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蒋经国

　　 作者：张铁志 这位七十五岁、头上只剩稀疏白髮的老先生经常独自走在喧囂的群眾中──各种街头的社会运动，不论是环保的、人权的。老人常常是眼睛泛著可爱的笑意，而当他谈起人权问题时，你又总是感到他的诚恳与执著。   周围的朋友对他总是无限敬意和喜爱，这倒不是因为四十年做的事，而更多是他过去十几年一直在民间社会从事人权运动，以及很少人到他这个年纪却仍然不懈怠。   不过，四十年前，他確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纽约开枪刺杀蒋经国──虽然他並没有打中。 生於1937年的黄文雄，如同那个世代的台湾人，经歷了日本皇民化统治，1945年日本战败后对回归祖国的期待与失望，二二八事件的枪弹与血腥，以及五零年代肃杀的白色恐怖。   也是在五零年代，他的青年时期，他被「自由中国」所启蒙。进入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认识了一些来自东南亚的侨生和美国来的学生，从他们口中接触左翼思想、禁书和美国民权运动。反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思想日益萌生。   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两名学生因为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而被逮捕，深深震撼了和他们有来往的研究生黄文雄。这一年他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   彼时的美国正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整个社会被青年力量巨大地翻搅。尤其到了六零年代后期，运动者的气氛开始从抗爭转向革命──不了解这个气氛，就无法理解为何黄文雄会做出如此激烈的举动。 1968年四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被暗杀，让无数美国黑人与白人陷入悲伤与愤怒。因为他一直主张非暴力的和平运动，最终却死於暴力，而几年来的校园反战运动也无法阻止美国继续轰炸越南。於是，黑人运动中出现了主张武力反抗的「黑豹党」，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运组织「民主学生联盟」也出现了主张暴力行动的派系「气象人」──他们製造炸弹放置在公共或商业建筑。除了美国，德国、日本及许多地方的学生运动都开始「走向革命」，他们相信非如此不足以阻止越战，或者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他们也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革命，激进气氛瀰漫著校园。   彼时黄文雄正在在康乃尔大学念社会学博士（同时期李登辉也在康乃尔大学念书），在学校中他和左翼学生多所来往，深受影响。1969 年四月，康乃尔大学的黑人学生持枪佔领宿舍，抗议学校的种族主义和建立黑人研究的速度太慢。其中的几个领导份子都是黄文雄的朋友。当然除了参与美国左翼学生组织，黄文雄也参与了台湾人的异议组织。 这一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准备一步步接他父亲的班。 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赴美访问。在美国的台湾人团体进行各种抗议，如当他在白宫访问尼克森总统时，他们在白宫前举行反蒋抗议，散发传单：「台湾需要的是自由，不是军援！ 」 4月24日，蒋经国到纽约市的广场饭店（Hotel Plaza）参加餐会。已经计画数天的黄文雄终於等到这一刻，他突破警察封锁，对著蒋经国开了一枪，但他的手当场被警察打开，没有击中蒋经国，並且当场被逮捕。在被数名警察压在地上时，黄文雄挣扎著吶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s！”这句话也是他的故乡岛屿上无数人的心声。 在被起诉后，他竟然得以弃保逃亡。这又是一段传奇。 在国外流亡26年期间，他参与许多国际人权工作，但是为了保护他的朋友们，这段经歷他始终没有公开说明。 黄文雄在日后解释他之所以要进行刺杀计画，主要是希望打乱蒋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计画，挑起国民党党內权力斗爭，藉此鬆动那一个「超稳定」的高压统治，以为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打开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参与美国学运的左翼青年，他也「私心希望多少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个考虑，那时大发越战財的台湾已是美军的后勤基地。」 1996年，台湾解严后的第九年，黄文雄终於回到台湾公开露面。他是台湾最后一个海外黑名单。 回台后，黄文雄一直持续从草根人权工作，曾担任臺湾人权促进协会会长等职位，而没有像大部分知名异议份子享受民主化之后的政治名位──他曾经一度担任陈水扁时期的总统府人权諮询小组委员，但是后来因为不满陈水扁的人权政策而辞去。今年政治大学颁给他荣誉校友，他也没有出席。黄文雄不在乎任何名位，而是念兹在兹地为人权而努力。 当年的那一枪可以说是打在台湾歷史的关键时刻。台湾的政治转型正是从那之后开始：保钓运动、大学杂誌、蒋经国的「革新保台」、72年增额立委选举。有人说，是那个未遂的刺杀，刺激了蒋经国思考为何台湾人如此痛恨国民党，因此推动改革。他是否真的这么想，我们无从得知，而那一枪是否真的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启动鸣响也很难论断。重要的是，从彼时之后的民主化进程至今还有许多未臻完好之处，还有许多公民的权利保障需要被建立。所以，黄文雄从不懈怠地继续阅读、写文章、上街头，直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停留在四十年前那一枪 。 （本文刊登于新世纪週刊2012-1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8b4ee0102ecvk.html

　　 作者: 郑东阳   本文原标题：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提要：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今年恰逢蒋经国过世二十五周年。此为凤凰周刊2009年第9期，彼时正逢蒋经国百年诞辰。这位威权时代的最后领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善意、宽容应对民间的政治诉求，使朝野力量向良性互动博弈的方向发展，在其身后，终于完成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划时代变革。盘点蒋经国的政治遗产，既有他的大政治家品格–使之成为一个造就时势的英雄，又有全社会的推进合力–把蒋经国造就成英雄的时势。   　　他佝偻着坐在轮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他已不能亲自宣读总统致辞，只能听着秘书长何宜武代读。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横幅冲着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人响应起哄。