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4 次 更新时间： 2012-03-06 11:40:47 刘向文 王圭宇：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进入专题 ： 反腐败 反贪污贿赂法    ● 刘向文   王圭宇       【摘要】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公布实施。该法的公布实施，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该法的立法进程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坚持从本国现实国情出发以及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了解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权力反腐；制度反腐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伴随着急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俄罗斯联邦国内的贪污贿赂等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时至今日，腐败问题已成为俄罗斯社会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它严重侵蚀着俄罗斯联邦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阻滞着俄罗斯联邦的进一步发展和振兴。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腐败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重。为了顺利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有必要认真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研究以及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          从1992年拟定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到2008年《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1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的公布实施，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经历了“起步”、“推进”和“完善”等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叶利钦时期）     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时期，俄罗斯联邦开始实施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其反贪污贿赂的主要措施如下：（1）拟定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俄罗斯联邦独立初期，新旧体制转轨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法制滞后，导致贪污贿赂之风盛行。贪污贿赂问题日趋严重，不仅破坏官民关系，而且威胁国家安全。3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俄罗斯联邦立法机关于1992年拟定并通过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4。虽然因1993年“十月事件”爆发，整个立法权力机关体系被摧毁而搁置一边，但其规定的诸多内容和制度无疑为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2）签发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申报收入和财产情况的总统令。1997年5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担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职务的人应当申报收入和财产情况的总统令。俄罗斯联邦政府组成人员不仅要申报个人收入和财产情况，而且要申报其配偶、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和财产情况5。值得指出的是，该总统令是在俄罗斯联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 建立预防贪污贿赂有效机制的首次尝试。（3）颁布第一部俄罗斯联邦政府法。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6。1997年，叶利钦签署总统令，批淮第一部依据上述宪法制定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法。该法首次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组成人员作出两类限制性规定。其中，一类是限制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利，另一类是规定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申报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义务)7。     （二）推进阶段（普京时期）     自2000年5月任职以来，普京总统采取了反贪污贿赂的许多措施。由于诸多原因，俄罗斯联邦这一时期的贪污贿赂之风不减反增，反贪污贿赂法治改革在徘徊中前进。当时主要的反贪污贿赂措施如下：（1）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2003年11月24日，普京签署第1384号总统令，成立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8。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向总统提出相关建议，以及制定和落实国家反贪污贿赂的政策等。（2）拟定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2002年，俄罗斯联邦议会下院一读通过了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9。但是，该草案也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制定颁布一大批与反贪污贿赂相关的法律法规。（3）在普京总统任期内，俄罗斯联邦制定颁布了一大批与反贪污贿赂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原则法》10、《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体系法》11、《俄罗斯联邦国家文职公务法》12等。其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从制度上预防贪污贿赂行为。（4）各级检察机关增设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处)。2006年6月，由普京总统提名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恰伊卡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检察机关今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反贪污贿赂13。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在机构改组中，增设了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14。（5）批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等国际条约。2003年12月9日，俄罗斯联邦签署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三年之后，普京总统签署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的联邦法律》。《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的签署，为俄罗斯联邦与世界各国护法机关在揭露贪污贿赂犯罪领域开展协调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15。同年7月26日，俄罗斯联邦批准了欧洲委员会《关于贪污贿赂应承担刑事责任公约》，促进了俄罗斯联邦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的国际合作16。但是，应当指出，履行以上两项公约中所规定条款的工作，当时在俄罗斯联邦国家立法中刚刚起步，直接调整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法律依据几近“空白”。     （三）完善阶段（梅德韦杰夫时期）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宣誓就职，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上任伊始，他就采取种种措施以推进俄罗斯联邦的反腐败法治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有下述三个：     1、成立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2008年5月19日，梅德韦杰夫签署关于反贪污贿赂措施的第815号总统令。该总统令决定成立以梅德韦杰夫总统为主席，由19人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同时，首次决定在上述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中，设立以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什金为首的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主席团17。     2、批准《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2008年7月31日，梅德韦杰夫签署第1568号总统令，批准由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什金为首的反贪污贿赂委员会主席团拟定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并于8月5日向社会公布了该计划18。《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主要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贪污贿赂的立法保障。反贪污贿赂计划规定，2008年10月1日前拟定并提交《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二是为了预防贪污贿赂, 进一步完善国家管理措施。三是进一步完善培养法律干部的措施以及对公民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措施。四是为落实上述措施,而应当首先采取的措施19。     3、倡导制定并最终批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008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联邦法律第273号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20。《国家反反贪污贿赂计划》与《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相继公布和实施，使俄罗斯联邦由“行动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至此，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进入法治化、制度化、系统化阶段。          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特点          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可以看出, 该进程大致上有下述四个主要特点：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坚持从本国现实国情出发、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     （一）坚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     考虑到本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是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又一特点。其主要表现如下：     1、为了解决主要矛盾，反贪污贿赂法第一个草案被搁置。在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俄罗斯联邦曾经历了叶利钦为首总统一方和哈斯布拉托夫议长为首议会一方之间、左右两大营垒之间的尖锐对峙以及联邦主体立法大量违反联邦立法的混乱局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联邦统一，稳定国家政局。所以，当时不可能制定出反贪污贿赂法法。     2、在普京时期，尽管贪污贿赂问题已非常严重，但反贪污贿赂斗争没有真正步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道路。这也是迫于当时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需要。例如，叶利钦总统任职期间, 联邦主体分立倾向严重，大量的联邦主体立法违反联邦立法，对联邦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威胁。当时，在专家学者和选民中，甚至出现了“俄罗斯联邦也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吗”的疑问。因此，在这一时期，“围剿”违反联邦立法的联邦主体立法，维护联邦统一，成为普京总统在任期间的首要政治任务。又如，1990-1999年期间，俄罗斯经济连续十年滑坡，导致物质基础薄弱。普京就任总统后，在2003-2005年独联体三国爆发“颜色革命”的背景下，发展经济，以不发长期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始终是国家的重中之重。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致使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迟迟未能制定颁布。     3、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制定颁布反贪污贿赂法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主要表现如下：（1）普京总统时期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且在销售油气资源和军火方面获得较多利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反贪污贿赂的经济基础21。（2）普京时期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打击，以及“围剿”违反联邦立法的联邦主体立法, 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联邦统一，给反贪污贿赂法治奠定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政治环境；（3）俄罗斯联邦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步，使民众对反腐败法治的呼声和要求越来越高。总之，《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符合这一时期俄罗斯联邦的国情，也适应俄罗斯联邦国内具体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在总统的直接推动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立法进程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自始自终都在总统的推动下进行，或者说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其主要表现如下：（1）在叶利钦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酝酿制定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虽然该法律草案被搁置，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己经启动22。1997年初，叶利钦总统又在国情咨文中，不仅指出俄罗斯联邦贪污贿赂问题的现状,而且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基本方针和措施。由于叶利钦亲自举起了反贪污贿赂的大旗，所以1996年7月16日《俄罗斯报》曾以《总统命令向恐布活动、贪污贿赂和犯罪开炮》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2）在普京总统的直接推动下，俄罗斯联邦于2002年酝酿制定了第二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该草案的制定，使俄罗斯联邦进一步总结了反贪污贿赂立法的经验教训。普京还于2003年11月24日签署总统令，成立俄罗斯联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总统献言献策以解决贪污贿赂问题23。2004年，普京解散了卡西亚诺夫政府，任命弗拉德科夫为政府总理，加速进行包括国家公务制度改革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以便从制度上预防贪污贿赂行为。