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其他

　　　 聖誕後，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來信，說高華走了。 　　 　　　　她同時向幾個朋友轉達了高華最後的問候，她說，“高華情況惡化後，口很幹，電話來了，都由太太代答。這天他接過電話，問我，聖誕節到哪裏去玩？然後讓我問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將一個個名字念出來。” 　　 　　　　景明說：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她很懊悔地說：“我是那麽笨，完全沒有想到他是道別，失去最後的機會告訴他：高華，我們愛你。”我想，她不是沒有料到，是內心拒絕相信，高華病後五年裏，景明每隔兩三天會打電話去問候，不論對面出現什麽情況，她都會以最輕松得體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幾天沒接到景明電話，高華反而會擔心景明出什麽事了。如高華夫人說，景明是上帝給我們送來的天使。在高華面前，她是最無須懊悔的一個。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來自天堂門前的問候，心被瞬間穿透，留下一個永遠不敢回望的處所。得到的太多，回報的太少太少。那種感覺，就象回想自己已經遠去的親人。相信這樣的感覺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語言貧乏。此後一個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關高華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裏，高華為何如此與眾不同，沒有一個人如高華那樣，能得到那麽多不同類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處，他卻始終很自然就踏踏實實留在地面，沒有一點點虛飾，真實、幹凈。有朋友試圖在尋找塑造他的文化根源，我發現，沒什麽道理可講，別人也學不來，是上帝就把他造成這樣，對高華，一切只是順其天性。 　　 　　　　2010年底，高華病重惡化來上海檢查。我恰在上海探親，就和朋友一起去醫院探望，順便一起吃飯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們不由緊張。可面前的高華還是原來那個透亮的高華，心態健康、積極光明、就象沒有病。高華不是“硬漢子”，緊張害怕難過都有，他只是給自己劃出一條線來，就能做到不跨越過去。見面後，還是他的歷史話題，還是對歷史細節的嘖嘖驚嘆和稱奇。探視變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們忘記了他的兇險病情。照料他的孫斌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對高華的照顧盡心、周到、細心。看後來的追悼會錄像，那個難以控制想去喚醒高華的，就是小孫。飯後他起身去廁所，因腹水起立緩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聽小孫匆匆談檢查結果，我們的心驟然落入谷底。高華回到桌旁，從我們不會掩飾的臉色猜到話題，就主動和我們聊了幾句自己的情況，平平靜靜。 　　 　　　　所以，不論何時提到高華，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學”。而高華是以其學術成就而成為高華的。高華有他獨特的學術軌跡。 　　 　　　　我一直對景明說，高華其實是個特別的老實孩子。高華曾回憶，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報有“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的腦袋轟的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他趕緊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賀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們討論下來，才一致認為，這不可能，這“違反了科學常識”。那年高華將臨十三歲。 　　 　　　　走過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會同意，童年的高華和賀軍並不尋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沖擊的孩子不計其數，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不要說小孩，成年人都屬鳳毛麟角。而對待一個毛澤東高壽年齡的細節上，又看得出他不但還是個孩子，而且是個認真老實的孩子。 　　 　　　　高華是天生對歷史好奇，看他從小的閱讀方向、入迷地細心琢磨歷史時事和人物事件來龍去脈，這是天生素質。可是，是什麽決定了他的研究專題？感謝景明轉來了高華學生黃駿找到的資料，讓我看到高華內心深藏的情結。 　　 　　　　那是高華父親年輕時代的故事，高華父親的好友殷毅為他寫的個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沈》。高華為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寫的序言中說：“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夥夫舅舅的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這樣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變社會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地下共產黨組織。由於學了報務，最後他作為共產黨間諜，進入了當時首都南京的國民黨情報機構核心，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臺，此後又進入南京警察廳本部電信科總臺。他的經歷幾乎就是電影《潛伏》主角的翻版，出生入死，比電影還電影。1949年以後，高華的父親是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代正科長。五十年代初，南京開始對原來地下黨作徹底清理整頓，和高華父親一起被送蘇州審查有十個幹部，其中八個是分局和局級幹部。結果，其中九名被認作“敵人”逮捕，有人後來死在獄中。幾十年後又全部平反。高華父親雖幸免入獄，也在1954年被開除黨籍；在1955年毫無證據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調去小學教書；1958年在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情況下被定為右派，被毆打、發配農場勞動；在1966年的文革，為避免被打死，他離家出逃，高華那年12歲。這是自己的父親，他是共產黨功臣，對“自己人”如此殘酷的肅整殘害，入迷於歷史的高華要尋找謎底，這和張鳴研究土改一樣。高華只有在參透了延安整風、張鳴只有在厘清了土改，他們才可能安心地轉向其他歷史選題。那是他們生命中必須先解的情結，而龍應臺，百轉千回，也必要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華父親就是一個“後延安整風”的犧牲者。 　　 　　　　高華是個老實人，在胡傑的采訪中，他承認自己認知的“過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寫的文章的一部分。這裏面有些變化，有些沒有變化……立此存照，讓讀者可以看到哪些變，哪些沒有變。這幾十年，我講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長的（時期）、長期我們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是對這種影響在審視它、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它再見。” 　　 　　　　