他从没想到，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回应，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喧哗。在被手下拥离主席台前，他孤寂无力的双眼朝着喧哗嘈杂的方向停留片刻，说不出一句话，缓缓别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   　　这是蒋经国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镜头。时在1987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19天后，他告别人世。   　　他刚刚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戏剧性地亲睹专制强力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领略了民主时代人们对旧权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顾。这是日后台湾社会场景的第一次预演，历史为他安排的这次彩排，蒋经国茫然无以应对，无人知晓他那一刻心中的感伤和悲凉，无人知晓他是否担心身后的评价。   　　以令人不忍和近乎无情的方式为蒋经国送行，何尝不是历史为一位伟大者精心设置的一次英雄谢幕。其时，他几乎已丧失视力，看不清台下，更无法预见未来，但他能听到远处在地平线上不断汇集的声音。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Let me stand like a man！”（另一说法是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 　　穿风衣的年轻人被塞进警车前大呼的声音，蒋经国终生难忘。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风衣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源于他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而台湾的“特务头子”即蒋经国。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若无其事，但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蒋经国是一个为民主时代的政客立下标杆的独裁者。他既非拥有超凡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亦非乃父那种刻板严肃的强人型领袖，更非善于故做神秘，营造高高在上的非人类形象的领袖。 　　蒋在台湾公众面前的形象，始终与牢牢掌握着军警宪特力量的独裁者无缘，相反，在公众印象中，他朴素犹老农，豪迈如老兵，亲民若乡老，赤诚堪比苦行僧。 　　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能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独裁者。 　　集权柄于一身的独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蒋的勤政，并非事无巨细统揽大权的案牍批阅之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前共产党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层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作为一个在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深刻。 　　蒋经国定早年苏俄经历和其后蒋介石要其苦学儒家先贤大哲，使他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政思想，与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结合醇化后的双重特质。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那次一生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 　　与蒋介石败退大陆后认为杀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训之一不同，蒋经国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蒋经国掌权后，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该计划虽有典型苏俄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色彩，且部分项目已在今日被认为是败笔。但“十大建设”正好施行于台湾经济腾飞之时，无意中提供了基础设施准备。“十大建设”成为今日台湾人概括那个时代的最好象征。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人均GDP仅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20年间的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 　　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蒋经国固非经济内行，台湾经济奇迹亦不应过分归功于他，而忘却那个时代每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个家庭都参与“标会”融资的全民奋斗。但蒋经国超拔任用大批留洋归来的专家人才，为渐培台湾根本，也为政权从专政型政府过渡为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基础。他持之以恒的勤政更给那个时代所有台湾人留下深刻印象。 　　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那是一个台湾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振奋时代，企业的第一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摩托，个人第一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第一分享到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扬眉吐气…… 　　当然，那个令蒋经国终生难忘的声音，让蒋经国深刻感受到，仅有民生，是远远不够的。 　　【亚细亚的孤儿】 　　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 　　1949年，两蒋诀别大陆，退守台湾，蒋介石称“过去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 　　不过岛上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两蒋的“热情赤城”，一纸“戒严令”让台湾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当台湾被光复时，只是个从大陆败退力量对抗大陆的据点和重返大陆的跳板，两岸一统时，台湾又是个可随便让与外人的化外之地。