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

德国之声 | 政府军士兵叛逃 叙利亚面临内战?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在该国西北部城市吉斯尔-舒古尔(Jisrash al-Shoghour)有120名叙利亚安全力量被武装团伙打死。官方消息称,部分警察遭到伏击。有些尸体被肢解后扔进河中。该国政府代表称,吉斯尔-舒古尔距大马士革300公里,当地受到惊吓的民众请求政府军对武装团伙进行干预。 相反,反对派则表示,自上周末以来,政府指派的狙击手对有5万人口的该城实行恐怖统治。屋顶上的狙击手曾在一个为遇难示威者举行的葬礼上向人群开火,有示威者被打死。就120名安全力量被打死的消息,反对派却另有表述:安全力量中出现了叛乱。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向同胞开枪。因此,他们才被处决。 叛逃士兵“现身说法” 这一说法是一个从叙利亚政府军叛逃的士兵在一段视频中所叙述的,这位士兵说:”我是中尉–穆罕默德·塔拉斯(Mohammed Tlas),效力于5师、15旅、第852营部。这是我的证件和照片,在霍姆斯(Homs)颁发的。我成为一名士兵,是为保护我们的人民与以色列敌人而战。但是,自从我们看到在大马士革和全叙利亚发生的一切以后,我就不能再留在叙利亚政府军了。”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两派间的暴力升级 暴力不断升级的消息传出之后,叙利亚内政部长沙阿尔(Shaar)在国家电视上宣布,将对反政府武装采取不妥协的措施,他说: “国家有责任对人民的生命负责,其中也包括平民和士兵。国家必须要保护政府机构,作出决断,并在法律的框架下运用政府权力作出反应。在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人员遭到武装袭击后,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这则消息被公布后,吉斯尔-舒古尔市的民众被恐惧所笼罩,一位目击者说:”这个城市几乎是空的。所有人都逃往土耳其了。他们要在安全部队到来前离开这里。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政府军要在未来几天向该城进攻。” 1982年的叙利亚 自3月中旬反政府武装抵抗运动爆发以来,约1100名叙利亚人被打死,10000人被逮捕。据观察家估计,吉斯尔-舒古尔的暴力升级表明,被逼入绝境的叙利亚政府准备发起一场内战。  这会让人回忆起1982年的叙利亚。当时现任总统阿萨德的父亲在哈马市残酷镇压了一次起义。暴力冲突造成多达30000平民被打死,其中主要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作者:Ulrich Leidholdt 编译:严严 责编:叶宣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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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之战

这两天在开罗,感觉很穿越,好多事情几乎都是22年前的翻版,甚至连一些细节都非常相似。但是几个关键点的不同,决定了事情的发展轨迹有了天壤之别。 首先是穆巴拉克早在2005年就做出了部分让步,包括举行总统选举,开放报禁等等,虽说有些假惺惺,但起码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其次是埃及军队一直保持中立,这是埃及的传统,不说也罢。第三当然是互联网,尤其是非死不可和西式微博,这一点同样不说也罢。 今天我来说说一个非常关键的战役,史称“骆驼之战”。 开罗广场的大游行始于1月25日,延续到2月1日时,穆巴拉克发表了第二次电视讲话,公开服软,保证9月下台不再连任。据说很多人听了这讲话都动了恻隐之心。没想到老穆的儿子不甘心失败,让手下出钱雇佣了一批打手,于2月2日骑着骆驼(对,就是在金字塔招徕游客的骆驼),拿着铁棍和步枪冲进解放广场,对游行者大开杀戒,打死了几十人。埃及军队继续保持中立,只是努力将双方分开,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眼看游行队伍被冲散,这场革命很可能就此功亏一篑。好在负责广场保安的穆斯林兄弟会找来大批援手,和骆驼队展开搏斗。兄弟会的人没有武器,只能从地上撬起砖头砸向对方。正因有这帮人拼命相博,才保住了游行队伍的士气,于是革命继续,直到老穆宣布下台。 据官方统计,这次埃及革命一共造成500多人死亡,媒体的统计则是840人。 我昨天参加了一次游行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地点就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会议室。参加会议的都是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一共有10个组织,大家在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争得面红耳赤,我听不懂,只能靠事后翻译。总之大家对现状还有很多不满之处,正在想办法巩固成果,但具体措施存在争议,不多说了。 因为我听不懂,会议期间就和兄弟会的一个保安闲聊,这哥们今年22岁,英语是小学3年级水平,我俩居然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知道他白天修电脑,晚上当保安,每个月挣1000RMB。他还有个爱好是健身,靠当教练挣外快。 从聊天中,以及后来的采访当中,我发现穆斯林兄弟会并不像西方媒体渲染的那样,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具体情况不多说了,等文章吧。) 这次实地采访给我触动很大。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大都来自西方媒体,这里面的误解太深了。比如,前几天引起轰动的开罗Imbaba地区宗教骚乱(导致12人死亡),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西方媒体描写的那样,而是有前政府的人士在捣乱。我去看了那个教堂,那是埃及最差的地区,居民全是没什么文化的穷人,在这样的地方很容易煽动起宗教情绪,但这并不是埃及的主流。 总之吧,偏见源于无知。我对埃及的偏见,就是源于我的无知。这次埃及之行让我大开眼界,而我的旅行还刚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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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不要成为自己反对的那种人

南都周刊专栏 ——————–   差不多深夜12点,窗外想起一声枪声,这在班加西的夜晚太正常不过,太多用开枪的方式来发泄的年轻人。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争吵声,从房间的露台探头除去察看,楼下酒店门口,守卫的士兵正在和几个当地人推推搡搡。 拍摄等待拿回护照的人群,被当地人包围,指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问题在于埃及大使馆,宣布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的新措施,三天之后突然宣布取消,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当然,我们最后顺利采访,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被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为负面的新闻得以传播,把媒体牢牢的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反对卡扎菲,正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当中的不少人,却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甚至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 看到这样的情形越多,总是会拿来提醒自己,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入极端。