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货币老虎关不住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六   都说国人重储蓄轻消费，其实是个把国人当傻瓜的偏见。 1980 年代，曾经有一年，也就是通胀那年，国人花的比赚的还多，存钱也只平均存两到三年，，刚好买在“一大件”。 当下的迹象表明，我们有可能马上会呈现“昨日重现”的情景， 1980 年代仿佛就在眼前。 11 月 16 日 ，央行宣布年内又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回笼资金 3000 亿元。但是另一面，全国 10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5877 元，住户存款锐减了 7003 亿元！储蓄的短期化和活期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在强烈的通胀预期下，加上如今的信用消费制度，“花的比赚的多”只会比 1980 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货币就像放出笼子的老虎，“归山”以后想要再圈住是圈不住的。这一点，连央行副行长马德伦也承认，他 12 日在上海表示，近日周小川行长针对热钱发表的“池子”比喻，指的是一系列货币政策组合，“而资金并不是可以框的住的”。 那么多的资金会去哪里呢？人们肯定不会坐视它放在银行里“房子进去，茅台出来” 〔成都汤玉莲， 33 年前存款 400 元（一套房子），如今换来 835 元（一瓶茅台酒）〕，也不会任由股市“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而是要千方百计防止自己的货币贬值，办法就是将货币资产化：钱少一点的囤粮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钱多一点的囤房产、囤珠宝玉石、古董、红木、艺术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奢侈品）。 有人说，美国尽管发了这么多钞票，其实人家通胀压力并不大，因为大部分的美元被全世界其他国家收藏了，中国就收藏了 2 万亿美元。这话很对。但它怨不得美国人，而是我们自主选择“外向型经济”而非“内需型经济”的结果。现在可以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来说，外向型经济而非内需型经济的实质，就是我们我们生产我们干活我们污染环境我们牺牲健康和生命，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好。我们只不过赚回了一堆转眼就贬值的花花绿绿的纸币！ 又有人说，全世界的货币都在针对中国，现在美元放水，人民币如果不升值还紧盯美元的话，明年通货膨胀会非常恐怖，结果就是实业完全停滞，大家都玩资产，经济可能会崩溃。这话对一半。如果人民币选择不升值的话，必定要印更多的钞票，对内贬值会更厉害。 但大家都玩资产，经济是否一定会崩溃，这个要一分为二看。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你得先让人有安全的资产，人们才会有恒心去干实业。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说就是要有财富仓库，让人把赚到的钱存在安全的财富仓库里。“天下没有完整无缺、永不可破的财富累积的仓库。然而，如果一个经济完全没有累积财富的仓库，不可能发展起来。”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也认为，在超额货币和输入性通胀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只有两个选择，或让投资品价格上涨分流超额货币，或让消费品价格上涨产生恶性通胀。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选择无疑是开放更多的投资品市场。比如开放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开放中小银行市场，等等。 张五常还说，不管如何高估，对于有产出的财富仓库如土地、房屋而言，财富的上升是被资产的收入上升约束着。然而，从没有产出收入的收藏仓库看，财富的上升没有这种收入约束。 换句话说，古董、玉器、艺术品等没有产出的奢侈品，其上涨的“上限约束”很弱。而土地房产等有产出的财富仓库，会涨到干什么程度，是受到租金等因素自然约束的。对于这类有上限约束的财富仓库，管得越少往往越好，管得越多价格往往越走高。比如对房地产，限购的结果是增加了需求，把“购房指标”变成了不宜错过的机会成本；同时还有所谓政府直接限价，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权力寻租机会进而进一步推高房价。凤凰卫视 11 月 11 日 财经节目最新报道：为了对抗通货膨胀，重庆中产阶层纷纷买房保值；浙江二、三线城市规定凭票买房，导致一张购房券已经炒到五十万元人民币！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农地入市一石三鸟   童大焕—2010年11月7日星期日         世间之事，往往总是越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掩盖着越不可明说的勾当，“土地换户口”、“土地换社保”、“撤村改社区”、“宅基地换房”、“新农村建设”、“新民居”……旗号不同，目标一致，全国各地正在兴起新一轮的“圈地运动”，获取农村宅基地。       在“农村大变样”的同时，农民的庭院经济被消灭，农民被逼上楼，甚至牲畜无处圈养，不少地方已经出现农民“上楼致穷”现象。       但比起土地级差来说，农民这点损失只是“湿湿水”小儿科。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被征地约1亿亩，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与市场差价约为2万亿元！至少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但有近半没有工作，没有保障，引起旷日持久的纠纷。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土地问题占65%。农业税取消后，此类问题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制度，可谓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根据《土地管理法》，宅基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只是一种使用权，所有权归村集体。