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

廖亦武 | 2011年“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获奖名单:

2011年“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获奖名单:   柴良(中国)的词作《 莺啼序•黄河颂》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静川(中国)的诗作《纳米比亚神秘红人部落》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陈再藩(马来西亚)的诗作《蜀道难》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星子(加拿大)的诗作《安大略的秋天》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蔓默(新加坡)的诗作《海韵》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汝梅(中国)的诗作《女人敢问路在何方》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李瑞成(中国)的诗作《 七绝•圣城春早》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冷石(中国)的诗作《回忆绿洲》在“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中国网络诗人协会                                    “全球华人诗歌词赋”大赛组委会                                                       20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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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 中国要为衰落作准备

大国序说   中国已经是个世界大国。这一不可争议的事实,向当今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做大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向想象得那么简单。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到大清帝国,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国,都走向了衰亡之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国家。它们如何回答,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命运。   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大国?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 2008 年中国的GDP达到四万四千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美元)和日本(四万九千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 2010 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GDP,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的估算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一个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中国因为物价相对便宜,十美元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用同样十美元能买的东西要多。如果按照货币在各国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GDP就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这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 2008 年美国GDP以同样的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GDP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三万两千多亿上升到第四(在以美元面值计的常规GDP榜上仅排名第十二),德国以不到三万亿跌到第五。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的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三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说中国不是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还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十三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足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 2008 年中国的人均GDP为三千三百多一点,在 179 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104 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六千美元排在 194 个被统计国家和地区的第 100 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大国小民”综合症: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还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满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仅是经济贫民,而且是政治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所谓“中国不高兴”的口号一呼百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遗憾的是,以“不高兴”的心态是很难当大国的。人在“不高兴”时作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导致更“不高兴”的结局,并接着触发下一轮的“不高兴”。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不高兴”就会演化为压抑、愤怒、疯狂 … 具体而言,“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亏待了自己,进而激发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和大国的地位很难共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久前,国内有一股强劲的“航母热”,甚至掀起了民间捐款造航母的运动。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 77.53% 的网友表示愿意无条件捐款,只因自己是个爱国者, 8.15% 的网友表示愿意捐款,但会量力而行。有网友留言说,“只要中国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个月工资”,更有网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资,以支持建造航母”。 我看到这种现象,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首先,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拥有强大的财政机器,能够有效地支付国家的种种职能、特别是国防职能。