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中国: 朱厚泽逝世百日追思会在北京举行

朱厚泽逝世百日追思会在北京举行 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 DR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8月23日是朱厚泽去世第一百天,他生前的部分好友于当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追思会,参加者有李锐、吴明瑜、孙长江、杜光、吴思、杨继绳、郑仲兵、林京耀、雷颐、章立凡、李胜平、魏群、段跃等十余人,朱厚泽的女儿朱玫也出席了追思会。 与会者在会上追忆了朱厚泽生前的思想和品德,表述了对他的敬仰和思念。老一辈学者杜光在会上发言回顾说 ,厚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天了。厚泽是中华民族当代最优秀的儿女之一,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和不幸去世,是我们民族的重大损失。这个无可挽回的损失,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考察:第一个层面,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仅仅一年多,便随着耀邦同志被迫辞职而离开这个重要岗位。但就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便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才智和胸怀,并因他的开明和亲民而声誉鹊起。 中选网8月27号刊登杜光先生的这篇讲话文章接着说,特别是他提出的“三宽” 政策,作为共产党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赢得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可惜,就在他刚刚开始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里,他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继耀邦紫阳之后,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杰出政治家。可是,他却在初展身手时便遭黜退,中华民族也因此丧失了一位有可能扭转乾坤的大政治家。   第二个层面,厚泽退下来之后,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剖析某些传统的理论观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结论、新思想。例如,他在许多年前对新民主主义的批判,对理论界就有震撼性的启发。人们原来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里值得肯定的一个理论。但厚泽同志则指出:民主主义本无新旧之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虽然承认民主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段,但却把一些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必要前提和内涵,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否定了民主主义,而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厚泽的这个见解,对于我们这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确有着画龙点睛的点拨作用。因为我们许多同志就是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宏伟目标所吸引,才走到共产党的大旗之下的。新民主主义是把我们同传统的观念和体制联接在一起的脐带,只有剪断这根脐带,我们才能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这几年里,随着思考的深入,厚泽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发人深省,他的创造性的理论品格和深邃的思想结晶,使他成为引领社会进步思潮的思想家。如果天假以年,他在思想理论上定然会有更多发现、更多创新,但他的逝世却中断了这个发展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位有可能在理论思想上作出更大贡献的杰出思想家。   文章又说,第三个层面,从今年开始的三年,对于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与斗争来说,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三年。几个月来,无论是体制内外,在朝在野,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在体制内,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最近又在深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表现了高层改革派的奋起和背水一战。如果加上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期盼,以及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讲演时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那么,体制内部的政、军、商三大领域,都出现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尽管他们的言论只是个人行为,但在体制内的不同领域,几乎同时出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应该不是偶然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民间民主力量的凝聚联合的趋势。近几年来,虽然在“维稳”的借口下,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民主运动遭到空前严酷的镇压,但由于互联网和推特的普及,在野的民主运动反而更为活跃,而且日趋联合。可以作为标志性事件的,是4月16日发生在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前的街头示威活动。这一天是法院开庭审理三位因在网上揭露“严晓玲事件”真相而被控犯有“诽谤”罪维权网友的日子,各地网友闻讯,纷纷赶到马尾,包括许多从北京等9个省市和香港赶去的网友,共达两千多人。他们举着横幅,高呼口号,还不断高唱《国歌》、《国际歌》和《草泥马之歌》,现场充满了友好、团结、和谐的气氛。 读着这些报道,我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这些网友不远千里,自费掏钱出力耗时间,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替受难的三位网友讨回公道。虽然法院最后悍然判处三网友一年和一年半的徒刑,但这个事件本身 意味着民主力量的相互支持和团结凝聚,是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新现象。还值得一说的是上个月发生在北京的两件事,一位民间艺术家和一位维权人士在不同场合被警方拘捕,有些网友很快便通过推特得知,从四面八方赶到派出所,迫使警方不得不释放他们。这两件小事使我进一步看到了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人们为了争取国家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相互援助,不惜冒险犯难。这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新动向。 最近几个月,我参加了八九个民间的集会,有学术研讨会、维权活动会等等,在一次聚会时,有两位维权律师对我说:“我们很希望同你们这些先进的老一辈建立联系,你们经历多,见识广,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指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有些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需要先进的长辈们的指点、开导。” 这些情况,结合体制内出现的新态势,预示着一个新的民主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文章最后强调指出,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很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为运动提供精神武器,引领先进的思想潮流。在这方面,朱厚泽本来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出色才智,为新世纪的民主运动、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无奈庸医在死神面前束手无策,厚泽终于在一百天前离我们而去,这是民主运动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中华民族因厚泽的去世而受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们这些人只有在有限的余生里,力所能及地促进朝野之间改革力量的协调与合作,推动民间民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以迎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只有这样,方可告慰厚泽先生的在天之灵。 