宅基地不能买卖，但可以继承或者转让——只能在本村集体内流转。       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体系，在城市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农转非”，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把户口转走，就失去了对老家宅基地的继承权，只能眼睁睁看着“祖宅”慢慢地变成村集体的资产。正因为农村户口与土地的对应关系，有些人不愿意“农转非”，甚至有些有本事的公务员想方设法“非转农”，但这些毕竟是少数，农村的空壳化空心化才是主流。而宅基地只能在本村集体内流转，迟早会沦丧。这种对土地、房屋乃至祖屋的权利丧失，不仅在抽掉农民经济生活的根，也在抽掉整个中华民族敬祖崇先的传统文化美德之根，使后代子孙与故乡、与祖先的血脉与文化关系被切断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       中国的城市化，以它异常惊人的速度和力度、沿着它顽强的自有规律发展变化着，刀削斧劈一般，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划下了一条条巨大的发展和财富的垂直落差曲线！       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货币增发（中国货币供应量过去十年增五倍），使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着巨大的财富撕扯、扭曲甚至断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房价地价迅速飙升，而农村和小城镇则迅速衰落。但“不甘衰落”甚至仍在谋求“城市化发展”的地方政府仍在试图廉价地扩大征地拆迁，导致基层拆迁征地矛盾突出。       让城市发展回到规律和市场本身，逐步“去行政化”，并且将农地、农房进行完全彻底的独立产权化和资本化，全面、彻底地恢复农民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允许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由流转、自由抵押借贷，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土地、房屋的价值回归，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集约用地，并让农民真正获得财产性收入。       全面彻底恢复农民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和自由交易权，允许银行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同时也是缓解城市化带来的新一轮城乡垂直落差的一个重要制度关口。既可以籍此推进农业集约化现代化、提高农业收益，又可以防止农房、农地价值被严重低估的现象延续，还可以吸收社会上过量的流动性，避免超发货币只有城市房屋这个出口，从而让城市房价保持在更为合理的水平上。一石三鸟甚至一石四鸟（含保留敬祖崇先的一缕文脉），何乐不为？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车船税及其背后的重税阴影 重税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敌人   童大焕—2010年11月6日星期六         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根据车船税法草案规定，乘用车根据排量划定七档征税。其中，1.6升以上至2.0升（含），税额为660元至960元，4.0升以上税额为3600元至5400元。       明眼人一眼洞穿，这是一部意在“加税”的法律，加税的重点正是现在城市中排量1.6至2.0的主打私家车型。按草案规定，这一块基本上都要涨价。加税的真实目的于是昭然若揭：就是提高政府税收。而至于台面上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调节财富分配、引导汽车合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都是一个幌子。如果是引导合理消费，就应该降低汽车购买和保有环节税费，提高使用环节费用，以节能和减少拥堵。即鼓励拥有、引导合理使用；引导汽车合理消费，就更不应该如草案规定的对公车免税，因为公车最不应该横行霸道的就是公车；如果为了节能减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调节财富分配，就应该大幅度降低低排量汽车税费且大幅度提高大排量汽车税费。等等，而不是眼下的处处反其道而行之。       车船税草案只不过是当下中国“重税主义”的一个侧影。重税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敌人。有人说当代中国有三重税负：一是明税，二是费大于税的费，三是行政垄断性资源性企业的强买强卖。其实，我们的重税远远不止这三层，至少还有两重，而且这后面的两重税尤其重，下至胎中未出生的婴儿、上至已经躺在棺材里的逝者，都无一例外地被征收：       这其中一重税，来自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所说的“拆毁性建设”，其实也接近但不完全包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个词叫做“悲剧式增长”。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GDP，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相反，每一次拆建政府都要收税，国民福利因之减少。而空气污染、环境破坏、健康和生命损失却由当地民众来承担。也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效益低。中国的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增长速度更是首屈一指，但是，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       另外一重重税，来自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被称为“通货膨胀税”，是对全体国民的征税。它还具有“累退”性，即收入越低的人受到的影响越大，有资产的人资产价格因此膨胀，而没有资产的人则被加倍剥夺。因此，在通胀过程中，大量拥有土地、房屋、古董、珠宝、艺术品、高档家具的人资产会增值，而没有资产的人货币则不断贬值。