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义

　　 八月下旬，黄洋教授发表了《重审苏格拉底》一文，对笔者《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9）提出了批评。礼尚往来，适当回应一下很有必要。 　　 首先要指出的是，五年前写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一书以及今天表达以下看法，都不是要把古代雅典的民主说得一无是处，而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跟在西方主流思维后面，一味美化、拔高这种民主，就是说要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民主也有丑陋的一面。也应当看到，雅典样式的民主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一种氏族形态的民主，而氏族式民主是人类历史早期的普遍现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表明，早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他就认识到，希腊政制与迦太基政制大同小异，混合了其他政体成分的迦太基民主甚至比雅典民主更为优越。19世纪人类学家摩尔根同样把雅典民主与易洛魁人和阿兹台克人等的民主放在一起考察，把它们一并归入氏族民主的范畴。其实，夏之前甚至晚至春秋时代汉民族的祖先也实行过与雅典民主相似的制度，1960年代以前凉山彝族的民主更与雅典民主几乎一模一样。这些都属于氏族部落民主，《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对之作了详细的讨论。 　　 同样需要指出，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差异极大。前者是在国家尚未成熟且规模尚小时开出的氏族形态的民主，而后者是在国家已经成熟且规模变得很大甚至超大后逐渐开出的代议制民主；前者是直接民主，公民不仅选举行政首脑，也直接参与重大军政事务决策，而后者是间接民主或议会民主，公民虽然选举议员和行政首脑，却并不参与（也不可能参与）立法和行政，而是将这些责任让渡给代理人。事实表明，在雅典民主中，群众权力往往过大，精英则受到过多制约，很容易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在成熟的现代民主中，精英和群众的权力关系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政治和社会秩序能够做到井然有序。 　　 《重审苏格拉底》认为，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根本上否认希腊精神的现代意义。在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几位伟大哲人推崇备至的同时，却完全把他们和孕育他们的社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因此才有《不自由的希腊民主》这类著述堂而皇之地出版，才固执地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人民的暴政’或者干脆是’暴民政治。'” 　　 雅典民主虽有严重缺陷，把它指为”暴民政治”，却有把复杂事情简单化之嫌。所谓”暴民”，是受情绪控制，不能理性思维的”人群”。既然是”暴民”，就不能干好事，只能干坏事，或者把事情干砸，使政治混乱、社会失序，却不能治理。只不过大家如果有机会仔细读书，一定会发现《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从头到尾并没有使用”暴民统治”这一表述来给雅典民主定性，尽管引用过西塞罗论及”暴民”话。当然，《重审苏格拉底》一文并没有说笔者认定雅典民主就是”暴民统治”，只是间接地表示拙著里有这样的意思。但是笔者到底说了什么，只有仔细读了书以后才知道。 　　 应当看到，希腊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口头文化。这时离希腊字母的运用尚不久远，绝大多数希腊人并不识字，故而信息传播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不难想见，白纸黑字的书写文本的使用远不如现在普遍，现场”直播”或现场以外的口口相传，是当时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口头”文本”并非固定，无准确性可言。既然如此，人们普遍不在乎信息的准确性，大大走样也无所谓，煽动家在这种文化中真是如鱼得水。这是一种缺乏秩序的社会环境，人们很难冷静思考问题，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相比之下，在现代识字社会，类似的问题虽一定程度地仍然存在，却远不如古希腊严重。雅典民主作为一种氏族形态的民主，正是在这种口头文化的环境中存在和繁荣的。在这种被很多人所赞许、推崇的政治形式中，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由一些动机不纯的政客煽动摆布数千人之巨的”人群”，最后以集体投票或现在叫作”公投”的方式来定夺。不难想见，普通公民因忙于生计，也因其他局限，不可能像伯里克利、修昔底德、德谟斯蒂尼一类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那样，对城邦大事有全面而清醒的把握，要他们总能超越阶级、家庭和氏族的局部利益以及个人恩怨，总能在事关共同体前途大事的决策上进行冷静的思考，做出理智的抉择，实在太难为了他们。 　　 可以想象，在不少情况下，几百至几千个聚在一起的群众受少数政客蹿掇，难免被情绪所左右，相互看脸色，甚至受到个别恶人或者小集团的威逼恐吓，往往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或判决。结果可想而知：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仍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雅典竟发动了规模堪比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另一场大战，即，派出几万人的大型舰队远征西西里的叙拉古；还有在阿吉纽西海战中八个将军明明打了胜仗，却因故将他们判死（其中六人被执行）；当然还有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米尔提亚德等杰出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恶性派系斗争，这在古希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如科西拉民主派与贵族派的激烈党争（这导致西元前431年前者对后者进行残酷杀戮），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恶性争斗，尤其是战后寡头派对民主派之大开杀戒。