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加贝

华盛顿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非洲三国的访问。习近平履新后首次出访四个国家，非洲三国列在其中，中国对非洲的重视可见一斑。这同时也给希望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华盛顿敲响警钟。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长达几十年，而美国对非洲的兴趣越来越大。随着非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与美国在非洲会产生冲突吗？请看《中美逐鹿非洲》系列片的第一集–《当中国遇上非洲》。 3月底，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非洲的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南非的德班参加了“金砖五国”峰会。“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访问期间， 习近平还承诺，三年内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做出如下表示： “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只会加强。” *1950年代，政治为主* 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的明朝。当时，郑和的船队曾至少3次到达东非海岸。不过，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非几乎没有接触。 中国与非洲的再次接触开始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刚刚建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自身财力、物力相当匮乏的情况下，为了赢得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开始向非洲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帮助非洲国家脱离西方的殖民统治。著名的坦赞铁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成的。作为回报，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大卫.希恩 (David Shinn) 曾经是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的大使。他最近与人合作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与非洲：一个世纪的交往》（China and Africa, A century of Engagement）。 他说：“回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对非洲主要兴趣是支持当地的解放运动，支持非洲那些对中国共产事业感兴趣的政府。那个时候，政治关系多过经济联系。” *1990年代，经济贸易成为主导* 1990年代中期，随着北京寻求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中非交往方式也从中国单纯地援助非洲发展，变成由贸易和投资为主导。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方式就是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大坝、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换取非洲的石油、矿产和其他资源。现在，非洲每个国家的首都和主要城市几乎都有中国人帮助修建的政府大楼。坐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非盟总部就是中国援建的。 2000年，中国和非洲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打下框架。现在，这个对话机制已经举行了五届。2006年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一时景象蔚为壮观。 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超过2000亿美元。同时，非洲还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劳务工程承包市场，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将近百万，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2000多家。 现在，中国人的脚印几乎遍布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中国人经营的商店、中国制造的产品随处可见，另外，非洲还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最新的趋势是，一些中国人选择去到非洲做义工。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很多人在开始学习中文。 *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 但是，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越来越遭到质疑。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不关注非洲的人权和劳工权益，而非洲国家也开始提出疑问，中国在非洲一切果真是非洲的“福音”吗? 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的雷蒙德.吉尔品（Raymond Gilpin）说： “ 有很多人对中国在非洲发展的步伐和规模感到恐惧。中国与非洲的贸易确实在加大，但是，同时，很多中国人来到了非洲。非洲人的一个担心是，中国公司进来了，比方说，一个工程项目进来了，工人们也跟着来了。他们利用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关系来帮助完成工程所涉及的各项贸易。很快，他们就挤垮了当地人。 随着雇佣增多以及非洲社区对经济的担忧，这在将来越来越会是造成关系紧张的缘由。”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写文章称，中国拿走了非洲初级商品，石油和矿产，同时向非洲出售中国工业制成品，这是殖民主义的本质所在。他呼吁非洲人从对中国的浪漫期待中醒悟过来。 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前大使大卫. 希恩说：“这篇文章非常令人吃惊，因为非洲政府高级官员中很少有人持这样的态度。非洲的学术界、民间机构， 有时侯，一些国家的反对党领导人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但是政府高级官员这么做，很罕见， 特别是尼日利亚这样一个与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 他说，获取非洲的石油和矿产只是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之一。他还说：“第二，简单地说非洲在联合国有54张投票，另外，非洲在其他多边组织中有代表权，像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第三，中国希望得到非洲所有国家的承认现在有50个非洲国家承认北京，另外还有四个国家承认台湾， 中国希望这些国家转而承认北京。最后，中国希望向非洲出口。”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她说： “ 非洲的绝大部分原材料确实出口了，工业制成品流入 非洲，美国和欧洲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殖民关系。这是非洲的经济结构问题， 这是非洲政府的错误，尼日利亚政府的错误， 他们没有为尼日利亚的企业家创造环境来改变国家的经济形式，使其成为一种以制造业和更高端服务为基础的经济。非洲政府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中国。” 她补充说，中国在非洲投资的20%-25%是制造业，而非采矿业。布罗蒂加姆曾经撰写了一本书叫做《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这本书澄清了很多西方对中国在非洲的误解，包括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刚刚开始，包括中国在非洲抢占了大片土地，用于生产出口作物的故事等。 *‘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遭遇挑战*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记者会上曾表示：“中国从来坚持中国对非援助的原则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中国这种“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正是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认为，这样的原则让中国与非洲政府打交道时占据极大的优势，更方便中国与前苏丹总统巴希尔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这样的独裁者合作。 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吉尔品认为，中国在非洲并非无条件，“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先决条件。除此之外，近年来，在非洲国家频频发生中国公民被绑架、 中国设施遭到袭击事件，他认为，这些都给中国的“不干涉内政政策”提出了挑战。 他说： “关于这个‘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条件’的政策，中国自己也在提出疑问。因为当你看到这些对中国设施以及中国公民的威胁，你不得不问，中国当局是否该对内政有所干预，以确保他们的公民和设施得到安全保障。”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罗蒂加姆说：“中国不干涉内政的政策确实有些改变，不过，这种变化是温和的。过去，你不会看到中国外交官在热点地区穿梭斡旋。在苏丹危机上，你看到中国第一次派出了非洲事务特使刘贵今，他不仅到苏丹，还前往其他地区，例如津巴布韦，和其他那些需要进行外交斡旋的地区。这种穿梭外交、谈判和劝解对中国来说是新的事情。” 布罗蒂加姆说，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诚然是中国在非洲遇到的挑战之一，但这不是针对中国一国的。她认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问题是透明，对非洲投资和援助计划的透明。她说：“例如出口额度、对外援助，有多少进入了非洲？每个国家又得了多少？我们应该能掌握这样的信息，其他国家这方面的信息都是公开的。这至少可以帮助澄清一些误解， 例如，大家认为中国给了非洲巨大的援助，但是，实际上这种援助相当少， 是有限的。” 国防大学的吉尔品说：“我认为中国未来中国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与非洲公民团体相处的方式 ，与那些重视良政、多元化、自己决定自己事务能力的团体和组织相处。 第二，他们应该真正要找到将非洲商业多元化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是，太偏重石油和矿产了。另外，还需要与非洲公司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这方面，美国公司要做得好些。”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非洲经贸活动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美国是否在非洲会落后于中国。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新上任不久表示，非洲到处是中国，美国要在非洲与中国竞争。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介绍《美国重返非洲》。 fullrss.net

裴敏欣：中国，最孤独的超级大国 进入专题 ： 中国外交    ● 裴敏欣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本文作者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2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交政策，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