（3）在2008年5月上任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更加注重从制度上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在组织上，他再次成立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在立法上，加强反贪污贿赂立法的工作。例如，督促制定《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和《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它们的制定颁布，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历史进程。     （三）循序渐进地推进反贪污贿赂法治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开始进入全面快速的“社会转型期” 24。在转型期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社会冲突相亘交织的形势下，俄罗斯联邦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得以顺利进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联邦在总结苏联剧变时期激进式改革惨重教训的基础上，向中国学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以避免国家政局和社会的动乱25。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坚持循序渐进型改革道路的结果。其“循序渐进”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拟定三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的基础上通过反贪污贿赂法。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三位总统长达19年的任职时间里，先后拟定三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并最终在时机成熟时，于2008年通过了反贪污贿赂法。（2）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推进过程，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它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反复修改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不像发达国家法律那样一次定型26。所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修改补充，并逐步完善的过程。     （四）力求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     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典，始终是俄罗斯联邦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追求。早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之时，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以竭止当时日趋泛滥的贪污贿赂之风，就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联邦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1990-1999年俄罗斯联邦经济连续十年滑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正是由于转型期特有的困难和矛盾，俄罗斯联邦的犯罪问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呈现出“爆炸”局面27，更加大了俄罗斯联邦对制定反贪污贿赂法的政治需求。其间两易其稿就是最好的明证。在普京时期，俄罗斯联邦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对制定统一反贪污贿赂法的讨论。只是由于普京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所需，才延缓了这一进程。其表现, 是国家杜马仅在2002年一读通过《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草案》28。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伊始，便开始努力弥补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立法上的缺失和制度上的不足，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基础。他先是重组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接着在2008年7月31日批准了《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然后，又于2008年12月25日签署联邦法律第273号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          三、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很有特色的反贪污贿赂制度。29该法的制定颁布，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     （一）明确界定“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确立反贪污贿赂的基本原则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条规定，“贪污贿赂行为”是指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实施的以下两种行为：（1）为了给自己或者给第三人谋取以金钱、贵重物品、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服务、其他财产权为形式的利益，而违背国家和社会的合法利益，滥用公务地位，行贿，收受贿赂，滥用权限，实施商业贿赂的行为，或者自然人非法利用自己职务的其他行为，或者由其他的自然人向第三人非法提供类似利益的行为；（2）以法人的名义或者为了法人的利益而实施上述1项中所指出的行为。与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公布的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中关于“贪污贿赂行为”的界定，明显扩大了“贪污贿赂”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30。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3条确立了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行为的基本原则。它们包括下述原则：（1）承认、恪守和?I卫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原则；（2）法制原则；（3）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公开和透明原则；（4）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必须承担责任原则；（5）综合采用政治的、组织的、新闻宣传的、社会经济的、法律的措施，专门措施和其他措施原则；（6）优先采用预防贪污贿赂措施原则；（7）国家与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和自然人合作原则。     （二）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制定颁布，改变了以往主要靠总统命令和指示惩治贪污贿赂的尴尬局面，为各种护法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的联合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从而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变。     1、奠定反贪污贿赂的法律基础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2条宣布,“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标准,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本联邦法律,其他的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其他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法律文件构成反贪污贿赂的法律基础”。     