在我看来,产生极端往往因为几个原因,有的是为了不择手段的满足自己的私欲,看看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有的是带着受害人的心态,比如持续了六十多年的以巴冲突,正在埃及发生着的部分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还有,则是因为思维的惯性,这种惯性当然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所打下的烙印,在教育被政府控制   自从二个星期前,班加西发生从反对派控制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之后,这家住满了外国记者的酒店门口,加强了警戒,没有登记过的车辆都不允许开到酒店门口,大堂里面那个原本只不是装饰的x光机,终于真正排起了用场。   南都周刊专栏 ——————– 差不多深夜12点,窗外想起一声枪声,这在班加西的夜晚太正常不过,太多用开枪的方式来发泄的年轻人。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争吵声,从房间的露台探头除去察看,楼下酒店门口,守卫的士兵正在和几个当地人推推搡搡。 自从二个星期前,班加西发生从反对派控制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之后,这家住满了外国记者的酒店门口,加强了警戒,没有登记过的车辆都不允许开到酒店门口,大堂里面那个原本只不是装饰的x光机,终于真正排起了用场。 保持警觉心,对于反对派来说,确实有必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卡扎菲的支持者正躲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就在几天前,采访过渡政府的一个大会,就在我们准备拍摄会场外景的时候,一声枪响在头顶掠过,在会场外的墙身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弹孔。尽管现场守卫的反对派武装快速的冲出马路,但是枪手已经消失在马路对面的农庄里面,无影无踪。 但是过于神经紧张,往往会出现过度用力的情况,楼下的争吵,十分钟后结束,显然这几个当地人终于被证明没有问题,还好大家都熟悉了枪声,不会受到任何惊吓。但是这些日子,即便是记者采访,也开始受到这种紧张状态的影响。 一名摄影记者拍摄油站排队的人龙,结果被送进了警察局,呆了整整三个小时,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记者不怀好意,他的照片,会被卡扎菲利用来进行宣传,夸大班加西不好的一面,因为只不过是因为周五休息,事实上周六一切恢复正常。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在埃及大使馆门口 保持警觉心,对于反对派来说,确实有必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卡扎菲的支持者正躲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就在几天前,采访过渡政府的一个大会,就在我们准备拍摄会场外景的时候,一声枪响在头顶掠过,在会场外的墙身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弹孔。尽管现场守卫的反对派武装快速的冲出马路,但是枪手已经消失在马路对面的农庄里面,无影无踪。   但是过于神经紧张,往往会出现过度用力的情况,楼下的争吵,十分钟后结束,显然这几个当地人终于被证明没有问题,还好大家都熟悉了枪声,不会受到任何惊吓。但是这些日子,即便是记者采访,也开始受到这种紧张状态的影响。   一名摄影记者拍摄油站排队的人龙,结果被送进了警察局,呆了整整三个小时,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记者不怀好意,他的照片,会被卡扎菲利用来进行宣传,夸大班加西不好的一面,因为只不过是因为周五休息,事实上周六一切恢复正常。   拍摄等待拿回护照的人群,被当地人包围,指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问题在于埃及大使馆,宣布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的新措施,三天之后突然宣布取消,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当然,我们最后顺利采访,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被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为负面的新闻得以传播,把媒体牢牢的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反对卡扎菲,正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当中的不少人,却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甚至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 看到这样的情形越多,总是会拿来提醒自己,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入极端。在我看来,产生极端往往因为几个原因,有的是为了不择手段的满足自己的私欲,看看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有的是带着受害人的心态,比如持续了六十多年的以巴冲突,正在埃及发生着的部分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还有,则是因为思维的惯性,这种惯性当然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所打下的烙印,在教育被政府控制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在埃及大使馆门口拍摄等待拿回护照的人群,被当地人包围,指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问题在于埃及大使馆,宣布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的新措施,三天之后突然宣布取消,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当然,我们最后顺利采访,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被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为负面的新闻得以传播,把媒体牢牢的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反对卡扎菲,正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当中的不少人,却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甚至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拍摄等待拿回护照的人群,被当地人包围,指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问题在于埃及大使馆,宣布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的新措施,三天之后突然宣布取消,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当然,我们最后顺利采访,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被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为负面的新闻得以传播,把媒体牢牢的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反对卡扎菲,正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当中的不少人,却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甚至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 看到这样的情形越多,总是会拿来提醒自己,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入极端。