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拆迁新法落定 矛盾仍在路上     童大焕— 2011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六   人们翘首期待的新拆迁条件终于尘埃落定。 1 月 21 日 ，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正式公布并即日施行。条例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要求征收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被征收人除给予补偿外，政府还要优先给予住房保障。 条例并非意在鼓励拆迁对象不断提高要价，但条例总体上还是体现了尊重和照顾弱者（在面对拆迁的国家行为中，被拆迁方是弱者）的原则，这个进步，必须肯定。条例同时规定禁止断水断电逼人搬迁，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中的“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也被删除。也就是说，明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不列入公共利益需要范围。 为类似的进步鼓掌，哪怕只是一点一滴的进步。但也要看到，新条例的颁行，只是为愈演愈烈的拆迁矛盾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法律规则，拆迁矛盾的彻底解决，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说，拆迁条例已定，矛盾仍在路上。这，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 事实上，拆迁悲剧不时发生，拆迁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反应最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一，自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国情的、民意的各方面原因，是各种矛盾的综合体现。新的拆迁条例草案两度征集民意、一拖再拖，足以显出利益格局调整之艰难，希望，依旧在路上。 俗话说一只巴掌拍不响，拆迁矛盾愈演愈烈，肯定是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共同的原因造成。以往我们更多地站在被拆迁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毕竟他们是相对矛盾中的弱势一方。现在，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会怎样想？ 现在的拆迁和征地造成的恶性案件，主要原因在于双方的预期不同。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必须腾出交通、绿地、保障性住房、工业用地等公益性乃至赔本性用地，最后的卖地收入还得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建设。这势必导致政府的卖地收入不可能都用于拆迁安置。但被拆迁方的期望值当然是希望所有的卖地收入都归拆迁户们自己。 另一方面，从被拆迁户的角度看，政府的拆迁补偿成本、公共用地和建设、保障房、工业用地和建设的成本，最终都要打到商品房价格上，推高商品房价格。如果拆迁补偿不足或安置不力，拆迁户是很难面对商品房价格的。尤其是当拆迁户原有住房面积很小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城市贫困人口一家人住十几甚至几平方米的并非绝无仅有，但新建住房至少也有几十平方米。要让他们去面对，确非易事。而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做钉子户，就有可能让一整个项目停工滞后。 此外，在拆迁征地过程中，我们对于违章建筑的理解过于刻板，违章建筑产生时我们疏于管理，遇到拆迁执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承认“既成事实”是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惯例，新拆迁条例第十六条就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在内：“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也就是说，对于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前的“违章建筑”，是可以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予以承认的。 政府是拆迁征地中的唯一买家，也给了被征地、拆迁户补偿只能高不能低的预期。如果是有很多买家，也有很多卖家自由买卖，那么这种市场价格一定是有起有伏的，因为每个人的判断不同、时机把握不同、具体遇到的境况不同，由此导致的期望值也不同。 因此，政府垄断一级土地，使它既成为最大的赢家，也成为最大的输家。有高山必有深谷，山愈高则谷愈深。《易经》里这一哲学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得失总是相辅相成的。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用差别票价应对春运潮汐   童大焕— 2011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六   一年一度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春节，一年一度风雨兼程的春运难。总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春运期间往往又是中国恶劣气候频发的季节，冰霜雨雪侵袭不断。而对恶劣天气最敏感的，往往是公路和航空运输， 2011 年刚进入春运，全国就有十个机场因雨雪关闭。 铁路运输由于舒适性、安全性适中、通达性好、票价相对低廉而备受青睐，成为中长途旅客的首选。飞机贵且通达性差，汽车虽然通达性好，但较贵且舒适性差，不适合长途旅行。同时由于油价高、过路费多且贵，不少中短途自驾族也宁可弃小汽车而改乘火车。 千军万马大部分都挤在铁路独木桥上。