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核心提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消费，而是靠储蓄转为大工程的贷款再投资到政府项目中拉动的。谁在其中受损最大？因为担心未来而拼命存钱普通老百姓。 原文： As Its Economy Sprints Ahead, China’s People Are Left Behind 作者：DAVID BARBOZA 发表：2011年10月9日 本文由”东西网”的志愿译者KevinRen提供初译（ http://dongxi.net/b126V ）、iDo98校对 【图：吉林市某繁忙商业街上正在打盹的店主。虽然西方公司看好中国作为一个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但在吉林和其他内陆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依然主要局限于昏暗的国有商店和夫妻店所提供的有限商品。图片来源：Shiho Fukada 为《纽约时报》拍摄】 中国吉林市 ――王建平和他的太太王淑娥是一对相对富裕的中国夫妇。他们家的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是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他们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的工业城市中拥有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宅。他们的儿子就读于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专业是电气工程。即便按照节俭的亚洲标准来衡量，这对夫妇的储蓄也高得惊人――他们把约合5万美元的现金存在一家国有银行。但跟许多中国家庭一样，王建平夫妇感到手头很紧。他们没有买车，很少外出购物，下馆子。这是因为他们存款的价值在不断萎缩，这并非他们自身的错。 相比于工薪一族，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偏袒国有银行和公司。政府人为压低储蓄账户利率，以至于其根本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疾驰的脚步。与此同时，政府扮演角色的其他因素（比如，虚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压制的工资水平和飙涨的房价）创造出一种囤积冲动，迫使许多人不停地存钱，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实际上，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这10年来迅猛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政府对高铁网络这类庞大工程的投资带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3亿中国人的家庭储蓄（而不是消费）支撑起来的。 这种被一些专家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依赖于财富的转移――从中国家庭转向国有银行、受政府支持的公司，以及少数关系过硬，受惠于这种安排的富人。 与此同时，像王建平夫妇这种努力打拼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无力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奇迹带来的果实。 “这是整个体制的基础，”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说。沃尔特先生曾在JP摩根担任高管，与他人合著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脆弱的金融基础》（Red “在向谁放贷这个问题上，银行很听党的话，”沃尔特说。”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牺牲家庭储户的利益，为国有公司服务。”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表示，如果中国要继续充当全球经济硕果仅存的增长引擎之一，它就必须培育出一个可以从世界上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更充分地分享国家财富的消费阶层。 但过去10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增长，而是显著下降了――从约占GDP的45%猛跌至35%。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最低值。甚至在如同梦游的美国经济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有70%左右。 一些专家警告称，如果中国不着手提高本国人民的消费能力，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逐渐坠入如今困扰欧美和日本的低增长泥沼之中。事实上，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出现降温迹象。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过期了。”北京大学金融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这种体制必须做出改变，否则中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损害家庭利益的做法必须停止。” 在其最新的5年规划中，中国执政党许诺要推动个人消费。但这样做会破坏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一大支柱：支撑起国有银行的家庭储蓄。 在吉林这座以化工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中。来自储蓄账户的资金让这里的国有银行财力充沛。这些银行用这笔钱向公司发放低息贷款（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放商），助推起一股房地产投机泡沫，进而导致房价冲向许多消费者难以企及的高位。