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译者 | 《纽约时报》笑蜀:中国为什么就不听?

核心提示:因为中国领导人不能开屈服于国外势力的公开施压这一先例。 原文: Why China Won't Listen 作者:陈敏 发自中国 广州 发表:2011年11月15日 本文转载自其它” 同来源译文 “,”译者”的志愿者对此文做了二次校对 中国政府经常纵容甚至是鼓励滥用权力,以及执法者的法外施刑。这就是维系这个政权的内在的罪恶原因,这个政权把自身的存续看到无比重要,甚至高于人权和法律原则。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可以毫无顾忌的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为什么中国还是照行不误?为什么中国政府只对某些形式的抗议做出反应,而与此同时,冷漠地忽视其他一些抗议呢?从中国各个层级的领导人看待他们的威信、声誉和权力的方式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想想陈光诚的案例吧,这是一名人权倡导者,他和他的家人被软禁在山东的家中。公众最近得到消息:陈光诚六岁的女儿被允许离家去上学,这个让步似乎是一个宽大处理的暗示。但在10月23号,一群前往拜访陈光诚的网络活动分子遭当地的流氓野蛮袭击。目击者在网上称,袭击似乎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这表明陈光诚的苦难还远没有结束。 为什么当局不简简单单地放了陈光诚和他的家人呢?最关键的原因是面子。 当局明白他们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是不公且非法的。但他们将那些活动分子的聚集视作冒犯,而且给予粗暴回应,因为政府丢不起这个脸——这会削弱其在公众眼中的权力。 在当今中国,残暴和镇压是日常现象。官员们特别是底层官员,从来没有尊重法制、合法程序和人身保护权的习惯。 如果要他们各种情况下都遵守法律,并为之负责的话,大部分人都会丢掉乌纱帽,基层组织会因此陷入停顿,并且威胁到整个政府的管控体制。这就是原因,即便当权者清楚这些低级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们通常视而不见——只要他们能够掩盖得了这些罪恶,同时公众不至于愤怒。 当公众的愤怒的确出现之后,另外一个控制机制——高级官员的介入——便启动了。2010年9月江西省因强拆而导致的自焚出现后,情况就是如此。高级别领导以玩忽职守为名解除了当地党政领导的职务。 但是陈的案子明显够不上让上层领导介入的级别,但同时中国官场的另一条规则出场了:绝不屈服于外国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绝不会让步,并且呼吁得越起劲,情形就会越糟糕。在中央政府的眼里,像江西自焚的这种本土问题和陈案有明显的差别,政府在陈案中察觉到了外国的干涉。 美国国会通过修正案,表达对陈的支持,同时国务卿希拉里最近也再一次演讲中批评了对陈的软禁。中国将这些视作无法容忍的扇耳光行为。 北京并不是不加区分地拒绝所有这些”干涉”。中国和美国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人权对话。但是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样的对话不应当公之于众。 中国人正在这么告诉美国人:如果你给我面子我就跟你讲道理,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有利,我会考虑,但是不要指望我屈于压力而作出让步。 这样的让步将会导致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一旦这个问题发酵,政府就会被逼到墙角,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极端措施,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理性、人性或法律都不能。 此时,事情就转变为了”主权”问题,中国政府所谓的”主权”意思就是绝对的不容协商地为亿万臣民做主的权力。主权出场,就无所谓对错之分了,只有输赢之分。 22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也有相同的逻辑。示威者只不过要求对话,但政府顽固地予以拒绝,因为它不愿意开一个先例。对中国的领导们来说,”管理”就是完全的控制。允许人民与政府平起平坐会颠覆这个体制。 这也可以解释陈案,但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在1989年,政府拒绝开一个屈服于国内大众的要求的先例,今天,政府拒绝开一个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先例。 中国和美国讨论了那么多年的人权问题,但令人困惑的是,美国领导人依然对中国政府的思维方式如此无知。以前的很多引人注目的事件都秘密地解决了。