1999年，高華在他寫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時，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價值取向：“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同時，他不僅對紅色思潮的大量參與者充滿同情，他們就是他的父親，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他的否定是聚焦在黨內“極左思潮”、“權謀政治”下內部整肅的“觀念和範式”，他父親遭遇的整肅，正是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這是高華在1999年的真實認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紅色思潮是歷史進程的一個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他也還在和主流影響告別的大半途。但是其後，高華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等等，他的否定已經完全超越了政黨內部整肅，而擴展到他父親在遭到整肅之前，也參與期間的那場旨在顛覆法治的革命。他在為他父親參與的革命所迫害的靈魂和被鎮壓的和冤魂伸張正義，那裏有張鳴的父親、胡平的父親、有他許多好友們的父親；待高華在最後歲月讀到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應特別強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時候，我想他一定會想到一九四九年自己父親的潛伏，他是此方的孤膽英雄，是彼方的內奸罪人，那千千萬萬青年，如他父親一樣，懷著美好理想，卻誤陷一個註定要進入的悲劇。而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另有一種超越“敵我”的價值在。高華寫道：“歲月無聲，江山有情，大陸的許多讀者，……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此時的高華，他早已經和父親參與的革命，和“主流影響”，徹底割裂。 　　 　　　　高華寫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內心強烈的觸動欲躍出紙面，但他天性的溫和及學者修養令他克制。我也在想，為什麽讀《紅太陽》，一點讀不出高華當時的認知局限，為什麽它無疑能夠成為傳世之作？謎底就在於老實的高華要求自己“求實求真為依歸”，高華寫道，“我認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因此，高華的著作只從“實證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論述。雖然他認為對這段歷史作理論分析也“極為重要”，但是謹慎的高華“又擔心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他著力於細節記錄、“個案研究”。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後記中強調，讀者甚至不會感受到這種局限的存在。高華記錄的史實在說話，在突破這個局限。 　　 　　　　高華走後，我重讀高華這七百頁巨著條理如此清晰。他選擇延安整風為主要對象，是極為明智的選擇。因為延安整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全套整肅套路，它涵蓋了整肅“觀念、範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編織的天羅地網已經成熟成型。而它的結局恰是絕對個人權威的確立，“紅太陽上升”。但是，高華的嚴謹記實，同時在指點一條他自己並沒有用理論去闡述的清晰路徑。 　　 　　　　延安整風是一場內部整肅，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肅AB團”的一個擴大翻版。它依據是國際紅色思潮的理論，確立一個超越傳統法治中“罪與非罪”概念的階級敵人概念。這個敵對階級，就是有產階級。紅色思潮起於西方工業革命突發的勞資沖突，所以“敵我”階級對立中，資產階級成為這個“敵”，產業工人成為“我”。紅色思潮湧入中國後，高華指出，它演變為一場農民革命。毛澤東的黨變為“農民黨”。也就是說，地主富農甚至在極端時任何有地產的人，都可能成為那個“敵”，而國民黨被認為是“代表了”有產階級，才成敵對政黨。黨內“土地政策”的“極左路線”和非“極左路線”之爭，只是這個“敵”的群體是只含“地富”，還是再劃入中農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澤東就曾經主張沒收所有私有土地。 　　 　　　　於是，傳統社會“罪”和“法”的概念被顛覆。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但合法擁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敵人，殺了這樣的“私產擁有者”，可以是階級鬥爭的正常行為，所以這樣“殺人”可以是“無罪”的。從“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對“法”的顛覆，這是中共黨內整肅的理論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劃入這樣的“敵人”陣營，就可以任意殺戮。 　　 　　　　高華讓我們看到，甚至在“肅AB團”兩年之前，最早的內部整肅，即毛澤東在1928年領導的“洗黨”，期間“打擊矛頭”就已經可以“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肅AB團”的借口就是：“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地富路線控制”，並且可以“給負責人任意扣上’富農帽子’”。“洗黨”起於在內部“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那些被戴“富農帽子”、被當作“地主富農”整肅的幹部，當然不是真的擁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場站在地富一邊，推行“地富路線”。此刻，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線罪”，對被整肅的幹部已經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處極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獲得了高華所說的“鎮壓的正當性”。 　　 　　　　高華的如實描述，讓我們看到一條線索，延安整風之前是“肅AB團”、“肅AB團”之前是“洗黨”，再輕輕一扯，就可以扯出關鍵：起源於西方的紅色思潮理論在為中國共產黨內整肅異己提供“觀念”：每一個紅區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農成為可任意處置的“敵人”群體，成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徹底顛覆後，定罪失去標準有罪群體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擴大，只要和無限擴大的罪名沾點邊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產者，可以是有產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於有產者存在的政黨，可以是有利於保存有產者的路線甚至想法。