2、确立反贪污贿赂的组织基础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条和第5条确认了反贪污贿赂的组织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下述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了反贪污贿赂主体的范围。反贪污贿赂主体包括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市民社会机构、组织和自然人。二是对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政府、联邦主体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联邦检察机关以及审计机关在反贪污贿赂领域的职权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三是规定由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和其他人组成成立反贪污贿赂协调机关。后者的主要职权包括：(1) 协调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活动；(2)拟定并向联邦总统、联邦政府、联邦会议以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提交相关命令、决议、指示的草案。     （三）从“分散反腐”转向“系统反腐”     《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在2008年颁布实施后，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斗争逐步由“分散反腐”转向“系统反腐”。这不仅表现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为反贪污贿赂主体的联合行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法律保障，还表现在它确定了反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性措施、提高反贪污贿赂效率的基本活动方针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诸项内容。     1、建立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6条规定，应当采取以下基本措施来预防贪污贿赂行为的发生：（1）在社会上营造不能容忍贪污贿赂行为的氛围；（2）对法律文件和法律文件草案进行反贪污贿赂鉴定；（3）对希望担任公职的公民提出专门知识技能水平方面的要求，并且依照规定程序审查其提交的各种信息31；（4）把不提交关于自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或者提交明知是虚假的和不完整信息的行为，规定为拒绝录用、解除公职的依据；（5）对公职人员晋升、授衔、奖励、表彰之时，廉政情况是其中的重要考核内容；（6）对反贪污贿赂立法的遵守情况，实施社会监督和议会监督制度。     为了避免公职人员由于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的利益冲突而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滋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可能性，《俄罗斯反贪污贿赂法》第10条和第11条还规定了在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存在利益冲突时的预防和调整程序。     2、确定国家机关在提高反贪污贿赂效率方面的基本活动方针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7条用21款的篇幅,对如何提高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效率作出详细规定。它们包括：（1）在反贪污贿赂方面奉行统一的国家政策；（2）建立护法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与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互动机制；（3）鼓励国家公务员、地方自治公务员以及公民积极参与反贪污贿赂的斗争；（4）建立对国家机关活动的社会监督机制；（5）为相应的活动领域制定统一的禁止性规定、限制性规定和许可制度，以便在该领域保证预防贪污贿赂；（6）对国家公职人员规定统一的权利、义务、限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7）保证政务信息公开；（8）保障大众新闻媒体独立；（9）保障法官独立和司法独立；（10）完善护法机关和监督机关反贪污贿赂活动的组织；（11）完善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的任职程序；（12）为满足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需要而实施的工程招标等要保障公开和客观的竞争性；（13）进一步规范经济领域的各种行为；（14）完善公有财产的使用程序、转移程序和私有化程序；（15）改善国家公职人员的待遇；（16）完善流失国外的涉案资金的国际处理机制；（17）加大对公民和法人诉愿中所包含问题解决情况的监督；（18）将国家机关的部分职能转交给自我调整组织以及其他的非国家组织；（19）裁减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的数量；（20）提高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它们的公职人员因不采取措施消除贪污贿赂产生原因方面的责任；（21）使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限的行政规则和职务规则最佳化和具体化。     3、确定反贪污贿赂的国际合作机制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4条宣布, 俄罗斯联邦依照所签署国际条约的规定，并根据互惠原则，在反贪污贿赂领域与外国政府,外国的护法机关、专门机关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合作的形式包括：（1）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查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址，以及查明参与贪污贿赂犯罪的其他人的地址；（2）查明因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而获得的财产，或者查明作为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工具的财产；（3）在必要时，提供客体或提供物品的样品，以便进行研究或进行司法鉴定；（4）交流反贪污贿赂问题方面的信息；（5）协调预防贪污贿赂的活动以及与贪污贿赂作斗争方面的活动。另外，还规定,未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定居的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士以及依照外国立法成立的具有责任能力的外国法人，国际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外国组织），被控告（被怀疑）在俄罗斯联邦境外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应当在俄罗斯联邦所签署国际条约和联邦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依照俄罗斯联邦所签署国际条约和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8条和第9条，比较详尽和系统地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它规定，希望担任或者已经担任国家机关或地方自治机关公职的人员，必须向所在机关提交关于自己、自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构成国家秘密的“秘密信息”除外）。禁止将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公职人员提交的以上信息用于其它目的或者故意泄露。但是，依照俄罗斯联邦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可以将关于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的信息交付大众新闻媒体公布，以便对其进行监督。任职机关可以独立地或者依照俄罗斯联邦总统规定的程序，向护法机关或其他监督机关查询它们所掌握的关于国家公务员或地方自治公务员的，以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务方面的资料，以检查公职人员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加入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时,不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申报义务的公民,以及己任职的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公职人员，将被拒绝录用或者被处分、解职。