陈案也可能以这种方式早就被解决掉了——但不是通过公开施压。 我欢迎美国的政治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在揣测我国领导人的想法的时候,请更周全一点、更灵活一点、跟圆滑一点。这样的话,你们——还有我们——可能会取得更多的成功。 陈敏是《南方周末》的前主笔及《中国改革》杂志的前总编。本文由David-Liu从中文译出。 说明:本文在中文网上已引起众多批驳意见,有兴趣者请自行搜索。此处仅为存档。 另,在艾未未被拘押后,西方记者Ian Johnson也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和此文逻辑类似的文章:《是不是我们害得艾未未被抓?》 原文 ,同样曾经在关注中国的老外圈中引起诸多反驳。 相关阅读: “译者”博客上关于陈光诚案的译文集锦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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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纽约时报》杂志:当中国网络幽默成为危险的政治游戏(下)

当皮三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他创造的动画形象哐哐的年纪——他的父母每次抓到他在课本边缘涂鸦,就会用尺子打他的手掌。皮三的家住在山西省山区的一个铜矿城镇里,他说:“我是个中等学生,我的父母认为乱涂乱画会让我注定在矿区生活一辈子。”   惩罚是惩罚,皮三依然坚持绘画,他甚至把自己创作的功夫明星漫画卖给朋友们。大约 20 年之后,皮三在 2005 年创办了互象动画公司。“ 798 ”是位于北京东北部废弃电子设备的厂区,现在已经变成了聚集着画廊、工作室和咖啡厅的时髦场所,互象的 50 名年轻设计师就在这里的一层楼中办公。他们大部分都和老板的穿着一样,全身上下一身黑,挤在一排排电脑旁边。敲击键盘的咔嗒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响。   我在三月初第一次参观他的四层楼工作室,皮三在企业家和策划者之间的角色转换显得游刃有余,他开玩笑地说自己有人格分裂。几年前,互象曾经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政府最主要的宣传工具——制作过一个动画系列片,但是皮对于缺少创作自由度极为沮丧。他说:“ CCTV 的动画片全是在灌输理念,不是为了娱乐。”现在,他和他的员工们为客户制作互联网动画广告和视频,其中包括摇滚歌星和摩托罗拉、三星等世界 500 强企业。   【原文配图:皮三在他位于北京的工作室中,旁边是泡芙小姐的模型。 Song Chao 为《纽约时报》拍摄。】   4 月中旬,我看到皮三和他的团队制作《泡芙小姐》其中一集的过程,这是互象利润最高的一部动画系列剧。动画片的主角是一个略伤风化,无关政治的女性角色,审查机构只在她肩上的衣带滑落时才注意到泡芙的存在。这部剧是中国类似 YouTube 的网站优酷第一部委托制作的原创动画作品。两个星期之前,优酷第一个删除了他的反审查讽刺作品“克瓜子”。皮三认为这无所谓,互象的收入主要依靠“泡芙小姐”的成功。他对我说:“在中国要成功,你需要有点人格分裂。有些事情是为了挣钱,有些事情是为了兴趣。”   那天下午皮三很忙,依然没有艾未未的消息,对于自己、妻子和 7 岁儿子的未来,他的情绪在愤怒、恐惧和顺从之间摇摆不定。他带我离开互象的工作室,来到后面一个堆满纸板的房间,那些都是哐哐动画片中使用的小型背景。皮说:“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就会来到这里”。他俯身查看一个 8 英寸高的房间模型,那是《克瓜子》的房间道具。   旁边的一个小学校建筑物曾经出现在皮三 2009 年第一部哐哐讽刺作品中,这部名为《炸学校》的作品抨击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它在中国的年轻人群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出现的第一天就有数百万浏览量。当然,这也激怒了政府官员,他们以“内容不当”为理由对皮三处以罚款。随着越来越多的反叛性哐哐作品出现,几乎每个省份的互联网拥趸都成立了俱乐部,把泡泡头男孩和他的其他动画形象作为崇拜的偶像。   皮三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部比得上 1 月底发布的《小兔子乖乖》更具煽动性地直指社会阴暗面。这部 4 分钟的作品开头是一张中国农历兔年的贺年片,那是一个有关小兔子的睡前故事。但是当哐哐进入梦乡之后,故事变成了一场噩梦。统治阶级老虎(即将过去的农历年)承诺要“构建和谐森林”——直接影射胡锦涛的口头语,兔子们遭受了无尽的痛苦。婴儿饮用污染牛奶死亡;因为房屋被强拆而上街抗议的兔子被老虎的汽车压死;一个肇事逃逸的鲁莽老虎司机吹嘘他有高层官员保护。   这部没有太多掩饰的寓言故事都是基于在互联网上引发民众愤怒的真实事件。