靠民间捐款维持军力,往往是国家贫弱或破产的症侯。这种破产国家本应与中国当今的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航母热”的导火索,是最近的南海海域争端。中国是世界上领土第三大的国家,有漫长的边疆,加上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开始得晚,和邻国之间在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比较多。但是,这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完全是两回事。作为大国,处理这些事务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大可不必抱着半殖民地的心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要来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国有海域争议或潜在争议的诸国,最大印度尼西亚,GDP不过五千多亿美元,相待于中国的八分之一;马来西亚不过是两千多亿美元的GDP,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远远顶不上一个广东;菲律宾一千六百多亿,越南不足九百亿,加起来也不过中国的四分之一。和这些国家有一点小争端,如果换上老挝、柬埔寨,也许会演成举国动员的危机。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犯得上吗?这种心态,是属于大国还是小国呢?更不用说,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战略讨论中都特别强调航母这种大型战争机器的过时性,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大家倾注资源发展灵活快捷的高技术小型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等等。可见即使真有国家安全问题,航母也未必是个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大国小民”需要的未必是真正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解决的是高不高兴的问题。航母规模巨大,有威风,更象个大国宣言。这是“航母热”的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要建航母,还是留给有关决策部分审慎考虑。但“航母热”帮助我们揭示出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种“不高兴”会导致更“不高兴”。大国当然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妨问一问: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子被人强制拆迁?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认为后者才是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本书所讨论的,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深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高高兴兴地做大国。 本书虽然叫“怎么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三十多年后,也许中国的GDP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GDP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更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不高兴”。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   以人为中心,自然就要讲人口。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的地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对中国而言并不新鲜。至少从宋代到清末,中国当了几百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当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很快就会失去。到 2030 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表面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抚养人口少了,教育开支少了,中国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但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有个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7% 增长到 14% 所用的年份。法国是从 1865 到 1980 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了 115 年,美国将在 1933-2013 年间完成这一过程,共 69 年,日本是迄今为止衰老最快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在 1970-1996 年间用了 26 年时间走完这一过程。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在 2000-2026 年期间用 26 年达到这样的老龄化。看看日本就明白,因为用 26 年走完了美国 69 年的过程,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八十年代国民所得超过美国,但九十年代背上老龄化的负担,进入了所谓“平成不况”,经济停滞,甚至出现过负增长, 2008 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仅为 34,100 美元,和美国( 46,859 美元)已经不在一个层次。美国因为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较高,又不断引进年轻的、生育率高的移民,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 14% 后)人口老化速度减缓,甚至会比中国的人口年轻。中国则在 2026 年六十五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 14% 后和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日本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轨迹,自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参照。 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自然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 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和他那个“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达到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时,这样的战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一些石油国家的繁荣有着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依靠资源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这些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计划生育的一大代成为主要劳动力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消失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战略,当然要有至少二、三十年后的战略设想。 