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叫“都是自己人”（Все свои）的小书店于2022年秋天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开业，最近它成为了风波[1]中心。当地亲政府活动人士呼吁关闭这家书店，因为书店出售的书籍“违背国家理念”，并举办了政治上“不可靠”的活动。
“都是自己人”是一家典型的小独立书店。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类书店已成为许多俄罗斯城市日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它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大致相同。“新标签页”网（Новая вкладка）记者伊万·科兹洛夫与几家书店的代表交谈，试图理解他们如何在这么一个表达和平主义观点会导致橱窗被枪击，而销售“不适当”内容书籍会导致被人报警的时代生存的。
并非每家非连锁书店都能被称为独立书店——它需要自己的选书特色，并关注中小出版社
[1] https://29.ru/text/culture/2023/04/30/72265454/“一百万举报人”
独立书店是将教育启蒙目的置于市场行情和大出版社利益之上的非连锁书店。这些商店与连锁店形成反差，专注于学术和人文书籍。他们中的许多有自己的立场，并通过选书来传达这一立场。
热心人士创建了一张列出俄罗斯所有独立书店的交互式地图[1]——总计有几十家。诚然并非每一家非连锁书店都能被称为独立书店：例如，自行选择书籍以及关注小出版社对这一点就很重要。但法律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有这些书店都差不多同样感受到法律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乌克兰战争开始后通过的镇压性法律。
“都是自己人”书店遭遇的事件尤为值得注意，因为这其实是过去一年中第一次有人援引新的镇压性法律呼吁关闭书店。虽然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独立书店一直都无忧无虑地存在着。从事这项业务的通常都是抱有鲜明人生和政治观点的人，这是业务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有时他们中间也会有保守派——比如莫斯科的“齐奥尔科夫斯基”（Циолковский）书店（其经理马克西姆·苏尔科夫曾是被取缔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人物）。也可以提到“树叶”（Листва）书店，它最初持极端保守主义立场，但在过去一年里，它彻底沦为了亲战民众和Z分子活动的据点。
但更多时候，独立书店经营者都是持反战、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派观点的人。例如，2011年成立的彼得堡“都是自由人”（Все свободны）书店就遭受了损失。“世界和平”标语已经在他们的橱窗上挂了几个月，但2023年3月，店员发现橱窗被手枪子弹射穿。很快就筹到了维修费用，但还是让人很不愉快。哪怕支持书店的人仍然占多数。
“是的，‘世界和平’标语在我们的橱窗上挂了几乎一整年，”书店创始人之一柳博芙·别利亚茨卡娅告诉我们，“尽管许多人为此感到担忧，我们听到的只有支持的话。我们在橱窗被射穿后收到的支持数量说明到底有多少俄罗斯人支持和平。”[2]
2010年，彼尔姆出现了一家名为“皮奥特罗夫斯基”（Пиотровский）的书店——五年后的2015年，其创始人在叶卡捷琳堡的叶利钦中心开设了一家同名店铺。同年，彼尔姆的“皮奥特罗夫斯基”第一次因“意识形态”原因遭遇麻烦。作为对吞并克里米亚和随后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之间发生分裂的回应，书店经理米哈伊尔·马利采夫组织了几次与乌克兰作家的视频连线，其中包括声名狼藉的“阿道费奇”沃洛迪米尔·内斯特连科，他是《外人》的作者，也是一个激进网络喷子，主要攻击对象是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和乌拉爱国分子。他在视频连线时并未说任何煽动性言论，但几天后仍旧有人在“皮奥特罗夫斯基”的外墙上写下了“班德拉分子”一词。