然而结尾却是纯粹的幻想:兔子们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集体反抗,以“南方公园”类型的暴力用他们的牙齿把老虎领主撕成碎片。起义的结尾有一句警告语:“兔子急了还咬人呐!”   皮三知道,《小兔子乖乖》或许已经越过了那条线。他于是请人算了一卦——自称“想看看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后他决定还是要低调一些。他在半夜里把视频上传到几个小规模的网站上,即使如此,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小兔子乖乖》有 7 万浏览量。等到审查机构在两天后开始删除网络上迅速蔓延的视频时,已经有大约 300 万到 400 万人看过了。地方媒体没有提及这件事,但外国记者纷纷询问他在视频中试图传达的政治信息。他假装无辜地说:“我就是做了一个童话故事。”   皮三的黑色幽默作品出现的时机,正是在社交媒体的兴风作浪下,突尼斯和埃及推翻独裁者的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几个星期之后,有传言说如果有人在网络上暗示同样的“茉莉花”也会发生在中国,就会被逮捕。皮三承认:“我有些担心了,那条看不见的线总是在移动着,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脚下是否安全。”   大部分中国网民不会去考虑横在“可接受的嘲讽”和“不可容忍的冒犯”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他们或许知道有这样一个限制的存在,但是他们的网络活动——购物、聊天、游戏、社交——在大防火墙下似乎都在正常运作。但是对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活动家来说,这条界限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研究员班志远( David Bandurski )说:“政府最主要的管控手段就是这条模糊的线。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横在哪里,监察的效力就在于不确定性、自我监察以及它制造出来的恐怖气氛。”   去年,当奥斯陆的评委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被监禁的作家刘晓波之后,温在就感觉到了界线的变化。很少有中国人曾经听说过这个《零八宪章》背后的人,因为一切全被国家防火墙屏蔽了。政府对此的表现相当狂躁,他们在媒体上诽谤刘的罪名,敦促其他国家抵制颁奖仪式,还在网络上屏蔽了一些词语,甚至包括“挪威”和“诺贝尔”。   当“空椅子”这个表现刘缺席诺贝尔颁奖仪式最形象的词语也被屏蔽了之后,温有了一个想法。文字既然不能发布,为什么不用一些空椅子的照片来赞颂刘呢?温在推特和微博上向他的 4 万多名粉丝号召:“每个人都有一张空椅子,如果我们只是在旁观,那么有一天(空椅子)就会出现在你家人的餐桌旁。”在他的号召下,网络用户上传了数十张看似无害的图片,从梵高作品中的空椅子,到宜家家居的广告图片。审查机构最终领会到这个玩笑的目的,但温已经把微博上的恶作剧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人权宣言。   三个月之后,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开始了,似乎北京在担心中东和北非的起义运动会导致国内的某些反响。温在香港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是中国公安局的警员:“不要回家,你见到老婆和儿子之前就会被逮捕。”他的家现在多了一把空椅子。温决定在香港等待危机平息,那里的法律和与中国其它地方不同。温或许躲过了牢狱之灾,但现在居无定所。   我在 4 月份去香港拜访过温,他住在一个临时的公寓中,一排洗过的衬衫挂在窗户旁边。他的晚餐是 6 片牛肉,到凌晨 1 点又加上几根烤香肠。有时他会掏出黑莓,一边浏览他的好友名单一边说:“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这些消失的人很可能已经被警方拘留。   温的推特空间中现在挤满了像苍蝇一样嗡嗡叫的五毛党——这是一个绰号,据说这些人每发布一次支持政府的言论会获得人民币 5 毛钱的报酬。他让我看他收到的铺天盖地的诽谤信息,还有两个五毛党建立的假推特账户,和他自己的一模一样。更让他觉得恐怖的是一个匿名者给他发来的信息,这个人似乎对他了如指掌:他的身份证号码、他的旅行计划,甚至他妻子、 10 岁儿子和他父母的所有细节。   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温还在嘲笑政府的恐吓行为:“政府在互联网上投入了太多了资金,彻底关闭互联网不是一个选择,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威胁和恫吓。”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啤酒罐慢慢堆积起来,他袒露了心声:“我很担心即使在香港他们也会逮捕我,我更担心家人。”   