日本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已经创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世界级品牌,并把日本转化成高工资、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经济机器。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这样,当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减少后,因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值较高,就大大缓解了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 中国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则基本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大多只能在别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润最低的来料加工。而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和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样的。中国靠什么缓解日本式的老龄化冲击?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经济都无法避免九十年代以来的衰退的话,等着中国的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思索就会太晚了。 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经济就象人一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受多太多教育,经验也非常浅,但是有一身强壮的肌肉,他当然是个打工的好料子,靠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是位负责的长辈,你就会劝说他,扛大包可以,但要适可而止,挣点钱可以去读书,日后可以避免找个更高层的工作。毕竟你不能永远这么扛下去,年纪大了就扛不动了。“衬衫经济学”则根本不考虑这个小伙子会老,于是不断给他打气:看看,你干这行比谁都好!要一直这么干下去。这是你的优势。我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七八岁刚刚起步时可以扛大包,但必须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有以后怎么当经理或工程师的长远考虑。大概各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干粗活、端盘子打工的以年轻人为多,CEO等等领导层,则多是更有训练和经验的四五六十岁的人。如果中国经济步入中年但还在打工,这个经济就有问题。 我能想象“衬衫经济学”派对我的批评:打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你要强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强政府干预,人为地提高劳动力成本,这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去!要回答这一批评,就必须超越经济学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这也是我下几部分的中心。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仿佛一离开经济学来讨论经济问题,就是反市场经济。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由选票所塑造的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立学校体制、医疗和退休等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介入,也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文化和道德层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责任”,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必须为他人利益考虑,甚至在许多时刻要他人利益优先。这种价值观念本是从基督教的传统而来,甚至有反市场规则的因素,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法律化,也成为约束和维护市场经济的重要武器。 这也是我下面几部分要讲的问题。这里最敏感、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如今,中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价值,并正在摸索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在我看来,最现实可行的路主要应该从基层走。村民自治的基层选举就是非常好的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出开始,即所谓“放权”、“搞活”。这种国家权力的退出,应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行政领域,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用我的说法,就是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承包。基层自治体有效地发挥管理职能,不仅能够减轻国家的财政意识,而且还能让老百姓尝到当家作主的滋味,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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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安德烈·弗尔切克:我为什么要为中国说好话

    当记者问及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否让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好转,安德烈肯定地说绝对没有。他说,“和谐世界”意味着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终结,所以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威胁,并不断遭到诋毁。安德烈说,“和谐世界”意味着每个国家有权进行自决,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将自己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西方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它意味着不会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式的悲剧上演,不再有利比亚行动或推翻叙利亚政权的企图,没有受西方压迫的政变或结构性调整,它更意味着尊重和包容,这是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统治者”们最不能接受的。   (全文)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董菁)11日,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撰写的文章《西方完善攻击中国的技术》在中国媒体被编译刊发后,引起了广大反响。10月11日,安德烈就这篇文章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安德烈对中国如何应对西方无休止的指责和攻击给了自己的回答。   