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

核心提示： 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 —— 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 —— 对 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 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power: Egypt, Tunisia and beyond” “ 非暴力力量的动态：埃及，突尼斯和其它国家 ” 作者： Carrie O’Neil 出处：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2011 年 4 月 20 日举行的 Brown Bag 午餐演讲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 @Freeman7777     使以平民为基础的非暴力运动变得有效的因素有哪些？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平民起义会继续传遍整个中东地区吗？ 4 月 20 日，在谈判研究中心资助的一次说明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 的资深顾问 Hardy Merriman 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运作之道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 2010 年底到 2011 年年初突尼斯的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这种方法为何及如何能够起到作用，汉娜 ・ 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 “ 宣告革命到来的权力戏剧性的突然崩溃在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所作的服从，只不过是支持和同意的外在表现而已。 ” 非暴力运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发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支持和同意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性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影响力。当普通人在重点事项上系统地寻找办法，以广泛的公民不服从集中自己的优势攻击政权的弱点，那么他们就可以移转社会上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同意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与此同时也会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 ・ 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抗争。比如， 1955-56 年在美国发生的蒙哥马利公车杯葛运动对民权运动在其他城市继续开展提供了一次关键的心理胜利。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不能结束抗争，甚至因为它巨大的花费反而会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随着政权的支持支柱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政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 —— 比如那些在经济上从政权获益的人与那些与政权的各种政治制度绑在的人 —— 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 —— 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 —— 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分离，因为它们之间的 “ 熔点 ” 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阶军官同从现状中获益良多的高阶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 Merriman 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威权统治者统治的可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他们会同威权统治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威权统治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关头，威权统治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以及威权统治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威权统治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种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生性的结构因素是抗议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中政治空间的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志，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一国文化的特点及其地缘政治环境。   Merriman 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的确为反对派所掌控的因素 —— 即反对派自身的技巧和能动性 —— 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着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能动性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进行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战术排序，选择特定、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的沟通以及打造联盟。通过了解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忠诚，非暴力运动可以建构运动知识和运动经验。   Merriman 在演讲中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 ・ 艾克曼 (Peter Ackerman) 最早建构的三条战略原则：统一，规划和非暴力的纪律。这些原则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标。他提到，如果你想快速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那么你应该问自己， “ 这场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规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   统一有三要素：   目标的统一：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组织的统一：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地方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抗议民众的统一：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话语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他们动员不同社会背景参与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透过借鉴共享的象征、民族主义、文化，打造出一种集体认同。 组织者们也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 ” 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 ” 的口号。比如通过这样的口号： ” 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 ” ，他们还打造了统一的埃及认同，并且吸纳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在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就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运动通过宣称 “ 我们都是埃及 ” 运用修辞手法夺回了埃及认同的界定权。   另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所在国家过往的非暴力行动史。过往的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在一个社会中产生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 Merriman 相信，过往的非暴力动员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这次运动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 2004-05 年在埃及的 Kefaya （ ” 够了 ” ）运动有助于转变整个国家对政权进行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 2008 年的四六运动在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之间建立了连带关系。这些抗议运动以及其它过往的非暴力动员行动都对 2011 年 1 月 25 日成功起义起到了铺垫作用。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为起义进行了周密的规划。比如，抗议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未经披露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 ( “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 ) 的 26 页的小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抗议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应付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示威在数周后就瓦解了。