第二天,我和温一起到位于香港与中国大陆边界的岭南大学去,他要在那里发布一个有关互联网行动的演讲。火车开出之后,他向我讲述了他在香港窘迫的生活状态。一家本地卫视公司聘请他制作一个节目,准备向中国大陆播出。晚上,温依旧在推特上发挥他惊人的能量,对大国家防火墙进行嘲弄和讽刺,就像一个小孩向中世纪城堡厚厚的围墙上掷石子。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几个月之后就会来到香港,但是不能回家依然让他感到非常郁闷。他对我说:“有一天,一个朋友管我叫‘流亡者’,我真的很生气。这是个糟糕的字眼,我从没想到自己会与这个词发生关系。”   那天晚上在大学里,一张铺着红色天鹅绒的桌子摆在户外一片小空场中。温从别人手中接过一个麦克风,但他似乎并不需要,因为下边只有十来个学生。火车站就在离此几百码的中国边境上,听到飞驰而过的火车声,温把他的视线从黑莓上抬起,望着他可能永远无法跨过的那条界线。   去年 6 月份的时候,北京笼罩在闷热的浓雾中,皮三开始变得无精打采。艾未未被捕已经两个月了,他的命运和关押地点一点消息也没有。警方还拘捕了皮三的另一位好朋友——摇滚音乐家左小祖咒,因为在一次现场音乐会中,他头上的大屏幕中出现了“释放艾未未”的字样。虽然音乐家在被捕当天就被释放了,但是皮三感到了恐惧。他打消了制作新一部哐哐动画片的念头,第一次开始严肃考虑朋友的建议——离开这个国家。   6 月 22 日传来了一个惊喜的消息:艾在被拘禁 81 天之后重新回到了家里。这位艺术家破坏分子明显地消瘦了,而且一反常态地沉默。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以任何罪名起诉,他依然被软禁“等待进一步调查”逃税问题。两天之后,皮三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来到艾工作室的蓝色大门前——他说“就像一个送货员”。艾像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给皮三讲述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两人朋友交谈了几个小时。由于艾依然被软禁,所以他们合作讽刺动画的计划只能推迟。皮三即将告辞的时候,艾给了他一个监禁期间留下的纪念品:几块变质的饼干——他“狱中节食计划”的一部分。   很多艺术家和博客写手都认为艾被释放,仅仅是一个保全面子的手段,让温家宝总理几天后到欧洲的访问不至遭遇尴尬。还有数十位律师和互联网活动家依然在没有正式起诉罪名的情况下被拘禁,政府对其他人的骚扰也没有减轻的迹象。皮三说:“我不能说事情还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看到艾回家“让我松了一口气”。   7 月的时候,我又一次造访皮三。他 7 岁的儿子剃了夏天的光头,在他父亲的木桌子上玩 iPad 游戏。皮三穿着短裤和拖鞋,显得轻松又愉快。他的妻子是他在大学时认识的另一位画家,现在则在旁边的一张桌子前记账。   皮三的生意顺风顺水。前十集《泡芙小姐》吸引了 200 万观众,其中一半以上都是 18 岁到 30 岁的女性。优酷成功地提高了广告费率,这是互象最大的收入来源。另外几家网站也开始和皮三接触,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把他的拥趸拉到自己的网站中来。   皮三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曾经发誓再也不做讽刺作品了,跟审查机构和安全部门打太极拳很伤脑筋,他家人所冒的风险太高了。现在,艾被释放了,他的恐惧也逐渐减退。他试图解释为什么其他艺术家和博客写手要么被监禁,要么被流放,而他得以全身而退:“我觉得政府依然认为我做的东西就是动画片,小孩玩意。”这种错误的认知是皮三乐于去拥抱的,尽管他又说:“动画片是描述我们国家荒谬之处最现实的方法。” 不久之前,皮三再一次回到了他那堆满纸板的小屋里,他说:“我觉得还有几个故事没有讲完。”他已经设计好了几个新的哐哐故事框架。下一个主题是什么呢?皮三闪过一丝微笑:“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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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欧莱雅女掌门丧失家族财富控制权