它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均，对经济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过去十年，中国货币供应扩大450%，这还只是银行表内业务的增加，加上表外业务，货币供应量超过5倍。它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剧烈通胀，对穷人的基本生存都造成了挤压。       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却多年未变。从上世纪80年代的800元起征，到后来的1600元，到现在的2000元起征，算上通胀，老百姓的税负其实是大大提高了。其所谓“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自始至终成为一个笑话。       据旅澳学者孔保罗先生的研究，中国占纳税人8.9%的富人2009年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281%。而美国占纳税人5%的顶级富人所缴纳的税费占全部政府收入的17.82%，占了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收入的57.1%，占富人个人总收入的33.4%；而最底层的50%的纳税人所纳个税则仅仅占其收入的13.4%，所缴纳的税费不过为联邦个人所得税收入的3.3%。       重税主义而且劫贫济富式的中国式税收必须全面重构，否则，它将重挫一个国家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心理基础。它会使穷人没有尊严，富人收获不到尊重和安全，政府也会因为失信于民而失去公信力。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深圳挽歌 （深圳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吗？）   童大焕— 2010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日  FT中文网2010年11月5日、11月8日         深圳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就像中国大学最好的童年时代永远一去不回头一样！       2010 年 8 月 26 日是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换在 20 年前，这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全国各地都在思考深圳关注深圳。然而今天，这个日子好像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就像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一样。除了一些学者在一厢情愿地寄托愿望，分析和期待今天和今后的深圳会不会、能不能像 30 年前引领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样引领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外，在绝大多数国人眼里，深圳已经无足轻重。虽然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深圳已经成长为国内第四大经济城市，但是，深圳的地位的确已经式微了，人们谈论未来的城市化，说的也是长三角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或者更具体地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深圳只是一笔带过。人们对它的关注，甚至不如重庆、成都、西安这些未来即将崛起的城市。     1 、自负而又强大的行政机构    在原本寂静的日子里，倒是有一则消息让世人再一次聚焦深圳，但这一次聚焦，却几乎全都是审视和批判的目光。事件缘起于深圳向包括拥有资产 293 亿元的腾讯 CEO 马化腾、金蝶软件董事长徐少春在内的多名企业高管发放购房补贴或贴息。除了腾讯、华为、中兴、 TCL 、金碟软件等高科技企业的高管，这项补贴也包括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深圳大学、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的国家工作人员。消息被曝光后，舆论哗然，有人质疑这些拿着高薪的企业高管“发了财不去捐助也就罢了，还要贪这点小便宜就太不厚道了，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更多的是质疑政策有问题，不该这么锦上添花，政府理应雪中送炭。    针对质疑和争议，腾讯公司不得不回应，称马化腾长期将住房补贴、深圳市长奖等奖金用作慈善用途。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则只简单潦草地表示，马化腾领房补属于人才激励范畴，与其他社会福利政策无关。    实际上，早在深圳市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 正式启动向高层次专业人才发放住房补贴的工作时，文件发布后就遭到质疑。但深圳当局显然没有当回事，依旧信心满满地按着自己固有的逻辑和思路，一路走下去。    仔细分析住房补贴这件事，稍微有脑子想想的都会觉得滑稽：首先，那些动辄个人资产几千万甚至几百亿、年薪以几百万计的市场精英人才，能够对你每月几千元房补“上心”，并且将其作为个人和公司扎根深圳的“情感依据”吗？或者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深圳借此机会让公务员们也沾沾光，拿点住房补贴。这个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因为据我所知，深圳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他们要拿房补，也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拿，不必这么曲线救国。    但他们为何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呢？既把富豪高管们放在道德的火上烤，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又给政府自己留下“嫌贫爱富”、“锦上添花”的恶名。明摆着吃力不讨好，仅仅是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吗？    