在我看来,产生极端往往因为几个原因,有的是为了不择手段的满足自己的私欲,看看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有的是带着受害人的心态,比如持续了六十多年的以巴冲突,正在埃及发生着的部分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还有,则是因为思维的惯性,这种惯性当然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所打下的烙印,在教育被政府控制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   看到这样的情形越多,总是会拿来提醒自己,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入极端。在我看来,产生极端往往因为几个原因,有的是为了不择手段的满足自己的私欲,看看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有的是带着受害人的心态,比如持续了六十多年的以巴冲突,正在埃及发生着的部分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还有,则是因为思维的惯性,这种惯性当然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所打下的烙印,在教育被政府控制的地方,这当然是政府所想要的结果。 南都周刊专栏 ——————– 差不多深夜12点,窗外想起一声枪声,这在班加西的夜晚太正常不过,太多用开枪的方式来发泄的年轻人。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争吵声,从房间的露台探头除去察看,楼下酒店门口,守卫的士兵正在和几个当地人推推搡搡。 自从二个星期前,班加西发生从反对派控制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之后,这家住满了外国记者的酒店门口,加强了警戒,没有登记过的车辆都不允许开到酒店门口,大堂里面那个原本只不是装饰的x光机,终于真正排起了用场。 保持警觉心,对于反对派来说,确实有必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卡扎菲的支持者正躲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就在几天前,采访过渡政府的一个大会,就在我们准备拍摄会场外景的时候,一声枪响在头顶掠过,在会场外的墙身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弹孔。尽管现场守卫的反对派武装快速的冲出马路,但是枪手已经消失在马路对面的农庄里面,无影无踪。 但是过于神经紧张,往往会出现过度用力的情况,楼下的争吵,十分钟后结束,显然这几个当地人终于被证明没有问题,还好大家都熟悉了枪声,不会受到任何惊吓。但是这些日子,即便是记者采访,也开始受到这种紧张状态的影响。 一名摄影记者拍摄油站排队的人龙,结果被送进了警察局,呆了整整三个小时,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记者不怀好意,他的照片,会被卡扎菲利用来进行宣传,夸大班加西不好的一面,因为只不过是因为周五休息,事实上周六一切恢复正常。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在埃及大使馆门口   在网络世界中,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有的人会用完全排斥的态度甚至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封杀,去对待那些在他们看来属于极端的表述,有的人总是带着阴谋论,利益论,或者是道德优越感,去定义分析所有的事情,并且坚信自己获得了正确的答案。   拍摄等待拿回护照的人群,被当地人包围,指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问题在于埃及大使馆,宣布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的新措施,三天之后突然宣布取消,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当然,我们最后顺利采访,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被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为负面的新闻得以传播,把媒体牢牢的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反对卡扎菲,正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当中的不少人,却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甚至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 看到这样的情形越多,总是会拿来提醒自己,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入极端。在我看来,产生极端往往因为几个原因,有的是为了不择手段的满足自己的私欲,看看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有的是带着受害人的心态,比如持续了六十多年的以巴冲突,正在埃及发生着的部分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还有,则是因为思维的惯性,这种惯性当然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所打下的烙印,在教育被政府控制 一个民主透明的制度,可以降低极端主义对社会以及民众的侵害的风险。从利比亚的反对派制定的后卡扎菲时代的路线图来说,很显然这是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虽然在进行的过程中,他们所痛恨的极端表现,如果不警醒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这个进程。但是只要坚持程序正义,而不是只看重结果,这些影响不会改变大的方向。   当然,除了警醒,还要有足够耐心,至少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相信,这个目标,利比亚人能够实现,但是却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17kp9.html ) – 不要成为自己反对的那种人_闾丘露薇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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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布莱尔:宗教为何重要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并不以探讨宗教问题而闻名——虽然他与虔诚的教徒、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或许是他的任期留给历史的最大印记,也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文明冲突”的某种例证。 