法国女首富、现年88岁的欧莱雅(L’Oréal)女继承人利利亚娜•贝当古(Liliane Bettencourt)在与亲生女儿弗朗索瓦丝•梅耶尔-贝当古(Francoise Meyers-Bettencourt)的三年艰苦争斗中输掉了官司,失去了对自己150亿欧元财富的控制权。 法国一家法院周一裁定,利利亚娜不再适合管理其家族财富,其中包括利利亚娜在其父创立的全球最大化妆品公司持有的31%的股份。邻近巴黎的Courbevoie法院的法官判决,这位女继承人应接受其家人的监护。 利利亚娜的律师们立即表示,他们将会提起上诉——尽管上述判决已即刻生效。该判决意味着,被医生诊断患有“混合型痴呆”和“中重度”老年痴呆症的利利亚娜将被置于其女儿和外孙的监护之下,女儿和外孙将负责管理她的财富和财产。 上述判决还意味着,利利亚娜将失去自己在欧莱雅董事会的席位,并不再领导这家家族控股企业。 虽然母女二人之间的个人冲突越来越公开,但二人都反复表示,贝当古家族对欧莱雅有着深厚的感情,愿意继续支持这家化妆品巨头未来的发展。 法国政府尤为担忧的是,如果贝当古家族将持有的股份出售,而持有欧莱雅29.6%股份的瑞士跨国食品企业雀巢(Nestlé)决定行使优先购买权,则贝当古家族的冲突可能最终会削弱欧莱雅这家法国化妆品行业的冠军企业。 迄今为止,雀巢还没有表示想如何处置(增持或减持)所持欧莱雅股份,而是在较长时间里采取观望态度。不过法国政府已开始担忧,如果雀巢最终取得了欧莱雅的控股权,该化妆品集团的决策中心会不可避免地迁往瑞士。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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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余华:叶公好龙

核心提示:”我不怀疑我们的政府真的想纪念辛亥革命,只要这些颂词仅限于装饰就好。” 原文: Fear Of Dragons 作者:余华 发表:2011年10月7 本文由独立译者”kinglee”提供初译,”译者”的志愿者为本文作了二次校对 【”译者”志愿编辑配图 图片来源:网络搜素】 北京―― 曾闻,有叶公者,好龙成癖,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 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当我观察中国的”辛亥百年”纪念活动时,不由得想起了这个”叶公好龙”的故事。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爆发的一系列起义。它最终颠覆了清廷,一举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制;这次纪念活动已于本周一结束。政府喜欢搞这种盛大庆典,前提是这必须由它发起,并由它掌控。而一旦任何真实状况浮出水面,哪怕只显出了丝毫端倪,它就恐慌了。 结果,庆祝活动与其说展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如说表现出了北京政府如何惧怕改变。被阉割的纪念试图分散人们的视线,而闭口不谈辛亥革命带来的脱胎换骨的影响。 “中山装”的回归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更多的人称之为”毛式夹克”;而这种服装实则由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设计。不过这件特殊的中山装有14英尺高,扣子就有5英寸之巨。时值百年纪念,这套中山装在全国各地巡展;同时这套衣服也会递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供其收录。另一个例子是郑州一尊高达80英尺的石雕,雕刻的是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其基座就占了8000平方英尺的面积,会被用来作为可容纳600人开会的会议大厅。 还有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图片展,名为”中国在发展,1911-2011″。本次展览声称反映了中国在过去100年的发展轨迹,却没有”大跃进”,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天安门事件”。 也许,我们不应感到意外。中国的历史从未对民主主动敞开过大门。正如辛亥革命表明的那样,民主只有在砸开了大门之后才得以进入中国。知识界的启蒙接踵而至。1912到1927年也许打上了20世纪中国最自由时代的烙印。在那属于社会运动和言论自由的时代,百花齐放的政党和组织在社会中各展身手。而今天,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不过是共产党的帮衬而已。 早期的民国时代的自由没能持续多久。在襁褓之时,它们便遭扼杀。随着孙中山的去逝,其主张的指导纲领和分权思想也随之而去。在1911年,中国甩掉了”家天下”的帽子。但是,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之后,中国又在1949年披上了”党天下”的新装。 随着百年纪念的临近,许多中国人不禁遥想,假若那处于萌芽期的民主得以生根发芽,时至今日,中国又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呢?回想晚清的腐败,还有辛亥前夜的紧张气氛,他们看见的仿佛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和不平等的镜像。 更有甚者,在网上发出这样大胆的评论:”值此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期待另一次彻底改变现状的革命。”