这件事也许有一个比较靠谱的解释，就是当地负责此项决策的各级各部门官员，对自己的决策已经自负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竟至可以“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另一方面，则是深圳政府的钱太多，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区区几千万几亿元的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根本不在话下。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人，思维还停留在政府包打天下的计划经济时代，以为现在这些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精英们，仍然需要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细致入微地替他们考虑八十平米、一百平米的住房。    更大的可能，就是全国许多地方政府，包括北京，都在采取类似办法笼络人才，深圳不能甘居人后。这似乎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但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其他地方往往有足够的后备人才为高精尖人才铺垫，而年轻的深圳却未必有。这恰恰是深圳最大的劣势。     2 、渺小而又匆匆的“深圳过客”    在任何社会任何企业，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总是少部分人，绝大部分人处在金字塔的底部。但往往是底部的基础，决定了金字塔本身的高度和牢固程度。在深圳热衷于给高管发放政府补贴的背后，恰恰面临的是其人才资本或曰人力资本底部不牢的致命问题。    时间已经到了 2010 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 1100 元，在富士康事件之前，富士康几十万深圳普通员工的底薪只有 900 元。我记得世界银行还是什么国际组织，经过测算，中国内地城市居民要想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须月收入达到 1600 多元。今日中国的货币存量是十年前的 4.5 倍，而十年前深圳普通工人的工资已达上千元。这意味着，今天 1100 元的工资，只相当于十年前的二百多元！工人相对工资急剧下降，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隐喻着作为中国改革排头兵的深圳，在中国未来的地位也将急剧下降！    在最近几年里，深圳一直是致力于禁止摩托车载客等低端产业（禁摩的理由也许千千万万）、千方百计防范甚至试图排斥城市“低端人群”的。此情此景，与给企业高管发房补两相照应，颇像一个嫌贫爱富的小市民，当你还在贫民窟、小巷里苦苦挣扎苦苦创业的时候，他总是不断地鄙视你排斥你，一旦你终于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模狗样，他又千方百计巴结你讨好你，用小恩小惠笼络你阿谀奉承你。    深圳还是中国大地上人户倒挂最厉害的一座城市。过去 30 年间，深圳从一个 3 万人的边陲小镇快速崛起为一座承载人口超过 1400 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然而， 30 年间，上亿人带着深圳梦中国梦来过这里，但只有 1400 万人留了下来，其中还有一大部分仍是匆匆的过客。一切正如台湾诗人郑愁予的诗《错误》：“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目前，深圳常住人口超过 1400 万， 230 万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已基本解决，保障房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深圳超过 800 万的非户籍人口。    因为多数人没有户口，因为多数人的低工资，上亿人都只是深圳的匆匆过客，其结果，虽然使深圳很年轻，永远年轻——我指的是年龄结构，因此它没有养老负担，没有当代中国普遍遭遇的未富先老之忧，但是深圳，它把千千万万最底层劳工的社保企业缴纳部分大部分都截留了（这部分占社保的绝大部分），取得了利，却失去了道，失去了义。古人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至少在社保问题上，深圳不是君子。    在许多人还没有财富积累的时候，中国已经迅速走向资本理财时代，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没反应过来。同样的，在还没有完成最基本的教育和人才观念转型的时候，中国已经迅速由资本时代向人才时代转变，绝大多数政府机构也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未来中国的经济支柱，将迅速由“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向“现代服务业”、“创意产业”转变。农业靠“天”，工业靠“机器”，所有第三产业，惟一依靠的是“人”。一个城市和企业的兴衰，“区别在对待人的态度”。传统的“擒贼先擒王”的招商引资方式和态度，已经远远过时，再聪明再伟大的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都不可能独木擎天，而需要依靠众人之力，才能不断出创造出优质产品与服务。    现代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依靠的不是资源，不是资金（货币），而是人！未来社会，资源的重要性越来越弱，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至于货币，我们早已告别货币短缺、进入了货币过剩的时代。 2010 年 10 月 19 日 《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货币供应十年扩大 450% ： 9 月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达到 69.64 万亿元。据悉，目前我国的 M2 是 GDP 的 1.8 倍，而美国只有 0.6 倍，日本、韩国不过是 1 倍左右。    但是在长期畸形的人口、户籍、人才政策等等之下，深圳已经一次次错过留住大批人才、让人才“把根留住”的时机，在人物——人才——人力这个阶梯上，它留住的只是少量人物和大量垫底的人力，而没有足够的大量的人才（多数人才也是从“人力”中成长起来）支撑，深圳的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可能长期维持。