所以埃及抗议运动的领导层错开动员，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 —— 很多埃及人在抗议期间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 —— 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为抗议民众进行组织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并把抗议参与者内部的自组织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少暴力。   Merriman 强调，这场运动打造非暴力行动的组织文化的能力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反制抗议者暴力的行动 —— 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Hardy Merriman 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 ICNC ）的资深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吉恩 ・ 夏普所著《发动非暴力斗争： 20 世纪的实践和 21 世纪的发展》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th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t Century Potential) ， 2005 年； Maria Stephan 所编《平民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治理》 (Civilian Jihad: Nonviolent Struggle, Democrat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 2010 年）；和《 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 (CANVAS Core Curriculum: A Guide to Effective Nonviolent Struggle) ， 2007 年。 Hardy Merriman 也是 Meta-Activism Project 的顾问团成员。     推荐阅读： 外交政策 ： 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金融时报 ：革命蓝图 民族： 非暴力战士 —— 吉 恩 ・ 夏普 自由欧洲电台 ： 非暴力革命的输出：从东欧到中东 路透社 革命内幕： 2011 年的 解 放广场 路透社 非暴力抗议和 “ 政治柔术 ” 理性杂志 教人民 认 识权力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 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 上风。 原文： 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power: Egypt, Tunisia and beyond 作者：Carrie O’Neil, PON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发表：2011年4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是什么让以民众为基础的非暴力行动更有效？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民众起义会传遍整个地区吗？4月20日，在谈判研究中心（PON）资助的一次介绍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代・梅里曼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运作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2010-11年在突尼斯的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起作用？如何起作用？汉娜 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权力在革命面前分崩离析，这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的顺从，只不过是表面的支持和赞同而已。” 非暴力行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推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的支持和赞成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力量。如果普通人在系统地寻找办法，使用自己的优势来集中攻击政权的弱点，并在关键点上进行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可以扭转社会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满意度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并同时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一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抵抗。比如，1955-56年在美国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就是民权运动的一次心理胜利，鼓舞运动在其它城市的继续展开。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 不能结束抵抗，甚至因为它巨大的代价而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当政权的支持基础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比如那些从政权的经济上受益的人同那些绑定在政权的政治机构的人――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产生分歧，因为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级军官同高级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而后者能够从现状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梅里曼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独裁者统治的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会同独裁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独裁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独裁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和独裁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独裁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部的结构因素是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空间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愿，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它的地缘政治环境。 梅里曼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得到反对派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的技巧和机构――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机构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参与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决定行动次序，选择特别的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沟通，以及建立联盟。通过研究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非暴力运动可以形成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并动摇这种忠诚。 梅里曼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艾克曼博士最早提出的战略三原则：统一，计划和非暴力纪律。这些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示器。他说，如果你想快速地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你应该问自己，”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计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统一有三要素： 统一的目标：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组织：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当地的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人：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思想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 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是他们动员不同支持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集合共有符号、国家主义和文化，创建了新的集体认同。组织者们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他们还在创建了统一的埃及身份，以吸纳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通过比如这样的口号：”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在 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行动在语辞上重新收回了埃及的身份，他们高喊：”我们都是埃及。” 另 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埃及过去的非暴力运动历史。过去的行动让埃及社会有了一个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梅里曼相信，过去的非暴力行动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运动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2004-05年在埃及的 Kefaya（”够了”）运动转变了整个国家对政权的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2008年的四六运动把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团结了起来。