随着建立大型共同体的任务被提上日程，只在极小范围内才可能实行的氏族式民主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这应该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希腊民主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 　　 《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因表达了以上观点，很容易使人得出雅典民主是”暴民政治”的印象。但把雅典民主说成是”暴民政治”虽然不那么妥当，却并不等于不应看清其缺陷，即存在着一种以众暴寡的结构性倾向。有这种倾向虽然并不等于”暴民政治”，但问题仍很严重；把有这种倾向的民主当作先进的政治样式，让现代人学习、模仿和崇拜，问题就更严重了。苏格拉底之死也许不算是以众暴寡的最佳例子，可如何解释伯里克利虽侥幸逃脱了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又如何解释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后，三个主要起诉者之一、民主派重要人物美勒托很快就被判死刑，被乱石砸死？阿吉纽西海战八个将军被判死刑后仅仅几天，起诉他们的人也被处死？不妨与现代民主作个比较。在成熟的现代民主政体中，你能举例说明有多少总统、总理、元帅、将军或思想家被如此判重刑、判死刑？ 　　 话说回来，即便是雅典的激进民主，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在犯错误，否则无法解释这种民主何以能维系两三百年。事实上即便民众权力很大，雅典民主大体上仍是一种精英统治。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先生认为，无论什么民主，只要是选举，就只能选出精英，最终搞的只能是精英统治，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选主”；只有抽签，才能让”所有的人”获得出任领导职务的平等机会，才能打破精英跟一般人的界线，才能有真民主。只怕运气好，抽到贤者，就可能有真民主；运气不好，抽到不肖者，就没有民主，没有治理，只有”暴民政治”。雅典民主固然激进，还没有激进到不搞选举。他们确实大搞抽签，但只是抽选出诸如”执政官”一类的人来。这大体上都是虚职，有实权的重要职位他们并不搞抽签，将军这种最高军政职位更是完全由票决产生，因为带兵打仗事关雅典人的生命安危，国家的生死存亡，非同小可，非票选产生不可。不仅必须票选，而且选出来的将军不限任期，可以连任。前5世纪伯里克利任将军职长达二十几年，前4世纪福基翁任将军职更长达四十五年。 　　 雅典民主肯定有缺陷，其最严重的缺陷在于：比之其他政体尤其是现代民主，民众与精英的权力关系很容易处于失衡状态，”人群”中个人权力过大（不妨想一想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往往使精英陷于被动甚至危险。这一点，只要稍稍比较一下成熟的现代民主政体就知道了。尽管如此，精英即便受到太多掣肘，雅典仍年复一年地把他们选出来。为什么？没有精英，就没有治理。治理必须靠精英。尤其是治理一个超级大邦，没有精英，更是不行。这本来是常识，无需论证。数百上千个古希腊人留名至今，其中有不少政治人，他们中谁不是精英？巴黎公社可谓绝对民主，绝对不搞精英主义，不设任何官职，一切事务不分巨细，都由”所有的人”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但它坚持了多久？更何况巴黎公社的规模也太小，明显小于雅典，比雅典更适合搞绝对民主。雅典民主虽然仍是一种氏族形态的民主，但雅典城邦毕竟有几十万人口，是古代条件下的超级大国，而不是一个只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村子（这在当时统统被称作polis即”城邦”），治理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因此，无论精英受到多大制约，雅典归根到底仍是由精英治理的。但如果任何军政首脑被起诉、被判刑的可能性极大，要他们不想方设法讨好群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实在太难了。据西方古典学学者康福德的研究，贤明睿智者如伯里克利，也会置城邦前途于不顾，竭力顺从、放纵群众的贪欲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死后雅典之所以做出远征西西里的愚蠢决定，与他执政时一味讨好群众所犯下的错误是一脉相承的。可如果说伯里克利随时可能遭到起诉，事实上也的确差一点被判处死刑，怎么可能要他不这么做以求自保呢？ 　　 现代人追求民主，既有的民主形式却总有颇多不足或不是，于是一些人颇多不满，有意无意地美化古代民主，以为那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现代民主是假民主，因为人民群众并不直接参与决策，从未”当家作主”。实际情况复杂得多。不必假装雅典民主才是真民主，更不必假装只有氏族民主才完美无缺。与现代民主相比，古希腊民主总体说来仍然是一种简陋粗糙的氏族民主，一种野性未泯的原始民主。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在当时雅典，今人熟知的公民权利并不存在。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就说，那时”雅典公民并不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当他拈阄时被指定要造一艘船，或建立一支戏剧歌队时，他必须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财富；他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三十三年间他必须服役于国家；他不是自己言语和情感的主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审判他是不是合格的公民；他也不是自己意识的主人，因为他必须信仰国家的法定宗教，参与祭祀，他不能相信只有一个神”。不仅如此，在当时，良性的政党政治还远远没有开出，保障个人权利的现代机制如宪法、法治、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以及独立法官制度、辩护律师制度、信仰自由等，还远未形成。由于国家尚在形成之中，当时的法律还没有从与政治、宗教和社会习俗中分化出来，立法、行政、司法、祭祀等职能仍有很大的相互重合。当时法官和律师职责是由民众法庭来履行的，而民众法庭由抽签产生的数百到数千名法官兼律师兼陪审员构成。如前所述，在人群中，本来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不复存在，要让他们总能做到理性、公正地判案，实在太难了。 　　 当然，存在以众暴寡的倾向并不等于雅典民主完全不能按法律或规则办事，更不等于它所做的决定永远都毫无道理可言。雅典民主和民主派并非没有优点。例如西元前403年，推翻寡头派统治重新掌权后，民主派至少在两方面比寡头派做得更好：1）他们对包括寡头派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们更为宽容，不仅没有对他们大开杀戒，而且与他们迅速达成了宽恕协定，并且执行了宽恕法令，至少表面上没有以政治罪名大规模起诉过反对派，甚至没有收回先前被寡头派没收的个人财产；2）他们比寡头派更为守法，即便对苏格拉底之辈搞政治报复，也是遵守了法律程序的，而非像寡头派那样绕过法律程序大肆屠杀反对派。