不过在“都是自由人”的橱窗中枪、“都是自己人”因“不可靠”而遭攻击前，书店经营者对这类事件的态度没那么戏剧化。照柳博芙·别利亚茨卡娅的说法，一直会有顾客试图举报和投诉，而在过去一年里举报数并没有增长太多。尽管对某些情况很难视而不见：“我收到一封信，说有人因为‘书店地图’网站上发布了许多书店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时签署反战公开信的新闻[3]而举报我们，举报信里有公开的威胁。最近还寄来了一些匿名信，控诉我们卖萨莎·卡赞采娃[4]的书。”
照别利亚茨卡娅的说法，过去“人们也写了一百万封举报信”——当时“都是自由人”书店坐落于洗涤河畔的一座院子里（现在已搬到了另一个地址）。邻居们不喜欢这家店——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仅仅因为书店举办搅扰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可疑”活动。
“其中也有诸如‘顾客骂普京’、‘我们是法西斯’之类的极品理由，”别利亚茨卡娅表示，“那还是2015—2017年的事。所以，举报在我们国家是一项历史遗产。没什么新鲜的。”
一些书店如今不得不加倍小心。比如新西伯利亚的“要变革”（Перемен）书店就放弃了他们在自己店里办了几年的青少年图书俱乐部和书展。连续两届书展都被迫取消，仅仅因为许多常规发言者因反战立场而去国。而那些留下的人则成了“不方便人士”：他们的参与几乎一定会导致突击检查和其他不愉快事。青少年图书俱乐部的情况更加复杂。
“要变革”的负责人安娜·雅科夫列娃表示：“自然，我们变得更小心了。我们不能办青少年活动，因为如果您要和他们谈论生活，那就不能不提某些事情——青少年对那样的谈话不会感兴趣。可如果要诚实地和他们交谈，那永远都会有风险，他们会回家给父母讲一些后者不喜欢的东西——然后就等着瞧吧。”
“这两年倒不放火烧我们了”
某些积极公民在书店举办的活动和选书中搜寻反动内容时，会带着预先设定的明确目的。
“可以给个提示，”“法伦斯泰尔”（Фаланстер）书店的创始人之一鲍里斯·库普里亚诺夫表示，“可以轻易地区分‘检查员’和普通顾客——他们的手不拿书，而是背在身后。您去书店总会想把书拿起来翻阅，但有些人根本不碰书。在旁观者看起来这很滑稽，也很容易引发遐想。”
库普里亚诺夫是政论家、“苦命”网[1]出版人和独立书店领域的一位佼佼者。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从一开始就是成立于2002年的莫斯科“法伦斯泰尔”书店的共同创办人，如今这是俄罗斯最老的独立书店之一，许多外省书店都以它的经验和模式为榜样。“法伦斯泰尔”创业以来经历过许多危机、困难，以及来自公民和政府的攻击，2005年甚至被纵火焚毁[2]：两位不明人士向店内投掷燃烧瓶。所以库普里亚诺夫认为，有过比现在还糟的时候：“2005年都把我们给烧了。这两年倒不放火了。”
甚至可以有所保留地说“法伦斯泰尔”目前的处境还算不错：书店不仅没被烧，销售指标甚至还略有提升。库普里亚诺夫表示，是的，大家的收入总的来说下降了，但过去一年店里的顾客数量并没有减少，需求甚至还增加了。“可以感觉到大家需要我们书店，也能感受到来自顾客的支持。为此我甚至在Facebook头像下引了一句话：‘在危机时期缩减图书馆的开支，就像在瘟疫时期缩减医院开支。’在危机情况下，人们会读更多书：他们试图在书中寻找当下问题的答案。”
“就像一瓶好伏特加”
多数受访者都同意库普里亚诺夫的观点，且无论他们的店位于莫斯科、彼得堡还是外省。新西伯利亚“要变革”书店经理安娜·雅科夫列娃也注意到收入稳定增长，尽管她指出，如果去年大家没有逃离或变穷，那收入会多得多。
莫斯科非连锁书店“放开喉咙”（Во весь голос）的管理员阿列克谢·克廖皮科夫也表示，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书店的收入一直在稳步增长。当然，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暂时不购进新书，强化旧书和唱片部，当然还得增加工作时长：不久前，克廖皮科夫不得不把牙刷带进店里，因为他有时得在店里过夜。
乌拉尔地区的书店也是类似情况。2020年冠疫期间，叶卡捷琳堡的“皮奥特罗夫斯基”书店营业额急剧下降，但在2022年情况开始好转。店长米哈伊尔·马利采夫认为，顾客想要“弥补大流行期间失去的时间”。
“就仿佛根本没发生什么战争一样！”米哈伊尔惊叹道。但是，自然没有人忽略这一因素：如果没有战争，利润显然会更高。
