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法广 | 香港传真: 香港大学再版《历史的先声》

《历史的先声》由历史学者笑蜀编撰,于一九九九年被汕头大学出社出版﹐二零零二年引进香港,由博思出版社推出。历史学者笑蜀近日在亚洲週刊撰文回顾称,他的书一九九九年在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丁关根在内部会议上﹐重点抨击了两个月前出版的《历史的先声》。随后全国查禁。出版方汕头大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出版社负责人被调出汕头大学。所有库存书被搜走化为纸浆;北京更出动公安,三进三出北京的万圣书园查抄此书。 笑蜀说,中共对付自己的历史文献用的完全是对敌斗争的招数,可见恐惧到什麽程度。但中共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本书他们不仅无任何办法反驳,也无任何办法遏制其影响。铁腕查禁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了该书最好的广告。「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引用率依然居高不下,几乎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写作人提到。中共只能迁怒于我,我后来的系列厄运,都与此相关」。 但是,笑蜀说,《历史的先声》今天重版也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那就是:当下中国社会正在被急剧撕裂,正在急速地走向极端化。共识和信任不断流失,建立于共识和信任基础上的默契与合作越来越困难。不仅庙堂与江湖之间如此,江湖之间亦然,各种分化组合如七月天气,「变脸」之快常常让人惊诧莫名。而主要原因,显然是十年高压维稳,十年政治倒退,彻底封杀了一切可以通向变革的机会,彻底堵塞了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出口。过去十年是希望不断埋葬的十年,是信心和耐心不断耗损的十年,是特权利益不断膨胀不断固化、体制不断走向绝境、不断走向全民公敌的十年,是社会和人心不断沙漠化的十年。发展到今天,终于走到临界点。光明在前却似乎永远隔着无边的玻璃幕窗;忍无可忍却没有任何出路。这才是当下中国最大危机,也才是十年高压维稳和十年政治倒退最大的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特约记者史英强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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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研究院,学习型的朋友群落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xf_institut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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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中间力量”缘何成了政治夹心层?

最近,公盟许志永被拘押事件引起的社会反应复杂。该事件既标志着执政者对“中间力量”的打压与拒绝,而推特圈对该事件的反应则表明“中间力量”同样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排斥。 以中产阶级为假想社会基础的“中间力量”成了两头不讨好的“政治夹心层”,其实是支撑“中间力量”的三个政治幻觉先后消失后的必然反应, 政治幻觉之一:中产阶级壮大后必然产生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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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人权: 维权人士许志永被羁押期间通过视频呼吁践行公民权利

这段视频全长1分19秒,由手机拍摄。无法从画面中看出具体地点,但许志永在视频中身穿红色号服,胸前能够辨认出“三看”两字,推断应为“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许志永和拍摄者之间有金属栏隔开,许志永坐在栏杆后,留短发,语调沉稳,气色尚好。 以下为许志永被羁押期间的发言文字实录: 倡导大家做公民,堂堂正正地做公民,践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公民责任;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在这荒诞的时代,这就是我的三大罪状。 社会进步总得有人付出代价,我愿意为自由、公义、爱的信仰承担一切代价。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样溃败、荒诞,这个国家需要一群勇敢的公民站出来,坚守信仰,把权利、责任和梦想当真。 我很骄傲地在自己的姓名之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也这样,在自己的姓名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身份当真,共同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   这段视频由谁录制、在什么情况下录制,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视频文件日期显示为8月1日。 今年7月16日,许志永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而在此前,他已经被软禁在家三个月。网络评论质疑,三个月足不出户的人如何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而在许志永之前,已经有15名积极参与“新公民运动”的活动者被采取强制措施。许志永被羁押后,投资人王功权、媒体人笑蜀、何三畏、经济学家茅于轼、公共政策研究者杨子立等人发表《公民社会呼吁书》,敦请各界公民联署声援许志永。 许志永是当今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2003年他参与“三博士上书”,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建立“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开展社会政策研究。2009年,当局以逃税为由对“公盟”课以重罚,并取缔该机构。许志永本人也一度被逮捕,但未被起诉审判。2010年后,许志永推动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新公民运动”,得到社会活跃人士的反响。 许志永被羁押中的发言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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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上海视窗: 笑蜀、郭玉闪和张雪忠最近就政治转型路径的争论