如果他们有以众暴寡的倾向，这应该是时代使然，是低下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水平使然。如果历史能够给雅典人足够多的时间，他们很可能会慢慢完善其政治制度的。 　　 《重审苏格拉底》一文也未加批评地转述汉密尔顿1930年著作《希腊精神》中的这一观点，即希腊和”西方”代表民主、理性和进步，而埃及、两河流域等”东方”文明则代表专制、非理性和落后，以及”和希腊乃至西方相对立的是东方世界和东方的方式，在希腊以外，整个古代世界的方式都是东方式的，并且这东方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云云。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人把东方目为”他者”，把自己视为文明的中心，尚可容忍，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在东方迅速崛起的今天再这么讲，不说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也犯了忌。无论就政治立场还是学术本身而言，汉密尔顿都早已过时，不值得再读。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与时俱进，相关著述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但已没有什么人仍然敢以她那种口气讲话。(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74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摘要 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 　　关键词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要讨论传媒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公共领域是一个核心议题。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正是公民以话语的形式参与民主进程的场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界定和历史研究为我们在社会变迁和新媒体发展的语境下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的现状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致力于辨析网络媒体所孕育的话语实践是否有助于社会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文的评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判断依据。首先，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也就是说，并非具有特定的媒介技术或者存在某种公共话语形式，就可以认定一个社会具有公共领域。能够为民主化服务的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对这些条件的考察、评析和判断就构成了我们评价一个社会中现实存在的话语环境是否能被称为健康的公共领域的依据。另外，哈贝马斯在对于西欧公共领域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当下大众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因此，要判断以网络媒体为载体和工具的新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我们也要从两个层面来进入这一讨论。第一层当然是将网络媒体话语的各种元素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作比较，看其在哪些方面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想公共领域的各种条件，并讨论其背后的原因是出于媒介技术的特性、社会制度的塑造等结构性因素，还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能动性的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将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大众传媒相比较，看新媒介技术的加入构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秩序怎样的关系，塑造了怎样的传播与沟通环境，是强化了还是扭转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趋势。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文章得出了在实然层面当下中国的网络媒介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但是秉承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作者也将在文末指出新媒体技术在应然层面对于建设理想公共领域、推进民主政治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及要实现新媒体的解放性潜能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与努力的方向。 　　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界定以及“重新封建化”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如下：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Habermas, 2001: pp.102)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分析出公共领域一些最基本的性质。这些性质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些性质，就不能成为合格的公共领域(Verstraeten, 1996)。