西方在世界对中国使用“潜规则”   西方用金钱收买各地意见领袖   在记者提出“反华”言论为何在西方占有如此大的市场时,安德烈介绍称,西方媒体和学术界都受过“专业训练”。在碰到“盟友”——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时,他们一贯是默不做声。而对中国、委内瑞拉、古巴和玻利维亚,西方媒体每天都充斥着批评这些国家的声音。西方记者们写的直接批评中国的文章不仅在区域内,甚至在全世界都十分流行。除了媒体遵守“规则”,英国或美国媒体、学校及机构还定期给某些非洲记者提供“培训”,提供免费旅行、大笔津贴以及其他类型的赞助,记者们则要以反华报道作为回报。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腐败行为,但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国家同样发生。   中国日行一善难敌西方“脏水”   在谈到西方媒体的宣传攻势对当地读者的影响时,安德烈说,影响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他曾在萨摩亚和肯尼亚遇到修建道路的中国工人,他们都坚信只要做了好事,就算远隔重洋也会赢得当地国家人民的支持。他们确实做到了,但却是暂时的。不久西方的媒体就来了,重复那一套宣传策略,一笔抹杀了中国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好事,如战胜疟疾、修建学校等,最终都被人们遗忘,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国需要资源”、“中国人向赞比亚矿工开枪”这样的内容。   中国的和谐理念令西方变本加厉   “和谐世界”理念触及西方逆鳞   当记者问及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否让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好转,安德烈肯定地说绝对没有。他说,“和谐世界”意味着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终结,所以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威胁,并不断遭到诋毁。安德烈说,“和谐世界”意味着每个国家有权进行自决,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将自己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西方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它意味着不会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式的悲剧上演,不再有利比亚行动或推翻叙利亚政权的企图,没有受西方压迫的政变或结构性调整,它更意味着尊重和包容,这是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统治者”们最不能接受的。   中国力量让西方如鲠在喉   安德烈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着非常灵活的体制。因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抗衡西方对世界政治经济“独霸”的国家。尽管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都付出了努力,但是他们的实力较弱。巴西和南美国家持观望态度。俄罗斯似乎也没有下定决心。因此中国就成为唯一的可能和希望,进而成为西方的心头恨。中国做的好事越多,批评来得更猛。   中国不示弱才能赢得西方尊重   中国注重公共外交非常必要   在谈到中国如何赢得世界理解时,安德烈指出,中国现在注重公共外交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应用各种方法让世界人民熟悉中国的思想、文化及梦想。   他建议,中国应充分利用媒体资源,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电影,要开办文化中心,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古都和乡村,让全世界的孩子们为中国的神话故事着迷。他在澳大利亚看见孔子学院定期提供免费的中国戏剧表演、当代艺术作品展和园艺与景观展览等。现在,澳大利亚的人越来越了解中国、尊重中国。   注重民生应成为中国最好的“名片”   安德烈指出,目前为止,中国并没能很好地展示自己。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宣传灌输,相信中国只对商业感兴趣,让部分人富了起来。加拿大籍知识分子娜欧米·克莱因在《震荡定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声称,中国加入了西方野蛮的商业体制,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样的观点比直白的反华言论危害更大,因为她是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受人指使。因此,中国应该更多关注像娜欧米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他们本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要说服这些人,必须证明中国所作的努力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尤其是贫穷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将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的。因此,中国应强调社会议程。尽管国家还不富裕,但中国政府应加大投入建造社会保障房、完善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公布改善医疗和教育条件的计划,如果目标是实现免费医疗和教育就更好了。这些计划和努力将会使得中国在世界更受欢迎。   中国回击西方的利器在于有据、坚定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如西方,这是个公认的事实。对此,安德烈表示,在面对西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应当用证据说话,用数字、统计资料以及事实等回应。西方指责中国践踏人权,中国可以列举西方在多次战争、政变以及其他恶劣行径中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数据,举出美国在比基尼环礁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利用穷人做实验、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等事例进行反击。总之,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印刷媒体,中国的声音应当更加坚定和尖锐。   他表示,权力才是西方人最看重的。在西方,妥协和退让是不会赢得尊重的。中国人强调有理有据,但是有理并不会打动西方人。在他们眼里,调停和解等战略通常被认为是弱点而不是优势。因此,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坚定,要有决心并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的立场,尤其是坚定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赢得西方的理解和尊重。   安德烈·弗尔切克简介:   安德烈·弗尔切克,小说家、诗人、政治评论员、记者、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费尔切克曾是一位战地记者,足迹遍布十多个战火地区,从波斯尼亚到秘鲁到斯里兰卡,从刚果(金)到东帝汶。主要著作是“政治革命小说”《不归点》(PointofNoReturn),2005年以英文出版,2010年以法文出版。其他著作包括2010年出版的小说《大洋洲》、《西方的恐惧:从波多西到巴格达》(WesternTerror:FromPotositoBaghdad)等。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名为《冬日旅行》(WinterJourney)的小说和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的纪实作品。   