这些和其它过去的 非暴力动员行动都是2011年1月25日成功起义的铺垫。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进行了周密的计划。比如，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 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秘密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的26页的小 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处理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抗议在数周后就失败了。所以埃及的运动领导者很小心地开展他们的动员活动，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使人们可以创建一个内部的自我 组织，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 少暴力。 梅里曼强调，这场运动能够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文化，这一点确实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哈代・梅里曼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的高级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 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推动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和21世纪的发展》，2005年，吉恩 夏普；《民众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政府管理》，2010年，玛丽娅 斯蒂芬（编辑）；和《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2007年。哈代也是超级行动计划的顾问团成员。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突尼斯被罢黜的总统本・阿里曾经以大胆的改革誓言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才使这位昔日风光的政治人物落得今日这种下场？ 原文： Anatomy of an Autocracy 作者：CHRISTOPHER ALEXANDER 发表时间：2011年1月14日 翻译：kyokou 校对：@Freeman7777   在统治迅速接近尾声的本周，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试图召唤回20年前他取得政权后几个月里鼓舞其政府的那种精神。 在1月13号的全国电视讲话里，本・阿里，用通俗的阿拉伯语，以异乎寻常的谦逊的口吻，保证在他任期结束的2014年将不会再次竞选总统职务，同时宣告将进行更加温和的统治。 然而正如突尼斯市街道上做出的反应所清楚显示的，这个“报价”太过低廉，太过迟缓。不仅仅是本・阿里讲话的调子让人回想起他之前的统治岁月：事实上，本・阿里从权力宝座上的坠落和他当初在权力舞台上兴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987年，突尼斯在前总统布尔吉巴摇摇欲坠的威权政府和大众伊斯兰运动之间，濒临内战的边缘。本・阿里，布尔吉巴时代的总理兼内政部长，以其年龄和衰老不再适合统治为由，推翻了前总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本・阿里被称为这个国家的拯救者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这个有先见之明的领导者将国家从深渊中拉了回来。通过遏制混乱，本・阿里拯救了挣扎中的经济，恢复了该国世俗的政治秩序。  本・阿里不仅仅是一个拯救者。人们当时还相信，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发表过关于需要政治竞争、政治透明、言论自由等一切正确的言论。他还就个人自由-信教自由、持有和表达反对意见、以及人权等发表过演讲。本・阿里看起来不仅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简直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 liberal democrat)。  是1989年的立法机构选举结束了本・阿里统治的蜜月期。本・阿里并没有打算让伊斯兰主义政党登上舞台。他也没有打算接受可以让世俗的反对党有机会赢得选举的选举改革。事实上，选举法只是成为了本・阿里最方便的一项工具而已。在一些场合，且以大张旗鼓的方式，本・阿里宣称要进行选举法的改革。然而实际上，所有预定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限制反对势力的收益，以及防止这些反对势力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盟。  一些人，也许总统本人也在内，可能会说，本・阿里一开始确实意图成为在他任内的头一年半里所宣称的那样的领导人，但是由于要推动困难重重的经济改革，以及阻击伊斯兰主义运动——当时邻国阿尔及利亚正在经历的疯狂内战让人们不得不意识到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危险——因是之故，总统不得不在政治改革方面后退了。  但是这个后退的结果，不可否认却是非常恶劣的。摩洛哥人经常提到1960年代到80年代的“沉重年代”（years of lead）——一个对政治反对势力进行严厉镇压的年代。1990年代这十年对于突尼斯来说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伊斯兰主义者们相信他们已经做了一切以满足法律的要求，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然而本・阿里却拒绝他们参与政治博弈，这引爆了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激烈的流血冲突。当“轻推”变成了“猛撞”，本・阿里做出了强硬的反击。1990年代有超过10000名伊斯兰主义者和其他的反对者被投入监狱。与许多四面楚歌的政权凑巧一样的是，本・阿里的政府产生了一种偏执感。任何形式的批评都被当成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帮凶和从犯。该政府不放过任何敢对其抱怨的人士。  一些用来镇压的工具其实平淡无奇且官僚主义的。本・阿里从来没有切断连接执政党和这个国家各种机构之间的脐带。他的民主宪政联盟（RCD）就是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则为本・阿里所服务。结果，一切法规、制度和程序都成为了官员用来执行忠诚的政治工具。一份报纸可能没办法得到纸或者在大街上被没收，因为某一则报道踩到了这个国家模棱两可的言论红线。一个商人也许没有办法得到营业执照，因为他没有对总统表明足够的忠诚。  其他形式的镇压工具则是生硬的。穿着制服以及便衣的警察部队，在总统以及内政部直接控制下，成为了这个政权的禁卫军。极为讽刺的是，政府在被剥夺公民权的地区大量征募安全部队，而这正是在12月中旬爆发示威游行的地区。另一方面，军队保持着极为专业却相对虚弱的地位——这一事实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将来突尼斯的政治发展。90年代中期政府迫使伊斯兰主义者离开这个国家，使他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对力量，一旦这一情势逐渐明朗以后，突尼斯人开始对本・阿里的独裁统治丧失耐心。人权活动家以及持不同政见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大声地抗议，政府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被便衣殴打、无端被捕、严刑拷问这样的故事可以说堆积如山。  那么，为什么是现在起义而不是10年前呢？上个月的媒体报道一直强调突尼斯人民在失业和物价方面的沮丧。然而，这很容易让我们忘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本・阿里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里，突尼斯的经济一直保持了相当令人侧目的增长速度。突尼斯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相比邻国更高的生活水准。只要你远离政治，本・阿里政府不会来管你，且允许你赚点钱，买一栋漂亮的房子或者公寓，过上比你父母更好的生活。  然而最近，依赖欧洲的突尼斯经济正在经历与全球性衰退相关的紧缩，这使得那些有大学学位的人也开始走上街头，非常强烈地反对本・阿里。  此外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作用也值得一提。如果我们要书写这个年代最具权威的历史，那么脸书应该拥有自己的一章。活动人士运用脸书，在政权无法控制的网络世界里，开始进行组织。  在不久以前，警察在Tala或者Kasserine这样偏远的小镇里朝游行者开火这样的事情，也许只能剩下一些耳语。但现在不是这样。脸书将Tala发生的事情带到了首都，并且帮助人们建立起了政府无法打破的联盟。  突尼斯现在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总理穆罕穆德・加努希开始成为临时总统，并且下令在六个月内进行新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但这只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问题的拖延招数。突尼斯的反对党都是一些很小的组织，并且没有深厚的支持基础，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形成有影响力政治联盟的经验。更甚者，在提供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新机会的反对运动里，这些反对党并没有扮演一种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无论是单个还是一起，能够让突尼斯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个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并且建立起一个民主体制吗？ 另外，总统会怎么样？加努希虽然富有经验，但是如果想在这个职位上长久得干下去，他在本・阿里政府里长期任职的历史将成为一个障碍。其他可能的候选人虽然有反对本・阿里的政治优势，但是他们要么遭流亡，要么就缺少国内的支持。  这次转型对突尼斯而言至为关键，而不仅仅只有短期和中期影响。突尼斯从未经历过在投票箱里进行权力移交。它必须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必须建立起对总统权威进行有效限制的措施。历史能够倒回到1987年的机会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