第一，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论坛，所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话题都应该能够在此得到交流和讨论，它也应该是不同群体进行表达和交流不同社会经验的场所;第二，在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的话语方式应该是“理性”的，遵循一定的、对所有人适用的原则和公共礼仪，是观点的精彩和说服力，而不是强制的力量，导致公共舆论的形成;第三，公共领域独立于以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和以权力为目的的政府，它的运作和话语方式不应该受到它们的干涉，但是公民要在这里不断地、系统性地考察和评估市场与政府的运作，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和批评，行使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保障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因此，“开放”、“理性”和“独立”是公共领域的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哈贝马斯也主要是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合格。 　　瑞典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 2005)据此总结了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维度：结构、代表性和交往。结构是指公共领域的制度环境，比如媒体组织、媒体所有权、管制方式、职业文化、经济来源、运营模式等，这个层面决定了传媒的开放性，其服务的对象，以及传媒与政府、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代表性是指传媒内容的多样性，社会中不同的组织、阶层、性别、年龄、地域、行业等群体的公民是否都能够在媒体中有表达的机会和表达的空间，媒体内容是否足够包容，这影响到其中所产生的舆论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的结果，还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和偏狭的视角所垄断的;交往的维度是指公民实际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是双向互动的，还是被动接收的，是理性辩论的，还是情绪宣泄的，是平等独立的，还是被权力所左右的，是目的性的，还是娱乐化的，是具有经验和媒介素养的，还是对媒介技术与表意陷阱一无所知的，等等。三个维度既相互关联，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分别对实际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比如，在政府言论管控相对严格或者媒体垄断比较严重的地方，媒体内容的多样性和公民话语活动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具有较强职业伦理的媒体组织和良好公民文化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偏向。因而，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传媒职业和公民文化对于塑造公共领域的性质总是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哈贝马斯对于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批判性评价，也是基于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公共领域正常运作的两个基本条件，议会制度和自由媒体，都受到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力量的入侵。议会和媒体所提供的公共讨论的平台成为各种私人利益及其代理人争吵和博弈的舞台。理性交流蜕变成实力的角逐和修辞策略，普遍的人性回归成追逐私利的个体，真理之争变成利益和权力之争。原本独立的公共领域浸入了市场逻辑和强权逻辑，必然塌陷到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中，倒退回无政府和集权主义的两级状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和维持需要大量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将商品的信息传递到分散的民众那里。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就成为有私人需求的买主获得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的掮客。原本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由于市场交换的介入，其中一部分必须作为排他性的商品而被售卖出去，成为私有财产。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功能的部分私有化，随着广告成为各类主要商业媒体盈利的主要方式，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以编辑部门与广告和营销部门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希望保证公共领域独特的运作性质，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对媒体内容的影响还是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渗透进来。大众传媒本身日益成为一种产业，通过兼并、上市等方式融入到其他产业市场的宏观体系之中。传媒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只供不牵涉利害冲突的社会交往和内心自省所用，传媒作品的全面商品化使其成为新经济条件下发展迅速、盈利前景光明的产业之一。市场逻辑的主导带来了传媒机构在内容生产、受众观念、管理方式等层面的一系列变化。成本核算和扩大市场的动机使得内容生产被最大限度地流水线化，原创和灵感被分工、类型和可重复的模式所取代;科学主义的受众调查、受众定位以及铺天盖地的市场营销使传统制作者与受众之间自发、淡泊和随意的关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媒体管理也越来越强调等级制度和绩效考核，早期印刷媒体中的文人气质和同仁精神，也逐渐被雇员意识所取代。随着传媒日益自我定位为市场中的竞争机构，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已经非常淡漠。 　　在公民文化方面，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对于培育公民性最重要的批评话语，向学院批评的专业主义和传媒批评的商业化的两极趋势发展，使得“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哈贝马斯，1999;p. 200)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批评退回到“观赏”，讨论退回到接受，舆论的实质变成了宣传，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重新封建化”，也就是说，现代传媒的职能与其说是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公开在公共舆论面前，不如说它制造了精心设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舆论产品，供民众选择和购买。