因此，年年 春运难，又突出表现为买火车票难。而买火车票难，尽管也有铁路部门应接不暇、服务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高铁建设高处不胜寒、老百姓坐不起、相关车辆却空置亏损的地方，但春运短时间大规模的潮汐现象，却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化解的难题。 所谓春运的潮汐现象，就跟大城市上下班高峰一样，上班时人流和车流都往城里方向，往城外方向则是人稀车稀鞍马稀；下班时则正相反。春运潮汐也一样：年前一段时期是大规模人流往内地、小城市和乡村挤；年后一段时间则正相反。 春运潮汐现象使一半的车流处于严重超负荷状态，而另一半相反方向的车流则多半属于闲置浪费状态。 解决春运难题，不外乎三种思路：第一种是釜底抽薪型的。有人提出区域均衡发展，免得人们像候鸟一样奔波流动。但这只是痴人说梦。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保障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安居下来。办法不错，但这却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二种思路是一些半吊子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爱好者提出的，春运涨价，大涨价，价格涨到愿意坐火车的人正好满员。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也不用排队买票了，也不用拥挤了，人人一个座位舒适旅行。但这种思路却是以牺牲人们的亲情、牺牲人们的文化精神需求为代价，属于一种极为冷血极为机械的思路。肯定行不通。 第三种思路是大建铁路，建到春运期间也能宽松自如的地步。但春运紧张只是一年里二十多天时间的单向度紧张，其他的时间意味着长时间亏损，我们能承担得了这样的代价吗？显然，这个代价也是不堪承受之重。 我们是否可以想一个折中的思路，在现有的运能状态下，专门针对潮汐现象，鼓励人们反向坐车、异地过年，也许可以部分解决春运难。 过年最重要的是家人团聚，虽然在家乡团聚有呼朋引伴走亲访友的好处，但最要紧的还是一家人的小团聚。鼓励反向坐车，固然满足不了大团聚，但是可以满足小团聚。 具体做法是：将春节前春运期间的出城方向票价提高一倍，入城方向票价打 2 折。春节后反过来。鉴于正向乘车的人总归会多于选择反向乘车的人，因此提高票价的收入所得将超过反向乘车的打折损失。因此此举对铁路部门不会造成经济损失，而铁路部门的管理费用不会增加太多。     

     回家的路有多长   童大焕— 2011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六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日子，也是惊心动魄的全国人民大迁徙的日子。 CCTV 新闻频道关于“成都春运第一天：回家变容易了”的报道，激起了新浪微博中上千网友的反驳，认为“这个笑话太冷了”。 浙江金华的打工仔陈伟伟在零下一度的苦寒中苦候两天，却没能买到回河南商丘老家的火车票，一怒之下在售票大厅内脱光了衣服，随后又裸奔到站长室抗议。 新华社自宁波发出照片，购票者必须站在高约 1.2 米 的售票窗口前，伏身、低头、撅臀与售票员交流。网友讽刺“中国人民站起来六十多年了，买火车票照样要弯下去！”对于铁路负责人“这是按‘标准’设计的，方便工作人员坐着卖票”的解释，《东方早报》文章反驳：“你完全可以坐着，只要把座椅垫高一些，外面的买票人就不用低头哈腰了。” 春运首日，北京西站一位连续 5 天凌晨 4 时来排队却最终没能买到票的男子，大骂一句后嚎啕大哭。“办好奥运不难，办好亚运不难，办好春运，难！”《人民日报》一篇署名文章的第一句话，直接引用了网上流传的这句话。 人民网记者亲身体验了 8 个铁路局的电话订票，过半无法接通。 团聚很甜心也很焦心，回家的道路仿佛咫尺天涯。春运难，又突出表现为买火车票难。铁道部官员尽快解决“买票难”承诺的兑现日期一拖再拖。 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称，解决“买票难”，可能要到“十二五”末期，也就是 2015 年，届时“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况将从根本上改观”。 但网友搜集历年报道后发现， 2007 年 2 月 1 日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就称：“到 2010 年，发达的铁路网将初具规模，一票难求的问题会得到解决。” 2008 年 1 月 25 日 ，王勇平开始改口，称“在三五年后，我国铁路客运专线网将初步形成，部分干线拥挤状况将成历史”。到了 2009 年 10 月 7 日 ，王勇平再度改口，更谨慎地说：“ 2012 年我国铁路运输能力紧张状况会初步缓解”。 针对网友质疑，铁道部一位相关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基本解决”和“完全解决”春运难，并不是一个概念，铁道部的前后说法并没有自相矛盾。 铁路在春运中“不给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高铁“不给力”。 2010 年被称为“中国高铁年”。目前，中国 7531 公里的高铁里程比全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都要多，但这还只是开始。据计划，未来中国将建成里程 1.3 万公里的高铁网络，耗资数万亿元。 但《东方早报》描述购票场景，普通硬座车票 5 分钟内售罄，而高铁售票处却人迹寥寥。高铁售票员最感同身受。一名售票员说，春运开始后，一些学生和打工模样的人买票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有便宜的普通车票吗？而她最不“给力”的回答是，“只有高铁了。”她说，回答时心中也很矛盾和无奈。因为她卖票也有 10 年，普通列车和高铁之间的票价差异实在太大。比如，无锡和南京之间，最便宜的普通列车票价是 14 元，而高铁的一等座居然卖到了 136 元，票价相差了约 10 倍。问题是，高铁开通以后，以前很多普通列车都取消了。 大部分普通人要的只是以最低成本买到回家的票。不要高铁，不要动车，只要普通硬座哪怕是站票。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提交给国务院一份报告，报告中，专家们敦促相关方面进行反思：是否应把重点放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放在高铁扩张计划上。