“肅AB團”時，紅軍“群眾”有“動搖”、“表現不好的”，都“應捉拿”、“究辦”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可怕社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名紅軍內肅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 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為革命出生入死的紅軍遭遇尚且如此，遑論“外人”。 　　 　　　　發端於蘇俄的逼供、酷刑、殺戮，劃罪、提供了肅、整“範式”，再結合中國式“個人權謀”的嫻熟運作，從打土豪、殺地富，發展到內部肅整，尤其是延安整風，高華展現了肅整不斷操練、直至爐火純青的細致發展過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萬萬四千萬中國同胞，許多人扭著剛學的秧歌舞迎來延安。他們對這段延安歷史毫無了解、對這套“觀念和範式”的實質意味著法治消失毫無概念，所以也不會料到，他們從此再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安全。他們沒有去延安，是延安走向他們， 還是從土改開始，紅區打土豪變為全國性土改，開始攪動漩渦，延安進入城市，敵人的罪名也在擴大。從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被卷入一次次整肅，漩渦越轉越快，卷入的人越來越多，直至文革深淵。成千萬人成千萬的人，沒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還是一臉迷茫：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大家又速速接受官方解釋：噩夢只是起於中國偶遇幾個壞蛋攪局，現在一切撥亂反正，可以高枕無憂。 　　 　　　　1989年，文革結束十三年。父親已經平反，高華進入紅後代的行列，而且是紅色功臣之後。隨文革後“平反”的逐步展開，父輩恢復名譽，這是許許多多紅二代的共同經歷。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忙於準備接手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優勢拓展事業，許多人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籌備將軍子女合唱團，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寶塔山，頌揚父輩起於延安聖地的榮耀業績。 　　 　　　　此刻，只有那個獨特的高華，已經老老實實讀了太多太多真實的延安故事，他在簡陋公寓的一個寫字臺前坐下，一個老式收音機裏，正在播放紅色先驅蘇俄的崩潰。 　　 　　　　高華展開稿紙，是時候了，他要寫出這段幾近淹沒的歷史，領我們，他現在和未來的朋友們，領他的同胞們，去看看他們災難的源頭。 　　 　　(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以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刘梦溪 　　 　　　　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张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的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惟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哪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志哀： 　　 　　　　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并重刊三年前写的一篇关于维铮的文字，兼志其人其学，以为纪念焉： 　　 　　　　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今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 　　 　　　　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多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见出维铮治史的卓识与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祖）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恶感。被新旧史家一说再说而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维铮不以为然，这与鄙见不无针芥之合。增订本《戮心的盛世》、《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和关于年羹尧、汪景祺、和珅诸案的文字，则是对此一问题具体而微的论述。如果说于康熙他还心存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认为“体制性腐败”、“权力腐败”是大清帝国的“国病”兼“死穴”。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维铮自然不会否定清代汉学的群体学术成就，这有他的《梁启超和清学史》和《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二集》）及其他关涉清代学术的论著可证。况且他的学术驻点原未尝离开过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现代诸学术硕彦，他们对清学的态度，维铮岂能完全知而不认。只不过他试图将思想和学术作一区分，似乎认为清中叶纵有名副其实的学者，却鲜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许写《孟子字义疏证》提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戴东原是一个特例，但也止于《疏证》一书而已（戴《与某书》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杀人”）。因此他对盛行于明清两代的程朱理学，不稍加宽宥的痛而辟之。甚至连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缓颊。他对儒家殊少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的“求以合之当世”一语，他胪列众多今典予以驳正。不消说当九十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惊喜。因为这一考古实证可以把孔子从儒的祖师的地位上拉下来，维铮当然乐观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牵涉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几位名可惊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们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态，维铮自必也乐于静观冥想。 　　 　　　　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王国维、陈寅恪都指宋代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辞不同其意则一），陈寅恪更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与传衍，为我国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缘”。这些维铮必早已熟知。孔孟所建之儒家道统，是否如韩愈所惊呼的孟轲之后已“不得其传”？