以腾讯为例，其 60% 以上员工为研发人员，腾讯的自主创新工作已经进入到企业开发、运营、销售等各个环节当中。 2007 年，腾讯投资过亿元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设立了中国互联网首家研究院——腾讯研究院，进行互联网核心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但我可以肯定，它未来的主要研发人员，一定是来自上海、北京，而不是深圳。因为北京、上海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而深圳没有。北京、上海原有城市人口更多，容量更大。深圳没有及时抓住这两个地方僵化的户籍制度的漏洞，为自己海纳百川网罗各类各级人才，而是一味亦步亦趋地学习北京、上海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政策，将自己套上枷锁，使自己背上沉重的补课包袱。如今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意识到了，补课也已经来不及。    更早的 2003 年前后，坊间就传出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国四大通讯设备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二——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的消息；平安保险和深圳市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招商银行，也都实行“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但名义上的总部还留在深圳。    如果深圳的人才战略不彻底从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出发，除了少量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飞鸟式人物偶尔在深圳降落，下面将只会是大量蚂蚁般的“人力”甚至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廉价劳动力，那么，整个深圳和深圳企业的品质将不可能实现“腾讯化”、“中兴化”，更大的可能是“富士康化”，最好的结局是“华为化”——即虽然工资待遇不菲，但也基本上是靠拼命得来。     3 、辉煌已经是昨日的故事    今天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深圳的昨日辉煌，似乎一切都已经成了陈年旧事，就像“我的祖先曾经阔过”一样。    今日中国赫赫有名的著名公司，出自深圳的大都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标志：生于 1980 年代或者 1990 年代，亦即深圳风华正茂的草创年代！中兴通讯， 1985 年成立；华为， 1988 年成立；平安保险， 1988 年诞生于深圳蛇口，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招商银行， 1987 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国家从体制外推动银行业改革的第一家试点银行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1990 年12 月1 日 成立，而深圳证券市场的起步最早应追溯到 1986 年； 1994 年在美国经历了互联网的革命浪潮， 1999 年经过了中国互联网浪潮，腾讯公司则于 1998 年 11 月成立于深圳……    从此以后，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 年 11 月 11 日 ）之后，开放已经不再是重点，改革才是全民关注的焦点所在，深圳也渐渐沉寂。而深圳诞生的本土企业也因为人才资源不足等种种原因“金蝉脱壳”，向城市更大、人才储备更丰富的其他城市靠拢。    传统的“筑巢引凤”时代渐行渐远，新的“公司向人才靠拢”时代开始了！     4 、能否重当改革的重任    深圳也不想自甘堕落和平庸，也想延续往日的世人景仰和荣光。然而，想不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又是一回事。昔日深圳之敢作敢为，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甩开膀子大干了一场，天时地利人和，使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深圳已经成长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尤其是政府收入等多个方面都长期居于中国前列。与三十年前相比，深圳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深化改革难免会带来许多牵制和羁绊，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可以轻装上阵。其中最大的牵制，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政府自身——政府太强大了，而社会和个人太渺小。政府要想改革社会和个人，就像捏一只蚂蚁拔一根头发那么容易，但是社会和个人要想动政府一根毫毛，可能就像搬一座大山一样艰难。    早在 2004 年，深圳市就计划在当年底实现全市土地全部国有化，名义上是全市户籍人口全部改为城市居民，使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实际上的目的是政府土地储备。该次城市化进程涉及宝安、龙岗两区 218 个村 27 万村民，两区总量为 956 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除了“已建成区、经批准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山林地、坡度大于 25 度不作为建设用地的园地”这四类土地以外的 260 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变为国有。（ 2004 年7 月1 日 《新京报》）此等气魄，大有行政力量气吞万里如虎之势。    深圳市力主开办的南方科大的遭遇也让人感到，和成立之初相比，“行政化”的力量如今在深圳已是何等强悍。南方科大“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办学主张和全球海选校长、海内外招聘教授的漂亮开端与宏观蓝图，以及敢逆潮流而动的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最终被聘为校长，曾让对内地教育备感失望的社会各界望穿秋水寄予厚望。