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里的主角塔鲁是一个继承了作者加缪的灵魂的角色。他出身优越，家庭体面，是典型的社会中产。但在他十七岁那年，身为代理检察长的父亲邀请他去旁听重罪法庭，以便推动他子承父业。然而没想到的是，他在法庭上看到了那个被司法体制宣判死刑的罪犯“活像一只被强光吓坏的猫头鹰”，将死之人的生动细节击中了他，强过一切社会（甚至家庭）所构建的正义教条。这是非常私人的体验，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脱离原有的轨道，变成一个致力于反对死刑的活动家。
可以说在遇到里厄大夫，在进入与鼠疫的战斗之前，塔鲁早已和这个社会对抗已久，加缪称他“无所不知”，原因是他的个体觉醒时刻来得太早了，他早已“理解”了瘟疫（乃至一切系统暴力）的真相，并认定自己必须下意识地 “拒绝同流合污”，才能不变成作恶的一环。
瘟疫寄生于人群，暴力也是，生于其中的人必须先修复那些内生于自己的病态，才能避免被体制同化为病人，再将致命病毒传播给别人。
这是个抵抗的过程，却并不是英雄诞生的过程——和人们想象的相反，塔鲁的一生经历了贫穷和疲劳，最后也难免染上鼠疫身亡，沦为众多无名尸体的一员。
可是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觉悟到了自己的徒劳：
“从现在起到那时候，我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毫无价值了，而且从我放弃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判处自己终身流放了。历史将有其他人来创造。我也知道，恐怕我审判不了那些人。我缺乏一种特质，不能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杀人者。”
正是这样的人才会起来抵抗鼠疫，为此而死也正是他的宿命。未曾有类似经验的读者，恐怕无法接受主角徒劳死去的结局，但加缪终究藏匿了一份温情，为塔鲁提供了“第三种境界”——“我决定站在受害者一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求减少损失。”塔鲁相信，这会帮助他到达“安宁”。
因此，当里厄询问他走什么路才能到达安宁的时候，塔鲁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同情。”
而正是这份“同情”，和医生一职的天性相投，所以他和里厄才注定要联手抗击鼠疫——一切命运都是有根可循的。
之前在一次Matters的讲座上，有听众问洁平，大意是说：抵抗常常让人觉得无用，感觉很沮丧，如何面对这样的无力感？我当时回答了一句：“抵抗不是为了有用。”
我想塔鲁的故事就是这句话的注解。他是被鼠疫杀死了，可是他却没有被毁灭（因为他的“理解” 、“觉悟”和“同情”），身在一个人人都在冠冕堂皇地传播暴力的系统里，抵抗是自我生发的，是主体性的自然表达，是我们觉醒的灵魂在寻找“安宁”。所以，抵抗也许不会实现自我救赎，因为抵抗本身就是自我救赎。
另外，在现代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可能会对抵抗的代价和所谓“有用”的标准没有一个合适的心理预期，以为抵抗就和消费一样，做出正确的行为就会引发相应的正面反馈。但瘟疫至少会教会我们这是个混沌、漫长和反复的过程，至于人类社会的问题就更加棘手了。加缪的一生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饱尝了肆虐在欧洲大地上的血与火，没人比他更明白反抗者们的境遇。他在1946年的纽约演讲《人类的危机》里说到：
“一车车的尸体和几世纪的历史，只带来人类命运的微小改变。这是规律。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有好多年，年轻人掉的脑袋像麦穗一样多。大革命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情和恐惧，最终在十九世纪初，世袭君主制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我们，二十世纪的法国人，实在太了解这些可怕的规律。需要战争、占领、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囚犯、一个被悲痛摧毁的欧洲，才使我们中的一些人领悟到能够稍微减轻失望感的两三事。对于我们这种境遇，乐观主义似乎是可耻的。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已经死了，因为他们选择了死亡。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我们做得比其他人要少。”
考虑到20世纪的一半都是这样惨烈地度过的，而我们正在承受的、以及后瘟疫时代即将到来的屈辱，与其说是倒霉，不如说是人类从未逃离的危机，从未卸下的责任。明白无用是抵抗的底色，并甘愿以无用之人的名义抵抗，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心灵防线。那些着眼于效率的人最终会被这个体制收编，因为它已经太擅长给各种人提供现成的人生答案。相信这种答案的人，是那些同意以正义之名杀人的人，是会把瘟疫传染给周围人的人，是不自由的人。
但作为一个“做得比其他人要少”的人，我确实在前辈书写的历史与人生经验中找到了某种慰藉，那就是这条路不是孤独的。可能每一代的反抗者都是孤独的，但冥冥之中这道相似的命运弧光照见了我们所有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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