此外，国家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公务员有报告向其行贿情况的义务。最后，《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2条还对曾经担任国家公务或地方自治公务职位的公民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五）强化并完善对贪污贿赂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第13条和第14条规定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俄罗斯联邦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实施了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均应当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纪律处分。实施了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自然人，可以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根据法院判决剥夺其担任国家公务和地方自治公务一定职位的权利。以法人名义或为了法人的利益组织、准备和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的，或者实施违法行为以便为实施贪污贿赂违法行为创造条件的，可以依照俄罗斯联邦立法的规定，对法人适用相应的责任措施。          四、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法治进程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全面而又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意义深远。我国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应当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完善自身。同时，还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切忌急功近利，一蹴而就。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构筑反腐败法律体系     近年来，党中央一直在进行反贪污贿赂的规范制定工作32。2009年9月19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规定：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抓紧制定一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扎实推进一批改革措施，坚持不懈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33。但是，我国反腐败法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进入全国人大的近期立法工作规划。而现实和实践表明，制定一部集司法组织法、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行政法等于一体的《反腐败法》或者《反贪污贿赂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头等大事。同时，我们还应当适时地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34，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以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35。而这部综合型反腐败法典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原则、具体的制度如何安排，都将成为制定反腐败法典所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尤其是其在《反贪污贿赂法》中所确定的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机制值得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反腐败立法工作中参考和借鉴。     （二）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领导和规划     应当指出，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不仅在于俄罗斯联邦三任总统为首的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还在于对反贪污贿赂立法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例如，2008年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公布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对俄罗斯联邦的反贪污贿赂工作进行了整体性规划。制定颁布《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仅是该计划的第一点内容36。在我国的反腐败法治进程中，同样需要统一的规划和领导。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作为中共中央印发的第一个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规划，它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的纲领性文件37。有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规划，接下来的主要任务便是贯彻和落实规划精神。因此，为使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需要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要求，大力推进我国的反腐败法治进程，以取得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性胜利。     （三）反腐败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渐进式展开     转型期应当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时期。在社会变革时期，要反对激进主义的改革主张，坚定不移地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38俄罗斯联邦处于转型期的这一国情，决定了反贪污贿赂法治化进程的“渐进性”。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经历了“起步”、“推进”和“完善”三个阶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我国目前与俄罗斯联邦一样，也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腐败问题也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顽疾。在转型期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面临富国强民的主要任务。只有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只有建立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才能深入、顺利地进行。同时，我国的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不可急功近利。     （四）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进程中，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始终是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员最初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 是由叶利钦的总统令确认的39。而它的进一步完善,是由2008年12月30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完成的。在我国，早在1989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由于时机不成熟等种种原因，由法律确认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尚未出台。但是, 我国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最终会确立的。