北京政府意识到了危险,加之近些年来一系列社会冲突不断出现,它于是采取了强力措施避免任何有关民主或革命的讨论,不论涉及到的是席卷中东的自由浪潮,还是关于中国自身的评论。当今年春天,在北京召开”两会”的时候,政府增强了警力部署,警察们昼夜不停地在十字路口和主要商业大街巡逻。政府不惜财力,动员了75万人进行社区监视活动。 19世纪末”改良派”的核心人物梁启超曾经说过,清廷防卫动乱的措施绝对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明。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政府依然是防范公众抗议方面的集大成者。所以,我们的官员只是在表面上纪念辛亥革命。他们声称庆祝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则庆祝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辛亥革命的诞生之地――武汉,警察得到指示,在8月27日到10月10日之间,要加强巡逻的力度。除了几千执行巡逻任务的官兵之外,100名武警和200名配有冲锋枪的特警也被分配了巡逻任务。二十五万个摄像头不分昼夜,24小时不停地监视着每一个角落――这些都在”为百年纪念创造和谐环境”的名义下发生。 我不怀疑叶公真的爱龙,只要它们仅仅是装饰而已。我也不怀疑我们的政府真的想纪念辛亥革命,只要这些颂词仅限于装饰,或不过是让屋内显得器宇不凡就好。 余华的最新作品《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将于下月出版发行。此文由Allan Barr译自中文版。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余华:5月35日的精神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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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温州老板“逃亡”背后的困局-

中国温州——最近,当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Aomi Fluid Equipment)的老板为该公司300名员工提供到离公司三个小时车程的山区度假胜地进行为期两天而且费用由公司全包的旅游时,员工们都很高兴。 公司老板孙福财——或人们所称的孙老板——坚决要求工人们参加此次旅游活动,不去的员工都将被罚款200元(约合30美元)。几乎所有的人都去了。 只有孙老板没去。 但员工们度假回来后,发现工厂里的设备全被搬走了,孙老板也逃跑了。谈起这家工厂时,前奥米工人李和英(音)说:“整个工厂人去楼空,就像打仗时发生的事情那样。” 后来得知,孙老板欠下了放高利贷者数千万元。由于政府运营的银行一般只会贷款给大型国企,中国许多私营企业通常向这类地下放贷者寻求贷款。 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有所放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发现自己正步孙先生的后尘——无法偿还在这个国家方兴未艾的、不受监管的地下借贷网络中利率通常可高达70%的债务。据投资银行瑞银集团(UBS)估计,这种非法的放贷金额一年就高达6300亿美元左右,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10%。 当地政府的一份报告称,在最近几个月,至少有90名企业老板因为负债累累并濒临破产而从这个位于上海以南、离上海只有一个小时航程的海滨城市失踪。 不管是出于对黑社会性质的强制放贷者的恐惧——他们通常采用绑架和断腿等手段,还是出于对有辱门楣的恐惧——那是在中国对自身的严厉惩罚,温州一些失踪的老板已经躲藏起来,或逃到了国外。 据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在最近几个星期,该市至少有三名企业老板企图跳楼自杀,其中两人死亡,另一个摔断了一条腿。 在一个以其精明的企业家著称的城市里,企业巨头们仓皇而逃的消息已经让人们感到忧虑:私营企业——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可能正在降温,同时还曝光了该国众多中小型企业所依赖的高风险且不受监管的金融体系。 “一直有人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逃跑,”温州银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Wenzhou Yinfeng Investment & Guarantee)总经理王悦才(音)说,“但最近形势恶化了许多。”当小型企业幸运地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时,该公司向银行为其提供担保。 