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统方面的建树，宜有哪些可圈可点？似还有绝大的探讨空间。我很高兴在《二集》里读到《百年来的韩愈》一文，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绝妙好词。只有朱维铮教授有这样的本领，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中心，串联起晚清以还那么多的人物与故事，曾国藩、严复、张之洞、谭嗣同、毛泽东、蒋介石、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刘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为他用可信史料编排的舞台剧中的一个角色。他议论风生，举重若轻，剥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 （《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我读维铮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钟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後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至于文情词采，我是这次才发现的。当他的笔触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战，因日人长期预谋蓄势，一旦开衅，陆战清军节节溃败，要不要决战海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怨家争论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写道：“岂知这时太上女皇突然‘病’了，连皇帝也拒见。她的行为，似乎可解读为听任皇帝自主决策。于是翁师傅也胆大了，亲赴天津逼迫李鸿章出战。既然慈禧心态莫测，那么面对今上对之言听计从的帝师的压力，李鸿章能不孤注一掷吗？果不其然，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惨败。也许这正合满汉权贵之意。他们早将当年怀疑曾国藩的阴沉目光，移向实力最强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认定他有‘不臣之心’，‘挟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与‘倭贼’决战。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们反而弹冠相庆，以为李鸿章的赌本输光了。”结果“光绪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战而忍诟，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因丧师而失权，恭亲王等满洲权贵从此退缩自保。至于‘公车上书’凸显的举国同仇敌忾，在太后更是觑若无物，她不是早就宣称，谁要扫了她‘六旬万寿’之兴，她就决不饶恕吗？”“倒霉的是李鸿章。他在甲午海战败后，便被皇帝下诏拔去三眼花翎，在当时外国人眼里，已如公鸡失去了尾巴。”（《二集》页46至48）这些诙奇跌宕而又语势流贯的文字，读得我们几乎要撇开历史故实，束手驻足来专赏史家的词采文章。 　　 　　　　现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随为“则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时髦，也在替“狡诈的老太婆”慈禧说项了，包括称赞她的“美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曾欣赏“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论我也一定“从朱”。“狡诈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给慈禧下的考语，见于他的《义和团运动》一文（新版翦著《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还是原文本如此而维铮笔误）。维铮引来，甚获我心。也是这次才知道，维铮对《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还有如许的兴趣。苏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为他屡引而无倦意。关于耶教来华及西来学术和中外接触史的研究，也成为他关心垂顾的领域，也是这次所见识。我想他一定到徐家汇看过那些珍藏的相关史料。但清代汉学和西学的关系，窃以为至今还是假设多于求证的未竟课题。“盛清”的国力虽不弱，但近代科技远逊于西方，甚至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的不发达，那是要走到历史的深层，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大背景来作诠释。新世纪曙光的不能应运而来，如果仅仅归之于“体制腐败”的“国病”，似尚嫌过于笼统。 　　 　　　　总之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则即使是“高明者”的“独断”，也有失手的时候。《二集》中《关于马一浮的“国学”》那篇，就是显例。想不到一向谨严的维铮竟这样立论：“他（指马一浮）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就是说已经没有价值。“是这样吗？”这里我套用一句几次出现在此两书中维铮诘问他者的俏皮话。而且说马先生“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可谓‘与时俱进’”，如果不是厚诬前贤，我以为也是言重了。马对释氏义学和禅学的洞悉达恉（许慎称《说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学。在蠲戏老人心目中，佛学和儒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宋儒的吸纳二氏而又在言辞中隐其来路的做法，马一浮不予认同。马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会通。只以儒之一脉来匡马的思想，未免失却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战时期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是想充当“帝师”，恐怕也是缺少足够理据支持的过当之词。我虽爱重维铮，但此篇文章的立论则期期以为不然。其实维铮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当然文章纠正时人的一些舛误，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来的韩愈》词密理周，洵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节析论陈寅恪的《论韩愈》，认为陈所列举的韩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五十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赞同”，以及陈文论韩之“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是对毛的《反对党八股》的“赞同”等等，恐怕亦难逃附会的嫌疑。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 　　 　　　　原载2009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