大致的过程是,笑蜀在声援被捕入狱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过程中,发表了《中间社会站出来》的文章,几天后张雪忠发表《中间社会可以休矣》,对其中的观点予以反驳,作为回应,笑蜀发表《公民社会运动与政治反对提纲》,张雪忠又发出《条条大道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期间,郭玉闪作为笑蜀一方,也参与了辩论。 所谓争论,自然免不了意气口舌,派别圈子的畛域,但此次讨论的议题严肃,虽然免不了意气和抹黑,但总的来说,讨论的高质量近年来社会运动界少有。 笑蜀本名陈敏,长期供职媒体界,近年来,他与评论人莫之许就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争论影响很大。他对所谓推特“口炮党”的批评,让许多激进社会运动者深感愤怒,难以接受,而他的“中间社会”理念,团结了不少同道,也备受批评。 许志永被抓后,笑蜀与王功权一道发起营救运动,此后被国保警察控制,并未出具手续地遣返至广东。在此前后,笑蜀在网上发表长文《中间社会站出来》,呼吁声援许志永。 笑蜀文章提出,中国转型需要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由此,笑蜀提出的自己的“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 他以此解读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他认为,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笑蜀也将许志永被抓后,民间发起的抗议联署,作为印证其理论的样板。在他看来,这次联署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对此,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却很不赞同。在他看来,许志永等人所从事的新公民运动,本身就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活动,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的“海市蜃楼,笑蜀对新公民运动的诠释,完全是对他们的矮化和阉割。 张雪忠认为,在一党专政体制结束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公民社会得不到发育和成长,的确是国家的不幸,但这一不幸就像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一样,都是一党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如果要改变这种不幸的现状,必须看清这一因果关系,也必须明确意识到,要追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们首先需要有明确的政治反对意识,并通过坚定和持续的政治反对,谋求一党体制的终结。 在另一篇《我为什么要批评笑蜀?》的文章中,张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立场。 张雪忠认为,笑蜀在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除了阐述他的中间路线,还总是喜欢对政治反对进行歪曲的解读。例如,没有他所谓“润物细无声”的公民建设过程,政治转型就不可能是理性的,甚至还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动荡;而政治反对者也只是在追求改朝换代,只是为了把权力攫取到自己手中而已。 在他看来,专政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总是极力想使人们形成如下看法:如果没有他们的专制统治,国家就将动荡不安,永无宁日,因此他们的统治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不去努力改变人们的这种错误看法,也不应该在无意中强化这种看法。 在张雪忠文章发表后,北京传知行的负责人郭玉闪也连发几篇文章,对张雪忠进行回应,语带暗讽,郭自称“逻辑自洽,事实准确”,但这一争议已经超越了商榷和讨论的范畴,本文不拟引述。 张雪忠在《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一文分析了这次辩论的意义。 他说,辩论不在于让我们消除分歧(我们可能永远也说服不了对方),而在于把各种不同的路线摆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来决定那一条路线是最合理的。只有经过这样的辩论,让不同的观点和路线在公众面前竞争,才有可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基于这一判断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人民试图结束专制,促进政治转型时,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径,才能形成有利于变革的社会心理和氛围,从而增加政治转型的合力。晚清史,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的意义即在于此。 北京学者王江松认为,张雪忠和笑蜀的争议,其实也是多年来笑(蜀)莫(之许)之争的继续。他撰文对这一争执做出分析和判断。 王江松认为,公民运动,只要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即使是慈善公益这样看上去非常去政治化的行动,在党国一体化并试图保持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环境中,都客观上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即使你主观上真的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当局也会像盯贼一样紧盯着你。 在一定条件下,把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那部分公民运动与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直接的政治反对区别开来也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割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反对激进派的观点,即把前者斥之为制造虚假希望并且延长了专政体制的寿命,而把后者视之为推墙的唯一方式和唯一力量,并且认为只有在推墙成功后才能大举建设公民社会。 王提出,同意张雪忠对政治反对的重视和强调,但反对他把政治反对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对立起来,相反,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正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之上。 他希望,追求宪政民主的各种社会力量应当进行广泛的交流并寻求共识,如能求同存异、分工合作,是最善,如不能分工合作,尽可以各做各的,至少尽量做到守望相助道义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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