但是《人民日报》日前报道，虽然申请早递上去了，校园建设也已开工，南方科大筹办已长达 3 年零 6 个月，至今仍未获批复。南方科大遭遇的尴尬，恰恰来自它一门心思要去除的行政化：一是和深圳的关系要“磨合”，甚至要“妥协”，楼顶漏水想修，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动静；买一台办公电脑，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二是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是国家教育部）公关，想及早拿掉那个“筹”字，必须按照行政化逻辑：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但南方科大的目标却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把南科大办成深圳版的香港科大。香港科大可谓大学史上的“奇迹”，这所 1991 年由香港斥资近 20 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它的成功法宝，一是耗巨资全球选聘一流教授，二是教授治校。显然，深圳不缺钱，但是，在深圳办事要想像香港一样“去行政化”，或者说拥有香港一样的行政效率，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003 年 1 月，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 2001 － 2002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曾把深圳作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而上海、北京以及广州分列其后。编篡该《报告》的专家解释，深圳即将实施的“行政三分制”将对深圳的发展起到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专家们一致看好深圳的城市发展潜力，在数据运算的基础上，把深圳的发展潜力放在了全国首位。    那时候的“行政三分”，的确把深圳又一次抬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曾经写下《深圳，你被谁抛弃》并差不多引起网络全民大讨论的呙中校，也专门为“行政三分”写下了另一篇网文《深圳，你不会被抛弃》。    然而，七年过去，如今再回头看“行政三分”，不过是“风过水无痕”的空气振动而已，什么也没有留下。    今年 8 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出炉了 2010 全球城市排行榜，北京凭借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商业活动等综合影响力入围前 15 强，不仅名列中国内地各城市之首，还超过柏林、马德里、维也纳等发达国家的首都，成为前 15 位城市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首都。    仲大军认为， 21 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的确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    今后的城市竞争乃至于国家竞争，人口的数量、质量和聚集程度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眼睛只盯住金字塔顶端极少量“高端人才”的行为，显然是因小失大，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可惜在过去 30 年里，深圳没有认真思考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从而失去了一次次送上家门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补课，就要补所有“深圳人”的各项权利保障的课，也许也还来得及，但它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魄力。    今天，中国的改革又站在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十字路口上”，许多人再一次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深圳。过去的 30 年，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带动全中国，人们普遍期待未来的 30 年，深圳能在政治改革上起着同样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深圳具备政治体制改革的市场基础，期待深圳这一层面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但是，我的看法比较悲观。    深圳的行政力量如今太强大了，强大到缺乏足够的自省，又岂能指望它能作出更深刻的、甚至伤及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改革？    在庞大机构的阴影下，“深圳人”多数又显得太卑微、太渺小。深圳的人才储备、对外的人才吸引力，都不如北京、上海甚至上海周边的一些城市。    因此，接下来也许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深圳一天天平庸、没落下去，它靠吃老本就足够吃一阵子的，不能指望它再一次充当中国改革的号角和急先锋，就像北大靠吃名声的老本就够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成为教育改革的急先锋一样。    在此，我只能给深圳唱一曲挽歌，歌名就叫“好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    如果此文能激起深圳“知耻而后勇”，进行大刀阔斧的“自我革命”，那么，我将会为我“预言”的失败而高兴，同时也为深圳感到高兴。     5 、深圳启示录    没有个体的崛起，没有大众的崛起，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崛起；没有个体的强大，就不会有城市、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决有个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也就没有城市、国家的最终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    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超级强大的行政力量下都很难有真正强大的企业和个人，而个体的强大，才是社会创新与活力的真正源泉。