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这一幕。 同时，中国央行也依靠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储蓄帮助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手笔投资，以维系人民币的低汇率。人民币疲软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支撑起中国庞大的出口经济。但这也让许多中国人买不起进口货。 北京和上海的新贵们抢购iPhone、Gucci包和劳力士手表的新闻报道，或许会让西方企业做起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美梦。但在吉林和许多内陆城市，消费者却只得”满足于”在国营百货商店及街坊小店里购买商品。那些经常在户外市场销售的所谓”世界名牌”基本上都是山寨货。 前段时间一个工作日，在河南街旧货市场上，人们从一堆堆衣服中挑选带有米老鼠形象的T恤（标价3美元）和仿冒耐克的运动装（5美元）。而一家仅在几码之外的正宗耐克专卖店（35美元）却空无一人。由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此之低，许多国际品牌甚至懒得在吉林这样的地方开设店铺。 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持续低迷的经济限制住了中国持续依靠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中国政府明白增加本国消费者购买力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提高农民收入，甚至为购买轿车和家电提供补助。 问题在于，政府能付将其根深蒂固的经济体制改变到足以产生真正效果的程度。”中央政府致力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说。”问题在于如何提高。” 【图：王淑娥和她的丈夫平日里省吃俭用。他们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图片来源：Shiho Fukada为《纽约时报》拍摄】 储户：省吃俭用是必须的 如果中国要显著提高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份额，它就必须设法鼓励王建平夫妇这样的普通百姓改变消费习惯。52岁的王建平是一位公路设计专家。同为52岁的太太曾是一位会计师，7年前因健康原因退休在家。 “我们都很传统，”以养老金为主要收入的王太太说。”我们不想今天花明天的钱。” 但明天的钱或许没有今天值钱――如果他们的存款利息维系在可怜的3%，而通胀率继续以6%甚或更快的速度高歌猛进的话。 但除了把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月收入存入银行之外，这对夫妇看不到什么更好的投资渠道。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辛苦钱投进以波动剧烈而臭名昭著的中国股市。中国法律严格限制居民进行海外投资或以其他方式把资金汇往境外。王建平夫妇的资金和胆量也没有充沛到加入房地产投机客的程度。一些中国人现在认为炒房是仅有的几个有钱可赚的投资方式之一――当然如果泡沫破裂，也可能血本无归。 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把钱存在银行成了他们主要的理财方式。这是因为他们担心飙涨的食品价格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人民共和国不再全额负担这一费用了）。他们也为将来能否给儿子买一套房子忧心忡忡。买房是中国父母在他们的儿子结婚时需要承担的一笔开销。 “要是个女儿的话，就花不了这么多钱了，”王太太说。”但我们有个儿子啊，必须得攒钱。” 房价已成为推动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政府政策转移老百姓财富的渠道之一。 就王家的情况来说，他们正不得不为市政府批准的一个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挪地方――搞房地产开发来钱快，已逐渐称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共识。 虽然王建平夫妇和正在搬离的其他住户已经收到了一些货币赔偿，但从吉林市政府手中买到这块地的开发商却计划拆除当前的住宅，重新建一个价格要昂贵得多的小区。 王建平夫妇不知道他们能否用这笔赔偿金购买一套跟如今的住宅差不多的房子。但开发商和当地政府估计能够从这桩买卖中联手赚取高达5千万美元的利润。 【图：一块宣传吉林财富广场的广告牌。这是吉林市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搞房地产开发来钱快，已逐渐称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共识。图片来源：Shiho Fukada为《纽约时报》拍摄】 一项政策的历史：避免了一场危机，形成了一个习惯 为什么有望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要处心积虑地压制有助于帮助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消费市场呢？ 一些分析者把当前的政策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形成的习惯。当时，浮肿不堪，缺乏竞争力的国有巨型企业几乎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陷于停顿。突然间，国有公司面临破产，国有银行因此背负起高达数千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许多银行面临清算之虞。 为避免危机爆发，中央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卸掉包袱，数千万工人由此下岗。在1999年，仅中石油的母公司一家就有一百万工人下岗。同时，为了支撑起国有银行，中央实施了更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其中包括显著降低支付给储户的实际利率。