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沦为“二等公民”的台湾人称自己为“亚细亚的孤儿”。 　　这次台湾光复，国民党部队的枪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记忆。事件中的高雄冲突，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事件之后，一群又一群的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从基隆港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和“外省族群”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子承父业的蒋经国深知台湾岛内巨大的族群隔膜，当年刚迁台湾时，他的儿子蒋孝文与伴读的同学一起进入一家本省人为主的学校，结果被师生集体孤立，小蒋原本成绩不佳再加上语言不通，被迫转到外省子弟为主的学校。 　　只把这里当作“反攻大陆”跳板的两蒋，对消除族群隔阂的重要性不以为意。 　　蒋经国低估了本省人的愤怒，他一面清剿岛内的异议份子，为维护台北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强力压制“台独”份子。 　　从1960年代起，蒋经国就明白，“反共复国”早已沦为无法实现的口号。但为压制台独，蒋经国多次公开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 　　蒋经国说：“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一千六百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他告诫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确定这一原则。” 　　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正言不顺“中华民国”，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现在，轮到蒋氏政权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但直到1978年，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大卫·瑞德问蒋选谢东闵做“副总统”，“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依然回答说：“我提名谢东闵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虽然台面上依然保持着民族大义，但美国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蒋经国。他外表波澜不惊，但那掠过头顶的一枪，让他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而1973年李光耀访台时，李能用闽南语与台湾乡民交谈，更让素来只通江浙国语的蒋经国感慨万千。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四十多年的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汪洋中的一条船】 　　“总统，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参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二时，睡梦中的蒋经国被侍从摇醒。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宣读卡特致蒋经国的信：台北时间16日上午10时，也就是7个多小时以后，卡特将宣布美国与新中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蒋经国大发雷霆，痛骂卡特不讲信义：“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朋友，怎么可以七个半小时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蒋经国当天清晨即发表公开谈话。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此时的党外人士受1977年“中坜事件”许信良胜选的鼓舞，蒋经国的决定让他们感到“无法生存”的危机感。岛内党外人士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变相机构。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几乎所有《美丽岛》杂志社的核心干部都受到“军法大审”，岛内民愤激扬。 　　刚刚就任“总统”不到七个月的蒋经国遇到空前的执政危机。 　　20年前，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曾对蒋氏父子的统治发起挑战，民间一片叫好。在蒋经国主导下，思想对战首先发起，特务控制紧随其后，军法制裁奠定胜局。1960年，雷震被捕。雷案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李敖判刑，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台湾进入“沉默的十年”。 　　再次遇到危机的蒋经国深知，对雷震、李敖等一小撮外省籍异议分子的手段，已无法用于本省人风起云涌的政治诉求，“镇压”不是办法，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 　　早在迁台之前，蒋介石就曾致电省主席陈诚，要他多选拔素质高的台湾人担任要职，以化解“二二八”所造成的仇恨。但“口惠而实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才有2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常会。 　　1975年，蒋经国就任国民党主席，为了让台籍人士进入体制内发展，尽量不让体制外精英从事反政府活动，国民党中常委由20人增加到22名，台湾人由3人增为5人；中央委员由98人增为128人，台湾人从7人增加到23名。 　　在黄文雄向蒋经国开枪的第二年，他的康奈尔大学校友、台湾本省人李登辉，因农业问题被蒋经国当面咨询后，受邀加入国民党，第三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成了李登辉迈入政坛快速通道的起点。 　　与李登辉一起走上飞黄腾达之路的本省籍政治菁英还有林港详、吴伯雄、陈正雄等人。李登辉这批第三梯队的本土干部，因善于演讲表达，被本地人称为“吹台青”（会吹牛的台湾青年）。 　　“吹台青”毕竟是党体制内的解决方法，只是部分解决了精英的政治上升通道，无法根本解决本省人和普通外省人的政治权力要求。 　　而且即便是这场“吹台青”运动，蒋经国还是放不下“大陆人为主、台湾人为辅”的原则，对台湾人开放地方政权，中央则只开放次部门。同时，这些本土精英必须遵守国民党党内的规定，采用严格“梯队”培养。 　　若有人耐不住论资排辈的煎熬，很容易就会与党离心离德，与日后苏共叛逆叶利钦颇为相似的许信良就是其中一个。 　　本省籍的许信良很早就被国民党刻意栽培。