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章立凡 | 胡耀邦治丧手记(炎黄春秋)

2012年06月28日 18:18:10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 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事后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致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调整)       上一篇: 要改革,还是要“文革”?(足本…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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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歷史 | 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胡耀邦遗照 作者:章立凡(第一任粮食部长章乃器之子),选自:《炎黄春秋》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 文革 ”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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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转帖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转帖:胡耀邦治丧手记                                                   章立凡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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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进入专题 : 胡耀邦    ● 章立凡 ( 进入专栏 )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进入 章立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耀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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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孙展:历史书写:民间的努力与探索——雷颐、章立凡对谈录

“ 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 、 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       80 年代:精英的个人反省与时代反思   雷颐 :1949年后的历史叙述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就有了一套规范要求,知识分子要按照一定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但这个不能称之为个人写史,因为它是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此外,1960年代还有一个“写三史”运动,实际上这是跟“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的,它怎么写都有一些具体要求,当时出了一些册子,指导大家怎样写村史、怎么写社史,写这种史的时候怎么样进行加工,哪些要舍去、哪些内容不合适,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中,要把个人史编织到国家的话语建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不能称之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个人写史。 我们今天的个人写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你可能是同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你个人一种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果,不受干预不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从1978年之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人们根本不敢如实地谈自己经历的人与事,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所以只有经过了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之后,才有了个人写史的可能。 章立凡 :以前的个人写史,多数是想自证清白,外加自我批判,再就是认罪或者辩诬。 雷颐 :改革开放以后,政权对社会结构的控制方式和从前那个全能社会比还是有所不同,放松了,就给个人写史留下了空间,至于写了能不能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可以印成书,真实地记录下来。人们是从反思 “文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了反省。 章立凡 :这股反省潮应该是以名人和高层的精英为主,因为话语权比小人物要大,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巴金的《随想录》对我们这种读者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 雷颐 :我们读巴金的时候,很少接触到巴金那种三十年代的文风,他还有当年那种文采。(让我们)感到一种新奇吧! 章立凡 :而且他是有延续性的,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变化,他从接受无政府主义开始,五十年代又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到“文革”期间又开始反思,“文革”后他写出这个作品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想过程。 雷颐 :很详细地写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章立凡 :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本书,就是刘晓庆的《我的路》,影响大极了。《我的路》说的是一种个人奋斗的人生观,就是她个人的经历。但是中国人觉得这与传统观念不同,写个人经历的,只能是一个英雄、模范、典型,她就写自己怎么样从一个知青慢慢成为一个名演员,里面还带有自责,所以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说她宣扬个人奋斗什么的,这本书也是个人写史的比较早的一个。 雷颐 :八十年代还不能不提报告文学,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章立凡 :报告文学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门类。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报告文学可以对个人史和社会史,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 雷颐 :还有一种形式是口述。张辛欣和桑晔合作曾写过一本《北京人》,就是随机采访一些普通人做口述。这种形式在美国早就存在,但当时在中国还比较新颖,中国后来做口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章立凡 :还有一本书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讲述小人物在“文革”时的经历,也是采取口述的形式,把大块的个人自述放在其中。 雷颐 :八十年代的个人写史潮,就像后浪推前浪,可以说是互相衔接,也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 章立凡 :我觉得八十年代有个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叙事。虽然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但还是尽量让作品趋同于主流,总体来讲不是对体制的反思,也不是对时代的彻底反思。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发表条件的制约,要有发表的载体,必须要通过书或是杂志、报刊这类形式。所以须遵守一定的尺度。 雷颐 :并且也跟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体制是充满信心的,觉得虽然经过“文革”,但通过这个改革,社会是往前走的。 章立凡 :对,那时候是有朝野共识的。    90 年代:民间社会催生民间写史 章立凡 :九十年代基本是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正式地跟主流分道扬镳了,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搞个性化写作了。当商品经济发达以后,人的谋生方式也多样化了,八十年代还是很单位化的,脱离了单位你就没饭吃了。九十年代以后,全民经商这拨改革潮,确实给了个人写史的一个经济条件。个人可以不靠国家来养活,自由度就高了。 