人民网对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的采访实录   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一年前在Znet上发表并被西班牙《起义报》转引的评论《西方完善攻击中国的技术》,近日被国内媒体翻译转载,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反响。11日,人民网记者就该文专访了费尔切克。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您写这篇文章花费了多长时间搜集材料?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您希望通过这篇文章传递什么信息?   费尔切克:写这篇文章是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文章取材于我在北美、南美、大洋洲、亚洲、非洲和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经验。文章想为读者们敲响警钟,警惕西方式宣传手段的渗透,并告诉读者这些宣传方式是如何奏效及其目的。记者:请问这篇文章发表后您收到了什么反映?你不担心被西方媒体认为“亲华”吗?   他们随便叫我什么都行,我不担心被打上“亲华”的标记。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生活,我在这里感到非常舒适。   这篇文章的确引起了各种热议,大多都是积极的。不过必须承认也有人“拍砖”,就像当初我写给卡斯特罗的公开信在网上刊登后。   记者:您在文中说,“反华已经成为获得科研贷款或在新闻界向上爬的最佳途径之一”。请问,为什么反华论调在西方如此流行?是什么人在纵容或推动这种趋势?您这个观点有依据吗?   费尔切克:我不会点名道姓指责谁。但回想一下冷战期间,许多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他们并不是单纯地爱好俄国文学和音乐,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这些原因现在已经不言自明了。西方学术界和媒体行业这几十年来并不独立,背后总有政治博弈和考量。就拿西方和印度尼西亚来说,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1965年政变之后,印尼政权开始亲西方,完全迎合西方政治和经济利益,于是赢得了西方新闻界和学术界积极认可。日复一日,越来越多资源被掠夺,反倒越被西方美化为“民主”和“包容”的国度。   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在碰到我们的“盟友”——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时,他们一贯是默不做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中国、委内瑞拉、古巴和玻利维亚,西方报纸、杂志、电视以及大学每天都充斥着批评这些国家的声音。记者们写的直接批评中国、指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不仅是在区域内,甚至是在全世界都十分流行。   简而言之,英国或美国媒体、学校及机构会定期给某些非洲记者“培训”,提供免费旅行、大笔津贴、以及其他类型的赞助。非洲的记者月薪不足100美元,对此肯定欣然接受,作为回报他们只需要写一些反华的报道。这已经是一种腐败行为。但却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在肯尼亚、赞比亚和乌干达,他们都是中国的伙伴。   在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在马来西亚,你不能批评达赖喇嘛,就算是和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说达赖喇嘛的不好,尤其是一些民间组织或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否则立马就会失去赞助费。在东南亚,非政府组织就像按摩椅一样,你把钱投进去,它让你舒服十分钟,没钱就没辙了,而这钱就来自西方。艺术家们只要不谈论社会问题,不抨击西方在东南亚的政策,不支持中国,就会得到大量赞助和津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恶。当然,东南亚的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不会因为撰写抨击中国的文章而直接得到报酬,但给钱的西方和得到好处的记者已经达成某种共识,记者知道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是西方喜欢的。只是这其中的猫腻很难解释清楚。我刚完成一部短篇小说《奥罗拉》,就是关于上述问题的,而且很详细,希望它能被译成中文。   记者:您所了解的西方普通民众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有多大?他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   费尔切克:影响很大,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受到的影响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这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我在萨摩亚和肯尼亚遇到那些修建政府大楼和道路的中国工人,他们是那样的简单、友好、没有戒心。他们认为只要做好事,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学校、医院等,就算远隔重洋也会赢得这些落后国家人民的支持。他们确实做到了,但却是暂时的,不久西方的媒体又来了,重复西方那一套宣传策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中国做的好事抹黑。   我在大洋洲也看到了这一切,这让我很伤心也很生气。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我的纪实性小说《大洋洲》,如果能有中文版的更好,因为这本书描述了西方在大洋洲的新殖民主义策略,还涉及刚刚我们讨论的问题。在大洋洲,西方的宣传及其影响非常明显。有一次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因为将车道由右行改为左行而引发了反政府示威活动。忽然,四个男人举着横幅出现,横幅写道“中国,你不能让我们靠左行驶”。我上去问是谁给他们报酬让他们举这样的横幅。“你知道中国和你们一样也是靠右行驶的吗?”我问道。当中一个人忽然发疯似地开始尖叫“中国是邪恶的国家,他们靠左行驶,于是要我们也像他们一样。”直到游行结束,这几个人继续举着横幅向前,当然这横幅不是出自他们之手。   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好事,战胜疟疾、考古、修建学校等,但这些都被人们遗忘。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国需要资源”、“中国愿意和非洲的独裁者们合作”、“中国人向赞比亚矿工开枪”这样的内容。但人们可能有所不知,西方国家抢掠资源、束缚人性、甚至实施种族灭绝政策,使得纳米比亚的赫雷罗族全部消亡。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刚果有600万平民被杀害。而现在,为了西方的经济利益,最恐怖的内战在刚果延续,已造成600-1000万人丧生。而中国在赞比亚的个案竟被西方媒体无限放大。还有什么比西方的罪恶更深重,他们在非洲建立集中营、贩卖奴隶,肆意推翻民选政府。这很荒唐但却奏效。几百年来,西方一直不断完善他们的宣传技巧。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和“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西方社会怎样看待?在您看来,这些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费尔切克:肯定不是。必须清楚的是,西方从不讲道理,也没安好心。正如过去几个世纪那样,西方唯一感兴趣的是掠夺资源和控制全球。看看20世纪以来世界地图的变迁,就可以明白我说的。