1973年，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李焕的推荐下，许信良获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台湾省议员并顺利当选，被列为党内“第三梯队”。 　　但许信良经常拒绝执行党的政策，公开批评与反对当局的多项提案。1977年11月，因未获省党部提名，许信良不顾国民党多次警告，回到家乡桃园脱党参选桃园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涉嫌作弊被选民抓赃，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高达２万之众，他们焚毁了中坜市（桃园县的城区）警察局，烧毁镇暴车、摩托车数十台。最终，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长，也因此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受中坜事件鼓舞，党外声势上升，接下来又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尽管美丽岛案几乎将党外运动核心人物一网打尽，但审判过程中媒体连番累牍的报道，更使国民党声名扫地。 　　蒋经国执政以来，台湾最值得炫耀是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这“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情治”还有“经济的高增长率”。但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新生代选民却根本不买“生活比过去更富裕”的账，将政治改革热情灌注于选举，再不能容忍国民党的“选举威权”。 　　此时的国民党，在日益高涨的党外运动风潮中，像汪洋中一条破损的大船。 　　【从逆势独夫到顺势英雄】 　　1986年9月28日，在一直是蒋经国接待外国政要“国宾馆”的台北圆山饭店内，刚刚被选为主席的游锡堃用颤抖的声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数天前，蒋经国表示要解除已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消息传出，生恐万一蒋经国意外，形势或许急转直下的党外人士，急不可耐地匆忙组党。 　　情治部门立即向蒋经国呈上公然非法組党的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深知此为大势所趋，淡淡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完成这一步观念的跨越，蒋经国用了2年时间。 　　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刘宜良）在美国被枪杀，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尽管几年前，蒋孝武在其第一任妻子汪长诗负气出走时，蒋经国派人拦下飞机，蒋孝武竟拔枪命令飞机起飞的粗野鲁莽，让蒋经国深感此儿不堪继任大统，但多年来，蒋孝武一直按照接班人的路数在培养。 　　但江南命案彻底让政权父子相传的可能被击得粉碎。 　　美国官方称，“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绝不能容忍。”这是蒋经国第二次被美国人敲打。 　　1953年，蒋经国第一次踏上美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告诉蒋经国，他听了一些美国驻台湾代表说，蒋将军的手段“有点厉害。”当翻译未将此意传达给蒋经国后，杜勒斯又重复强调一次，并指明是蒋在在处理安全事务上的手段，他建议在美国实地考察一下人权经验。 　　蒋经国听后只是喃喃自语，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他知道了。 　　那时的蒋经国对美式民主那套颇不以为然，但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蒋经国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另一种选择。 　　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蒋经国深知，身负“独裁者二世”及“外来政权”双重原罪，若不行宪政，即使他比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后留下一个守成的独裁者的名声都极难。 　　近在身边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斯的垮台、数任韩国独裁者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调整和安排。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受《华邮》董事长葛兰母夫人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就民进党成立的采访时说：“我不认为（反对党）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一直在时势的挤压下被迫让步的蒋经国，开始转而推动时势。开放党禁、报禁，令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干脆点题道：“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于是，生怕错过蒋经国这个突然历史推动时刻的民主进步党在匆忙诞生。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在殚精竭虑半生，蒋经国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之举，完成了由被时势和潮流推动，到转而推动时势潮流的转折，也完成了从独夫到英雄的跨越。 　　蒋经国是个从未有过民主社会经验的人物，他不可能知晓自己从魔瓶中释放出的民主会塑造怎样的台湾，那个幽灵不可遏制、也无法再收回，是留给身后的人们用更长时间来完善实践的巨大历史遗产。 　　蒋经国在公共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马英九一直在他身边揪心地盯着他，15年后，马英九在《蒋经国时代的启示》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20年后，马英九大选中击败民进党，为蒋经国那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赋予更深意味的诠释。 　　1996年5月，为纪念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新闻业殉职者，人们在华盛顿勒石立碑，江南是名列此碑的唯一华人。 　　因《蒋经国传》殉身的江南，曾在书中评价蒋经国是“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 　　这位姓名被刻入纪念碑的历史推动者，大约想不到，因他的死而触动的蒋经国，也会成为一位历史的推动者。只是蒋经国的名字没有留在类似的纪念碑上。 　　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20年来，仅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11074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