马利采夫注意到，尽管书价上涨，书仍是大家负担得起的商品：“任何人每个月至少能买得起一本书。怎么说呢，一本书的均价——我不知道现在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就像一瓶好伏特加，或三瓶劣伏特加。也就是说，尽管价格上涨，书并没有变成某种绝对奢侈品。”
问题当然还是存在的——不仅仅是战争本身，还有制裁的延迟效应。当制裁开始实施时，大多数出版社都已经制定了一年内的计划，签订了合同，因此去年一切都还算正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西方作者和版代开始请俄罗斯出版社“滚鸡巴蛋”（用米哈伊尔的话说）。也许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史蒂芬·金，他的商业价值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拒绝与俄罗斯出版社合作无疑会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这一切也对书店的运营产生了影响。
“我们看到了下滑的开始，将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马利采夫表示，“如果西方出版社开始大规模拒绝向俄罗斯出版社出售版权，我担心俄罗斯出版社会干脆转向盗版[1]——又能怎么办呢？就像电影市场一样：我们开始播放映盗版，用各种愚蠢的委婉语来掩饰这种行径。要么这么做，要么关门。”
然而，对于非连锁和独立书店来说，这场危机会晚一些到来，甚至根本不会有危机。事实上，他们的绝大部分选书（比如“皮奥特罗夫斯基”就高达70%）都来自中小出版社，也包括外国出版社。通常，他们出版各种类型的知识性文献，其作者和出版者由一种米哈伊尔所谓的“知识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维持学术联系对他们来说通常比抵制某个市场和支持制裁更为重要。
“与我们合作的多数出版社在取消一切俄罗斯元素方面要迟缓得多。而且不太可能会发展到全面抵制。”马利采夫表示。
然而，这并没有让“皮奥特罗夫斯基”的经理特别乐观——图书市场的任何进程都是彼此相关的，史蒂芬·金的消失肯定不会给知识书籍领域带来什么好处：“我还是坚信，如果短期内战争不结束，与全世界的关系不正常化，我们会面临一些特别不愉快的事情。”
“都是自由人”书店的柳博芙·别利亚茨卡娅已经感受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与前面几位同行不同的是，她注意到了销售明显下滑。别利亚茨卡娅确信，这与总体收入水平下降、书价上涨以及许多常客四散天涯有关。她承认，去年业务完全没有增长，但这并没有使书店团队改变惯常的经营理念，只是在支出上稍作缩减。也没有特别需要改变选书种类。
“不太费钱，但也相当屈辱”
许多受访者提到的经济上的相对顺遂有其自己的代价。除了上述种种困难之外，还包括一个屈辱的要求：遵守各种新规矩并与之妥协。
例如，根据一项新的镇压性法律，书店被迫额外标记那些被俄罗斯当局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作者的书籍[1]。
“至于‘外国代理人’，这是件相当令人作呕的事，”“法伦斯泰尔”书店创始人鲍里斯·库普里亚诺夫说道，“最初，许多人直接将书包在纸里。一些特别勤恳的出版社会把书包在特制护封里，再用胶带封起来。我们则是用塑料薄膜包——这不太费钱，但也相当屈辱。”
这项法律广为人知，并受到积极讨论，尤其是一段视频在网上爆火后。视频拍了莫斯科特维尔街上一家书店的书架：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各位作者的书被紧紧包在不透明卡纸中，尽管新法律并不要求书籍包装必须不透明。
但总的来说，书商都尽量避免过度自我审查，他们在试图解决标记问题时，也在争取更多的表达空间。例如，“要变革”书店团队决定在透明包装上同时印上宪法里的条款。安娜·雅科夫列娃告诉我们，读者开始积极购买被这样包装的“外国代理人”书籍——书店的常客会买下这些书收藏，甚至都不拆封：拥有这么一个“时代标志”就已经很重要了。
“放开喉咙”的阿列克谢·克廖皮科夫也以一种富有创意的方式处理了这个状况——尽管稍有不同。他的原则性决定是以一种“极其操蛋”的方式执行法规要求——刻意凌乱地用在书外面包几层薄膜，然后在上面用记号笔写上作者和标题。
“这是在以一种契合法规精神的方式执行法规。”他对此做出了简洁的解释。