政府的角色，理应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谦虚、谦卑、谦抑，不要把自己当成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角色，而应该退回来，彻彻底底退回到“守夜人”的本分上，切切实实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提供特殊的服务。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民企“缝隙化生存”系列之 2 民企缺的不是钱是创新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二     又要低碳化生存，又要向世界贡献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就是民企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缝隙化生存”的惟一出路，也是民企生生不息的灵魂和“永动机”。   创新需要资金和人才。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最艰难的是融资难。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包括民营企业，最缺的不是钱，而是如何把钱进行有效的整合，投入了最有效的、最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和企业身上。   2010 年 10 月 19 日 《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货币供应十年扩大 450% ： 9 月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达到 69.64 万亿元。据悉，目前我国的 M2 是 GDP 的 1.8 倍，而美国只有 0.6 倍，日本、韩国不过是 1 倍左右。按照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观点，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是 10 年前的 4.6 倍，这还只是银行表内业务的增加，加上表外业务，货币供应量超过 10 年前的 5 倍。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钱是不缺的，甚至是整体过剩的。   很多人会说过剩的货币都到了银行了国企。这基本不错，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大大地从中分得了一杯羹，一些有实力的民企同样面临着有钱没处花的问题，一些拿得出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现金的民营企业，并非绝无仅有。因此大量资金投向楼市股市以及艺术品、红木、高级珠宝等领域，甚至还有热衷于修建假古董的。当然，这一切都无可厚非，但是，民营企业应该也可以有更大的抱负做百年基业。   在利率没有放开的当下，大银行对民企的贷款信息成本高，回报低，因此普遍对民企贷款热情不高，这是可以理解的市场现象。抱怨和等待都无济于事，民企融资不能指望别人，只能自己抱团取暖。但是金融业没有完全开放，又如何抱团呢？有一个一举多得的办法，就是学习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经验，既达到发现、支持和培养创新型市场人才的目的，又解决一些民企资金没有出路、另一些创业者缺乏资金支持的难题。一举三得。这样一种完全通过市场机制达成的创新，是一种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创新机制。   国有垄断企业财大气粗，同样可以如法炮制，和民营企业争夺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市场。但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民企的优势和责任呢？原因很简单，国企里面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国企的领导人本质上都是官员，无论是管理还是业绩，都服从官场逻辑，某种程度上市场逻辑被迫让位。对于风投这样见效比较慢、风险比较大收益也比较大的投资，他们多数会有力无心。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短期政绩需要；同时，对于创新型人才、创新型公司的成长，他们也不如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能够给予足够的孵化和培育。民企的优势和长期竞争力，恰恰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民营企业家用的都是自己的钱，要做的是自己的百年基业。   同样，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研发、对知识产权的投入等方面，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   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把未来创新的希望寄托在民企身上！   10 月 28 日 ，在上海召开的 2010 福布斯中国民营企业全球化论坛暨上海世博会民企馆答谢礼上，一个叫“星光耀计划”的民企行动正式开启。 5 年内，“星光耀计划”将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做成 15 — 20 个民企 CBD 。首个星光耀项目有望落子上海大虹桥经济圈，下一个目标将是常州。该计划将以民企总部基地为载体，做各类有益于民企的事情，扶持投资各类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我热烈祝福星光耀计划之类的民企蓝图，希望它们不只是一个个房地产项目，更成为“民企的大学”，里面有无数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智慧，像一个巨无霸的风投公司，海纳百川，酝酿和培育出无数的中国民营公司。那些公司又学习他们的母公司，不断成长壮大，不断成为风投，培育出更多的中小公司，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