如果把通胀考虑在内，一份在2002年扣除通胀因素后有可能获取3%利率的存折，如今可能实际亏损3%到5%。 这就是中国银行之所以能在向国有公司提供极低廉融资的同时，还能收获巨大利润的”奥秘”。这一安排也帮助各大银行向大型公共工程提供极易获得的资金。这里所说的大型工程，除了上文提及的高铁网络，还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史诗般的三峡大坝。 就在同一时期，中国政府放弃了长期坚持的”铁饭碗”政策，即终身就业，由国家包揽生老病死。北京方面把高昂的社会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更多地转由家庭和私营部门来承担。 合在一起，这些措施就构成了有管理的市场体制，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体制非常管用，不仅让中国奄奄一息的银行体系和国有公司重获生机，而且还助长了中国长达10余年的经济繁荣。但这一体制也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钱包损失惨重。 “我们也想消费，但支付了各种账单之后，我们的口袋真的没几个钱了，”34岁地杨阳说。杨女士在吉林市的一家学校从事管理工作，她的丈夫是一位警察，他们有一个10岁大的孩子。”尽管儿子上的是公办学校，但我们还是得支付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费用。差不多每个家庭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也得这么做，压力很大啊。”为了省钱，杨阳一家最近跟她的父母住在了一起。 据供职于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测算，仅2008年一年，政府政策向中国家庭施加的隐形税收就高达360亿美元之巨，约合中国当年GDP的4%。拉迪称，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也就是银行从消费者手中拿走的钱，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 实际上，中国家庭因这种扭曲而承受的费用可能远高于此，因为拉迪的数据并不包括进口商品价格虚高这类隐性成本。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看来，曾经启动经济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收益递减效应已经开始在中国显现，”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说。 许小年声称，中国有可能重复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犯的错误。当时的日本长时间依靠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出口经济，忽视国内市场，任由房地产价格飙涨。自日本的泡沫于90年代中期破裂以来，其经济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 “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我们将重蹈日本的覆辙，”许教授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所谓的’日本病’的早期迹象。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这些投资带来的增长却越来越有限。” 【图：杨阳和她的儿子郭黎明。为了省钱，杨阳一家最近搬到了她的父母家中居住。图片来源：Shiho Fukada 为《纽约时报》拍摄】 政策变化展望：一场激进但有望实现的变革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称将出现重大变化。他们指出，中国政府有财力、有能力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那样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一次，是朝着对人民有利的方向。 “中国曾经面临过更为严峻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魏尚进说。”我并不怀疑他们这样做的意愿。问题在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重组？” 当然，像麦当劳、耐克和宝洁这类跨国公司依然向中国投下数十亿美元的赌注，他们认为，中国将在几十年内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但提高消费需要对中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不光是要停止用家庭储蓄补贴银行的做法，还要迫使国有公司支付比现在高得多的贷款利率。重组中国经济还意味着让人民币升至其理应到达的位置。换言之，这意味着摧毁助推中国长时间快速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要想让消费规模激增，就不要再从老百姓口袋里往外掏钱了。”北大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说。 说明：本文是作者DAVID BARBOZA所写的《飞龙涉险》系列报道之二，之一是《中国的建设热潮让地方政府债务堆积如山》（ 原文 、 译文 ） 徐岩对本文亦有贡献。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核心提示：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中国虽然对所有运行中和在建的核电站进行了安全大检查，但除了一种特殊的核电站之外，其他的仍获准通过继续建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核电在降低温室排放和持续提供基本载荷能源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中国无法对核能说”不”；未来出口核能的前景似乎也并不遥远。 