“皮奥特罗夫斯基”的经理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我们用保鲜膜包这些书，刻意让它看起来很丑陋。再加上一个漂亮的书架和一排漂亮的书，然后其中一本被完全包在薄膜里的书非常亮眼地杵了出来——大家的注意力都会被吸引到它上面。”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外国代理人”包装实际上促进了书的销量。但书店员工仍然不情愿，且尽可能少地遵守各种新法规的要求。
独立书店只有在出版社强烈要求后才会把书下架退还出版社。出版社要求退货的原因之一是禁止LGBT宣传的法律，某些书籍落入了该法律的查禁范围。由于起初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LGBT宣传”（即使在解释[2]后也没有更明白），这一禁令在出版商和书商中引起了困惑：一些人选择在所有问题上都踩刹车，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其实只有对一本书存在共识——《红领巾之夏》。
米哈伊尔·马利采夫如是描述这一不寻常情况：“2022年夏天，俄乌战争激战正酣，包括恐同话语在内的老保言论也达到顶峰，这时出版了一本关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少先队辅导员恋情的长篇小说！而且流行到难以置信的程度，销量达到苏联级的几十万册。新书卖完后，旧货交易平台上卖到了几千，它变成了人们殷切渴望的收藏品。是的，市议会的统俄党议员跑到我们这里来，显然是给自己的孩子买这本书。火到了这种地步！但实际上，这就是本俄语同人小说。无论起因经过如何，但反正这就是成功。”
成功了，结果被某些老保议员，被某些积极公民注意到了，他们开始对这本书发声亮剑[3]。不过，在阿列克谢·克廖皮科夫看来，无论监管机构还是愤怒的公众人士，对于《红领巾之夏》之外还应该关注哪些书，他们都一无所知。不过，如果说克廖皮科夫从中看到的主要是积极因素（因为老保们可能连一些相当露骨的书都不知道），那么马利采夫则认为，这部法律将给俄罗斯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先发制人打击：许多让出版商担心的书会因为“以防万一”的顾虑而不被出版。例如前年最重要的俄语小说之一——奥克萨娜·瓦夏金娜的《伤口》——很可能就不会加印了。
非连锁书店并不急于迎合新的镇压性要求。例如，“放开喉咙”书店并未主动下架任何书籍，包括《红领巾之夏》——店里所有的书在刚引发风波时就已经售罄了，所以等法律通过，书店里早已没有这本书了。最终，他们下架的书籍不到20本，而且也都是应出版社要求——有人要求退还“可疑”书籍，有人建议下架但存在仓库里，还有人直接写信说某些书应被销毁。
“可想而知，我们把它们埋在了文化休闲公墓里的可靠位置，”克廖皮科夫打趣道，“等到天气变晴，我们就会把全世界的钞票都赚到手。在我所知的许多书店里，处理下架书的情况大致相同。”
“书店人的默默抵抗”
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消极抵抗和对国家行为的暗中破坏是如今书店人唯一剩下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确切地说，并非完全如此。
柳博芙·别利亚茨卡娅讲述了她的希望：“我觉得，我所有的同行们都会和以前一样表达立场——通过举办活动、选书和直接发声。”
橱窗上的标语是一种直接的反战发声方式，但也有间接方式。就在一个多月前，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让自己的粉丝看一家她没有透露名称的书店独特的书籍摆放方式：在大厅的展台上放了大约十本不同版本的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和一本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阿尔希波娃将这种陈列称为“书店人的默默抵抗”，她告诉我们，自从发帖以来，她收到了大约一百张来自不同城市的类似照片。
事实上，这并不令人惊讶：《1984》自首次出版以来一直位居世界畅销榜上，且一直受读者欢迎；而2021年，多数奥威尔的作品不再受版权保护（在英国，版权在作者去世后70年到期），因此全世界开始重新翻译、出版奥威尔的著作。尽管如此，这种对反乌托邦作品的强调确实成为书店人一个重要的象征性姿态。"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里，所有人的发声空间都急剧缩小，书店人自然也不例外。2022年2月，许多书店人还签署公开反战信，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页面上表态，可一个月后，发表类似言论就会招来麻烦，后来甚至变成违法行径，于是公开声明（尤其是以整个书店的名义发声）逐渐消失，表达立场的方式变得更加巧妙和优雅。