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是帝国最大的威胁,因为西方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和谐世界”意味着每个国家有权进行自决,坚持自己的道路,有权将自己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西方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欧洲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二战后曾说,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欲望是病态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是这样的。   “和谐世界”意味着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终结,所以它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危险,并遭到不断诋毁。“和谐”理念意味着不会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式的悲剧上演,不再有利比亚行动或推翻叙利亚政权的企图,没有受西方压迫的政变或结构性调整,它更意味着尊重和包容,这对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统治者”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需要理解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有能力抗衡西方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独霸”。当然还有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但是实力相对弱一些。巴西和南方可能持观望态度。俄罗斯似乎也没有下定决心,况且还很难定义俄罗斯的体制。所以中国就成为唯一的可能也是唯一的希望,所以中国成为西方的心头恨,也是西方打击的对象。中国做的好事越多,批评来得更猛。   记者:中国现在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还推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对此您如何评价?   费尔切克:这些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是前进的唯一方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着非常灵活的体制。中国应当用各种方法让全世界的人民熟悉它的思想、计划以及梦想。   中国应当大力发扬艺术和哲学思想,通过电视或其它媒体让人们了解中国的古都和乡村。让全世界的孩子们为中国的神话故事、龙的传说以及奇妙的虚构生物而着迷。还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电影,在全世界开办一些文化中心。这些方法都会有巨大的效果。譬如我在澳大利亚曾看见中国在悉尼开办的孔子学院定期提供免费的中国戏剧表演,当代艺术作品展和中国园艺与景观展览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城市居民现在越来越了解中国,尊重中国,相反欧洲依然漠视中国文化。   记者:目前在国际传媒市场上仍然是西方媒体掌握更大话语权,中国应该怎样改变这种局面以获得平等的话语权?中国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费尔切克: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有一些扩大,这是进步。比如《中国日报》推出在全亚洲发行的重要周刊(《中国日报》亚洲版),我有幸参与其中。周刊帮助亚洲国家理解中国,同时加强同一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的周刊计划未来或将在非洲发行,我也希望我在非洲的时候能帮得上忙。   坦白说,中国需要做的还很多。可以参考“今日俄罗斯”的做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BBC和半岛电视台转为“今日俄罗斯”的粉丝。甚至人们会在网上观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取代了地方的电台和节目。人们对西方媒体的幻想已经破灭,“今日俄罗斯”就像是一个不一样的频道,有着斯蒂格利茨和乔姆斯基等参加的有见地的谈话节目。“今日俄罗斯”很有礼貌,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今年我准备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会谈到这个问题。总之,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印刷媒体,中国声音应当更加坚定和尖锐。   有一点很重要,既然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那么它的立场和目标是什么。中国说自己的制度是有选择性,是灵活的,要如何证明呢?   它不会鼓励人们太过于商业化,许多人对西方市场为本的理念很反感。西方现在攻击中国的一种方式就是称中国比西方资本主义还要“资本化”,这是很负面的,现在没人愿意被称作资本家,对这一点西方宣传大师们再清楚不过了。   我认为中国应当强调社会议程。尽管中国还不是富裕国家,政府仍应加大投入建造保障房、完善公共交通和高铁网络以及公园等基础设施。中国应当公布改善医疗和教育条件的计划,如果目标是实现免费医疗和教育就更好了。这些计划和努力将会使得中国在世界更受欢迎。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对“共产主义”这个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还有可供选择的体制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些中国特色的词汇会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共鸣,中国应当予以重复传播并解释。   目前为止,中国并没能很好地展示自己,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宣传灌输,他们相信中国只对商业感兴趣,只让部分人富了起来。加拿大籍知识分子娜欧米?克莱因在她的书《震荡定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有一段非常精彩和正确的论述,关于西方如何将残酷的制度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但她关于中国的那段描写有失偏颇,她声称中国加入了西方野蛮的商业体制,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样的观点比直白的反华言论危害更大。因为娜欧米·克莱因并不是受人指使才写出诋毁中国的文字,她是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中国更多关注像娜欧米·克莱因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包括美国的诺姆·乔姆斯基和迈克尔·帕伦蒂等。这些人本应该是盟友而不是敌人。   但要说服这些人,必须证明中国所作的努力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尤其是为贫穷国家的人民谋福利。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是手段不是像西方那样将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的。   我认为中国在不断努力,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奋斗,为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但我不得不承认,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只是少数。