原文： China Marches on With Nuclear Energy, in Spite of Fukushima 作者：KEITH BRADSHER 发表：2011年10月1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译者配图】 今年三月，日本福岛核电站三个核反应堆溶解的事故为世界核能发展带来了一阵寒意，但中国不在其列。 德国议会在今年夏天投票决定，到2022年之前关闭所有的核电站，瑞士议会也在今年夏天投票通过了在2034年前逐步放弃核能的计划。自2008年以来，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导致对电能需求的停滞，进一步的阻碍了[这些国家]对核能的兴趣。 就日本而言，政府已经将未来的核电站建设计划延期，政府对是否继续运行现有的核反应堆也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像巴西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印度仍然然计划建设新的核反应堆。不过印度领导人在今年9月7号引进一项立法，旨在加强核能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尽管批评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这样，就剩下中国了，她准备在未来的几年内建造更多的核反应堆，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但是问题是，中国将成为国际核能产业的救世主，还是西方核能公司的强劲对手，将给它们更大的挑战。 中国监管部门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对所有正在运行和建造的核反应堆进行了一次为期四个月的检查，并宣布这些核电站都是安全的。安全检查也包括在福岛发生事故时还未开始建设的核反应堆。 中国最高的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姜克隽说政府仍然坚持这一目标：在2015年前，核电装机容量要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但截至去年底，中国的核电装机总容量仅为1080万千瓦。 姜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道，2020年的核能建设目标还没有确立，而这些目标设定最终会因为福岛核问题的出现而比预期稍低。但他和中国的另一位官员说中国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使得核能必不可少。他们甚至认为将福岛事件说成对核能产业有利，这种观点在他处鲜见。 姜先生说：”在全球范围内，我认为福岛事件对核能产业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我们不可以过于自负、自作聪明。” 中国在三月至七月的安全检查之后，允许现有的核反应堆继续运营，之前已经开工的也继续建设。中国监管部门还鼓励电力部门继续规划未来的核电站项目。 不过有一类核项目在福岛核事故后被推迟。这类项目在福岛事件之前已被立项却尚未施工，政府也没有批准在继续论证其安全性可否提高的时候就开工建设，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内顶级的核专家徐远辉这么说。 被缓建的项目有一些传统的核反应堆，还有北京的项目和两个中国东北的核反应堆，其采用了一种称之为球床的新一代设计技术。批评家和拥护者说其比现有技术更安全，但是投入与产出比尚不明朗。 在中国东北的山东省石岛，有两个核反应堆的项目被批准，那是在福岛核电站3月11日发生地震和海啸之前。但是在政府解除缓建命令之前，为期50个月的施工方案无法开始。 “也许到今年年底会有一些来自政府方面的消息。”徐博士说。 去年末，核能在中国发电总容量中仅占1.1%。风力和火力发电总装机的容量则远高于其他国家，尽管在中国，核能利用渐入轨道，在2015年之前不会超过总电量的4%。 核能十分吸引中国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提供基本负载能量，这意味着它时时刻刻都可以提供所需电力。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装载国。但风力也仅占发电总能力的3.2%，所提供的电力不到2%。 火电（用煤发电）仍是现在中国主要的电力来源，占电力生产的四分之三。核电是作为一种取代煤电的一种基本负荷电力能源。而中国居世界前例，还在不断极速增长的碳排放量，也加剧了核能对中国的吸引力。 直到像风能和太阳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有了完善的可靠的大规模电力存储技术，”他们都得继续让核能作为能源供应的一部分”，詹姆斯・A・马奎尔（James A. Maguire）这么说，他是怡安风险解决公司亚洲区执行董事，这是一家风险管理和保险经纪公司。 火电所产生的最大污染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核电是在这方面是最洁净的。在中国，煤矿安全事故每年要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而且造成中国北方农村被严重污染。 不过，中国正将注意力放在核电的安全问题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的农村地区。如果发生核事故，就算只是在核电站周边的很小的范围内，也会有大量的人需要被重新安置。 中国现在拥有不同寻常的花样繁多的核反应堆，采用法国、美国、俄罗斯还有其自主研发的技术。在奖励多国核电站建设方的同时，中国也向它们索取如何具体建造反应堆的资料。 核电行业的专家警告说，这将使中国在几年内就拥有出口反应堆的能力，可以与发达工业国家竞争。一旦福岛核事故的记忆淡去或者对全球变暖的担心加剧，国外的核电需求将会复苏。 中国所不仅仅能获得技术，也因为同时修建几十个反应堆而创造了规模效益。在每年都有与纽约的人口数量相同的流动人口进入到中国城市的时候，每年的空调用电需求和其他一些高耗能的电力需求也在增长，电力消耗将继续以两位数增长。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因此他们需要建立大量的基础设施”，丹尼斯・布雷希（Dennis Bracy）说，他是中美清洁能源论坛任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双边讨论小组，由中国政府和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府人士组成。”