tags: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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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作者: 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 章乃器 , 知识分子 , 民主党派 , 章立凡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东方大国“阶级路线”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一、生活的哲学    很多人都说父亲是个工作狂,当粮食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10-12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1956年,以介绍国际前沿的科技新知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活泼,还有不少科学家的传记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说,很适合我的口味。那时中国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国人一切都领先,故很多内容译自俄文。字里行间虽有意识形态痕迹,但毕竟是科普刊物,偏见相对比较少。像“大跃进”中的反科学说教,基本上未收纳。中苏交恶后,该刊停刊。 《展望》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国际文化交流杂志,有大量人文、地理、历史、政情的内容。这本杂志兼容并包,意识形态上比较开放,译文来自世界各国,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我的人文视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时没有互联网,阅读杂志是汲取知识最简捷的途径。我比较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当年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自己写作,也是多用减法,注意将一切骈枝文字裁并删除,力求简洁。进入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时代后,帖子超过3000字就容易影响阅读情绪,也不利传播),这种读写习惯却令我受益匪浅。近年一些报刊邀我开专栏,字数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间(这样的字数也很适合网络传播),我能纯熟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浓缩到专栏文章中。 父亲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他收藏的书,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够自行阅读儒家典籍和史书,并迷上了古典诗词。父亲爱读老庄,向我推荐过《老子》和《庄子.秋水篇》,他还亲自讲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读。这些阅读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启迪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父亲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后来,我也养成了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章伯钧藏书相当丰富,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我进入中学时,开始问父亲一些性知识问题,他也不避讳回答解释。“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女孩那里,借到了父亲当年不许读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泽东恩准限量发行的“高干读本”,每套书都有编号。后来又陆续找到《新阶级》等一些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打开了思维的另一道门。无论出于本能还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尝,此乃人之天性。读禁书的习惯延续至今,演变为上网“翻墙”。 上小学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当天文学家,父亲比较赞同我将来从事自然科学,又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各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脱现实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小学阶段才陡然提高。我对美术的爱好,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知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有天父亲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画,一面是篆书,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书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楼,父亲的生活费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生活经验和动手的能力,也学会了生活的哲学。    二、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狱”的同室难兄邹韬奋先生,曾对父亲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父亲不讳言自己“好辩”的个性,他写文章也很注重说服力,曾向我介绍经验说:我撰文立论注重逻辑,经常会为反方假设一位辩护士,提出种种反对自己的理由,通过交互质证导出正确的结论。他在“反右”时曾多次舌战群儒,甚至与总理面折廷争。周恩来曾承认“他们说不过你”,后来又说“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父亲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主要是对民主与法制、阶级关系、个人崇拜、干部作风的意见,并未超越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但他只问真理不畏权势,被认为“态度顽固”而加重处分,撤职令下达时排名“头号右派”。   最近,有位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写了本书,其中有专文记述章乃器,引用了父亲的政协发言、致周恩来书信,以及他的言论简报和朋友们打的小报告。读后勾起了我对当年场景的回忆,也解答了一些记忆中的问号。本文将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协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对 “大跃进”提出质疑,并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后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 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1亿5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父亲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室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础,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他举例说: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了“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还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他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 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初曾见父亲连续数日伏案写提案,我看了内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不久,他在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份提案,我担心地问会不会招来新的麻烦,他回答:“不好说,反正提案已经印发给每一位委员。” 提案之一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对1957年被划“右派”的抗争。事前他对人表示,提案提出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在提案中说: 《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党在国家工作者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12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在重提“民主”、“法治”、“尊严”的今天,反观父亲近半个世纪前的言论,不过是重申了常识,而在当时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决议,开除了其创始人章乃器的会籍。同年3月,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也被撤销。一连串政治上、经济上的打击接踵而来,但父亲不为所动,他致信周恩来说:“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三、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从“反右”时起,我开始关心时事,小学三年级时,已能较为顺畅地读报。对儿童来说,比同龄人早熟,或许是一大不幸,这是那个泛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子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许多话题都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我们的交锋是从中苏论战开始的,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及议会道路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变成了“外攻部”。