马利采夫表示：“许多出版社至少出版了一部，甚至数十部反战作品，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我无法沉默》，这部作品反映了他对巴尔干战争的反思。可问题不在于巴尔干战争，而在于这部作品表达了最广博的、全人类的和平主义情怀。还出版了他的反战文章《悔改吧！》，这本书我们一直放在收银台上。”
如今，书店出售大量关于德国经验（例如《德国人的战争》、《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民主的阴暗面》或《法西斯主义者》[1]）和记忆研究（如关于有过极权主义经验的社会，关于如何处理历史记忆等）的书籍，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反乌托邦小说。
我们的采访对象都特别提到了雷马克：最近几十年他在俄罗斯始终都很风靡。马利采夫甚至语带讽刺地称他为“头号俄罗斯作家”：“所有人都知道战争会结束，非常艰难的时刻必将到来，需要有所作为，想办法应对它。在叶卡捷琳堡的‘皮奥特罗夫斯基’书店的网站上，我做了一个叫‘给孩子和大人的关于独裁、战争和种族灭绝的书’的书单[2]——里面也有童书，它们详细解释了这些可怕的现象。简而言之，虽然不是直接发声，但我们尽自己所能，宣传、推广反战书籍和一切能帮助读者对俄罗斯当局的政策形成批判立场的书籍。”
“理查德·巴奇曼，句号”
“我们等这一切终结，或者等我们被终结。”米哈伊尔·马利采夫的这句话可能是俄罗斯书店人对未来展望的最佳描述。虽然过去一年经济上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还算相当不错，但他们在制定战略计划时极为谨慎，甚至尽量避免过多讨论这些计划。但他们还是允许自己保持一些谨慎的乐观。
“我觉得小企业面对大灾难应该更稳定，”柳博芙·别利亚茨卡娅说，“至少我希望如此。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危机，瘟疫，还有2月24日以来这不幸的一年。我认为，在现代世界，这样的专制故事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希望我们能赶上它们的终结，然后届时我们还在卖纸质书。”
“书会留下来，”阿列克谢·克廖皮科夫同意她的看法，“甚至斯蒂芬·金的俄译本也会在某天回归（尽管假如我是他，在韦伯[1]被赶走前我不会回来）——可能是用‘理查德·巴奇曼，句号’[2]的笔名回归。图书业也会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但部分会流向灰色市场、黑色市场、地下自出版、电子出版等等。要说国家的话，那么连锁店、大玩家和网店显然更让它感兴趣。另一方面，小型作者书店或独立书店可能仅仅因为‘一个朋友跟他心不在焉地说话’[3]而死翘翘。”
这已不是鲍里斯·库普里亚诺夫头一回避免做出预测了。在他看来，问题不仅在于大流行开始以来，一切都能在任何时刻不可预测地改变，还在于公民——尤其书业人士——“完全不是这些变化的主体”。所以能做的只有观察和等待。
“我读了关于书业史的资料，让我惊讶的是，俄罗斯的书店在所有时代都能运作，”安娜·雅科夫列娃如是评判道，“比如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这真的是难以想象。现在书店也还在运作——包括在乌克兰。也就是说，生活正在继续——任何一种生活，日常生活——无论政权如何。总的来说，大家都在应对这些情况，但诸如瘟疫和战争这样的新考验自然没人想经受。”
而“皮奥特罗夫斯基”书店的米哈伊尔·马利采夫在谈到“外国代理人”的书时，甚至得出结论，认为绝大多数世界经典作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外国代理人。问题仅仅在于，当局什么时候会为了杜绝后患给这些人也贴上标签：“无论莎士比亚、柏拉图还是荷马都会告诉你，[俄罗斯当局]不会有好下场的。然后他们都会落入一个大的外国代理人名单。这就意味着所有书都他妈要用保鲜膜包起来。但只有当你认真对待的话。正如尼克·兰德（Nick Land）所说，松松垮垮是搞不成法西斯的。针对我们的法西斯目前就还是松松垮垮的。一些书被禁掉了，可其他书还在书架上，用责备的神情瞪着俄罗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