我相信他们将把核能继续列为能源供应方式之一。” 相关阅读： 《中国简报》温州的动车事故警示了中国野心勃勃的核电计划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去年因为和诺贝尔和平奖唱对台戏，”孔子和平奖”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今年，更戏剧性的事在诺奖颁布之前上演了――原”孔子奖”不被文化部认可。原孔子奖负责人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 原文： Competing Confucius Award Bares Discord in China 作者：EDWARD WONG 发表：2011年10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去年，一个小女孩替未出席的获奖人领了这个孔子和平奖。图片来源：Alexander F. Yuan/Associated Press】 北京 去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那让人梦寐以求的和平奖颁与刘晓波――一位被囚禁了的中国异见作家时，一群爱国的中国人做出了反驳之举：他们将设立了自己的国际奖项，美其名曰”孔子和平奖”。 如今，中国内部的争执，可能会让这个奖项的未来岌岌可危。 这个新出炉的奖于去年十二月首次颁与一位台湾政治家，而他从未对此奖有所耳闻，并且也没有现身领奖。这种状况并没有使（该奖项的）组织者受挫，上个月下旬，他们宣布了该奖今年的八位提名者，俄罗斯总理普金、微软创始者比尔・盖茨都在其列。但是，上周二文化部网站上出现的一则通知称，这个奖项将被取消，评奖组织也将被解散。 这一举动引发了组织者的愤怒，他们称自己是政治阴谋的迫害者。 刘浩峰（音）自称是该奖项的创始者，在周五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说，另一群有钱有权的人正试图染指这一奖项，并且他们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刘还说，那个竞争团体想推出一个”孔子世界和平奖”，于是就设法逼迫刘以及他的同仁们放弃自己的奖项。 刘先生谈到：”（文化）部支持那个’世界和平奖’，但是，我的’孔子和平奖’是首创并且唯一的。” 去年十二月，首届”孔子和平奖”的授奖仪式吸引了国内外记者的大幅报道，但是，没有人能确切地指出这群组织者与文化部之间的确凿关系。刘先生说，去年他试图争取文化部的支持，但是，那个过程实在”太困难”了。于是，这一组织在去年十二月九号自行举行了授奖仪式。 他还说，今年这些组织者没想去烦扰文化部――尽管事实上这一组织与文化部之间只有着一种松散的从属关系：他们自称是在文化部登记注册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 今年九月十九号，文化部勒令这个所谓的”保护部门”解散，并不允许其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赞助下组织任何活动。这一命令称，”保护部门”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于九月十七号举行了关于第二届孔子和平奖的新闻发布会；并且，该部门滥用了文化部的名义，违反了文化部的规章制度。上周二，这一命令被张贴在文化部的网站上。 该奖项的另一组织者、刘先生的朋友王胜贵（音）称自己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副主席之职被吊销了。 王先生表示，这场惨败是紧随着组委会的其他一些组织者加入到了竞争组织而到来，那个团体名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之后，那个基金会就决定开创孔子世界和平奖。其中的一名副理事谭长流，去年是那个原和平奖组委会主席。 王先生说：”他们妄图垄断孔子奖。” 在被问到为何文化部会支持这一新奖项而不是那原始奖项时，王先生只说了一个词：”关系”。他还补充到，文化部门的官员还警告他要置身事外，因为这一事件”太政治化”。 这些提供新奖项的组织成员们显然因针锋相对的新闻发布会时间安排而愤怒不已。他们原本说，在九月二十一号，也就是世界和平日，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他们的奖项。刘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就在九月十七号安排了与其奖项有关的新闻发布会。两天之后，文化部命令刘先生解散他的组织。 这个关系甚广的竞争组织的副总书记姜叶（音）声称，那个原始的奖项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得到文化部的批准。他说：”他们随意地举行了首次颁奖，却是个彻底的失败。”他还补充到，公安干警正在密切监视那个组织。 姜先生也表示，不应该组织那一奖项来驳斥诺委会给予刘晓波的荣耀。”这不是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有的态度，它也不是孔子所代表的智慧”，他这样说。 在被问到关于（两个”和平奖”的）争执时，文化部的发言人挂断了电话。 无论是刘先生还是王先生，都说他们仍然计划今年十二月九号将颁发第二个届孔子和平奖。今年这一奖项的候选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南非总统雅各・祖马、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中国科学家袁隆平，还有一个藏族小童，他在中国政府绑架了由流亡的达赖喇嘛支持的班禅喇嘛候选人后，被中国政府任命为班禅喇嘛。 首届孔子和平奖颁给了连战，他是台湾的国民党的前任党首。去年十二月八号在被问及赢得此约合15000美元的奖项时，连战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说：”就此事件，我们的回答是’无可奉告’，因为我们对它乃是一无所知。没有人曾就此事联系过我们，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记者那里得到的二手信息。” 在第二天的授奖仪式上，一名显然与连战毫无关系的小女孩领取了这一奖项。 Mia Li和Edy Yin对此文也有贡献。 相关阅读： 译者合集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