我那时每天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当他点评某件时事之际,我会尝试引用老师或报刊的说教来抗辩,辩论中很快自行发现这些论据站不住。      他是一个通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并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向来不把背诵教条的“理论家”们放在眼里。有次我看到国外的一份研究资料说“章乃器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得知后颇有几分得意。他虽恃才傲物,但自信真理在手,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底气。    讨论政治问题时,我总是担心壁中有耳。按理说这不是一名学生考虑的问题,但自从读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父亲:在家说话也要当心。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公开。 父亲的这类言论,也被陆续汇报上去。例如:“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边,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他还指出: 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引用到政治上,我们的人民都是舜尧,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企业机关无管理的现象。 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义;二是供给制思想;三是只要党、不要国家的“无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天下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得之,这几年又以群众运动治之。如果不是转得早,恐怕要垮在这上面。 他在1962年致周恩来信中也说过:“‘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守之’……在革命时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国家之后,还能再草莽下去吗?”这一年年底,他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条经验教训,其中谈到: 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会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 片面强调组织性,而把原则性削弱了,就可能变成宗派。以亲疏定好恶,以好恶定赏罚、定是非,就是宗派主义,所以宗派主义只要组织性,不要原则性。 1963年父亲曾预言:“一个统治阶级浮夸到这种程度,没有民主,不要批评,上下欺蒙,不说真话。必然要发生严重问题。”这一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年又发动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他认为制造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并再度警告说:“官僚主义、过火的斗争和唯成分论都是造成不满的根源。……造成这种形势之后,又利用它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这样搞下去,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循环发展。”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将国家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这场浩劫结束时,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写过一封致周恩来的万言长信,对“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来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全社会的严重灾难。其中谈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周恩来当时有三条指示: 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 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 同年4月25日,父亲的老朋友陈云出面约他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      2004年9月7日,我访问了这次谈话的当事人之一张劲夫老人。他回忆当时场景说,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他还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我们党对不起章先生。” 四、遗爱与遗训 父亲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他的个性清高孤傲,最反对唯唯诺诺,最看不起阿谀逢迎。他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国初政坛尚能用其所长容他做事,随着个人崇拜的增长和逆淘汰体制的形成,这种个性的人不仅领袖不喜,同僚也无法见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个甲子后再看官场,潜规则也容不下这种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没什么特殊感觉。他周围的人个个有名,对我而言,父亲仅仅是父亲。1957年父亲遭批判时,我尚年幼懵懂。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错误了。但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声称:“部长、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今年父亲节,我重读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书,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红八月”之难五周年时,父亲的一封五千字长信,我至今引为遗训。 他在信中回顾平生忧患:辛亥革命时十五岁,从浙江丽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军;为了国家的利益,两次自毁家业;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走向抗日游击山区……。 父亲谈到了诚信做人的原则: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他一生曾经沧海,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晚年身处逆境,“文革”横遭暴力,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经常对我讲起的,且时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自许。    父亲在信中还谈论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并建议我用气功疗法,自疗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并说:“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每读至此,我脑海中就会闪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风雪交加,本来准备回学校的我,畏缩着不想走。父亲激励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冲风冒雪”的教诲。      他在信中还现身说法,谈到当公仆须亲力亲为,欢迎批评,并强调无论对待亲人还是群众,都要怀有满腔热情:      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疯狂年岁月中,他坚持反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周年将至,前辈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文革再来”的召魂重现江湖,某个地方又发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而且号称“旗帜鲜明”。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国民性”传统,至今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屏蔽历史,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独立思考,仍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需。    2010年7月9日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发表时有删节)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章立凡的最新更新: 2010封博存照录 / 2010-08-01 23:32 / 评论数( 1 ) 我们处在“低智商社会”中已经很久 / 2010-07-23 22:14 / 评论数( 4 ) 有所不为张嘉璈 / 2010-07-22 23:09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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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是政治问题还是科学问题?