事实上，铁路上的巨额投入并没有缓解运力匮乏，反而因为票价提得过高，丧失了客运竞争力。具体例证就是，京津高铁运行一年亏损约 8 亿元；目前，武广高铁实际运力只有设计运力的约四分之一。 铁路春运年年“不给力”，也缘于中国公路收费“太给力”。 河南禹州时家兄弟挂武警牌偷逃 368 万元天价过路费、行贿 100 多万元、净得利润 20 余万元事件，让民众再次领略到中国收费公路的乱象，时建锋被课以无期重刑（正待再审），其他食利者目前安然无恙。交通部副部长在回答媒体有关天价过路费提问时指出，没有收费公路的政策，就没有中国交通的现状，也没有农村公路取得的这些成就。但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耿书海在 2011 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却指出，中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 1/3 ，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过高，应大幅降低。全球收费公路总长约 14 万公里，其中 10 万公里在中国。据世界银行 2007 年 2 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车辆通行费占人均 G D P 比例超过 2% ，居世界首位。 怪不得中国制造在国内每每卖得比在国外还贵，因为公路运输一道道关卡雁过拔毛。 1 月 21 日 ，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正式公布并即日施行。条例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要求征收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被征收人除给予补偿外，政府还要优先给予住房保障。 为这样的进步鼓掌。期待终止血拆、被拆迁户的“回家”之路因此不再漫长。在保障被拆迁户权利的同时，商品房要为更多的责任买单：更高的拆迁成本、更多的保障房土地供应和建设资金，甚至连廉价抑或倒贴的工业用地成本，最终都要由商品房来承担。毕竟天上不会掉陷饼，各级政府也不直接创造财富。但这是进步必须承担的代价。 在浙江打工的重庆母亲李春凤，半夜里梦见 6 岁儿子浑身是血与老鼠争食，次日一早女扮男装，千里走单骑，驾驶摩托车， 6 昼夜风雨兼程 2000 多公里回到重庆。虽然冲动却以温暖和辛酸感动了无数人。朱丽俐等 13 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分步骤放开非京籍生在京高考。真如此，则千千万万的李春凤和她们的孩子，回家的路将不再如此辛酸漫长。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谁绑架了中国房地产？   童大焕—2011年1月25日星期二         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政府税收收入过8万亿元，不计入预算内收入的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7万亿元，其中首都北京达1639亿元，全国第一。同期，北京商品房销售总额2915.36亿元。如此一来，可算出土地出让金占房地产销售总额的56%。如果加上高额的房地产税费，政府真可以坐实“土地财政”之名。在房地产市场中，最大的赢家看来铁定是政府。       不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土地收入占房价的56%，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土地出让后至少两三年后才能建设成上市房产，那时地价房价都已经上升，此时地价与彼时房价占比，会有一个相当幅度的下降。       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2010年经济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397983亿元。假定按北京的比例，估算出2010年全国房地产销售总额为4.8万亿元，则仅房地产直接市场，就创造了GDP12%有余的价值；如果算上房地产带动的60个直接相关行业，中国的房地产业的确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备受污名化，比如说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绑架了中产阶层、绑架了人类物质之外的伟大梦想，房地产不是实体经济，等等。令人纳闷的是，房地产业真砖真瓦地满足了那么多的公众需求，直接带动了60多个实体经济行业，为什么还不是实体经济？       人们说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绑架了中产阶层和年轻一代的伟大追求和梦想，其实主要原因都是因为高房价。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不是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和中国人，恰恰是有什么力量绑架了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导致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       中国的商品房事实上承担了过重的负荷，其中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城市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实际上绝大部分使用权已经名花有主，要进行公共交通、绿地、文化设施、保障房等等建设，几乎都要通过拆迁征地等方式获得土地，这些成本全部一古脑儿地要由商品房来消化，而不是各个领域各自负担各自的成本。地方政府在农村低价甚至倒贴土地和厂房进行招商引资的成本，最终也一古脑儿要由“硕果仅存”的少量商品房来承担，因为政府是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地方政府总共征了1千亩地，其中500亩用来盖厂房招商引资低价甚至倒贴给企业；100亩用来建设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这也是没有直接产出而且还要投入建设成本的；100亩用来建廉租房——这个和厂房一样，不仅没有产出而且还要投入建设成本，最后七扣八扣，只剩300亩用来建商品房！