确立的法律形式大致有下述三种：（1）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经验，由我国即将制定的《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予以确认；（2）在《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出台之前,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专门性立法规定；（3）不单独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而是通过修改补充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公务员法》。对比以上三种方案，笔者认为，第一种方案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五）建立健全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腐败综合治理体系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明确界定了“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确认了反贪污贿赂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财产申报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反贪污贿赂制度和措施,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同时，也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确认了一个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贪污贿赂综合治理体系。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立法经验，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1）建立和完善反腐败预防机制。惩治腐败，重在“防患于未然”。而且，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强调要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重视预防”。（2）健全和完善反腐败责任追究机制。要惩治腐败现象，不能仅仅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以及舆论监督的手段，而是要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强化和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由“权力问责”转向“制度问责”，这样才会走出“治标不治本”的反腐怪圈。（3）强化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日益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反腐败法治要始终注意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这为我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4）设立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在反贪污贿赂方面，俄罗斯联邦不仅设立了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联邦议会两院的反贪污贿赂委员会, 而且在总检察院成立了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在联邦内务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等等。笔者建议，我国应在原有的传统型反腐败组织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构建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以利于我国反腐败法治的开展。          刘向文（1943-），男，河南开封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ПбГУ)联合培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生，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本文系郑州大学法学院刘向文教授主持的2011年河南省教育厅重点基地项目“俄罗斯转型期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1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лан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коррупции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http：// www. rg. ru. 2008 / 08 / 05 / plan-dok.html ．此计划无论从直译角度还是从意译角度，都应当译为《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但是，从去年以来, 我国新闻媒体多采用反腐败一词。所以，一些记者和学者将《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译为反腐败法，将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反贪污贿赂计划》译为反腐败计划。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在翻译俄罗斯联邦法律和研究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度时，应当尊重俄罗斯联邦存在的客观事实。那种随意将俄罗斯联邦法律或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度都翻译成我国法律和法律制度名称的做法, 是不妥当的。     2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корру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http://www.rg.ru/2008/12/30/korrupcia-fz-dok.html．     3详见刘向文著：《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理论与司法实践》，载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笫331-389页。     4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拟定了第一部反贪污贿赂法草案（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议会两院虽通过了该草案，但该草案最终被搁置。（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корруп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См．：Андрей Шаров．Спецпрокуратура против коррупции //〔Электро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http：// www. rg. ru.

房价下跌对七成以上国民没好处   童大焕— 2011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三   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董藩教授的两则微博，再次像“没有 4000 万不要来见我”一样引起轩然大波。他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 、 8 日在个人新浪微博上称：“房价下跌谁高兴谁倒霉？高兴：没房的家庭，约占家庭数的 4%~6% ；未婚但考虑买房的人，约占城市人口 10% 。倒霉：占 86% 的有房家庭（财产缩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银行（信贷收入下降）、财税部门（难收税费）、产业链上就业者（下岗失业），及不觉得受损但会遭遇稳定威胁的更高两大主体，你懂的。现在全国 86% 以上家庭拥有私房（不很精确，因为每年总有私房被拆，又有很多买了新房，此数字总体呈上升趋势）， 2 亿多流动人口按照我们国家的管理体制都是农民，不是市民，在农村基本都有房子，不在谈论之列，城市流动人口基本在老家也都有房子。” 任志强也加入了争论的行列，他在新浪微博上写道：“看了许多评论，大多数人不了解中国城镇的住房现状。城镇住房私有化率中不包括农村住房。总理报告数为 87.4% ，指个人产权的住房。每年会有拆除和新增。因此董藩教授用了约 86% 的数。