废话一筐:     今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许多人质疑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官方也不断发出喜气洋洋的信息,意思是幸亏有三峡大坝,不然,长江流域的国民更惨。本来,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是一个科学问题,究竟能否防洪,能防多大的洪水,是很容易被计算和实证确认的。可在中国,这一类科学问题,因为某些领导人的意志,都不幸地转化成了政治问题。       点评章立凡的《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作者:水博        看到网上有人不时地把章立凡的犯傻文章《从三门峡眺望三峡》拿出来吹捧,真有些看不下去了。本来我还是一直保持着某种克制,不愿意实话实说的揭露章立凡的可笑作品。然而,既然有这些人总是执迷不悟,而且非要把章立凡的胡言和黄万里搬出来唬人,也就不能怪我不礼貌了。下面我就对章立凡文章中的部分说法,进行一些点评。       章立凡说“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章立凡的分析有点牵强附会。别忘了,在几十年来国家水坝建设中当主力军的是潘家铮等一些50年代初期毕业的和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特别是三门峡的建设时期,更是如此。“院系调整”的学生还没有毕业,根本就与当时的决策无关。实际上文理分科之后,我国的国情是普遍的重理轻文。从中学生起大家就都认为脑子不好使的,只能靠死记硬背的人,才会无可奈何的去选择学文科。所以,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我国文科学生的素质普遍比较低。用方舟子的话来说就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文科傻妞”大量存在,这也曾经是大家比较公认的看法。因此,才培养出一批像作者这样自认为有文化,而不懂得任何科学知识的自命清高的“傻妞”文人来。恐怕这才是中国人文方面落后的主要原因。      章立凡说“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 “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自古以来,眼高手低的文人们都会看不起技术,但是,万丈高楼都是从一砖一瓦做起,没有细致平凡的工作,就只有空想和吹牛了。这就是作者这样的 “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文学者(简称文傻)最典型的特征。       章立凡说“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文傻”的思维方式就是害人,居然认为20世纪是能源世纪,21世纪是环保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不要环保了吗?没有必要的环保措施恐怕20世纪之内人类就能被灭绝。21世纪就不需要能源了吗?相反比20世纪需要更多的能源。社会上的几句宣传口号就能让“文傻”们想入非非、大言不惭,这些文傻们也真够可怜的。        章立凡说“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鉴于黄万里敢于仗义执言的品格,我一向比较尊敬黄万里。不过既然这位文傻执迷不悟,而且很反坝分子非要把黄万里当作偶像,当成神仙来吹捧,那我就只有实事求是的说说黄万里了。客观的说黄万里的思维方式也是有毛病的。过于自信的思想方法,让他不但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还敢于坚持错误。 技术问题的判断上证明黄万里的预言错误的地方咱们先不提,就看黄万里给中央写的第三封信中的这一段内容“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是对国家经济不利。”。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李锐是一个大家信任的共产党员,三门峡建设时期他还是水电建设总局的局长,大家应该相信他说的话吧。他都说过,他不知道当年有个叫黄万里的也反对三门峡。可见黄万里的话可信吗? 再说,当时彻底反对三峡的人到底有多少,谁还不知道?光人大表决就有177人明确投票反对。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看到这么一份连基本事实都不能正视的胡说,你会对他的建议作何感想?恐怕谁都会觉得;敢把这些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不厌其烦的写给中央,十有八九是脑子有了毛病。然而,这种偏执狂的毛病却能被一帮子文傻们吹嘘成“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的“神仙”。大家说文傻们可怜不可怜? 章立凡说“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圯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文傻们谈论问题的时候最好有一点逻辑性。古代的长城有旅游价值,古代的都江雁同样有旅游价值。三门峡失误之后,很快就得到了技术改造。在小浪底没有建成的几十年里,三门峡对黄河下游的巨大防洪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诋毁的事实。即便在今天三门峡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不说防洪、供水、生态保护功能,就是每年的旅游收入恐怕也要过亿。关于三峡的命运,更不用你这些文傻们担心,告诉你,即便在几千年之后,三峡完全被泥沙淤满了,也用不着它去发电了。那也将就是一个人造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其景色同样会美不胜收。        章立凡说“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大坝出表面现了八十来条裂缝,潘家铮院士辩称:“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张光斗院士则摸棱两可地评价说:“不是一流工程”,“施工质量不好。