政府要用市场的价格征收城市和集体土地，却只有商品房这一块是用市场的价格来出让，其他方面都不是市场价格出让，都要政府补贴，而政府又不直接创造财富，因此这所有补贴的重担全部压到了商品房头上！这便是商品房不堪承受之重，也是商品房价居高不下的主因。而且，它们的影响，对于商品房价格来说，是一种极其刚性的成本推动型影响。如果说需求拉动型影响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对房价飙升起到一定的灭火和降压作用，成本推动性影响则根本不受调控政策的影响。政府的拆迁补偿成本、公共用地和建设、保障房、工业用地和建设的成本，最终都要打到商品房价格上，推高商品房价格。       中国的商品房事实上在补贴工业、补贴保障房、补贴城市乃至全中国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它是当代中国的第一功臣，而不是许多人眼里的历史罪人！       在当前商品房“万千负担集一身”的土地制度下，城市拆迁的矛盾主要来自两方面：从被拆迁户的角度看，如果拆迁补偿不足或安置不力，拆迁户是很难面对商品房价格的。尤其是当拆迁户原有住房面积很小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城市贫困人口一家人住十几甚至几平方米的并非绝无仅有，但新建住房至少也有几十平方米。要让他们去面对，确非易事。不拆，他们起码还有一个即使不大、不好甚至可以说非常糟但终归有的蜗居；但一拆，其中一部分人可能面临拿着一笔不尴不尬的拆迁补偿款、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境地。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人的拆迁，实际上多数是除了付出市场价格还要倒贴的，至少是倒贴保障性住房，否则就有可能拆不下去。       城市拆迁矛盾的另一方面，是在拆迁过程中，我们对于违章建筑的理解过于刻板狭隘，对既成事实概不承认。违章建筑产生时我们疏于管理，遇到拆迁执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承认“既成事实”是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惯例，1月21日开始执行的新拆迁条例第十六条就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在内：“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也就是说，对于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前的“违章建筑”，是可以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予以承认的。       但是在更好地保障拆迁户利益的同时，拆迁成本的提高导致商品房价格的提高，是我们的进步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农村征地矛盾与城市拆迁异曲同工，甚至比城市居民更惨：农民廉价地失去土地和房屋后，却必须同时面对失业和城市高房价的双重挑战。而在农村征地，通常不会像城市拆迁一样给出倒贴拆迁户的高价，因为农村征地很多时候用于工业和高速高铁等政府贴钱项目，而不是像纯商业型城市一样直接用于高回报的房地产开发，因此征地价格往往被人为压低，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而要是在征地过程中付出市场价格，那就意味着商品房必须为此承担更高的成本。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竞争导致工业绑架了商品房、保障房建设绑架了商品房，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绑架了商品房。       在这种历史和现实格局下，我们是做不起新加坡和香港的保障房占大多数的美梦的。新加坡不到500万人口，是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城市国家，而且其从1965年开始就进入了平稳和平的持续建设；香港人口不足700万，更是从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就进行了持续稳定的建设。中国内地人口十三四亿，而且进入史无前例的人口高速流动期，更要紧的是1998年以后，房地产才开始真正进入正常建设轨道，迄今也不过12年历史而已。假定一年按计划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土地从哪里来？建设资金又从哪里来？以复旦大学金融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教授的估算，一套以60万元计价，则需6万亿元征地和建设资金，何财政拿得出来吗？就是房价再提高一倍也拿不出来。而且房价一高，拆迁征地成本还得水涨船高。而我认为谢百三教授的价格估算是靠谱的。2010年全国平均房价应该超过5000元每平米了，而住房需求最集中的一二线城市更是在一两万元以上；以平均每套保障房50平米计，平均下来60万元一套不离谱。       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商品房，即使也要补贴保障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至少不要补贴中国内地那么大规模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更不要补贴工业。甚至，有可能是他们的工商业用来补贴保障房建设。       即使一年千万套保障房真能够建设，全国一年600万大学生（他们90%以上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一线城市），1000万民工进城，加上拆迁户，加上公职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满足不了需求啊。那就排队吧，也许要从秦朝排到清朝也不一定。 （FT中文网2011年1月26日，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专栏时评作家，著有《买房的革命》等书）    