而这些舆论产品的真正功能是掩盖统治和权力的实际情况，为既得利益服务。 　　互联网：资本裹挟下的“公共领域” 　　虽然互联网能够带来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的复兴这类乐观主义话语并非中国的专利，但它确实凸显了互联网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的独特期待与想象。由于中国的传媒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宣传机构和教化工具的基本理念之上，大众传媒的资金、组织、运营、管理、职业教育、传播等硬件软件基础设施的建构都是在精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由上至下来实施的。因此，中国的传统媒体通常被看做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比较微弱。当然，传统的媒体组织方式在对于现代化媒体的基础设施投入，媒体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普遍化接入，对于工人、女性、儿童、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媒体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这是现代公共领域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公共投入，建设现代公共领域的设想将是空中楼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集约化的媒体投资与运营模式，导致媒体话语被垄断在官僚和官僚化的媒体精英手中，普通公民对于媒体的参与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可以忽略不计。正是在这样的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给中国的公共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数字与网络技术使得普通民众能够绕过专业机构的审查与组织，直接生产和传播信息、观点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在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21世纪，尤其是在以BBS论坛、博客、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言论性网络应用的空间中，多元话语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反权威的论述与情绪激荡在获得充分释放的网络言论之中，纷繁杂芜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守门人弱化的网络空间游荡，各种亚文化与边缘群体也得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自我表述和加入多元话语的碰撞、争论与融合。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美好前景：在技术的帮助下，以往沉默的大多数都会成为新时代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性地与其他人进行辩论，客观地评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并在充分的倾听和参与中达成共识、形成舆论，从而推动社会政策的产生与变革，促进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但是，在匆忙地将设想与现实画上等号之前，我们需要对互联网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即网络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做一些现实的观察。 　　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除了军方和科研机构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以外，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互联网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发动机，为资本带来全新的市场、生产、流通与消费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与通讯技术就成为最受资本青睐的投资对象。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网络话语表达的狭小视野中展开，整个互联网世界的绝大部分是被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网络商务、网络金融等商业化应用所占据。主流互联网企业为我们所设计的网络应用主要集中于娱乐、消遣和商务活动的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Schiller, 1999)。即便是在文化表达的领域，随着传媒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网络也成为娱乐产业链条的一个部分，奇观文化展示、大众化文化产品的传播、市场营销等领域，都从传统大众传媒向网络媒体扩张。网络正在日益模仿商业化大众传媒的模式，不是鼓励少数、民间和多元观点与信息的表达，而是遵循“眼球经济”的逻辑，强化专业化、商业化的内容生产(Patekis, 2000)。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趋势是网络平台精英化和资本化的典型案例。从最初模仿Youtube的业余者视频上传和分享模式的优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941.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6月下