可是也不是很坏。所以我们的评价叫总体上良好,总体上还是良好的,换句话说它也是不好的”;张院士的“老搭档”钱正英老部长,则早在1999年就说“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底气远远不及当年豪迈。” 这种说法还是因为作者的孤陋寡闻。大体及混凝土的表面裂缝确实是全世界工程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对于混凝体重力坝,确实是“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作者说三门峡被黄万里不幸言中也有失公正。当年正确预测三门峡问题的应该说是温善章等人。黄万里的不建坝靠放水冲淤的治黄方案,是典型的只知道治理水害,不懂得水资源利用的“工程水利”思想。如果听了他的,现在的黄河上可能一座水坝都没有,不仅洪涝灾害无法避免,而且在目前的社会用水需求下,我们的黄河下游要不是半年没水流才怪呢?黄万里的意见(除了预见到了泥沙淤积产生的问题之外,)不但当年不正确,不能被接受;现在看仍然不正确,不能被接受;而且恐怕将来永远也都不能被人接受。 黄万里预见到三门峡将产生严重淤积问题的正确的部分,恰恰是当时很多专家都持有的共识。所不同的是众多专家被当时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开展的植树造林,能够控制黄河泥沙的产生的政治说法堵住了嘴,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便如此,温善章、叶永毅还是比黄万里还更勇敢地直接给总理写信,警告三门峡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被反坝份子吹捧成神仙的,所谓的唯一反对三门峡的黄万里也不过就是和很多人一样,在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些不赞同三门峡上马的言论意见罢了。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在咱们一些善于煽情的文傻文章里,居然能编成离奇故事。      章立凡说“我这个没学过水利的人,只好凭单薄的常识观察:任何违反自然的事情,大自然都会给予报复。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一座横亘在主航道上的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斜”湖,改变了生态上的大系统。一大盆水潴留于此,不可能不蒸腾、侵蚀和污染,对于气候、生态不可能不发生影响。” 我觉得章立凡不但没学过水利,而且也可能没学过马列主义,没学过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早就预言“人类取得的任何伟大成果,都将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害怕报复的文傻们,可以回到树林里去继续当猴子。很多文傻都把“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当成一种时髦的说法,其实这种比喻真是傻得很,现在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河流上都建设了水坝,请问如果我们文傻们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血管都长满了瘤子,你还能活吗?总之,文傻们抒情比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兼谈决策的人文思维与技术思维 章 立 凡       “圣人出,黄河清”是论证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的一条论据,当时因简体字正在草创阶段,被误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足发一噱。如今这座吸附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的庞然巨怪,其危害连当时主张修坝者也不得不承认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的圣训,五十年代也被当作主张修筑三峡大坝的一条依据,但被毛泽东自己搁置了,到今天才成为现实。千秋万代后,后人如何评说,谁也不知道。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领袖的浪漫诗思,也属于人文思维的范畴,但老人家在1958年听李锐陈述了几条国力上难于承受的理由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进程就戛然而止了。毛泽东是极为关心自己历史地位的人,不想冒被历史论罪的风险,诗思不得不让位给史思。那时还没有“超限战”和“恐怖主义” 的概念,如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峡大坝和美国黄石公园火山、日本大陆架一样,都是生态战争中的“死穴”。       三门峡工程的议案,是在“学习老大哥”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于1955年经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在此前后虽出现过黄万里等的反对声音,却于1957年隆重开工。同期埃及政府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也留下另一个失败的例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理念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流。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 票通过,反对177 票,弃权664 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 “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圯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大坝出表面现了八十来条裂缝,潘家铮院士辩称:“不会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不会影响到机组和工程的安全”;张光斗院士则摸棱两可地评价说:“不是一流工程”,“施工质量不好。