雷颐 :简单概括就是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 章立凡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为民间写史提供了条件。 雷颐 :包括发表平台。 章立凡 :这里不能提到两个杂志,一个就是《百年潮》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炎黄春秋》…… 雷颐 :还有一个是《随笔》,好多个人写史是在《随笔》上发表。 章立凡 :还有《人物》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个人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大人物。那个年代的杂志很多最后都消失了,能够延续自己的风格保存到今天,还不被读者抛弃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雷颐 :那个年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是很大的平台。 章立凡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南方周末》,只知道《羊城晚报》,就因为《羊城晚报》有个很不错的副刊 雷颐 :当时影响很大的还有《文汇报》的“笔汇”。 章立凡 :《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 雷颐 :我记得《北京晚报》还有一个“回忆我的票证时代”栏目,有很多很不错的文章,但可惜后来停掉了。 章立凡 :九十年代还曾出版过很多有冲击力的回忆录。 雷颐 :实际上,这个情况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人们从谈“文革”到“反思”文革,进而到更早期的一些历史。比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都在八十年代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九十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一大批回忆录出版。 章立凡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出版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书商,也就是民间出版人进入了市场,原来垄断的出版体制被打破,他们成了许多出版物的幕后推手。九十年代有一套《思忆文丛》,是牛汉和邓九平主编,就和民间出版人的努力分不开。 雷颐 :对,但是也有很多很宝贵的特殊经历没有机会出版,这让人觉得很遗憾。像谢韬,他的经历很有趣,也很复杂。因“胡风案”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当上了马列教员,还在监狱里去给国民党战犯上课,我曾鼓励他早点写下来,但他当时忙于一场讨论,觉得日后写的时间还很多,但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写了。 章立凡 :名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活动太多,有好多东西可能没来得及写出来。一方面是他时间不多,我们作为记录者自己没有抓住。还有记录条件的限制,想核对一些事情也很难。还有的是他愿意写他想说的,不愿意写他不想说的,特别是有些不便说的,因为有些跟他同时的人还在,有忌讳不愿说,有的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心里有愧不愿意写。有些事情无法与当事人对证,实际上口述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真实性的质证,质证有时需要参照一些史料和档案来核对。因为有各种条件的欠缺,在某些时候就很难进行。 雷颐 :说到回忆录,一方面我鼓励大家都写,写出来才能互相印证互相校勘,才能互相补足。一定要保持一种警惕,尤其一些辩诬性书籍,很多都是在替自己辩解。但只要写出来就为另外的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或者提出不同的说法,这样就可以让以后的研究者研究。 章立凡 :历史就像一张拼图,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块,历史想完全还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地还原,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拼图作业。很多人把他自己经历的某一段历史集中地写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会越来越清晰,这个工作不是靠一两本官修正史就能概括得了的,也不是编一两本历史教科书就能概括得了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其实都有权书写,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和主流的表达的东西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它就是一个正史的参照系统。   2000 年后:互联网上的记忆库   雷颐 :2000年之后,对于个人写史,有个很重要的事物,就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 章立凡 :过去所有的出版渠道都是纸媒,都是国家以书号的形式,要经过编辑加工和审读,个人想发表这些东西很困难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文字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传播了,而且这种传播的速度不亚于书籍,甚至超过书籍,它的成本比书还小,这种传播的便利就造成了第二波写史潮。虽说大家一开始还不是很重视,说我要白纸黑字,我要落在纸上。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一旦用上了互联网,就发现这个东西的力量很大。互联网为很多好的写作提供了第一道平台。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结合的平台。 雷颐 :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章立凡 :可以看到,近年出现的比较畅销的历史书,也不是单纯地记录或简单地演绎一下历史,作者的水平不见得比专业的差,有很多人还是很有史识的,有些人有观点,文采也还是很不错的。 雷颐 :写这种回忆录未见得就是研究,比如说互不认识的人,写到同一个事情,很多细节能符合,那么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来。 章立凡 :或许有的只是个人情愫,很个性化的,甚至有些私人化的,但是一旦社会注意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出来了。也有些人指责怎么可能把细节记得如此清楚。但一旦这个细节对个人有重要意义,就有可能记忆很清晰。个人记述的写法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见得要像教科书或者国史似的写法,完全可以是很多种笔法来写,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有一定之规。 雷颐 :鲁迅也曾说,光有正史是不够的。 章立凡 :除了文字,包括影像记述的历史也很重要。影像有时候比你写多少文字都管用,它是非常直观的,视觉一冲击,不用说什么就明白。互联网为影像历史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 雷颐 :对,前不久出版了一本《红旗照相馆》,可以看做是影像记录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作者是有特殊的条件,过去能用影像记录历史,和平台、技术等一切都有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拍了照片,但未必能用影集的方式出版,因为这个成本很高。八十年代曾有一些人拍了不少老百姓生活的照片,但那时没有互联网,这些没有出来,他们个人保存了。 章立凡 :你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老记者都会转成历史的书写者,因为他们亲历历史,他作为记者和过来人,本身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记忆和记录。还有他的专业是新闻,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再把写过的这些新闻重新拿来作为素材,那就变成历史了。 雷颐 :我觉得这种个人历史写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人也许只是一个线索,但我觉得公民写史或者是个人写史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细节。 章立凡 :对,历史的真正精彩之处就在细节之中!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出版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著作。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孙展,《看历史》副主编。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1年3月刊。 原文链接: http://www.xfgjl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6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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