但住房私有中包括个人拥有的第二套和多代人居住一套的现象。其中商品房约 35% ，房改房约 40% ，余者为原有私房和保障等。另有 7% 左右的原有公房和城镇区划改变时的农村转为城镇的房屋。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有住房。是否有房不论城乡，都为有房户。但住房条件差和多代同住的家庭比例超过 40% ，大量农村有房户家庭分户向城镇转移，新婚家庭分户等形成巨大住房需求。每年城镇新增家庭约 1100 户至 1300 户。全国现有城镇住房约 190 亿平米，包括非成套住房。约合 2.4 亿套（含非成套折算）。约 2.4 亿户、 6.7 亿多人。私有化率中拥有第二套住房家庭的比例约 12.5% 。约 2400 万套。用于出租的约 62% ，偶尔居住的约 30% ，其它有用于营业、办公、仓库等用途和空置的。城镇空置住房的约占其中的 3% 左右。” 根据任志强的“精算数据”，加上现有农村住房高达三分之一空置的事实，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论，可以大致推算出中国到底多少人还有住房需求（不考虑投资部分）。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当前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籍登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 261386075 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39959423 人，非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221426652 人。 2.2 亿跨区域流动的人口，其中包括大量进城农民，加上城市原有超过 40% “住房条件差和多代同住的家庭”，在“小富进城，大富进京（一线大城市）”的过程中，尤其是一半以上大学毕业生都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4 座一线大城市，还不包含杭州等一线和省会二线城市。即使是已经在城市拥有产权房的人，想要改善居住条件，也是低价时置换比较好。因此基本可以判定，会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和人口希望房价下跌并且保持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较低价位。 但是理想和现实永远有一个遥远的距离。即使现有房价全部跌一半（那时中国的金融乃至中国经济可能已崩溃），现有那一半以上希望房价下跌、希望自己买得起房的人当中，也未必有三分之一买得起，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已经因为失业而连生计都无着。 腾讯财经发起了一个投票“房价下跌你会高兴吗？”，截至我写这篇文章，表示高兴的有 106,382 人，占投票总数的 89.55% ；不高兴 9,497 人，占 7.99% ；既喜且忧的 2,604 人，占 2.19% ；选择“其它”的 317 人，占 0.27% 。 当然，这个调查只具有观赏和吸引眼球的价值。因为最关注房价的，是二三十岁处在高度流动状态的年轻人，腾讯的用户更是年轻人居多，他们的投票不具足够的代表性。也不排除另一类人群，他们也是有房族，但出于投资需要，希望房价下跌然后趁机抄底。因此，投票在这里是不可靠的，任志强的分析比较靠谱。 综上可知，即使排除投资性需求，今日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住房需求。其中包含 2.2 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 15.7% ；以及任志强所说“超过 40% 住房条件差和多代同住的家庭”。但人的一生中绝大部分需求是无法满足的。同样的，现有有住房需求的人当中，到底多少人能够真正实现其需求，什么样的价位是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合理价位，可能是一个连上帝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2010 年以来的“史上最严厉调控”，一些郊区房价已经腰斩，比如北京通州京贸国际城由最高 25800 元一平米，降到了起价 13400 元一平米，虽然在降价第一周就收获了“售房冠军”称号，卖了 74 套，均价 14300 多元，但也不是一抢而空，因为它们放量超过 300 多套。我分析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基础决定，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另一种是社会心理决定：看到开始跌了，等着继续跌——这类人本身是有购买力的，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罢了。当然，一旦错过时机，他们会成为抱怨的主流人群。因为追跌往往追不上，谁也不知道跌了以后还会不会再跌；追涨就比较好把握，因为都怕再涨，所以抓到什么就赶紧抓住。事实上是下跌的时候往往有更充分的选择余地，但多数人把握不住，往往要等再上涨时才能下手。于是，绝大多数选择都不是最佳选择。 一路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基本假定，房价的下跌只对有需求中的一半、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人有好处，他们是下跌到一定程度后拥有实际购买力并且真实出手的人，这部分人，不会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随着买房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比例还会不断下降！那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让大多数人作出牺牲，究竟值不值？合理不合理？正义不正义？ 一个非常流行的谬论认为， 以自住为目的购置房产，房价涨跌与我无关！不得不说，很多人穷，说到底是观念穷、思维落后。 真正的财富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其他。持这种思维者不明白，在现代风险社会同时又是信用金融社会， 一套产权完整、支配自由，随时可以和银行完成抵押贷款交易的、价格稳步上涨的独立产权房，事实上是一张最好的人生保险单！ 一套价格稳步上涨的房子，不管你自住还是不自住，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成为你向人生、健康和事业冲锋的堡垒：你可以用它抵押贷款，用于创业、孩子教育、治疗疾病甚至养老。现代风险社会，如果粮油、蔬菜等生活用品、医疗、教育等各项成本都在不断上升，惟独作为老百姓一生最大财富的房子却不断贬值，实际上使每一个房屋所有人都失去了风险社会的对冲工具！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在《去杠杆下的中国》（载《新财富》杂志）一文中写道：“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增杠杆运动。 2001 年 M2 供应总量为 13.8 万亿元，十年后为 72.6 万亿元。 2001 年的 M2/GDP 比率为 140% ，在世界范围内偏高但尚未算出格。至 2010 年，这个比率飚升到 184% ，远远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比第二高的日本高出约 30 个百分点。而且，这里的 M2 数字还不包括隐性的、表外的信贷扩张。这种信用扩张速度，不仅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现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什么都涨价，如果惟独让房价不涨甚至下跌，可能吗？正义否？ 港中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何佳也认为，有人说“以自住为目的的购买者，房价不管涨还是跌，对他们来说有何差异？何须对冲？”如此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但是并不正确。很多人一生的积蓄就是供了一个房子。但是一旦某个地区房价大跌， 例如底特律，一个中产阶级人士立刻就变成穷人。这种风险是需要对冲的。房价的下跌还会导致传给下代的资产减值，减少消费；等等。哈佛大学巴罗据此在 1974 年提出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如代际利他（即父母关心下一代的财富）存在，政府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对经济的运行影响是一样的。同样可以说明，只要代际利他存在，无论你是否全额现金购买房子，无论你是自住还是投资，房价的变化都会影响你。中国人是最关心下一代的。子子孙孙不可能永远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房子的资产属性是去不掉的。 很多人只看到住房的居住属性，没看到它的资产属性；只看到它“不动”的一面，没看到它“动”的一面（即人不断地在变换住所）；只看到“自己”这一面，没看到“代际传承”这一面。所以不乏一叶障目、占小便宜吃大亏者。 （ FT 中文网 11 月 11 日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资深时评人，著有《买房的革命》、《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