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

我很难想象，在充斥着黑人和慕斯林歧视、反港独和香港运动、反美、反资本主义、粉国家主义、以及所谓“田园女权”话语的内地社交媒体舆论环境里，一个坚信“屁股决定脑袋”的小粉红如何才能辗转腾挪找到可以安放自己那套叙事的安全空间？因为总会在某个案例里，几套逻辑互相矛盾，如果不给自己的三观来次大修正，认知的障碍就可能越来越多——把这个花样navigate的过程称为“杂技”真是传神。歧视黑人就得说美国体制和警察没错，反美就得说黑人反抗公权力是正当的。如果再加上个香港运动的layer，就必须更讲究：黑人反抗公权力是正当的，那么香港人的反抗是正当的吗？如果香港的体制和警察暴力没错，美国的体制和警察暴力也没错吗？我相信以此完成一套无懈可击的论述一定难不倒中国人，万一自己的逻辑无法自洽，他们还可以把别人的经验变成“幻觉”，而墙的必要性被循环自证了：它保护了很多被它制造出来的有精神分裂风险的人。

从我炸号开始到能够（暂时）使用微信，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不可思议的是它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摩擦。失去联系人、失去大量生活记录只是个开始，随之而来的时间、精力的消耗简直令人心力交瘁。更多的创伤体验则来自于普遍意义上傲慢的权力为所欲为却不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更多人不得不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遍遍投入这荒诞程序中的屈辱感。

我无法忍受让这种无意义的经验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任凭它不断腐蚀我的力气，所以我必须写下来，作为一种反击。

在整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更多人在不断反击，从“微信封号”的超话，到两次“我要言论自由”、“我要求言论自由”社交媒体运动的发起——有一个据说是上海的姑娘上街举了牌，还有多个学者、公民团体为争取言论自由发起联署。而这也引发了海外联动，我看到有外媒的记者在做疫情期间微信封号的调查，公民力量也启动了针对腾讯公司的集体诉讼。

反击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打压，这次的炸号，不就是我长久以来一次次挑战言论边界的后果吗？可是打压也会酝酿下一次反击。绞索不是一下子收紧的，如果无法拓宽言论的边界，起码我们让它在收紧时遇到多一点阻力，再多一点吧。

如果仍带着侥幸心理纵容这个落后的体制和反动的执政者苟延残喘，下一次再走到这历史的关口，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