上周,温家宝总理和包括该国央行行长在内的众多高官访问了温州,承诺让国有银行向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并打压那些收取高额利率的地下放贷者。 星期三,中国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通过减免税收和新的信贷额度帮助小型企业的措施。 毫无疑问,北京方面担心类似的问题会在该国的其他地方出现。 “这种事不仅仅发生在温州,”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任教的常春(音)(疑为该校执行院长张春——译注)说,“一些公司从国有银行贷款,再把这些钱放贷到地下市场。许多人都在干这种套利的勾当。” 然而,控制高利贷者并非易事,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活动太猖獗了,还因为这种借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自身的银行政策导致的。 在以制笔商、纺织品生产商、大型香烟打火机工厂闻名的温州,企业主抱怨说,他们如今正因通货膨胀和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而勉强生存。但他们还提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信贷紧缩政策。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温州的大多数银行贷款都贷给了大公司,或投入到了政府支持的项目中,这使得规模更小的公司贷款愈加困难。 “这种非正式的借贷方式因信贷紧缩而加剧,而信贷紧缩使得向官方银行系统贷款变得更加困难,”居住在香港的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王涛说。 与此同时,像中国各地的情形一样,政府在家庭银行储蓄账户上所定的利率太低——大约仅相当于当前6%通货膨胀率的一半——这导致人们寻求其他办法让自己的钱增值。 许多家庭将他们的钱集中起来成立了地下借贷联营组织——那些钱就是将像孙老板这样的借贷者控制在他们手中的贷款的来源。当地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90%的温州家庭都在这样的借贷联营组织投了钱。 只要中国经济以11%的增长率快速发展,小型企业就能指望揽到足够的生意,以便提前一两步准备应对地下债主(催债)。但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 如今,为了响应政府强制实施的抑制通货膨胀及释放房地产泡沫的措施,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有所放缓,预计到年底将降到9%,温州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企业正被置于不利境地。 瑞银集团的王女士说,经济放缓和出口削减会给中国许多小型企业带来伤害。温州小型企业协会在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温州的36万家中小企业中,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企业因资金短缺而停工。 在奥米公司,本周接受本次采访的前员工说,像温州 其他 许多老板一样,孙先生不单单是从地下放贷者那儿贷款,还将自家公司的资金以高利息借给其他私人企业。如果给向他贷款的任何一家企业倒闭,那将甚至更加使他陷入困境。 “他做了一些金融生意,”在奥米倒闭不久前从公司辞职的前高管丁守宇(音)说,“但后来都打了水漂。” 其他的工人说,生产阀门的奥米公司当时还算景气,孙老板逃跑时公司还在赶货。他们说孙老板欠了他们100万元(约合15.7万美元)工资,这笔钱后来由当地政府支付了。 本周早些时候,就在温总理访问该市之后,孙先生和其他几个在最近逃离温州的商人与当地政府达成了一项让他们返回温州协议。 市政官员没有公开与孙先生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会帮助奥米(度过难关),也会确保孙先生的安全。 他需要这份声明提供的保障。几天前,温州当地的报纸报道称,七名涉嫌“使用暴力手段收债”的人已被逮捕。 星期三或星期四都没有在孙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他,他也没有接听电话。但在新华社星期二发表的对其进行的采访中,孙老板表示,他向银行和私人借贷者贷了几百万元款,利息“越滚越高”。 他还说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危险。  “我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也被债务逼傻了,最终被逼得出走。”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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