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说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终成眷属的故事,他们之所以等待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特定制度和文化的束缚。是那个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愿望被时间碾磨成随风而逝的粉末。文章中这样说:   有心的读者还能在《等待》中读出一层更深刻的涵义,这就是小说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实际上浓缩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为 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中国人就在等待,等待一个叫做慈禧的女人改变她对中国和世界的想法,变得开明一点,宽容一点, 让国家民主,给国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为逐渐断绝了人们的希望,但他们又开始了另一种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继承人能比她开明和宽容,一直 等到1908年。就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妇人让几亿中国人等待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不能说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进步。相反,中国有了铁路,有了电报,有了 无数新的产业和运输业,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观了。然而,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滞后将使得中国付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动 荡作为代价。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中国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毛 泽东的死亡将会结束一个时代。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成全了这种乡愿,中国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四个现代化”的自由,但却没有讲第五个 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这一点上,70年代末的中国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帜下推翻独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很多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邓小平的人改变想法,变得更加“向前看”,让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 “六四”之后,他们从等待邓小平改变想法转为等待他告别人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继承人至少会比他开明。就这样,在邓小平退出政坛之后,一个叫江泽民的扬州戏子又让人们等了至少十年。在人们对江泽民不抱希望之后,根据同样的乡愿,他们又开始等待一个叫做胡锦涛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当听到这个人说要向北 朝鲜和古巴学习、并向知识分子开刀的时候,他们等出一个“胡不如江”的结论。而现在,又有消息说,胡锦涛也在挑选接班人,其中有一个叫李克强,很年轻很能干,说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权,中国会有大的变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复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出了头,但他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每当读到这里,我都会想:难道无尽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宿命吗?   程映虹,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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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重庆事件可能的后果

薄熙来下岗为重庆问题画上了句号,但进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径上的莫测。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连对王立军事件的用词,最具体的也不过是“私自进入”。这种语焉不详和吞吞吐吐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事件的细节还不了解,而只说明他们在如何定性上还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中共最高层换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权力集团成为牺牲品,罪名都是贪腐问题,而这次换马前被整肃的重庆是政治问题。前两次是中央主动找茬,京沪的两陈冤哉枉也;这次是反过来,西南王薄熙来招摇了好几年,最后意想不到的是王立军捅了大漏子,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处理重庆的问题。这个过程,用“阴谋论”(即中南海有人施离间计,王立军中招投奔美领馆)来解释似乎太像演义。 和前两次的京沪事件相比,重庆既然是政治问题,其定性就事关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走向。按照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那段欲说还休的话,他是要把重庆的问题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这是中共最高层内部初步达成的共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中国政治生态将有一段时间的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主要是温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这样的限制词),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样,而将来出炉的正式罪名还是犯上作乱(例如王立军违反党纪国法,薄熙来有个人野心,机会主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点贪腐,那只会加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线上的莫测。 长期以来,中共最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就一直是暧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庆时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一锅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放任对它的反思和介绍又会在历史源头上加剧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又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讨论。正是这种暧昧和含糊给极左势力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为薄熙来用唱红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空间。这种作茧自缚最后让这个魔瓶中放出来的恶鬼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要摆脱文革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一个途径当然是公开彻底地否定,并允许社会对文革做介绍,讨论和研究,而如果这么做,很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政治改革问题。所以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会去碰文革这个问题。 温家宝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来,重庆问题既和文革余毒有关,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 如果温家宝的这个途径最后没有被中国最高层采纳的话,那么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话题都会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强化。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中比较聪明的,早就在薄熙来和乌有之乡那种类型的粗糙的毛主义和从西方话语中移植并加工过的国家主义中作了选择,并在“中国特色”下,把国家主义变成了党国主义,例如汪晖的“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自重庆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新左派这下没戏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受重庆事件影响的不过是一部分新左,脑子比较死板的那种,他们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这类人中也还有在毛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两头都想靠的。而“政党是主权的内核”则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这个政党不垮,这句话就永远是“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作者:程映虹,《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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