但事实上,在离开唐宁街10号后,布莱尔除担任中东问题四方特使这样的公共职位外,也喜欢以学者身份在世界各地演讲或教学,宗教(信仰)问题是他常谈及的话题。2008年,他还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支持下,于纽约启动“信仰基金会”项目,并在耶鲁大学教授“信仰与全球化”课程。 现在,北京大学正试图让布莱尔把这个课程带到中国来。布莱尔与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在5月31日的一个小型研讨会上向媒体表示,布莱尔将作为主讲人之一,教授北京大学的公共选修课“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关系”。 布莱尔表示,他在北大的讲学将具有更多的“东方色彩”,更多关注中国、日本等国的宗教与信仰,但希望未来这个色彩能弱化,代之以东西方大学在此问题上的平等沟通。双方未透露布莱尔来华教学的具体时间。 在场媒体请布莱尔较详细地阐述,他认为宗教应该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布莱尔认为,在所有社会,宗教都可能产生两种作用,既能成为促进社会和谐与良善价值观的工具,也能成为极端主义的凭依。他表示,世界所有主流宗教都有着一定的共通的信仰,例如慈悲、同情他人、庇护弱者、既强调个人成功也强调个人德行等等。但在现实中,也存在这一些极端的、排他性的教派,例如已故“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所代表的派别。宗教内部存在上述善与恶两种相互冲突的因素,关键在于哪种因素占上风。 布莱尔表示,在任何一个经济上繁荣起来的国家,都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如果确保经济发展成果为所有人分享,而不是只成为部分人的囊中物,另一个是,如何确保这个社会也有一些精神性的、价值观的追求,而不仅仅专注于物质上的丰裕。他认为这两个问题也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而宗教和信仰可以成为应对这两个挑战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和武器。 布莱尔强调,在不同地区,人们对于宗教的关注度不同。例如,根据一项民意调查,30%多的英国受访者表示宗教对自己“重要”或“非常重要”,美国的这个比例为60%多,中东地区则为90%多。“如果达到了这么高的程度,那么你必须意识到,只有理解宗教问题才能理解中东,”布莱尔说。“人们常常说那里的冲突只是政治冲突,但只要冲突方打着宗教的旗号,这种冲突就有了宗教的维度,就必须通过宗教的角度来理解。” 对于中国的情况,布莱尔说,中国的宗教(信仰)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有很多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穆斯林等,但根据他的个人经验,许多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这种多样性,也不理解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信仰的具体内涵。“当我告诉西方人,中国也有许多穆斯林的时候,他们时常会感到惊奇,”他说。他希望他的工作能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 当然,也许很多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奉行的是一种宗教或信仰。针对这个问题,布莱尔表示,一些人也许不自视为教徒,但如果问他们,是否相信一种超现实的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往往能得到肯定的回答。他表示,随着物质上的繁荣,人们会更多思考一些精神性的东西,而这是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所必须关注的。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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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思潮与政见: 突尼斯革命与阿拉伯世界特殊论的破灭

从价值诉求、社会演进、现代性推进的角度上讲,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逻辑发展。突尼斯专制政权的崩溃同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崩溃虽有文化区域之差异,但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实,均是现代公民对普世价值之追求的共同归属。 普世价值超越文化宗教 不过,针对这一从普世价值角度所推出的结论,也许会有人提出反诘:人类即使有普世价值的共同追求,但文化传统、宗教差异、社会发展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特殊有可能遏制普遍,传统的惰性有可能压倒对现代性的追求,专制也有可能借助经济的暂时繁荣抵制民主潮流。突尼斯以及接踵而来的阿拉伯地区的变局的意义的重要不仅在于证明了普世诉求超越文化,超越宗教,也在于阿拉伯革命潮发生于世人往往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穆斯林地区,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特殊论。此前,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阿拉伯地区激进伊斯兰的存在不仅成为此地区专制政权延迟政治改革,忽略民主诉求,维持独裁专制的借口,也是西方社会倚重某些专制政权进行反恐的有力凭据。 两害相权取其轻。长期以来,在伊斯兰激进势力当政与世俗专制之间,世俗专制优于极端宗教势力已是欧美民主国家的共识。然而,突尼斯、埃及的民主抗争打破了这一神话。突尼斯民众明确告诉世界,世俗专制与神权政治并非伊斯兰世界的宿命,政治与宗教的分立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可能的。 从目前突尼斯革命政权重建的进展以及埃及民众街头抗争的推进来看,此次阿拉伯世界革命不仅从价值诉求上汇入1989年以来东欧民主变革的历史大潮,也从革命的路径上具有相通性。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性 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同样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是没有政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革命。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网络革命无须阵地,甚至无须筹备。信息技术的潜在空间,冲破了国家暴力的钳制。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共识的扩大,公民社会通过网络的传播与表达,可以迅速化为冲破专制的海啸。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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