如果中国的媒体变得强大,向世界展示中国并告诉世界中国发生的改变,这样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应对西方无端指责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费尔切克:我认为中国应当用证据说话,可以使用数字、统计资料以及事实回应西方无理由的指责,这些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西方指责中国践踏人权,那么中国可以用列举西方在二战后的战争、政变以及其他恶劣行径中杀害数百万人的数据,举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比基尼环礁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利用穷人做实验,还有华盛顿策划的印度尼西亚政变最终导致100-300万人丧生。还有很多鲜活的事例可以用于反击,包括智利1973年血腥政变、利比亚行动以及无人机轰炸巴基斯坦等。   西方还会拿中国动车事故说事。我们知道西方厌恶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显示了中国人的才华、勇气。但中国对西方的指责回应不足。我在事故之后写了一长篇评论文章(中国日报只刊登了一小部分),列出西方发生的列车事故得出结论,按人口和里程计算,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过更多的列车事故,这数据还没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不能仅因为德国出了几宗列车出轨事故,西方或中国媒体就立刻跳出来指责德国试图掩盖真相,或将原因都归咎于政治体制(德国的列车事故确实跟体质有关,可部分归咎于铁路的私有化政策)。中国的铁路还是很安全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那些偷工减料的铁路线和拥挤的道路交通每年造成的伤亡人数也不在少数。   记者:应该怎样加强中西方的友好交流,以获得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虽然下面的话并不好听但不得不承认是正确的,小时候我坐船从马来西亚槟城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途中和退役的印尼上将攀谈起来,谈话很愉快虽然他看起来不那么友好。当谈到日本在二战期间占领印度尼西亚时,他说,“这段历史是罪恶的,但也有这样一个好处。”我好奇地问是什么,他说,在日本与西方开战并赢得一些战争之前,西方认为亚洲人是低一等的,和动物一样。西方占领了我们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抢走我们的财富和女人,因为只有权力才是他们最看重的。正因为日本与西方开战,并取得过一些胜利,西方才开始对亚洲人另眼相看。我开始细细咀嚼这番话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日后在世界各大洲的见闻和经历有些相似。   我并不主张冲突和矛盾,但我认为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坚定。妥协和退让是不会赢得尊重的。尤其在西方。中国经典之作《孙子兵法》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广泛适用,但在与西方交会中却不一定处处奏效。作为西方侵略的受害者,我想这一点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国人甚至领导人强调有理有据,但即使有理也不会平息或者打动西方人。但是,调停和解等战略通常被认为是弱点而不是优势。   因此我认为只有双方都抱有良好和真诚的心愿,才能做到互相理解和尊重。更重要的是有决心并且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的立场,尤其是要坚定地维护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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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光耀: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贫富差距

李光耀: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贫富差距 进入专题 : 贫富差距    ● 李光耀        很多外出的工人没有户口、教育、医疗保险等福利,他们的收入没有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城市需要他们,这是最大的挑战。          当88岁高龄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走进圣淘沙圆桌论坛的欢迎晚宴时,你不禁会感叹岁月的力量。那颤抖的双手、满头的白发、间或喃喃地低声自语,伴随着大厅音响的混响,让你必须非常仔细才能听清楚李光耀的回答。     但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面对主持人抛来的各种问题,李光耀虽然惜字如金,但思路清晰,观点鲜明锋利。这种风格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笑声,但一个负作用就是太耗问题,几个回合下来,老练的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席迪安•朱利叶斯(DeAnne Julius)也明显有些招架不住,场上局面一度有些尴尬。     在这个500多万人口的岛国,空间上的邻近感似乎也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地人一般都简称李光耀为“老李”。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与吴作栋联合宣布退出政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这并非意味着李光耀的政治影响力就此完结。晚餐之前,一位记者告诉我,她最想提问李光耀,自己过世后,新加坡会变成什么样?但最终考虑到场合问题而作罢,不过一些当地人在听说了这个问题之后都会心一笑,“这是每个新加坡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他们说。           中国与印度          问:目前主导全球地缘政治的主要力量似乎是由于经济重心的作用正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大多数人起初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积极的过程,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人心态上发生了变化,很多欧美国家可能会面临长期低增长的前景,而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继续快速增长。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在地缘政治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东西方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答:这种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可掌控资源的日益丰富,中国与印度在GDP方面最终会超过美国,但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与技术上的实力与美国相比依然相去甚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中国在战略上有些操之过急,这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相反,中国应该将这些南边的小国家赢至自己这边。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大矛盾。     问: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有何建议?     答: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这种差距正越来越大。很多外出的工人没有户口、教育、医疗保险等福利,他们的收入依然没有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的城市需要他们来做建筑工人,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挑战。