  结构性短缺   童大焕— 2011 年 1 月 29 日 星期六         中国早已经告别了基本生活必需品时代，然后，各种结构性的短缺仍然像驱之不散的梦魔，若千斤重物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一年一度几亿人千里还乡的春运，铁路运输由于通达性好、票价相对低廉而备受青睐，火车票一票难求也成为每年上演的季节性痉挛。有关春运的著名段子是：离火车站还有3站路的时候，公交司机提醒到：要买票的同志可以下车排队啦！       尽管河南商报的调查表明，84.21%的网友对于老家的发展现状表示不满意，尽管前程无忧的调查也表明，七成受访者表示过年回家成本上涨，春节返乡压力大，但人们还是愿意花两个月以上的工资回一次家。即使买不到票，即使路费很贵，十万摩托车风雨兼程也要奔着家的方向。家，是精神的港湾，是游子的故乡。       外地人返乡，北京市民再次感到生活的不便，买煤无人送，早餐无处买，十人找保姆只能解决俩……总是要等到失去才会知道应该珍惜，而人字的笔画结构不过是一撇一捺相互支撑！       但现实中的我们却在“以业引人”、“以房管人”千方百计奖励和吸引“高端人群”，歧视和排挤“低端人群”。殊不知这样只会提高市民的生活成本和不便，同时还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组长贡森所言，同等数量的高端人口消耗的资源远高于低端人口，高端人口对住房、水电、医疗、交通、教育等的资源消耗都更大；高端人口还需要大量低端人口为他们服务。城市择“高”弃“低”只会加剧城市病。       择“高”弃“低”大抵也只是一厢情愿吧？春节一过，潮汐般的人群还得从农村回到城市。在越来越大的城乡落差里，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永远也回不去、待不住的故乡。故乡只是精神的旅馆，不是家。       在城市的治堵声声里，北京的新车限购措施也引发了汽车牌照的“结构性短缺”，首轮购车摇号，平均10.6个人中标一个购车指标。至于调控的效果，可能还要假以时日才能检验。而现有的汽车存量，则已经使节前的北京几乎不分时段地堵成了一锅粘稠的稀粥。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住房尤其是城市住房也是稀缺资源。为了遏制旺盛需求导致的房价上涨，继去年国庆前宣布停止三套房贷款后，春节前“国八条”再度收紧购房政策：二套房首付从国庆时的50%比例再提高到60%，同时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此外，在一定时期内的一些城市，将更严格执行限购措施。原则上对已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很明显，新政更进一步明确了住房的自住需求功能、限制甚至严格制止新增住房的投资功能。新政必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重大影响，但目前对于影响的具体方面还难以预料，但有些方面我们似可大致推测：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78%的财富都掌握在22%的人手里，这部分人多数已经实现二套房三套房，他们接下来的财富向何处去？剩余78%的人群能否迅速成长成为购房主力？北京各股份制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取消首套房贷优惠利率，表面上是因为信贷额度紧张，实质上更可能是为了冲抵新政后信贷减少带来的赢利压力。新政如果执行一段时间（比如一年甚至两年），则可能对租房市场造成“结构性短缺”，导致房租大幅度上升。       另一方面，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需求拉动型房价上涨，却也有可能刺激成本推动型房价上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给理财一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经过粗略统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00万元的房款中大体的资金走流向是：40万元属土地成本，30万元归于建筑成本，15万元为各项税费，剩下的15万元左右则为企业剩余。“在30万元的建筑成本中，有部分是用于市政建设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如果将这部分也纳入政府收入份额的话，比例会更高。”       当前的商品房，事实上承担了过重的负荷：低价甚至倒贴的工业用地成本、保障房与商品房用地成本的差价部分，以及相当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都一古脑儿压在了商品房头上。因此，保障房建得越多，实际上要求商品房价格越高。因为，保障房用地也要按市场价格征地拆迁。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首次与来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温家宝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负责任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天下的父母官都能像总理一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有多好！但也恐怕存在“结构性忧民之心短缺”问题。据《东方早报》跟踪调查，尽管得到了温家宝在上访群众座谈会上“城镇房屋拆迁要依法进行”的承诺，拆迁户们甚至放了鞭炮、跳了秧歌，但当地副市长告诉记者：“（直接见到了总理的）许桂芹信访所反映内容与事实不符，拆迁是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已报告给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信访局。”人民日报亦刊文指出，“正如总理不可能亲自帮所有农民工讨工资一样，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还要通过制度的改进和政策的完善”。如果我们有一个“当官不为民做主，让他回家卖红薯”的民意民选机制，总理之忧将大大缓解，诸多问题可以基层解决，不必总理事必躬亲。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