可是也不是很坏。所以我们的评价叫总体上良好,总体上还是良好的,换句话说它也是不好的”;张院士的“老搭档”钱正英老部长,则早在1999年就说“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底气远远不及当年豪迈。       我这个没学过水利的人,只好凭单薄的常识观察:任何违反自然的事情,大自然都会给予报复。大江大河是地球的大动脉,一座横亘在主航道上的大坝,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斜”湖,改变了生态上的大系统。一大盆水潴留于此,不可能不蒸腾、侵蚀和污染,对于气候、生态不可能不发生影响。       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我国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起,历朝历代都是执着的“治水政府”。唯有东方专制主义大皇权,才有本事调动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令西方资本主义小政府自愧弗如。煌煌政绩的公案下面,也暗藏着巨大的黑洞,以黄河为例,历代河道官员都是肥缺。中饱私囊的后果,是连年决口的“豆腐渣工程”,最终成为一条“地上悬河”。       张奚若教授在1957年曾批评说,当前有四大倾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在庐山会议上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自以为“人定胜天”。坚持“好大喜功”的结果,是“规模不经济”,酿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双重灾难。       重大决策不应当是实验。上述两场以中国社会发展为代价的乌托邦主义大实验都失败了,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三门峡工程的生态大实验,毁坏了黄河这条母亲河,学费至今没有交完;三峡工程是一座更大的生态实验场,谁来对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母亲河负千年的历史责任,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改革开发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力加强,“好大喜功”的心态也随之飙升。一面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层各地多以求大为荣,相互攀比,利益驱动,“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点心”。另一面是中国的“基尼指数”在1995年就已超过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数千万百姓的温饱尚未解决;盲目开发造成农民大量离开土地,“房吃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等等……       关心民瘼,爱惜民力,是基本的为政之道。有远见的政治家,皆知今日自己之所作所为,将来都要写进历史。只有路易十五这种昏君,昧于历史而不畏也,才会说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样的昏话,害得他儿子上了断头台。       现实中的问责制管不了的人和事,自有历史问责制来管。有权者可因无知而无畏,有知者可因媚权而无耻。短视的技术思维与深远的人文思维相比,最大的误区在于:只顾眼前之事,不知敬畏历史。毛泽东在三峡工程上有自知之明,低头侧身悄然闪过,在劫难逃者只怕另有其人。                                                                                   2004年6月22日  风雨读书楼       补记:?文完稿待发期间,国家防总于9月1日刚刚宣布今年汛期结束,次日起川渝地区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万人受灾,181人死亡,50人失踪,三峡船闸停航4日。开县、达州及千年古镇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没;重庆北碚、万州铁峰山、宣汉县天台乡等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其中万州铁峰山滑坡3平方公里,一座500多人居住的场镇变为废墟……       在表彰军民英勇抗灾,呼吁健全预警机制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三峡地区的生态变化。中华民族应该引发另一种思考——如果三峡工程的决策重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惨烈的灾害是否可以避免……                                    200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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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言录:2010年1月
“而使今天的弱智文化空前泛滥的,是艺术和教育世界从内心里接受了媚俗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一反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对庸人主义社会改造工程乐观顺从。” #
rt @wensh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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