这个场合,我没有能力和地位可以向中国提供什么经验,或许我们可以私下聊聊。     问:您对印度的未来如何看待,对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怎么看?     答:印度会迎来持续几年的8%-9%的高增长,人群非常年轻,去年需求更多是来自国内,这会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不过印度的崛起对于中国是否构成挑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中国现在的主要舆论认为,印度还不足以成为中国的真正对手。如果我们比较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基数,印度的GDP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即使印度的增长率最终达到现在中国的水平,也很难超过中国。     问:在您出任新加坡总理时,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版图中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现在似乎越来越融入这一地区,特别是东盟10+8机制提出之后。您如何看这一机制的未来?     答:对于10+8当中新加入的观察国俄罗斯,我认为一个大国如果没有长期考虑,不可能维持其地缘实力。俄罗斯对于太平洋有着自己的看法,与美国、日本、韩国、东盟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10+8更可能是一个讨论的集团。     如果只有七个国家,形成10+7,可能在某种原则方面可以趋同,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力。     至于澳大利亚的融入与角色定位,我认为东南亚小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孱弱的时期已经过去,澳大利亚进行干涉的能力正在变得有限。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澳大利亚军队可能会与英国军队一起防止东南亚一些地区冲突的发生,但随着英国军事力量的撤退,新西兰不要空军,我看不到澳大利亚如何能够独自进一步影响东南亚地区。     问: 您认为非洲在未来十到十五年当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提高非洲在世界的影响?     答:非洲的5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状态不同,面对的问题不相同,影响世界的能力也不同。除了南非之外,其他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主要为原材料的输出,并没有能力去影响全世界思考的方式。对于南非而言,之前与纳米比亚一道,能够控制非洲的南部,但这种能力正在降低。     问:有一些新加坡的年轻人期待亚洲的崛起。您认为亚洲内部组成一个经济集团是否可行?     答:为什么你认为会有一个亚洲的集团呢?我认为在亚洲有共同目标的集团是不可能的,中国与印度有自己关心的问题,1962年之后,边境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不认为,亚洲各国的力量可以将大家集中成一个集团,事实上,就连拉丁美洲与非洲都不可能团结成一个集团。     问:那亚洲各国是否有可能组成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或者欧洲内部市场的可能?     答: 新加坡已经与主要的国家签署了自贸协议。即使有这种亚洲的自贸区也不会对整个世界的贸易格局起到大的作用。     问:究竟是两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更加稳定?在未来十年当中,世界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答:多极世界是否比两极世界更加安全是由第三极来决定的。两极世界当中,双方都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如果第三极的军力很强,但目标不一致的话,会引起一些问题,甚至是三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对立。所以我认为两极世界更加安全。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新加坡与东盟          问:新加坡的模式是有纪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今年大选之后,有一些新的力量出现,会对这种模式构成什么样的冲击?     答:大选时发生的问题是迟早会发生的。一党不可能永远主导政坛。年轻一代希望看到一些竞争,而把票投给反对党。如果只是竞赛的话,可能最终会发展成为两党制,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取决于反对党的表现如何,而年轻一代经过五年之后的心态是否更加成熟。     问:新加坡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是让外来人群更加惊叹的?     答: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达到目前良好的状态,首先是由于有好的政府治理,反贪污,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这三大政策对于新加坡的“冲劲”来说,缺一不可。我们必须要保持政府的高效、廉洁,并且不管语言、文化背景有多不同,都平等待人,公平择优,没有歧视,这是维持一个多元社会良性循环的根本。     新加坡目前的快速增长还主要集中在社会的某一个族群,即华人群体,马来族群被抛在后面,这种发展是不能持续的。为了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必须确保财富的分配能够更加平均,对于弱势群体,应该给予特别的照顾。     问:新加坡如何定位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在印度尼西亚兴起成为主要经济体的背景下,两国将来在经济、政治方面是否可有交集?     答:新加坡曾经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我们现在不要重复这样的一种做法。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大国,对新加坡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至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双边的经贸合作,我认为前景是乐观的。马来西亚也准备在与新加坡接壤的州发展类似于香港和深圳关系的城市集群,这是一种互补的力量。我们希望双边关系能够朝着更加友善的方向发展,双边的投资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问:新加坡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当中有何心得?小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当中是否比大国更容易、灵活一些?     答:这并非是一个零和博弈。中国与印度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做的是趁势发展,同时也不应该减少对韩国和日本的兴趣。新加坡的贸易伙伴越多,外来投资越多,就越有利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大国之间的确有大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印关系。中国与印度也想加强政治经济合作,但两国的竞争使得这一目标很不容易达到。 (注:问答由本报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最终核定)来源:经济观察报         进入专题: 贫富差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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