前几天关于韩寒的一次小小网络讨论，让我有了写这样一篇东西的念头。但陷在文山稿海中，一时没有厘清头绪。但写作的念头越来越强，因此即使当下仍未全部厘清，也要写出来，不然真是“不吐不快”了。 一 关于精英这两个字，和一个多年好友在msn很是唇枪舌剑过一阵子。我的主张是，一个受过多年教育，至少现下不用考虑明天睡哪里下一顿吃什么的人，就是精英。衣食无忧且能读能写，在这个国度，还非要说自己是草根，一则对不起多年养育你的父母，二则对不起多年自己的奋斗，三则嘛，就是虚伪得矫情，谦卑得骄傲。 就我个人而言，受了近二十年的教育，如今有房有车（还不贷款），有妻有子，执教于在国内还算一流的大学，如果我还不是精英，那精英二字，实在太过苛刻了。 如果要以整个社会为总体，精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且相对的社会属性，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社会阶层的表述。同样的，韩寒就是精英，这次参与讨论他的，从麦田到许知远，从和菜头到连岳，个个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 二 精英的反义词可能是草根，也有可能是大众，但绝对不是江湖。精英对草根（或大众），江湖对庙堂，是两组没什么关系的词。令狐冲一手独孤九剑，打遍天下，自然是武林中的精英份子，但同样，他也是江湖中人。 江湖有精英，也有草根；庙堂亦然。 很多非要拿个草根的帽子戴自己头上的，要么就是太过谦虚，要么就是搞不明白，其实江湖和精英与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不过，精英和草根，还是一个相对的词汇。我前面说，以中国当下社会为总体，精英是什么什么。但如果总体缩小，比如说，在一堆博士生中，硕士就不再是精英了。 但我想，我们既然讨论的都是社会问题，自然要把整个中国民众都算在内作为总体才是。 精英这个标签，就我个人而言，是一个褒义标签，至少它证明了我过去的经历还是值得骄傲一下的。所谓“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怎么叫不忘记历史呢？那就是该自豪的要自豪，该吸取教训的要吸取教训，不卑不亢。当然，你非得说“草根”才代表一种自豪感，我也不会强烈反对。每个人对词汇理解不一，无需多加争论。 三 但精英和精英主义，却不太相同。按照我和那位好友争论时所持的观点便是，精英大可不必持有精英主义，而且，要时时刻刻小心自己有精英主义。 我读书的时候，有一阵子对“法兰克福学派”非常有兴趣，读了一些这个学派的书，故而我承认我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很深，并有些迷信哈贝马斯的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到了今天，已经不复往昔的辉煌。这是一个总体上来说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学派，比如阿多诺就认为爵士乐算个什么音乐。法兰克福的诸位先贤们，很多出身富裕，受过良好教育，但以搞运动发家的希特勒上台后，这个学派的很多学者都受到迫害（颇有些人出身犹太家庭）。个人经历使得他们对于大众运动非常警惕，也非常厌恶。 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是对商业文化和工业化生产的文化的批判，这一点至今仍然弥足珍贵。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敌视态度的立场，是不值得跟随的。用一句我国语境的话来说：他们敌视劳动人民。 法兰克福学派是非常标准的精英主义。 四 大众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是一个中性词，甚至我觉得还略略偏向褒义，但mass这个词，则是偏向贬义的词：一群面容模糊一盘散沙式群体的词。 没错，mass是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勒庞写过这本书，而且这本书在国内，有很多人看过。 这本书的语言非常让人沉醉，作者驾驭辞藻的功力极深，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深深叹服，有些话我至今记得。但我要说的是，警惕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整体是错的。在严谨的学术界里，也从来不把这本书当成正儿八经的大众心理学学术书籍来看待。 mass这个词和另外一个词propaganda几乎是同时进入学术语境的。希特勒上台后，整个自由世界非常恐慌，也非常想知道他是如何上台的。结果他们发现，希特勒的宣传工作做得铺天盖地。于是，他们推断，mass是一个没有脑子的散沙式的群体，一小撮怀有险恶用心并懂得策略的人利用propaganda就可以操控整个群体。传播学中的“魔弹论”假设就是这么来的：传媒就像有魔力的子弹，对于整个社会群体，一打一个中。 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这个假设，但我们对大众是一群没有脑子的人，却有着根深蒂固的错误假设。而勒庞那本《乌合之众》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而运动领导人，与其说是领导了这场运动，不如说是顺势而为，推动了这场运动罢了。 五 持有精英主义立场的精英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把大众看成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这个词好啊，一说到这个词，说的人立刻就会感觉自己像站在天上俯视一片草地一样的感觉。 持有精英主义立场的精英们，还容易犯的毛病和“第三人效应”有关，这是一个传播学名词。很多人会认为，除ta以外的人，都会受到某事某事影响，独独ta不会，ta是清醒的。 精英们都有那么点骨子里的担当精神，总有点“学成文武艺 货卖帝王家”的抱负（今天帝王自然是没有了，但为社会效劳还是有的）。既然别人都醉了，自己是清醒的，那就有义务出来喊它一嗓子。我倒不是说ta自己是醉的——我承认精英们都比较容易清醒——但殊不知，别人未必就是醉了。 百年来的屈辱 生来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特别深 故而反思也特别多 特别容易掉进“舍我其谁”的一种担当精神 许倬云先生此语，可谓入木三分。 六 时代无论如何变化，精英总是有的，因为这是社会总体中的一个相对的阶层——可以这么说，有人的地方必有三六九等，精英草根。但时代的变化，使得权威越来越没有了。精英一旦持有精英主义，就很容易哪怕是不自觉地想去做个权威。却不料，电视出现的媒介时代已经消解了权威，更何况互联网时代乎？ 故而，萧秋水有次夸我“悲天悯人”，我是万万不敢当的。我这人不太懂得谦虚，这不是一句谦虚的话。而是实情：我压根就不想悲什么天悯什么人。说得文绉绉一点，是“何预我邪”？说得糙一点，就是“关我屁事”？ 于是，我那位多年好友说，你写出来的东西云山雾罩的，我看不懂啊。 我笑答：我本来就不是为你（或者任何一个读者）写的，你懂不懂，何预我邪？ Copyleft 2010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注意：转载勿改标题！ItTalks — 魏武挥的Blog (digitalfingerprint:fc4f8fc31f70097eea4b780b13146415) 欢迎 follow我的twitter 分享我的分享 与本日志可能相关的文章有：自负 (24)供给推动？需求推动？ (27)新媒体下的精英和大众 (17)乱扯：草根的归宿必定是精英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